[摘 要]“实干家”熊希龄一生不以诗名却留下了数量不菲的作品。熊氏诗学所呈露的意义一直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传统士绅作为核心关怀的人格养成与情性化育理想自然而然于诗学世界中丰沛流溢并进而反身润泽其精神质地。本文试图通过这一诗之世界展开熊希龄生命境界的深度视角，这对于了解其一生的教育理念尤其后期创办“慈幼”的教育旨趣，相当重要。
　　[关键词]熊希龄;教育理念;慈幼;诗词
　　[作者简介]秦燕春（1973-），女，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29）。
　　
　　前言
　　熊希龄（1870-1937）紧凑忙碌的一生中充当过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许多要角。1898年“湖南新政”年少气盛的熊翰林是核心骨干，“戊戌政变”后被革职交职官严加管束，他也尽力襄赞地方专注实业。1903年经赵尔巽（1844-1927）保举复出后
　　周秋光：《熊希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1-134页。，更高调参与了晚清民国“易代之际”的关键时刻：随使出洋、暗中组党、积极立宪、东北善后、清理财政，直到翊赞共和。1913年8月受命出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算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却短暂仓促祸乱丛生，经历了“热河行宫盗宝案”、受袁世凯胁迫签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令后，仅仅维持八个月，1914年2月就在一片羞辱声中辞职下台。这位视“保全名节”如“八十老翁过危桥”
　　《批评其不识大体致寿峰三弟捷三七弟函》（1910年3月9日），熊希龄：《熊希龄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的传统儒士的内心苦涩可以想见，他并非没有预感到自己“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1913年7月17日《致袁大总统电》），
　　致袁世凯辞任命电，上海《时报》1913年7月6日（要闻），转引自周秋光：《熊希龄传》，第304页。这场折腾还是又带上了些“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者特有的悲壮色彩。1917年1月5日致赵凤昌信（1856-1938）中有谓：
　　弟以庸才，躬丁亂世，辛亥为公责以大义，不得不勉效驰驱，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般迁就，冀其统一寰宇，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几濒危险。择木之智，不如少川远矣。
　　少川即唐绍仪（1862-1938）。文见《熊希龄集》（六），第5页。
　　1914年辞去国务总理及财政部长后，熊希龄与民国政坛渐行渐远，转身继续他早年热心亦擅长的教育工作，生命后二十年更成为一个专业慈善家。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平民教育之外，1920年10月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收孤贫儿童的“香山慈幼院”的成立让熊希龄投入了余生大部分精力。在一波接一波的天灾人祸战火纷飞面前，熊希龄一秉其“傻干”“硬干”“穷干”精神埋头“实干”。
　　价值判断与道德观念经常陷入混乱的清末民初时局对熊希龄这种实干心性其实很不利。他不仅经常要背上些莫名其妙的骂名，也似乎因此很难有舒舒服服施展拳脚的余地。叶景葵（1874—1949）著《凤凰熊君秉三家传》认为他“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
　　熊希龄：《叶景葵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页。是为平情之论。
　　因为“无可如何且洁身，保全人格作诗人”
　　熊希龄：《题画菊》，《熊希龄集》（八），第841页。的现实无奈，一生自负“办事”而无意文学的熊希龄居然留下了不算单薄的诗词作品，生前刻印《双清集》，至于朋友都会刻意提醒这位“实干家”不要吟风弄月、搁意于诗。
　　熊希龄：《双清集》葛毓芝（1857—1942，字养田）拜题四首之四。熊希龄当然没有玩物丧志。
　　身为文字功底深厚的翰林学士，熊希龄如果试图红牙檀板并非没有机会。但他的诗词就是他的性情呈露，一生一以贯之。无论“诸葛功名，伏波意气”（存世最早词，1891年《辛卯马王城怀古》）的有为青年还是“当年事，合约条条都误。金汤之险谁顾。岛夷出没烟波里，万里重洋可赴”（1892年《摸鱼儿·壬辰烟台》）的壮志激扬，熊希龄：《熊希龄集》（一），第20-21页。作者一生的命运似乎成了《念奴娇·甲午谒史忠正公墓》的寓言：
　　休问得失与亡，只期一死，便了平生矣。费尽千辛谋半壁，都已付之流水。算不由日，尽其在我，大抵皆如此。忠魂何处？夕阳衰草无几。
　　熊希龄：《熊希龄集》（一），第35页。
　　熊氏诗词整体风格稳健端庄，七律尤工整，但他显然不在艺事上太花心思，早年还自谦称“本无学术，只管办事，不知其他”，
　　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1898年7月15日），《熊希龄集》（一），第96页。或者因此熊氏诗学所呈露的精神意义一直未有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与重视——一位传统中国老派士绅特有的价值关怀，作为核心与基要的人格养成与情性化育，自然而然于诗学世界中丰沛流溢，并进而反身润泽其精神质地。进入这一诗之世界，对于理解和丰富熊希龄的生命世界、尤其后期致力“慈幼”的精神旨趣，其实相当重要。
　　一、为何是“慈幼”
　　一生以其特有的实干精神以各种形式锲而不舍救国救社会的熊希龄，贡献最为卓越者最终还是落实在了慈善教育。甚至对于教育他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破坏原为建设初”，对于清末民初最先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儒者而言，现实的业力汹涌远远突破了他们的精神预期，例如民初新进政治人的教育素质令他深感意外，“瓦釜雷鸣钟毁弃，不堪重读老人书”
　　熊希龄：《题顾子用所藏马相伯先生序稿》，《熊希龄集》（八），第837页。，连教育也都已经很难维系他们曾经熟悉的理想了。1918年《题顾端文试卷》中熊希龄直接抒发了时代变迁导致的儒门德育的价值失落：
　　科举何尝少大儒，东林正气见遗书。国亡尚可存廉耻，太息今人更不如。 　　熊希龄：《熊希龄集》（六），第998页。
　　《题段芝泉赠相》中熊希龄叹息的是“这一代人”的用心良苦：
　　虽然政策失人心，毅力能当大节临。爱国不为群所惑，岁寒松柏更森森。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843-844页。
　　能在拜谒岳飞庙时直叹“当时若抗班师诏，必启军藩割据心”，“屈死甘心不背恩，军人守法庙堂尊”，
　　熊希龄：《岳王庙》，《熊希龄集》（八），第836页。熊希龄当真被民初的军阀混战伤到了。1919年因为调停“南北和谈”失败被指为“五四运动”的幕后推手更令他伤心宣布：“迩来厌倦政治已达极点，且深觉世界虽变，人心不变，政治社会均属罪恶之薮”。
　　熊希龄：《声明退出和平期成会不再过问政治致和平期成会联合会电》（1919年5月17日），《熊希龄集》（七），第179页。有此大失所望，熊希龄急流勇退离开政坛，终其余生成为一个职业慈善家与社会教育家，尤其特重转化人心的情性之教，也就很好理解。记者黄远生（1885-1915）尝论熊1914年辞去总理的原因，大体是公允之断：
　　彼以数月经验之所得，实渐驱其理想陷于悲观，而其人虽有种种批评，但自其本质言之，实亦不失为自爱其鼎之贤者，良心自觉，决然竟辞，而总统制之问题，乃益促之短命也。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4，第15页。
　　叶景葵亦以熊氏此辞为“来去清白，有古大臣风度”。
　　叶景葵：《凤凰熊君秉三家传》，《叶景葵杂著》，第277页。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之前熊希龄已经再三表示要“归隐深山，奉母终养，不再与闻世事”，然“环顾桑梓，老弱流离，此心终觉不忍”。
　　熊希龄：《请商请中央顾全大局罢兵休战致张一麐电》（1916年4月19日），《熊希龄集》（五），第416页。他为何“放不下”？十年之后在《丙寅十月二十九日为淑雅夫人五十初度赋赠》（1926年12月3日）这一长篇叙事诗中方才一吐胸襟。从“我生忧患中，失意常八九”到辅助妻兄朱其懿（1846-1910）办教育时得以“湘中教育史，无能出其右”，直至“丙申丁未年，立宪腾众口。随节赴欧美，考察谋强富”，熊希龄认为在清末民初一系列令人进退两难的政治抉择上自己还是热衷入世，甚至不如生性英锐果决的妻子来得更有智慧：“壬子和议成，群雄将入縠。君能测未来，劝我勿相就。我不听君言，蹉跎至癸丑”，结果“国会告成立，被拥权紫绶。君复电阻云，后辙勿再覆。余志在澄清，反为操莽嗾”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858-859页。壬子即1912年，癸丑即1913年。。他不是不懂得，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此刻仍然必须选择“澄清宇内”的有为法，这是传统之“士”的宿命。
　　熊希龄自知一生皆在逆流而动，“历尽冰霜气未孱，晚霞天半拥朱鬟。可怜世界皆成紫，独有孤山不改颜”（《为叔通画朱菊并题》），却至老豪气不衰，“奋斗艰难已半生，斩蛟射虎气纵横。回思三十年前事，梦里犹闻击楫声”（《题三十年前照片》）。
　　两诗均见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843页。于此必须考虑到他独特的近代湖南气质，所谓学必“经世致用”，“龄本草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以争，惟有以性命从事”熊希龄：
　　《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1898年7月15日），《熊希龄集》（一），第103页。，乃至“实际能医读死书，古人曾有带经锄。埋头硬干和穷干，怯弱身心病自除。”熊希龄：
　　《甲戌八月廿五日平民教育促进会景慧中学校纪念熊朱其慧夫人寄赠》（1934年10月3日），《熊希龄集》（八）。熊希龄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放舍过“天下”。翰林出身的传统儒者依然有在现世事功中成就主体人格的强烈的真实的愿景，所谓“不重文章重人格，典型犹在有遗哀”
　　熊希龄：《题陈菊园先生书院课卷》，首句为“漫言科举得人才，相业都从论语来”，《熊希龄集》（八），第833页。，“功名虽重同尘土，人格完全乃可称”熊希龄：
　　《岳王庙》，《熊希龄集》（八），第836页。，养成“人格”一直被他视为无论践行教育理念还是改善社会环境的最重要标准。
　　《丙寅十月二十九日为淑雅夫人五十初度赋赠》诗中可见，1916年之后“自此謝轩冕，不复离瓮牖”的熊希龄是被社会需要推着走，他最终选择了慈幼，毋宁说也是慈幼选择了他：
　　此时北五省，洪水若昏瞀。次复遭旱荒，困毙及牲畜。群雄置罔闻，燃煮泣萁豆。十年九战争，乌合若鸟兽。朝客夕为囚，昨仇今复友。名与实相离，言与行相缪。饿殍群在野，肥马乃在厩。丁巳至丙寅，乱极谬复谬。余以不忍心，治水功稍奏。君以红十字，救护绩屡懋。外则至欧美，内则至遗胄。惜乎力太微，挂一恐万漏。东扶西又倒，此起彼又仆。头绪纷纭中，幸乎得君副。有事相筹谋，有过相绳纠。两非幸运人，直一患难偶。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859页。
　　天灾人祸迭加中国，祸不单行的是在熊希龄看来，不仅发生在大地上的内战不过乌合之众争权夺利，人与人的关系也演变成尔虞我诈朝秦暮楚。传统文化特为看重的名实、言行等人格修养的关键趣向一例遭到践踏。即使在作诗当年（1926），因为“环顾全国中，兵士尚甲胄。老弱转沟壑，何忍具杯酒”，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860页。连为妻子正经祝寿都于心不忍，儒者情怀促令他成了杜工部的同道，看不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惨痛。之前1918年重阳节携家人登高他就无法有悠游独乐的享受的心思，因为“独把茱萸看仔细，年年端为避灾忙”，“欲就落英持紫蟹，那堪浩劫泣红羊”。
　　熊希龄：《戊午重阳日挈家游香山登高赋此志感》（1918年10月13日），《熊希龄集》（六），第873页。兵荒马乱的生民流离在熊希龄不足古稀的一生基本一直都在持续。他日常生活的具体感受就是“头绪纷纭中，挂一恐万漏。东扶西又倒，此起彼又仆”。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859页。
　　关于不再参与彼时愈演愈烈的军阀政治熊希龄是毫不动摇的，《戊午（1918）和赵式如双清别墅原韵》中他视此退步抽身为具有自知之明的急流勇退、壮士断腕之举：
　　树色山光雨后匀，长松不改四时春。双泉石上揣流急，似策当机勇退人。
　　一丘一壑一池泓，日日松声杂水声。消受清闲甘老拙。此心尚有自知明。
　　熊希龄：《熊希龄集》（六），第997页。
　　1925年《寿赵次老八十生日用画舫朱氏原韵》再次表达了自己绝不与时合污的决心：
　　末劫谁能扫群魔，云生辽海蜃楼多。筹边伟略思充国，教子名言记伏波。勇退急流登彼岸，悟参静性识恒河。洛阳纵有耆英会，怎乃尧夫懒出窝。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780页。作于1925年。
　　同年作《乙丑寿罗通甫五十》还是重弹此调：
　　不事王侯见节操，洪流天下任滔滔。梅妻鹤子神仙福，莫管霜寒入鬓毛。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786页。
　　对熊希龄而言，一生必须保有节操是固然，“神仙”之福他却从未享受到。退出政界乃至实业都绝不意味着放弃责任。他一直在各个领域埋头苦干，更时时都在努力体现一种“忘我”的精神，探索一种以“无为”“出世”之心行“在世”“有为”之法的可能性。1918年《戊午旅行江南题栖霞寺天女散花图》显示了自己投身背负苦海的决心：
　　扰扰何时见太平，众生苦痛已非轻。原凭妙手回春力，不治维摩治众生。
　　熊希龄：《熊希龄集》（六），第998页。
　　四年之后香山慈幼院成立有日，《游森玉笏》（1922年5月）再次重申这一发愿：
　　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惟念众生无限苦，万松深处一维摩。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36页。
　　虽处居家而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却常修梵行的维摩诘居士是他追随在心的表率。如何处相不住相、对境不生境、直心正念真如、亲证平等实相，这应该是深喜佛教的熊希龄最看重的。1927年《题卓君庸〈自青榭〉集》直呈了自己心甘情愿的“不忍”与仆下身子的付出：
　　结庐香山深，原拟避世乱。反以世乱故，良心不忍见。欲民出水火，奔走弗辞倦。托钵贵族门，乞醢邻人闬。春秋多佳境，于我如冰炭。屡过自青榭，未尝入门看。
　　看到卓君庸（1886-1977）现在能够不再孤芳自赏囿于“自青”，而是走出“小我”走向社会，熊希龄渴望有一天香山可以“青色满村艳，润泽同普遍”：
　　近来屡助我，博施常不厌。乃弟亦热诚，努力同患难。即此养志堂，亦为锡类劝。有邻德不孤，分惠古所赞。富者贫之托，不足补以羡。贫富苟不平，自为社会患。群众苟乏食，即富难独餍。君能惠此乡，乡民均恋恋。愿此自青榭，青色满村艳。与彼第一泉，润泽同普遍。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136—137页。卓君庸即卓定谋（1886-1967），现代章草大家。
　　这无疑是维摩精神的具体与落实。这不能“放下”更是不肯“放下”，是儒者的“民胞物与”，也是佛门的“大乘菩萨”。因为“彝师、泽老均已化去，仅余鄙人，奔走道途，一事无成，殊有愧于作者矣”
　　《告知旅途情况致朱淑雅夫人函》（1915年9月1日），《熊希齡集》（五），第303页。，对于他所继承的传统而言“神州袖手”都是无法接受的逍遥，他一定也应该继续“有为”，即使这“有为”需要不断调整、经常饱受委屈。他数载斟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慈善与幼教最不容易引发最令他感到沉痛的道德焦虑：
　　赤子何辜失所天，文王仁政此为先。更将教养求新法，民族才能达健全。
　　礼云天下以为公，子子无分是大同。各集良方供讨论，总期幸福到儿童。
　　《题扇诗》“民二五·八四青岛全慈大会，以扇题到会会员，题此赠之”，《熊希龄集》（八），第840页。应该说，在熊希龄的慈善思想中，救济只能救人之身，慈教却可救人之心、慈幼更可救人心之先决，是很笃定的。参阅曾桂林《殊途同归，善与人同：张謇与熊希龄慈善事业之比较》，《社会纵横》2011年第3期。
　　“年愈幼则气质语言较易变更”
　　《湖南时务学堂大概章程》，《湘学报》第25册。，“从娃娃抓起”对于情性化育毋宁是极有优势的。
　　二、如何能“慈幼”
　　熊希龄生命最后二十年操持慈善幼教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藉着实干精神他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这些具体历程相关研究已有充分呈露。
　　参见周秋光《熊希龄传》中的相关描述。本节聚焦熊希龄“慈幼”事业的精神导向——“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教学中情性化育思想是如何通过诗词创作流现并流布的。
　　熊希龄对“家”之意义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身为长子一生竭力护持家族，也得益于原生家庭给予他的教养，所谓“老辈勤俭之风，真为国宝，余等晏安之罪大矣”。
　　熊希龄：《告知旅途情况致朱淑雅夫人函》（1915年9月24日），《熊希龄集》（五），第305页。香山慈幼院“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办学宗趣跟他认为家庭气氛对人格养成具有深刻作用相关，“蒙养立其根基，故嬉戏亦须具有教育宗旨”，
　　熊希龄：《慈蒙新课本序》，《熊希龄集》（八），第274页。作于1928年。特别是母教：
　　凡欲得良好之子弟，必须有贤明之母教，母子情感出于天性，随时随地随事皆可注入慈训，故贤母实为幼稚教育之第一要件，因其情感之深，相依之久，朝夕熏陶，易于同化也。
　　熊希龄：《香山慈幼院发展史》（1927年6月），《熊希龄集》（八），第37页。
　　只有成功的家庭教育才能导引出成功的国族担当：
　　《传》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古之圣贤豪杰能卓然自立，有功于社会国家及世界者，咸由于家庭教育之功。《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末先后，罔不然也。 　　熊希龄：《闽县卓芝南先生暨德配曹夫人七旬双寿叙》，《熊希龄集》（七），第889-890页。
　　虽然罕见熊希龄正面批评1919年前后发起的这波“新文化运动”，但这位晚清新政曾经最勇锐无惑的老“运动员”于此的实际批评恐怕无所不在：
　　近年国人浮慕文明，偏重物质主义，对于精神教育，弃之不顾，虽学业技能皆有所长，而于人情物理，毫无常识，即饮食、居处、言语、动静、应对、进退之间，亦觉其杂乱粗鄙，无秩序，无条理，无轻重，无缓急。
　　熊希龄：《慈蒙新课本序》，《熊希龄集》（八），第276页。作于1928年。
　　为此他不仅在慈幼院日常运作中以“家庭”样式安排教养员与儿童的关系，
　　参见1930年1月1日为天津《庸报》所撰儿童教育特刊词，《熊希龄集》（八），第373—381页;1932年1月20日《在上海中华慈幼会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词》，《熊希龄集》，第470—474页。便于“以师保为父母，随时随地随事皆应施以家庭之相当教育，而后可免近日学风之缺点”;
　　熊希龄：《慈蒙新课本序》，《熊希龄集》（八），第276页。作于1928年。逢年过节更组织家庭聚会：“壬戌中秋集两院儿童于广场，赠以果茗，庆此良宵，诚盛会也”，告诫群生“儿辈须知群最乐，人间无此大家庭”。
　　熊希龄：《壬戌中秋月夜赋诗》，壬戌当为1922年，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84-585页。甚至设定自1935年始每年7月7日为慈幼院的“回家节”。
　　他一生奉持的“人格教育”依然故我，“养全他的廉耻”成为慈幼的核心，
　　1922年6月《香山慈幼院创办史》“以往的经验和效果”。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62页。“我想体罚的事总是最下乘，孩子们挨惯打的，脸皮也厚了，廉耻也忘了，此后便没有法子去加重，总是用种种善诱的法子好”。
　　1922年6月《香山慈幼院创办史》“现在的缺点”。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67页。从第一学期“因孩子们在家时少教育，习惯多是粗野的”而“取严格干涉的主义”，到第二学期“孩子们有点知识，我们即放宽些，渐渐向活泼方面去行”，再到第三学期“大的孩子们长进很快，简直许其自治了”，
　　1922年6月《香山慈幼院创办史》“历次改革的办法”。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59页。熊希龄一贯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依然彰显。他细致地观察到“孩子们有点偏在读书一方面，做事时有点不敏捷，不会想主意的毛病，所以仿照南高的办法，主张用设计的教育，凡事要他们自己计划”。
　　1922年6月《香山慈幼院创办史》“历次改革的办法”。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59页。从对“学生自治会”的效果深感满意可以看出，
　　1922年6月《香山慈幼院创办史》“以往的经验和效果”。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64页熊希龄依然是那个晚清时期最乐于和西方对接的新锐的现实派。
　　香慈第一次“回家节”熊希龄专门赋诗，其二即明确凸显了“学校家庭社会”的血肉关联：“漫言桃李在公门，教养全蒙社会恩。念念勿忘同类苦，牺牲私利始能存。”熊希龄：《回家节赋赠诸生》，《熊希龄集》（八），第690页。1936年第二次“回家节”他再次强调：“大家应化小家私，国尔忘家共勉之。珍重一言期努力，天涯挥泪寄新诗。”
　　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第二次回家节纪念日而作》（1936年7月7日），《熊希龄集》（八），第708页。“大家小家”的辩证关系熊希龄一生念念于心。写给儿女的诗词中也时时不忘教诲：“国危累卵，苟延残喘。此仇须报，勿家为念”，“但觉人亡邦自瘁，须知国破家何有”，“愿辛勤为国效驰驱，存三户”。
　　熊希龄：《满江红·送霖儿赴沪，筹航空事业》《满江红·题谢皋羽西台恸哭处》《满江红·送霖、香夫妇赴欧》。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829、834、831页。
　　熊希龄生性温厚笃实，个体情性化育的具体关切同样体现在他赠给儿女的诗词中。1927年4月3日长女结婚他写下《赠芷儿与霖婿》，谆谆教女之意细致入微：
　　古人重婚礼，妇顺为要点。顺则内和理，家乃可长远。由家推之国，和顺系治乱。近人误解此，谓顺为卑贱。傲慢起争执，嘉偶变成怨。人类本互助，亦以和顺断。矢引于夫妇间，岂可有高慢？今汝加笄日，举此以为勉。汝当幼稚年，性情已淑婉。……愿汝以所长，不厌而不倦。成立好家庭，为世之模范。余尚有一言，汝当时在念。男性多坦直，疏略或不免。女性多静细，察察以为判。每于细故间，因疑起滋蔓。彼此多谅解，乃可少此患。爱极必求全，过求反生恨。亲极必多虑，过虑反生惮。少年伉俪中，往往缠此茧。汝量甚宽容，尚无女性短。必能与汝婿，故敬等鸿案。慎勿视和顺，误作卑屈看。须知父母心，始终为儿算。今往送之门，既喜复恋恋。倚门赠此言，祝汝双星灿。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6-7页。
　　他很传统，依然看重“妇顺”的美德;但他又很现代，甚至从心理学角度提醒女儿男女性格性情各有差异，应该体谅周察勿要作茧自缚;他也依然看重只有美好的家庭才能成就社会的模范这一核心观念。
　　1928年侄女生日他写下《戊辰寿马温侄四十生日》。重申“贤母良妻”的时论之外更强调“蒙养”与“母教”的关系。翰林出身的“前清猾吏”（激进民党攻击熊氏的特别称呼）甚至对女性做出了社會学意义上的充分尊敬：“家事即职业，工作独女负。男实依赖者，是言诚不谬”。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261页。且这并非唯一一次。1929年他亲自撰写《醉桃源·慈幼院女校上工歌》中也充分表达了这一思考：“一家生活女当冲，男儿何有功？亲井臼，习烹缝，尤须薄记工。”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369页。甚至为妻子五十寿辰写下的贺诗也充满甜美的谦退，毋宁也是对女性一种特别的尊重： 　　幸君胜丈夫，志大非筲斗。平民广教育，千字医文瞍。普度及众生，其泽弥宇宙。较我香山业，我仅一隅囿。大小事悬殊，我实不胜忸。君尚猛精进，而我已衰朽。糟糠毋相忘，老作同心藕。
　　熊希龄：《丙寅十月二十九日为淑雅夫人五十初度赋赠》，《熊希龄集》（七），第857-860页。朱是“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
　　意义类似和同样感人的还有写给香山慈幼院学生的诗。
　　学生吴廷献长大成人。熊希龄不由忆起孩子15岁刚入学时自己如何耐心观察因材施教。如今少年不负其望，他深感宽慰，送给学生的新婚贺词依然殷重恳切：
　　父母爱汝切，为汝聘佳配。汝当益奋勉，鸡鸣相惕励。勤则善心生，逸则学殖废。忠孝家所传，祖武绳勿替。何况学不足，尤耻躬不逮。譬如沂水舟，不进则必退。熊希龄：《丁卯贺吴生廷献结婚》（1927），《熊希龄集》（八），第137—138页。
　　更令熊希龄甚感欣慰的是，同一年两个在慈幼院长大的孩子居然也联姻了。他写下《丁卯贺明贺两生结婚》，“我校兼家庭，自幼皆习矩。男女别嫌疑，交际守秩序”的教育环境下长大的男孩女孩新旧优长去取中和，在东西文化交汇之间熊希龄似乎一直能够颇为精准地取长补短而避其偏弊：
　　世衰礼法驰，夫妇之道苦。富者畜姬妾，阃内多争忤。贫者少教育，诟谇难与处。及至欧化行，喜今而詈古。不凭媒妁言，不由父母主。交游邂逅间，可以身相许。女为男所欺，男为女所侮。恋爱不几时，转瞬弃不伍。况乃竞繁华，日日事跳舞。夫家月所入，不足供赛赌。利尽则轻离，败者尽可数。以此论婚姻，新旧宜去取。新者过自由，旧者失顽腐。苟能得其平，宾敬乃可睹。庶免夫妇间，交易同商买。我校兼家庭，自幼皆习矩。男女别嫌疑，交际守秩序。贺生心诚朴，明生性和煦。彼此久所知，师长知更普。沈姥为介绍，遂成两良侣。汝等今结缡，当不忘贫窭。俭节以持家，女必亲砧杵。勤工以修业，男必亲机杼。贤母与良妻，儿童之基础。须为好模范，彼此勿龌龊。有此良家庭，不负余所抚。视彼富家婚，岂能乐如汝。叮咛复叮咛，赠言当酒脯。偕老终百年，为汝祈天祜。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138-139页。
　　熊希龄甚至知道自己如上特重“家政”的观点在当时即使“在女子视之，必有以为迂阔者”，他并不否认背后依然具有儒家立场的立政传统。但他自信认为越是到了“将来世界潮流生活程度日益增高”，节俭家政与自食其力越将变得极其重要。
　　熊希龄：《香山慈幼院发展史》（1927年6月），《熊希龄集》（八），第48页。
　　三、以何而“慈幼”
　　熊希龄能写工整典雅的古体诗词。但他意不在此。性格活泛务实的熊希龄并不拘泥于自己的背景与趣味，他考虑到学生未来的就业情况，主张香山慈幼院行白话教育——回思清末“湖南新政”中曾有的类似举措，则熊希龄实是末日帝国曾经最勇锐新进之人。他自己后期也常用白话童谣题画、
　　例如《题画（小双蒂生日）》，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842页。为婴儿教保院撰写白话标语对联，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344—347页。最为典型的则是他甚至亲自用“醉桃源”词调为香山慈幼院的孩子写下《上床歌》《下床歌》《饭前歌》《饭后歌》《上课歌》《下课歌》等系列口语化的歌词。这位按理只会将“玉米”称作“包谷”的湖南翰林居然学会了使用“棒子”这个北方民间称谓！
　　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我们幸福等天堂，精神体魄强。 堂以外，心可伤，穷孩满四乡。如何救彼出饥荒，时时不可忘。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379页。
　　他绝不希望他的孩子们身在福中而忘记社会，因为慈幼院能得以存活于世本身就全靠良性社会养成。
　　熊希龄生命后期对“平民教育”投入甚多，一则配合了清末民初启蒙救亡的时代趋势，二则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的现实压力让这位“务实”的干家不得不先顾吃紧处，完其慈悲救世的一腔关切：他先后创办了北京北洋平民工读学校、湖南平民大学、长沙兑泽学校、孔道学校;1921年12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创办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8月由其夫人首倡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由高居上位的教化者走向全活民命的补漏者，与其说改变的是价值判断，还不如说由于时局凌迫而体现出对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投入与担当。靠什么支持人类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熊希龄对佛教的好感毋庸置疑是他一生強有力的思想支柱，而作为实际取舍，他是佛徒还是儒生或者对道教是否有理趣或实践上的涉入都不是第一要义，关键在于他一直坚信“信道创于前，行慈继于后”“大道得推行，卍帜扬宇宙”
　　熊希龄：《画眉梅寿图寿何素朴六五生日》，《熊希龄集》（八），第825页。的立体的生命价值观，对于“余信仰宗教者”
　　熊希龄：《反对因汽车案与彼方发生争执留谕各院学生书》，《熊希龄集》八，第329页。他从不否认，并曾专门就“重视宗教”问题致函蒋介石
　　熊希龄：《请重视宗教并陈所见致蒋介石函》，《熊希龄集》八，第363—367页。。1923年撰稿《为设立佛教总会恳予批准立案呈内务部文》特别强调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与圆满。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636-637页。1925年9月30日分别作《为中国心灵研究会题辞》和《为养真社题词》运用的也是儒佛汇通的观点。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754页。“法到圆时犹应舍，虚空粉碎有何哀”，
　　熊希龄：《游台山中台》，《熊希龄集》（七），第783页。作于1925年，因为这种信仰的力道，虽然熊希龄的确一生“似遇而实未遇”，民初政局的荒诞不经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但大体而言他埋头“办事”的一生——他有多忙，看其一生存世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各种电报公函最可见得逼真——主调与基调始终都是积极光明、乐观向上的。这也充分见诸其诗。例如1925年作《菩萨顶》： 　　菩萨顶上礼真容，此是东来第一峰。我愿佛施平等法，世人同听自由钟。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784页。作于1925年。
　　他看得透因果轮回，希求冤亲平等，“萁与豆，煎何急。橘鸟与蚌，争何力。便河山破碎，有谁收拾？后浪只推前浪进，循环起伏无时息。愿冤亲平等入菩提，狂澜寂”
　　熊希龄：《满江红·丙寅烟台观海有感》，《熊希龄集》（七），第866页。作于1926年。。1928年秋重游湯山公园接连写下两首《水龙吟》，强调如何经由散财与戒杀偿付业债：
　　莫问兴亡存败，总难逃，贪嗔痴爱。江边橘鸟蚌，巢中鸠鹊，利争为害。华屋山丘，谁能免此，桑田沧海，且放怀身外，千金散尽，了今生债。（《水龙吟·重游汤山公园》）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238页。
　　转眼繁华衰败，更休论，谁憎谁爱。浮云富贵，得之何利，失之何害。佛曰因缘，众生无量，执迷狂海。盼英雄梦醒，屠刀放下，减轮回债。（《水龙吟·再叠前韵》）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239页。
　　《为国家前途就有关问题提出建议致吴子玉函》他最看重的就是战乱杀戮对于人类心性的恶性影响，
　　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880—881页。像这种试图平息战争的信函犹如各种办事电报他一生中不知写了多少。他看得见这人性内在的罪恶之源（“社会滋复杂，治衰俗乃变。人生各有欲，逐欲致争乱”），他也看得明这世界共业的彼此勾牵（“豪强肆兼并，贫弱嗟离散。仇富既悬绝，酿成不平患。将成世界争，宁独吾国难”），他的选择与坚持却始终只有一个：
　　天下皆饥寒，宁能安保暖。佛以慈为宗，孔以仁为本。自利复利他，方可称兼善。
　　熊希龄：《己巳六月和陈一甫五九自述诗》，《熊希龄集》（八），第324-325页。
　　说到底还是何以改造人心、化育情性。《寿钱玉堂先生七十》中所言也正是他自己一生未尝止息的愿力：
　　天下饥荒天下寒，一身温饱岂能安。惟凭不忍行仁惠，大众能生心始宽。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846页。
　　佛教中“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何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凡相虚妄，焉用佳城”
　　熊希龄：《为香山生圹自撰墓志铭》，《熊希龄集》（八），第505页。的基本理则对于熊希龄的生命状态并无消极避世的味道，而是一直向更积极救世的层面转化，此即1932年春《为香山生圹自撰墓志铭》中的宣称：
　　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缘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505页。
　　1937年“淞沪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一生务实年近七旬的老人每天坚持打坐却依然坚守在救亡一线，一如既往做了许多琐碎朴素却人命关天的事：
　　当战事初生时，亦有劝余远走者，余以老病之躯，又无（官守言责，本）可行就安全之地，但以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同仁从事救护工作，设立临时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所（此专指十会而言，其他团体尚有百余所），共救出伤兵千余人，难民十五万人。
　　熊希龄：《谈沪上救护情形致朱经农函》，《熊希龄集》（八），第778页。（）中字原缺，此据手稿猜补。
　　这是熊希龄1937年9月20日身在沪上写给内侄朱经农（1887-1951）的信，时值“八一三”抗战第八天。仅仅两个月后，他遽然病逝香江。
　　四、关于“艳词清福”
　　熊氏暮年以两大壮举再度震惊了世人。壮举之一是1933年妻子朱其慧病逝后熊希龄捐出全部家产成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壮举之二却是“白发红颜”，以66岁高龄续弦子侄辈的毛彦文（1898-1999），还留下生命中空前绝后的一批“情书”。而这正是我们深入熊希龄的情性构成的另外一个绝佳维度。篇幅所限，此处只作简略钩沉。
　　熊希龄性格的真挚细密同样体现在私生活，他终生反对纳妾，他早年在湘中与旧派名士王先谦（1842-1917）、叶德辉（1864-1927）等人冲突的重要原因即在对方“挟妓饮酒，声名甚秽”，“娼优杂处，秽声在道”。
　　分见1906年6月上旬《代湖南留日学生拟恳请撤换王先谦湖南学务议长禀稿》、1906年6月《奏为湖南劣绅把持新政攻击恐酿事变请遴选老成正绅力出维持以专责成折》，《熊希龄集》（一），第208、211页。熊希龄1895年断弦后之继妻为恩师朱其懿幼妹。朱夫人性格严毅而持家能干，在熊氏手撰祭文中有充分反映，
　　熊希龄：《祭朱其慧夫人文》（1931年9月），《熊希龄集》（八），第422-424页。对于笃重伦常的熊希龄而言他和朱其慧的婚姻于传统规约之下是相当理想的结合。
　　实事求是讲，熊希龄垂老暮年和毛彦文结合最初更带有寻觅志同道合“同志”的意味——在他身后继续他和亡妻坚持多年的“香慈”事业。熊希龄认为情路坎坷而又恩深意长的毛彦文“有协助他办理此事的能力、热情与爱心”。二人婚后也是齐心致力于慈幼院的相关工作。
　　毛彦文：《相交半世纪》，《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史》，北京：立新学校，1993年，第112页。但何以诞生了那些和熊希龄绝大多数诗词风格迥异的“艳情”之作呢？这其实要从毛彦文本人的人生与情感际遇讲起。正是经由这段婚姻我们有机会见识到熊希龄暮极有共感共情的精神风姿。
　　毛彦文无疑兼具新女性与旧道德的双美，为人温柔敦厚孝悌仁慈，
　　毛事早年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具体参见《往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中的相关叙述。但这并没有保障她不成为情感与婚姻的双重受挫者：自幼抗婚自主择配的表兄即未婚夫朱君毅移情别恋。朱、毛情变当时成为南京教育界一大新闻，不仅朱君毅的朋友们（包括吴宓）都很同情毛彦文，时任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Mrs.Thurston甚至把朱君毅找去学校善意询问，在得知朱选择退婚的理由是“我现在要的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当时毛已二十六岁）Mrs.Thurston当面痛心指责留美归来的朱君毅“学到的是（美国）黑暗的一方面”。 　　参见《悼君毅》，毛彦文：《往事》，第45、47页。像朱君毅这类“洋学生遗弃结发之妻（包括已订婚的未婚妻）”的现象作为时代潮流当时曾经风靡一时。因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包括戏剧家欧阳予倩（1889-1962）“生平无疾言厉色，事父母姑嫜能孝，待兄弟姊妹能友，处乡党戚友能和，事夫婿尤能贤敬”的妹妹欧阳立颖。
　　周立：《自由离婚下面的新鬼》，《觉悟》1922年8月1日“通信”栏，陈家庆：《镫宵恨语》，《申报》1922年8月31日，第18版。参阅杨联芬：《浪漫的中国》第三章“自由离婚：吊诡的现代性”，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36页。品行类似的毛彦文“被分手”之时得到了社会舆论主流的强力支持。熊希龄甚为能干的夫人朱其慧则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金陵开会之时，（1925年夏）干脆替“太老实”的毛彦文主持公道正式解除了这份名存实亡的婚约，与会者多为当时教育界名流，如张伯苓（1876-1951）、陈衡哲（1890-1976）、朱经农等人。
　　具体过程参见毛彦文《往事》中的相关描述。
　　毛彦文自承因为朱君毅情变事件“从此我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她选择和熊希龄缔婚，最初直感也说不得“幸福”：
　　熊秉三先生因朱夫人已逝世四年，拟续弦，托人向我议婚。当时反常心理告诉我，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年龄，况且熊氏慈祥体贴，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我只认熊氏正人君子，可托终身，至于是否能彼此真心相爱，犹如少年夫妻的热情，便不得而知了。
　　毛彦文：《往事》，第51、69-70页。
　　“变心”“年龄”“仳离”云云，毛彦文犹如惊弓之鸟，考虑的几乎全是安全问题。好在花甲之年的熊希龄彼时意图寻找的也不是纯粹的“爱情”：
　　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其挚爱儿童，可协助吾办理香山慈幼院。她与吾内侄女等同学，从来为一家人，此次经内侄女说合，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
　　毛彦文：《往事》，第63页。
　　熊希龄不仅是清末与民国在政治、实业、教育皆能独当一面的科举能人，就其处理与毛彦文这段感情的方式而言，他居然也像全新的人物——或者我们不妨说，在三纲五常的名目规制之下，传统文化养成的儒者与君子也并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爱的能力”。
　　据统计熊希龄一生目前传世词作仅有64首，写给毛彦文的就有12首，其认真介入与毛氏的感情之后温柔缠绵之态可见一斑。最称“香艳”的自然是结婚满月纪念词，若非道破，谁能相信它出自一位七旬长者之手：
　　缟衣摇曳绿波中，不染些儿泥垢。玉立亭亭飘白羽，同占人间未有。两小无猜，双飞不倦，好是忘年友。粉靥香腮，天然生就佳偶。 但觉万种柔情，一般纯洁，艳福容消受。轻语娇频沉醉里，甜蜜光阴何骤？纵与长期，年年如此，也若时非久，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
　　后该词为熊氏题其自作《莲湖俪影图》，“为慈范堂补壁”，《熊希龄集》（八），第691页。
　　众所周知的是熊希龄早年即已对道佛诸教产生浓郁兴趣。即使夫妇之情，早在1916年致朱其慧函中他也似乎已经勘破。
　　熊希龄：《熊希龄集》（五），第392页。写于1918年的《戊午年香山七夕和赵式如原韵》同样对此溺情有所反思：
　　废织都缘乐胜流，始知织女误牵牛。神仙应悔余痴爱，一念相缠岁岁酬。
　　夜半私盟岁岁同，岂知一夕亦成空。由来色相皆须幻，谁信天河与海通。
　　熊希龄：《熊希龄集》（六），第995页。
　　1922年《题哀弦集》他的态度也势必要“一刀斩断情丝去，此是如来大觉时”。熊希龄：《熊希龄集》（七），第597页。
　　如前所言，熊希龄生平不以诗词名，其志亦不在此，其作品多“偏带衰飒气味”也是公论。
　　熊希龄：《朝野新谭》载姜剑魂语，转引自黄去非：《熊希龄词浅论》，《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关乎佛教理念的谈空说无之作可以说频频出现。如果说基于香山慈幼院的身后事业考虑，青壮年时期即已对佛道教义的出世精神深有好感甚至不乏体证的熊希龄年近古稀仍然选择和毛彦文缔姻尚好理解，那么该如何看待他这些绝非虚情假意的情词书写？我们不妨理解为，蔼然仁者熊希龄此举别有苦心，苦心乃在慰藉情伤深重的妻子。证据即在他的情词本身。
　　1935年2月21日熊、毛联姻12天后共回毛氏家乡，熊希龄写下《江郎山》“江山省亲与彦文谈往事”：
　　山横双塔知城近，石劈山峰插地长。媭水依然清可爱，江郎今已易湘郎。彦文旧稿中有媭水依然、江郎安在两语，故及之。 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同挽鹿车归故里，市人争看说奇缘。彦文旧稿叙及往事，情真语挚，声泪俱下，令人感叹。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680页。
　　如前文所见，朱君毅事件对毛彦文的打击巨大造成近乎无法治愈之痛，生性细腻体贴的熊氏此时处处彰显他对新妻的爱意，他对新妻深于情（即使此情是针对前人之情）的不吝赞美以及自身对这份情感选择的自信果敢;我们毋宁看到了一位立志建立“理想新家庭”的正人君子对新妻的呵护与疗愈——如果我们不去认真追究他的佛道立场，质问他这算不算再次“同溺爱河”了。
　　至少熊希龄确实并没有简单地沉溺“爱河”。即使这次省亲，因为江山上年遭遇特大旱情导致百姓民不聊生，他又顺路赈灾了，筹得赈款三万余元米二万石并兴修水利公路等施以工赈。此举为江山人民感恩戴德，1935年10月书之贞瑉即“甲戌救灾纪念碑”，所谓“幸遇吉人仁声久著，大力盘旋登高呼吁”。
　　周秋光：《熊希齡传》，第527页。他以高龄新婿对待毛氏家人之“亲切”“谦恭”也赢得了时人“交相赞誉”。
　　毛彦文：《往事》，第72页。
　　熊希龄如此高调处理他的暮年新婚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基于他想向世人示范一种“模范新家庭的可能性”——成功的家庭如何对情性之教以及社会国家均有深刻意义。1935年7月7日香山慈幼院第一次回家节，筹备会希望能将熊、毛联姻照片付印“赠与诸生，作为纪念”。熊希龄专门赋诗说的很明确： 　　现代家庭少健全，愿希梁孟以身先。有情眷属皆圆满，并祝妻良母又贤。
　　熊希龄：《回家节赋赠诸生》，《熊希龄集》（八），第689—690页。
　　相较于同时旧式文人熊希龄对女性的尊重态度显得极为特殊，前文已经言及他鲜明提出“家事即职业”这一放在今天也绝不过时的倡议，一位能以劳工平等之见尊重女性的儒者即使放在当下恐怕都是凤毛麟角。1931年朱其慧夫人去世，熊希龄在祭文当中总结了妻子持家的重大意义。据称仅朱家三位兄长先后谢世后就遗下“十七孤儿女”，朱其慧扶持他们“十留学于异域，四毕业于高黉，饮食教诲，咸皆有成”;熊家同样是“服劳奉养，父母所依。椿萱并谢，泣血涔涔。两弟及妇，又后凋零，侄儿男女，养教循循”。至于熊希龄要感叹“以一女子而肩此重任，当亦古今中外之所难能”“我先君死，家尚可撑。君先我死，家乃如萍”。
　　熊希龄：《祭朱其慧夫人文》（1931年9月），《熊希龄集》（八），第423页。
　　与毛彦文缔姻之后，毛氏性格的持重沉稳让熊深感自己“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幼及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奋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
　　熊希龄：《贺新郎·定情柬彦文》（1934年冬），《熊希龄集》（八），第670页。的愿心没有落空，同时天性重情宜家的毛彦文迅速表现为一位让他非常满意的妻子。毛彦文善于炊事。曾在富春江舟中“躬自烹饪，其味至美”，让熊希龄享受到“扁舟权作小家庭。炊烟飞不断，纤手自调羹”
　　熊希龄：《临江仙》，《熊希龄集》（八），第832页。——比较他一生都在忙于维护建设各种“大家庭”，这一幕毋宁也很令他心旷神怡吧。
　　这才有《醉太平·东海道中与彦文柁楼晚坐》：
　　飞霞媚晴，流云幻形。一弯新月争明，比眉青鬓青。 怜卿爱卿，心营目营。愁卿消瘦耽惊，又风声水声。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834页。
　　更有《菩萨蛮·南昌初别寄彦文》
　　东风曾鼓鸳鸯翼，双飞双宿江南北。一万五千时，时时形影随。 忽觉须臾别，滋味愁难说。江案月三更，驚闻双雁声。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835页。
　　这些都是熊希龄诗词中绝难一见的柔蜜情意。他是未免“沉溺”了。这点“沉溺”或者也基于其一生劳顿，如今社会责任略可宽减之后，这位来自旧文化的“新人物”居然有闲情逸致受用一些“自由恋爱”的美好感受吧。1935年秋天毛彦文生日他专门为她画了《菊寿图》，又填词以贺：
　　甜蜜光阴速。正长安，众芳看遍，又开黄菊。暮暮朝朝形共影，忘却半生劳碌，都不管韶华三六。回忆呱呱初堕地，似迟迟留待鸾胶续。两相爱，万般足。 感君伴我忘幽独，对西风，卷帘人瘦，好词同读。但觉百花开尽了，只有此花超俗。可与友岁寒松竹。空谷幽居高士宅，是竹篱茅舍非金屋。长相守，享清福。
　　熊希龄：《金缕曲·菊寿图寿彦文》，《熊希龄集》（八），第835页。
　　他甚至觉得连东汉的大名士严子陵（前39—41）都要羡慕他“浮家泛宅能偕隐，自较先生独钓优”
　　熊希龄：《乙亥九月十日偕彦文夫人登严子陵钓台》（1935年10月7日），《熊希龄集》（八），第694页。。新婚当年重九前一日他们还一起登山，“登高笑指双栖处，偕隐他年在此峰”，
　　熊希龄：《乙亥重九前一日偕彦文夫人游金华北山访双龙冰壶诸洞》（1935年10月5日），《熊希龄集》（八），第693页。却不知国难频仍无常迅速，留给他们的时间与欢乐都已经无多，他们的婚姻因为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突然中风病逝只维持了短短不到三年。
　　结语
　　1930年因好友谭延闿（1880-1930）过生，熊希龄写下《金缕曲·戊辰冬寿谭祖庵五十生日》，称道谭氏“十七年来坚苦事，要全凭旋转乾坤手。容与忍，是首功。末路故人多变节，谁是始终成就？真不负平生操守。”
　　熊希龄：《熊希龄集》（八），第260页。坊间广为流传的熊希龄早年画“木棉花”自题“此君一出天下暖”的故事更像后世针对慈善家生平志业的事后盖棺，未必真实。倒是谭延闿本人写过一首极耐人寻味的《豆花》诗：
　　 自是人间有用身，不矜香色斗芳新。城中何限闲花草，只与游蜂哄一春。
　　谭延闿：《谭延闿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27页。
　　此诗用来形容熊希龄诗词写作的意义与风姿，居然十分允当：他追求实效而充满济世情怀的饱满的生命于中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