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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左右》选择了一个特殊而精巧的个体叙事，尝试将西方的现代性伦理观念导入到中国传统的伦理语境中。对观众而言，这是一次挑战性的思维碰撞和观念考验，但这种碰撞和考验，或许能够达到一种现代性伦理观念的启蒙。影片在人物的身份、关系以及叙事节奏的把握方面颇有意味，借此传达出导演的叙事伦理观念，这是在面对新的伦理情境之下所需要建构的人生模式的一种探询。
【关键词】 叙事伦理；语境；张力；个体；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叙事作为一种伦理
最早接触“叙事伦理”一词，是在阅读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时。刘小枫把侧重点放在伦理上，就像书的副标题所暗示的，他所要言说的是现代性伦理的叙事体现。虽然没有对叙事伦理进行学理上的梳理，但就他在引言中的大致界定以及其后的涉笔而言，所谓的“叙事伦理”指的是相对于理性伦理的具体伦理诉求。在刘小枫看来，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理性伦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遍道德伦理，它探究一般的道德法则和人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4也就是说，通过叙事“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言说“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
刘小枫认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刘小枫还把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大叙事还是个体叙事都在围绕个人命运“呢喃”，不同的是，前者“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后者“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二者都有教化作用，前者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后者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而刘小枫意在张扬的，便是自由主义的个体伦理。[2]
诚然，叙事伦理中的个体行为的丰富性展示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化呈现，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东西。而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应当是关注个体伦理并且反对进行单一的道德结论，因为“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3]52。叙事只有在“偶然”的“细枝末节”之中，在感性的世界中发现伦理规则。也因此，叙事不仅作为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还能够呈现一个人的在世方式，叙事作为一种伦理，其所关注的是人类道德中的特殊状况或意外事故，是个人命运的波折沉浮。
中国当代电影需要重视叙事伦理的表现，尤其是其中的生命关怀和灵魂叙事，而电影导演，则是要成为真正的灵魂叙事者。这样的作品，不是在现实的表面浮光掠影一番，更不是只在喧嚣之下浅尝辄止的触及，而是能够表现出生命的宽广、丰富和驳杂。而对善恶、是非以及道德判断，也绝非简单停留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规范中来进行界定和评说。其中，王小帅导演的《左右》，可以说是面对特殊伦理的“例外情形”下的如何言说的一种探寻。
二、影片《左右》的伦理问题表现
影片《左右》直接取自一则报纸的新闻报道，据导演王小帅介绍，自己是在看到《成都商报》上的一篇关于电影女主角原型阎英的事迹报道后，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影片讲述的是一段真实而又离奇的、细小而又特殊的家庭事件：人到中年的售楼员枚竹与设计师老谢被告知久烧不退的女儿得的是绝症白血病，对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而言，这绝对是一个突然而沉重的打击，母亲枚竹不得已求救于已同空姐董帆结婚的前夫、建筑承包商肖路，希望他能帮助作一次骨髓移植，但是后来因为血型不合而不能进行。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枚竹决定同前夫通过人工授精再生一个孩子，以便用新生孩子的脐血来救活女儿。
在国人眼中看来，这是一个极端化的叙事，枚竹为拯救自己的孩子，其行为起点是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但拯救生命所采取的方式则是有违伦理的。正像电影在主人公之一的老谢所说的那样，“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种事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接受的了”。不过，这种事情，也只能算作一个“偶然”的“细枝末节”，是排除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伦理叙事。但是，这段个体叙事，其对传统家庭伦理造成的冲突、挑战甚至是忤逆，是显而易见的，内在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伦理意味，传达出导演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伦理诉求。
相较于故事原型，改编后的电影在保留下故事核心，即为了拯救病儿与前夫怀孕再生小孩之外，最大的两处变动是：一处是把故事的人物关系复杂化了。在现实里，阎英夫妇都没有再婚；电影里则设置了两个再婚家庭。另一处重要的改变就是对人物的身份做出了较大改变。现实中的人物来自贵州，是一对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跑货运的夫妇；而在电影里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北京，剧中人物分别设置成了房屋中介人、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空姐。王小帅对故事所作的两处改动，其实都意在强化对伦理的诉求和表达。
首先，设置成两个再婚家庭之后，电影叙事中的这种人物关系构建出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际伦理网络，也因此在面对的生命与伦理的困境之时，不同人物的言语、情绪、心理、行为选择等都能得到完整的呈现，多种叙事伦理更加丰富了戏剧的张力，同时也为人物塑造奠定了基础。而在这种叙事的推动下，伦理的问题才得以成为表现的重心。
其次，将从未受过多少教育的跑货运夫妇置换为房屋中介人、工程师、空姐、建筑承包商等具有明确指涉和限定的身份，这些在影片叙事中的身份都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属于生活在都市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密不可分的，而这种群体是当下的，是与传统的、旧有的思想伦理与价值观念有一定区别的。也就是说，导演将伦理问题放置在一个“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传统的伦理规范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现实困境，面对新的问题时，伦理与生命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怎样处理？从电影的片名来看，“左右”正是反映了这种困惑和纠结。 如果把这个故事背景置换到西方语境的话，这种极端故事所带来的伦理悖逆或许会弱化许多。因为，在西方，对生命的尊重远胜于对伦理的遵循。而在几千年中国伦理纲常等诸多规则的严密限定下，这个故事所带来的伦理意味才能够引起反复的思考。从这种比较中可以探寻出影片本身在西方获奖的缘由及其价值，《左右》选择了一个特殊而精巧的个体叙事，尝试将西方的现代性伦理观念导入到中国传统的伦理语境中，对观众而言，这是一次挑战性的思维碰撞和观念考验，但这种碰撞和考验，或许能够达到一种现代性伦理观念的启蒙。而王小帅对叙事所作的处理与编排，其目的也是能够让观众认同他在叙事中所呈现出的伦理逻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物质形态来看，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经济层面，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反映在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愈加凸显，传统伦理道德无法解决一些因为丰裕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精神观念改观后的矛盾、不适与困惑，新的社会关系格局与人际交往模式正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困惑及在交往问题上不断被人触及的‘合法性危机’，表征着传统文化中伦理价值的有效性已经失范，已无力解决因时代生活变化使人们在交往问题上产生的新的焦虑。”[4]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影片《左右》故事本身的价值得以显现，它能够为人们在人际交往活动和伦理行为关系方面，提供一些应对的方案与策略。罗伯特·麦基曾言：“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5]14因为“人们均渴望有一个参照摹本和富有启发性的人生经验，能够给出有效的可资借鉴的答案或解决途径。”[4]
三、影像叙事中的伦理诉求
王小帅导演的这部《左右》便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这种体验内在的意图，其实是导演在面对新的伦理情境之下所需要建构的人生模式的一种尝试性的探询。作为叙事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人物的性格、行为与心理表现，为伦理焦虑的最终处理提供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回应。在影片的第35分钟，枚竹向肖路提出再生一个孩子，作为拯救女儿生命的解决办法；第40分钟时，肖路向董帆提出这个请求；第45分钟，枚竹为了与肖路生孩子，向老谢提出离婚。在短暂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由女儿引发的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两位已经离异的男女要重新生孩子，这本身是有违伦理的，而且彼此已经重新结合的另一半，都想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由之，影片剩下的100分钟便有了更多的叙事张力，来呈现这种叙事在复杂化之后的走向。特别是在经过三次人工授精都失败后，叙事开始走向最为极端的情境，也就是触及到传统伦理设定的人际规则和道德底线。这个时候，影片还剩下半小时的时间。董帆无法承受肖路与枚竹的决定，最终选择离婚，老谢也通过电话间接地知道了他们的行为。两个家庭，四个人物，此时陷入到伦理的最大漩涡之中。所以，在影片最后不得已为之的性爱场面中，肖路和枚竹所进行的行为是挣扎和痛苦的。
由之可见，导演在这种叙事的把握上，是颇有意味的。根据真实故事所作的重新编排，叙事中的伦理呈现是层层推进与步步升级的（首先是前夫血型不合，接着是三次人工受精失败，最后才被迫偷合）。而推动这种叙事的重要因素是为救女儿的枚竹，可以说，整个故事情节是因循着枚竹近乎偏执的性格而发展的。面对肖路作出决定时的犹豫和踟蹰，枚竹都是在看似平静的面孔中平缓而坚毅地说出近乎逼迫的话语，而肖路对此的回应也证明因为枚竹的性格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扭转和改变的。因为这种叙事中人物的性格存在，所以，在面对特殊伦理的困境情形时，观众在观赏剧情的过程中，能够逐渐融入其中，与叙事中的主人公一起产生焦虑，在经过诸多的人物冲突（行为与心理）和悬念之后，共同作出一种化解焦虑的最终选择，以满足伦理的需求。
影片的最后，镜头展示给观众的是两个家庭的吃饭场景，也就是说，在人物经历完一次逾越道德规限的行为之后，彼此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状态的出现，并尽力回归于平常，两个家庭的生活依然继续。这就是导演最后要给出的结局，这种结局代表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和价值秩序的构建。正如有学者的精妙概括所言：“概言之，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三股力量对传统生活世界进行了全方位的置换，推动了中国社会传统物质生活方式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转型，业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境遇，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话语’与‘时代生存方式’。当原有价值之基被‘釜底抽薪’之后，现代化现实境遇与传统伦理本质特征的错位与矛盾凸显了出来，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伦理变迁的矛盾机制，人们在新的生存实践与交往实践中，开始构筑新的社会关系格局与人伦价值秩序。”[6]
王小帅在影片中给出的回应是：尊重生命价值，彰显生命意识。枚竹勇敢地作出了抉择，而老谢、肖路和董帆最终也以极大的理解与宽容接受了她的抉择，枚竹、肖路、老谢、董帆在拯救禾禾的问题上，最后达成了一致。这是不能用普遍的道德规范来评判个人在特殊境遇下的艰难选择。支撑这一抉择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是对宝贵生命的尊重，也正是它帮助主人公逾越了看似强大的伦理屏障。正如贾磊磊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左右》这个故事的核儿特别好，实际讲的就是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电影里通常缺少这种对人性的坚守。”[7]但是，影片最后，老谢跟枚竹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孩子出生以后，还是咱们来带，而且，跟他们说好，不要跟别人说，就说那孩子是我的”。老谢的话语中透露出的还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之下所带来的压力和束缚。影片在最后，呈现出的是一种在主题探寻上的颇为矛盾的指涉。
当然，影片本身是有争议的，而有争议恰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争议之后，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刘小枫.引子：叙事与伦理[M]//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4]曲春景.观众的伦理诉求与故事的人文价值[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6]曾盛聪.伦理变迁与道德教育：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际遇中的现代性追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7]王小帅，郑洞天，等.新作评议——《左右》[J].当代电影，2008（4）.
作者简介：侯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2012级博士生。
【关键词】 叙事伦理；语境；张力；个体；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叙事作为一种伦理
最早接触“叙事伦理”一词，是在阅读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时。刘小枫把侧重点放在伦理上，就像书的副标题所暗示的，他所要言说的是现代性伦理的叙事体现。虽然没有对叙事伦理进行学理上的梳理，但就他在引言中的大致界定以及其后的涉笔而言，所谓的“叙事伦理”指的是相对于理性伦理的具体伦理诉求。在刘小枫看来，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理性伦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遍道德伦理，它探究一般的道德法则和人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4也就是说，通过叙事“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言说“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
刘小枫认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刘小枫还把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大叙事还是个体叙事都在围绕个人命运“呢喃”，不同的是，前者“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后者“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二者都有教化作用，前者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后者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而刘小枫意在张扬的，便是自由主义的个体伦理。[2]
诚然，叙事伦理中的个体行为的丰富性展示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化呈现，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东西。而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应当是关注个体伦理并且反对进行单一的道德结论，因为“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3]52。叙事只有在“偶然”的“细枝末节”之中，在感性的世界中发现伦理规则。也因此，叙事不仅作为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还能够呈现一个人的在世方式，叙事作为一种伦理，其所关注的是人类道德中的特殊状况或意外事故，是个人命运的波折沉浮。
中国当代电影需要重视叙事伦理的表现，尤其是其中的生命关怀和灵魂叙事，而电影导演，则是要成为真正的灵魂叙事者。这样的作品，不是在现实的表面浮光掠影一番，更不是只在喧嚣之下浅尝辄止的触及，而是能够表现出生命的宽广、丰富和驳杂。而对善恶、是非以及道德判断，也绝非简单停留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规范中来进行界定和评说。其中，王小帅导演的《左右》，可以说是面对特殊伦理的“例外情形”下的如何言说的一种探寻。
二、影片《左右》的伦理问题表现
影片《左右》直接取自一则报纸的新闻报道，据导演王小帅介绍，自己是在看到《成都商报》上的一篇关于电影女主角原型阎英的事迹报道后，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影片讲述的是一段真实而又离奇的、细小而又特殊的家庭事件：人到中年的售楼员枚竹与设计师老谢被告知久烧不退的女儿得的是绝症白血病，对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而言，这绝对是一个突然而沉重的打击，母亲枚竹不得已求救于已同空姐董帆结婚的前夫、建筑承包商肖路，希望他能帮助作一次骨髓移植，但是后来因为血型不合而不能进行。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枚竹决定同前夫通过人工授精再生一个孩子，以便用新生孩子的脐血来救活女儿。
在国人眼中看来，这是一个极端化的叙事，枚竹为拯救自己的孩子，其行为起点是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但拯救生命所采取的方式则是有违伦理的。正像电影在主人公之一的老谢所说的那样，“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种事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接受的了”。不过，这种事情，也只能算作一个“偶然”的“细枝末节”，是排除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伦理叙事。但是，这段个体叙事，其对传统家庭伦理造成的冲突、挑战甚至是忤逆，是显而易见的，内在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伦理意味，传达出导演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伦理诉求。
相较于故事原型，改编后的电影在保留下故事核心，即为了拯救病儿与前夫怀孕再生小孩之外，最大的两处变动是：一处是把故事的人物关系复杂化了。在现实里，阎英夫妇都没有再婚；电影里则设置了两个再婚家庭。另一处重要的改变就是对人物的身份做出了较大改变。现实中的人物来自贵州，是一对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跑货运的夫妇；而在电影里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北京，剧中人物分别设置成了房屋中介人、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空姐。王小帅对故事所作的两处改动，其实都意在强化对伦理的诉求和表达。
首先，设置成两个再婚家庭之后，电影叙事中的这种人物关系构建出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际伦理网络，也因此在面对的生命与伦理的困境之时，不同人物的言语、情绪、心理、行为选择等都能得到完整的呈现，多种叙事伦理更加丰富了戏剧的张力，同时也为人物塑造奠定了基础。而在这种叙事的推动下，伦理的问题才得以成为表现的重心。
其次，将从未受过多少教育的跑货运夫妇置换为房屋中介人、工程师、空姐、建筑承包商等具有明确指涉和限定的身份，这些在影片叙事中的身份都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属于生活在都市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密不可分的，而这种群体是当下的，是与传统的、旧有的思想伦理与价值观念有一定区别的。也就是说，导演将伦理问题放置在一个“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传统的伦理规范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现实困境，面对新的问题时，伦理与生命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怎样处理？从电影的片名来看，“左右”正是反映了这种困惑和纠结。 如果把这个故事背景置换到西方语境的话，这种极端故事所带来的伦理悖逆或许会弱化许多。因为，在西方，对生命的尊重远胜于对伦理的遵循。而在几千年中国伦理纲常等诸多规则的严密限定下，这个故事所带来的伦理意味才能够引起反复的思考。从这种比较中可以探寻出影片本身在西方获奖的缘由及其价值，《左右》选择了一个特殊而精巧的个体叙事，尝试将西方的现代性伦理观念导入到中国传统的伦理语境中，对观众而言，这是一次挑战性的思维碰撞和观念考验，但这种碰撞和考验，或许能够达到一种现代性伦理观念的启蒙。而王小帅对叙事所作的处理与编排，其目的也是能够让观众认同他在叙事中所呈现出的伦理逻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物质形态来看，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经济层面，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反映在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愈加凸显，传统伦理道德无法解决一些因为丰裕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精神观念改观后的矛盾、不适与困惑，新的社会关系格局与人际交往模式正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困惑及在交往问题上不断被人触及的‘合法性危机’，表征着传统文化中伦理价值的有效性已经失范，已无力解决因时代生活变化使人们在交往问题上产生的新的焦虑。”[4]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影片《左右》故事本身的价值得以显现，它能够为人们在人际交往活动和伦理行为关系方面，提供一些应对的方案与策略。罗伯特·麦基曾言：“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5]14因为“人们均渴望有一个参照摹本和富有启发性的人生经验，能够给出有效的可资借鉴的答案或解决途径。”[4]
三、影像叙事中的伦理诉求
王小帅导演的这部《左右》便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这种体验内在的意图，其实是导演在面对新的伦理情境之下所需要建构的人生模式的一种尝试性的探询。作为叙事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人物的性格、行为与心理表现，为伦理焦虑的最终处理提供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回应。在影片的第35分钟，枚竹向肖路提出再生一个孩子，作为拯救女儿生命的解决办法；第40分钟时，肖路向董帆提出这个请求；第45分钟，枚竹为了与肖路生孩子，向老谢提出离婚。在短暂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由女儿引发的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两位已经离异的男女要重新生孩子，这本身是有违伦理的，而且彼此已经重新结合的另一半，都想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由之，影片剩下的100分钟便有了更多的叙事张力，来呈现这种叙事在复杂化之后的走向。特别是在经过三次人工授精都失败后，叙事开始走向最为极端的情境，也就是触及到传统伦理设定的人际规则和道德底线。这个时候，影片还剩下半小时的时间。董帆无法承受肖路与枚竹的决定，最终选择离婚，老谢也通过电话间接地知道了他们的行为。两个家庭，四个人物，此时陷入到伦理的最大漩涡之中。所以，在影片最后不得已为之的性爱场面中，肖路和枚竹所进行的行为是挣扎和痛苦的。
由之可见，导演在这种叙事的把握上，是颇有意味的。根据真实故事所作的重新编排，叙事中的伦理呈现是层层推进与步步升级的（首先是前夫血型不合，接着是三次人工受精失败，最后才被迫偷合）。而推动这种叙事的重要因素是为救女儿的枚竹，可以说，整个故事情节是因循着枚竹近乎偏执的性格而发展的。面对肖路作出决定时的犹豫和踟蹰，枚竹都是在看似平静的面孔中平缓而坚毅地说出近乎逼迫的话语，而肖路对此的回应也证明因为枚竹的性格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扭转和改变的。因为这种叙事中人物的性格存在，所以，在面对特殊伦理的困境情形时，观众在观赏剧情的过程中，能够逐渐融入其中，与叙事中的主人公一起产生焦虑，在经过诸多的人物冲突（行为与心理）和悬念之后，共同作出一种化解焦虑的最终选择，以满足伦理的需求。
影片的最后，镜头展示给观众的是两个家庭的吃饭场景，也就是说，在人物经历完一次逾越道德规限的行为之后，彼此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状态的出现，并尽力回归于平常，两个家庭的生活依然继续。这就是导演最后要给出的结局，这种结局代表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和价值秩序的构建。正如有学者的精妙概括所言：“概言之，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三股力量对传统生活世界进行了全方位的置换，推动了中国社会传统物质生活方式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转型，业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境遇，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话语’与‘时代生存方式’。当原有价值之基被‘釜底抽薪’之后，现代化现实境遇与传统伦理本质特征的错位与矛盾凸显了出来，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伦理变迁的矛盾机制，人们在新的生存实践与交往实践中，开始构筑新的社会关系格局与人伦价值秩序。”[6]
王小帅在影片中给出的回应是：尊重生命价值，彰显生命意识。枚竹勇敢地作出了抉择，而老谢、肖路和董帆最终也以极大的理解与宽容接受了她的抉择，枚竹、肖路、老谢、董帆在拯救禾禾的问题上，最后达成了一致。这是不能用普遍的道德规范来评判个人在特殊境遇下的艰难选择。支撑这一抉择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是对宝贵生命的尊重，也正是它帮助主人公逾越了看似强大的伦理屏障。正如贾磊磊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左右》这个故事的核儿特别好，实际讲的就是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电影里通常缺少这种对人性的坚守。”[7]但是，影片最后，老谢跟枚竹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孩子出生以后，还是咱们来带，而且，跟他们说好，不要跟别人说，就说那孩子是我的”。老谢的话语中透露出的还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之下所带来的压力和束缚。影片在最后，呈现出的是一种在主题探寻上的颇为矛盾的指涉。
当然，影片本身是有争议的，而有争议恰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争议之后，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刘小枫.引子：叙事与伦理[M]//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4]曲春景.观众的伦理诉求与故事的人文价值[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6]曾盛聪.伦理变迁与道德教育：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际遇中的现代性追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7]王小帅，郑洞天，等.新作评议——《左右》[J].当代电影，2008（4）.
作者简介：侯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2012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