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守儿童，很多摄影师都拍摄过，而我拍摄的“留守儿童”其实是一群外来农民工子女，他们随父母来到或者出生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又去另外一座城市打拼，他们就成了当初这座城市的“留守儿童”，我称他们为“二次留守儿童”。
　　拍摄这个群体，一是可以解读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外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进步，二是可以发现被歧视、被忽略、被冷漠等诸多社会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我也试图通过影像来帮助他们，为他们尽一点绵薄之力。
　　我用了四年时间拍摄这个群体，接下来我可能还会至少用五年的时间来关注他们。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来自云贵地区，因缺少文化和技术，只能在城市里干些体力活。一方面他们生活艰苦，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计划外超生，少则三四个孩子，多则七八个，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恶性循环。这组照片中的孩子大多到了上学的年龄，却因家庭困难读不起书，虽然当地政府已建立多所外来农民工子弟学校，按同城待遇给予他们同样的义务教育，但还是有很多家长因为家庭贫困、孩子多，交不起伙食费而不让孩子上学，有些家长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很多时候这些孩子成了孤独、忧郁、无助、迷茫等词藻的“代言人”。这些孩子只能在工地里帮助父母干活，大一点的孩子除了干活外，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有些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孩子与城市里生活优越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渴望读书，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走出父辈贫穷的境遇，但是家庭的窘困使他们难以实现心中的梦想。他们就像是丑小鸭，有着同样的渴望—期待自己能够变成美丽的天鹅。当镜头停留在这群孩子面前，我希望镜头记录的只是他们的瞬间，希望有一天他们能蜕变成美丽的天鹅，无忧无虑地飞翔在湛蓝的天空。
　　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老师曾我为写下这样鼓励的话：检察官杜剑2009年开始在砖厂、煤场、拆迁工地、垃圾场、火车站、招工市场、农村老家等地点拍摄外来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和生活场景，记录他们的生存境况，他希望这群孩子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也想试探有人看到这样的照片，能不能伸出援助之手。
　　通过拍摄来改善某些人的生活，是一些摄影师发自内心的良好愿望。至于这种愿望在实施的过程中能达到多少效果，还有待考证。但不管怎样，杜剑的“留守儿童”，让我最想说的是：亲爱的孩子，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