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2日上午，一名男子欲在郑州北环与索凌路交叉口的高架桥上轻生。接到群众报警后，巡逻民警张午鑫接到出警任务，而后又突然接到了家人电话：奶奶病危想见他最后一面……两个小时后，张午鑫成功将轻生男子救下，可他再也听不到奶奶的声音了。
　　张午鑫说，他从小由奶奶带大，和奶奶的感情非常深厚。半个月前，他去医院看望奶奶，临走前，老人躺在床上拉着他的手，不肯放开。为了安慰奶奶，张午鑫只得说：“奶奶，您好好养病，我一有空就会来看您！”他万万没想到，那一次的告别竟成永诀！
　　被救者得知此事后发来致歉短信，让年轻的心宽慰不少。
　　一边是亟待帮助的轻生者，一边是处于临终期的至亲者，救人与见面，职责与亲情，职业道德与家庭美德，两者之间孰轻孰重，需要当事人第一时间作出选择与判断。生命为大，职业为天，既然从事了警察一行，就当履行救人之职，这属于最基本的岗位要求。即便是刚刚逝去的老人，知道内情后，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未能见到亲人最后一面，了却心中的遗愿，此不失为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人之为人，皆因其有情有义。未能在最后节点尽孝，即便是寻常的旁观者，将心比心也深感遗憾。作为被救者，在知道内情和真相之后，或许应为自己的轻率行为感到愧疚。一条道歉的短信，既是自己内心想法的表达，也是救人者认真履职的敬意，更是对刚刚逝去的老人的怀念。
　　道德具有相互性，情感具有共同性，如此才能形成交流互動，不断升华。是的，你可以说，警察救人是其职责所在，为公义；看望奶奶为尽孝道，为私德。公私之间当以公为大，更何况轻生者并不知道内情，不表达感谢与歉意都并不为过。不过，一个最浅显的事实与道理是，再好的公德体现也离不开私德的塑造。一个人若是连自己的亲人都无孝顺之意，都无挂念之情，其能否将所服务的对象“视为亲人”？若是其连见亲人最后一面的念头和冲动都没有，又能否真心实意地实施救援？
　　被救者致歉，既是最基本的尊重需要，也是最原始的鼓励需要。道德只有在被承认、鼓舞的过程中，才会得到更好的激发和提升，让遵守者、遵从者、执行者更有激情，更有信心，更有动力。离开了个体的尊严感和成就感，美德就失去了动力之源与恪守之力。
　　现实中，最大的道德困境，或许在于理想大于现实，教条大于人性，单纯强调道德的义务性、责任性、服从性和无条件性。正是这种“天然性”的拔高，让道德变得极其纯粹而成本高昂、代价巨大，结果反倒形成了对道德最致命的伤害。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机制，自然也存在多取少予的天然短板，流血又流泪的制度缺乏与认知局限，让弘扬正气、激励美德的土壤极为贫瘠。于是，便出现了大量“被救后，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的案例，好心得不到好报，好人得不到善待，道德动力从何而来？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7年3月23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