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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传媒属性为逻辑起点，对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关系进行考察，探讨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下传媒公共性的不同表现，提出由国家推进的媒体市场化加剧了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危机。并基于当下的媒介生态现实，结合众筹新闻的相关特点，提出众筹新闻是重建传媒公共性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公共性 众筹新闻 参与式民主
所谓传媒公共性问题，实质上是媒体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传媒自身民主化问题。莫斯可曾指出：“我们应该把公共的内涵界定为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尽管如此，理想的媒体公共性和现实中媒体的公共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在现实社会中，媒体公共性的缺失是一直困扰着现代传媒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当代中国的传媒实践，是喉舌观念、市场观念和专业观念并存，三者的博弈影响我国传媒公共性的发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当下中国的新闻报道，也处在了一个罕见的叠加的困境中，新闻从业者与研究者不得不思考，面对互联网新闻的冲击，深度报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商业模式运作下利益优先的生态环境中，如何避免同质、猎奇性新闻的大量出现，进而保证媒体对多样社会样貌的呈现？
一、公共性与阶级性
公共、民主、多元向来是媒体倡导的基本价值，但实际上，谈论媒体的公共性绝不能脱离阶级性。
纵观西方现代传媒的发展历程，欧洲公共电视在很长时间内都恪守着传媒独立性和公共事务服务角色，每每提及公共媒体，很多人言必称BBC，然而，作为西方公共领域的阶级性在当代的延续，相关研究表明，上世纪西方公共广播体制建立的过程也是压制和边缘化彼时下层激进文化的过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的话语和实践，而它的全称——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正体现了其阶级性，而随着商业主义盛行，早在十九世纪末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中的公共领域就已经开始了哈贝马斯所担忧的“重新封建化”的危机。
而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并非对立的二元关系。所以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性不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種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以实质上的、全面的公共性为基本特征，它所必须承担的阶级统治职能恰恰是防止这种公共性被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所侵害。
事实上，恰恰因为国家的性质有别，中国的媒体并不因其“国有”而不成其为“公共”媒体。如汪晖所言，1949年以后，中国的公共空间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完全连在一起。在建国之初，共产党以政治联盟的形式组织社会，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代表性之上，即代表最广大的群众，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工农联盟，并通过统一战线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由此，中国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正是基于广泛代表性。这亦是作为公共空间重要构成的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之所在。
二、关于新闻众筹
“众筹新闻”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新闻策划、报道与消费形式，强调在报道过程中向资助者提供更多的参与和互动机会，记者或新闻机构策划在众筹新闻网站上公布某一新闻报道计划，并公众筹集款项。中国的众筹新闻起步于2013年11月29日，以中国众筹网推出的新闻“众筹平台”为标志，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大陆的众筹新闻平台始终不温不火。
实际上，“众筹新闻”的初衷是使得新闻报道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但由公众资助决定是否能成功运作的“众筹新闻”有可能成为迎合投资者的生产方式，这仿佛又与客观公正地做新闻的基本要求相背离。此外，众筹新闻能否适应公众新闻的消费习惯，其运作模式尚且存在的问题和合法性的边界等问题仍待有效规范。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走在成熟的路上的众筹新闻对传媒公共性的重构具启示作用和意义。
1、新闻产制的革命
“新闻众筹”是网络时代背景下对新闻传统生产方式的一场创新尝试，随着当前大批传统媒体盈利能力的下降，媒体纷纷削减人员和开支，一些记者、自由撰稿人开始尝试着将众筹模式引入调查报道的生产与消费实践中，实现优质新闻与市场间的真正关联。
在大众筹集资金制作新闻的过程中，记者必须通过众筹网络平台来推销自己的报道计划，新闻生产流程变得更公开、透明，同时，项目发起人也必须向出资人负责，定期公布进展情况。提出报道计划的记者必须了解受众所关注的问题，才能让受众为之慷慨解囊。而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新闻，在内容上表现出了更为公共性的特征：
（1）从关注个人到回归社会
众筹新闻涉及公共利益的报道居多，特别是揭示社会深层的调查性报道。在众筹新闻模式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不少记者或公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新闻理想尝试众筹新闻，更多关注个人层面的新闻试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倒逼公共信息在众筹新闻平台上的传播，议题发起者为了获取资助开始回归社会，公众与发起人在众筹平台上互相作用，公共传播也得以顺利实施。
（2）从普遍利益到多元利益
众筹模式将新闻的生产直接推到了市场，让市场来决定报道选题，弥补了部分小众选题资金不足的现状。对传统媒体而言，把关人在内容选择上关注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话题，一些来自底层的边缘性新闻议题难以被涉及。众筹新闻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给了这些亚文化议题重生的机会，弥补了主流媒体对亚文化领域的忽视。
然而，由于在“新闻众筹”中，整个报道计划的选择与建构基本由记者个人把关，这样的产生方式就对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外，由于众筹新闻规模有限，捐助人的身份容易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也就意味着捐助人无法代表公众与社会的利益，一些新闻众筹项目无法保证其客观性。
2、试炼“网络键盘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对生产工具的垄断不断被消解，新媒体对公众完成了一个“赋权”的过程。人们接受信息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技术的便捷让人们参与社会事件讨论的门槛下降，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新的名词“键盘侠”的出现，用来描述网民在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却习惯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肆意的批判。 “众筹新闻”的读者希望能够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中，读者的参与能力、参与意识觉醒，他们具备了把“群体智慧”运用到参与、合作生产的能力，遍布网络空间的个体受众以其共同的目的在互联网上联系、支持，最终促成了个体集合起来的集体性行为，众筹新闻的出现无疑也是对“键盘侠”的试炼。作为众筹资金来源的网民们，是否真的愿意持续的花钱购买新闻的生产，是否会在金钱面前展现出他们在网络评论中的表达出的热情和正义感，又有多少人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调查报道买单？
三、对台湾经验的反思
谈到众筹新闻平台，就不得不提到台湾的We report。“You support，we report”这个口号展现出了We Report公众委制平台的意谓和宗旨。这一平台于2011年12月3日正式上线，由台湾优质新闻发展协会创设，是华人地区较为有代表性的案例。截止到2015年8月20日，该网站现在共有60个提案，累积捐款人次1112人。
WeReport公众委制平台的一个重要主体是一个由四名高校教授和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主要负责平台的运营决策和提案审查工作。其提案者包括自由撰稿人、作家、媒体兼职人员、公民记者与大学生等，他们可以就该项调查报道选题提出的背景、意義，或是未来如何完成该项提案做必要的说明，而完成的作品形式，可以是多媒体的结合。目前已完成的选题中，有《我的帅哥老爸》、《大菜市》等都是大学生的毕业作品。第三个主体当然是捐助者。该平台至今累计接受1112人次的捐款，初始阶段的捐助者多来自传播社群，即多数为新闻传播研究者和传媒工作者，后来越来越多的非传播社群，即社会各界人士成为捐助者。
相比国内众筹新闻的“昙花一现”，其运作仍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1、平台的积极推广
理念的转变一直都是众筹新闻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如何使众筹新闻的理念在社会更大程度上被接受始终是一个难题，提高平台的知名度，让提案数目有保证，让捐助资金有来源是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WeReport公众委制平台由知名传媒学者和高校传播系老师进行运营管理和决策，通过发挥他们个人的影响力，通过写作、演讲等形式推广平台，同时通过发动广大的青年学生进行提案，一定程度上强覆盖了网络使用人群，也对募资观念进行了传播。
2、资金管理的公开
在众筹的理念被接受并实践之后，资金管理的问题也是考验管理者的重要内容。就众筹新闻而言，如果不对资助的金额有所限制，它极有可能变成迎合某些资助者的新闻生产方式，受资本裹挟的报道内容必然再次受到对于客观性与公正性的质疑。WeReport的做法是，当提案提交平台后，首先进入募款环节，每一位赞助人及赞助金额都会有清晰显示，保证透明性和公开性，接受监督和质询。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报道进度、期中报告、正式报道，都会在平台上完整显示。同时，平台每月还会发布财务报告，当月所收到的捐款每一笔都有清晰显示。捐款账目清晰，这是众筹新闻平台得以运作的前提和根本保证。
结语
“新闻众筹”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与消费模式。一方面，为新闻业提供了全新的资金来源，也为鼓励独立的个体发布报道计划提供了渠道与有针对性的受众，是当下传媒发展发众化、窄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整个过程中，受众从资助项目到阅读新闻，都体现其自主性，极大增强其参与感，对生产和消费环节的诸多影响，为我国的新闻业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也为在内容上实现重建传媒公共性提供了有益参考。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公共性 众筹新闻 参与式民主
所谓传媒公共性问题，实质上是媒体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传媒自身民主化问题。莫斯可曾指出：“我们应该把公共的内涵界定为实行民主的一系列社会过程，也就是促进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尽管如此，理想的媒体公共性和现实中媒体的公共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在现实社会中，媒体公共性的缺失是一直困扰着现代传媒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当代中国的传媒实践，是喉舌观念、市场观念和专业观念并存，三者的博弈影响我国传媒公共性的发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当下中国的新闻报道，也处在了一个罕见的叠加的困境中，新闻从业者与研究者不得不思考，面对互联网新闻的冲击，深度报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商业模式运作下利益优先的生态环境中，如何避免同质、猎奇性新闻的大量出现，进而保证媒体对多样社会样貌的呈现？
一、公共性与阶级性
公共、民主、多元向来是媒体倡导的基本价值，但实际上，谈论媒体的公共性绝不能脱离阶级性。
纵观西方现代传媒的发展历程，欧洲公共电视在很长时间内都恪守着传媒独立性和公共事务服务角色，每每提及公共媒体，很多人言必称BBC，然而，作为西方公共领域的阶级性在当代的延续，相关研究表明，上世纪西方公共广播体制建立的过程也是压制和边缘化彼时下层激进文化的过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的话语和实践，而它的全称——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正体现了其阶级性，而随着商业主义盛行，早在十九世纪末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中的公共领域就已经开始了哈贝马斯所担忧的“重新封建化”的危机。
而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并非对立的二元关系。所以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性不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種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是以实质上的、全面的公共性为基本特征，它所必须承担的阶级统治职能恰恰是防止这种公共性被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所侵害。
事实上，恰恰因为国家的性质有别，中国的媒体并不因其“国有”而不成其为“公共”媒体。如汪晖所言，1949年以后，中国的公共空间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完全连在一起。在建国之初，共产党以政治联盟的形式组织社会，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代表性之上，即代表最广大的群众，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工农联盟，并通过统一战线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由此，中国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正是基于广泛代表性。这亦是作为公共空间重要构成的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之所在。
二、关于新闻众筹
“众筹新闻”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新闻策划、报道与消费形式，强调在报道过程中向资助者提供更多的参与和互动机会，记者或新闻机构策划在众筹新闻网站上公布某一新闻报道计划，并公众筹集款项。中国的众筹新闻起步于2013年11月29日，以中国众筹网推出的新闻“众筹平台”为标志，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大陆的众筹新闻平台始终不温不火。
实际上，“众筹新闻”的初衷是使得新闻报道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但由公众资助决定是否能成功运作的“众筹新闻”有可能成为迎合投资者的生产方式，这仿佛又与客观公正地做新闻的基本要求相背离。此外，众筹新闻能否适应公众新闻的消费习惯，其运作模式尚且存在的问题和合法性的边界等问题仍待有效规范。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走在成熟的路上的众筹新闻对传媒公共性的重构具启示作用和意义。
1、新闻产制的革命
“新闻众筹”是网络时代背景下对新闻传统生产方式的一场创新尝试，随着当前大批传统媒体盈利能力的下降，媒体纷纷削减人员和开支，一些记者、自由撰稿人开始尝试着将众筹模式引入调查报道的生产与消费实践中，实现优质新闻与市场间的真正关联。
在大众筹集资金制作新闻的过程中，记者必须通过众筹网络平台来推销自己的报道计划，新闻生产流程变得更公开、透明，同时，项目发起人也必须向出资人负责，定期公布进展情况。提出报道计划的记者必须了解受众所关注的问题，才能让受众为之慷慨解囊。而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新闻，在内容上表现出了更为公共性的特征：
（1）从关注个人到回归社会
众筹新闻涉及公共利益的报道居多，特别是揭示社会深层的调查性报道。在众筹新闻模式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不少记者或公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新闻理想尝试众筹新闻，更多关注个人层面的新闻试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倒逼公共信息在众筹新闻平台上的传播，议题发起者为了获取资助开始回归社会，公众与发起人在众筹平台上互相作用，公共传播也得以顺利实施。
（2）从普遍利益到多元利益
众筹模式将新闻的生产直接推到了市场，让市场来决定报道选题，弥补了部分小众选题资金不足的现状。对传统媒体而言，把关人在内容选择上关注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话题，一些来自底层的边缘性新闻议题难以被涉及。众筹新闻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给了这些亚文化议题重生的机会，弥补了主流媒体对亚文化领域的忽视。
然而，由于在“新闻众筹”中，整个报道计划的选择与建构基本由记者个人把关，这样的产生方式就对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外，由于众筹新闻规模有限，捐助人的身份容易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也就意味着捐助人无法代表公众与社会的利益，一些新闻众筹项目无法保证其客观性。
2、试炼“网络键盘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体对生产工具的垄断不断被消解，新媒体对公众完成了一个“赋权”的过程。人们接受信息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技术的便捷让人们参与社会事件讨论的门槛下降，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新的名词“键盘侠”的出现，用来描述网民在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却习惯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肆意的批判。 “众筹新闻”的读者希望能够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中，读者的参与能力、参与意识觉醒，他们具备了把“群体智慧”运用到参与、合作生产的能力，遍布网络空间的个体受众以其共同的目的在互联网上联系、支持，最终促成了个体集合起来的集体性行为，众筹新闻的出现无疑也是对“键盘侠”的试炼。作为众筹资金来源的网民们，是否真的愿意持续的花钱购买新闻的生产，是否会在金钱面前展现出他们在网络评论中的表达出的热情和正义感，又有多少人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调查报道买单？
三、对台湾经验的反思
谈到众筹新闻平台，就不得不提到台湾的We report。“You support，we report”这个口号展现出了We Report公众委制平台的意谓和宗旨。这一平台于2011年12月3日正式上线，由台湾优质新闻发展协会创设，是华人地区较为有代表性的案例。截止到2015年8月20日，该网站现在共有60个提案，累积捐款人次1112人。
WeReport公众委制平台的一个重要主体是一个由四名高校教授和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主要负责平台的运营决策和提案审查工作。其提案者包括自由撰稿人、作家、媒体兼职人员、公民记者与大学生等，他们可以就该项调查报道选题提出的背景、意義，或是未来如何完成该项提案做必要的说明，而完成的作品形式，可以是多媒体的结合。目前已完成的选题中，有《我的帅哥老爸》、《大菜市》等都是大学生的毕业作品。第三个主体当然是捐助者。该平台至今累计接受1112人次的捐款，初始阶段的捐助者多来自传播社群，即多数为新闻传播研究者和传媒工作者，后来越来越多的非传播社群，即社会各界人士成为捐助者。
相比国内众筹新闻的“昙花一现”，其运作仍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1、平台的积极推广
理念的转变一直都是众筹新闻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如何使众筹新闻的理念在社会更大程度上被接受始终是一个难题，提高平台的知名度，让提案数目有保证，让捐助资金有来源是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WeReport公众委制平台由知名传媒学者和高校传播系老师进行运营管理和决策，通过发挥他们个人的影响力，通过写作、演讲等形式推广平台，同时通过发动广大的青年学生进行提案，一定程度上强覆盖了网络使用人群，也对募资观念进行了传播。
2、资金管理的公开
在众筹的理念被接受并实践之后，资金管理的问题也是考验管理者的重要内容。就众筹新闻而言，如果不对资助的金额有所限制，它极有可能变成迎合某些资助者的新闻生产方式，受资本裹挟的报道内容必然再次受到对于客观性与公正性的质疑。WeReport的做法是，当提案提交平台后，首先进入募款环节，每一位赞助人及赞助金额都会有清晰显示，保证透明性和公开性，接受监督和质询。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报道进度、期中报告、正式报道，都会在平台上完整显示。同时，平台每月还会发布财务报告，当月所收到的捐款每一笔都有清晰显示。捐款账目清晰，这是众筹新闻平台得以运作的前提和根本保证。
结语
“新闻众筹”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与消费模式。一方面，为新闻业提供了全新的资金来源，也为鼓励独立的个体发布报道计划提供了渠道与有针对性的受众，是当下传媒发展发众化、窄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整个过程中，受众从资助项目到阅读新闻，都体现其自主性，极大增强其参与感，对生产和消费环节的诸多影响，为我国的新闻业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也为在内容上实现重建传媒公共性提供了有益参考。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