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将城市社区居委会界定为居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力图使居委会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体，从而实现强化国家政权基层治理基础的目的。在此种意图的作用下，城市社区居委会虽然法理上是社会性质的自治组织，但实际上却承担着种类繁多的行政任务，居委会在基层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俨然变成了国家政权的末梢。可以说，作为自治组织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行政组织，其工作重点同居委会的自治要求有所偏离。诺斯认为，推行新的制度是国家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促进社会产出极大化，以较低的成本带来正规规则的变化与调整。对制度新的需求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结果，制度变迁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原有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及以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制约，正式制度常常被牵引到旧的轨道上来，出现“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正式制度的目标设定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会对不同的制度安排做出社会选择，出现违反正式制度安排的情况，即“违规行为”，从而导致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偏离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种国家法律的推行，都是依赖国家强制力量推动的外部强制性制度变迁。如果外源式推动不能成功地转换成内源式动力，或者说外力的努力被更宏广、深厚的场域力量所消解，那么，它就充其量只能改变经济的量的形态，而无法改变其固有的运行逻辑。因此，要使居民自治真正体现其“民主”与“自治”的价值，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 明确居民、社区（街道）政府、居民区党组织相对于居委会的身份定位
　　（一） 严格按照“民主”与“自治”的标准规范各主体在居民自治中的定位。明确街道政府同居委会之间的对等主体关系，将行政任务性职责从居委会自治权力中分离出来，明确街道作为监督主体的地位；将属于居委会自治的职权还给居委会，街道仅作为协助者。明确居民区党组织不具有直接“管治”的权限，居民区党组织只有间接方式发挥领导作用，重大事件的决策权在居委会和居民大会。在居委会作出违背原则性政策的决议时，可以由裁决者解散居委会进行重新选举。
　　（二） 根据各主体的履行监督能力设置责任追究权限，鼓励进行制度创新。将各主体的监督能力与其基本利益相结合，并赋予其就自身利益来进行责任追究的能力。街道负责对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居民负责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追究，在此过程中，鼓励多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一般来说，制度创新的动力是基于两种：一是社会公正，二是获利空间。由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有时恰是弥补现有制度缺陷的良药。
　　二、 完善裁判机制，对居民自治规范性进行审查，及时纠偏
　　（一） 切实增强人大在居民自治中的作用。首先要完善居民自治立法。规范各主体地位，明确违规惩戒方式。目前我国居民自治立法存在着条款模糊、界定不明甚至自相矛盾等问题，完善人大立法是居民自治在更深层次得以推进的制度保障；其次要加强区级人大权威，由人大对居委会成员进行培训。区级人大作为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本行政区域内各项事务的管理权，是宪法规定的权力所有者。因此，当街道或区政府与居委会发生冲突时，区级人大是理所当然的调停者。
　　（二） 增强司法独立性，降低居民的申诉成本。在我国，公安、司法、检查、法院都归于政法系统，政法委书记接受本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但同时，人民法院又负有对违宪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判决的职责，是法律规定的裁判者。因此，为有效地对制度实施过程中，与党委有关的制度偏离进行纠正，保证法院裁决的公正性，应当增强司法独立性。
　　三、 加强党在居民自治中的领导，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居民自治在基层社区得以推行的一大助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加强和改善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是深化居民自治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既要扮演规则的推行者的角色，又要在规则内进行活动，这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要求在基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摆脱旧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居民自治既是我国基层社会的一次重新整合，又是民主理念与传统伦理社会的一次碰撞和融合。在这样一次民主实践中，经受教育和锻炼不断成熟的不仅仅是社区居民，党的各级基层组织，也应当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转变执政方式，不断加强执政基础。居民区党组织应当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决不越权干涉居民的自治事务；同时，也应当学习民主程序下社区政治的运作规则，运用组织动员与思想教育等手段牢牢掌握居民群众，积极发展党员，进而通过对党员的领导来实现对居民区事务的有效领导。居民自治的推行，应当循序渐进，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既要保证制度的实行，又要给居民群众以制度创新的空间。
　　居民自治的实质是一场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在居民自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求加强居民区党组织和街道政府对居委会的控制，因此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偏离正式成文制度安排的情况。在这些偏离情况产生以后，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裁判制度的缺位，造成正式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够及时进行纠偏，加上长期形成的“庇护—依赖”机制的影响，居民对自身权力缺乏认知，从而造成了居民对居委会实际控制权的减弱和街道、居民区党组织对居委会控制权的增强。归根结底，居民自治并不是国家政权在社区层次上的退出，而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在社区中的深入，所不同的是其改变了在城市社区汲取资源的内容，由经济资源转向政治资源，核心是进一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