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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和我走。”母亲硬邦邦地扯下阿草死拽着她衣襟的小手,“记住,一定要听外婆的话。”
这是一个不能更糟糕的家了。儿子体弱多病,丈夫几年前遭遇车祸身亡,没留下任何抚恤金和赔偿。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女人,要养大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每一天都是煎熬。终于有人愿意娶她,但条件是要和儿子断绝关系,母亲犹豫许久,答应了。
没有爹妈照顾的孩子更懂事,也更危险。那天,饿着肚子的阿草在路上捡纸箱去卖时被一辆货车撞成重伤。躺在病床上,想到外婆又要哭着四处求人为自己凑医疗费,阿草焦急的同时,忍不住又怨恨起母亲的无情无义。
出院那天,天上却掉下个穿西装的男人,偷偷帮祖孙俩付清了医药费。是好心人吗?他感激地问对方,对方只说是公事公办,說完就匆匆离开。
这个世界还是有好人的。他突然对生活不再那么绝望。靠着到处打工攒下的钱,阿草顺利入读了国立高中。快毕业时,虚弱的身体经不起天天熬夜读书,再次病倒住院。这次又出现了一个西装男帮他付清医药费。阿草向医院调资料后才知道,好心人真的是公事公办。他是某家保险公司的员工,这些医药费都来自一个阿草专用的神秘信托基金。
好运仿佛就此跟随着阿草,在每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都诞生奇迹。生病住院不再发愁,考上大学也不用发愁:这个信托基金一次性帮他缴清了四年的学费和杂费。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想结婚,为对方举办一个幸福的小型婚宴,连这样的要求,那个神秘的信托基金都为他满足了。
但阿草的心却越来越沉。他并没有付出什么,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为什么会接连遇到这样的好事?他再也忍不住,冲到保险公司大吵大闹,要求对方告诉自己是谁为他做了这些。
“那个建立了信托基金的人,是你妈妈。”多年前拒绝告知阿草真相的信托部经理,在良心和职业道德间选择了前者。
阿草愣了半天,不敢相信他听到的字眼,他红着眼,掏出身上所有零钱掷到经理身上。“我不会要她的臭钱,我宁可病死穷死。一个已经抛弃了儿子的人,以为砸点臭钱就能取得我的原谅吗?休想!”可真相就是如此。基金成立于母亲迫于生计改嫁的那年。娶她的人是台湾南部的一个黑社会小头目。经理回想起那位母亲带着现金来公司委托成立基金时的样子,憔悴,头发凌乱,脸上布满伤痕和瘀青等家暴的痕迹。
信托基金里的钱是阿草母亲从小头目那里偷来的,除了她带来的这点钱,还为自己买了三张寿险保单,受益人就是阿草。她嘱咐经理,这些信托和保单都是最高机密,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她现在的丈夫会杀了阿草。
阿草恍然大悟,难怪保险公司的人员在医院或学校时都如此低调。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他有些艰难地问。误解了二十年,他迫切想解开母子间的结,他现在能挣钱,有能力照顾好母亲,她已经是他最后的亲人了。
经理沉默了几秒,隐晦地回答:那几张保单,已经兑现了。
基金成立没多久,母亲偷钱的事就被对方发现。因为不肯说出钱到哪里去了,被凌虐到死。警察结案后,保险公司把理赔金直接拨入阿草的信托账户里。
经理把已经支付的三张保单递到阿草手里,“留作纪念吧。”
他跌坐在地上,无声地捶打地板。二十年来,阿草第一次因为伤心和自责为母亲痛哭。
这是一个不能更糟糕的家了。儿子体弱多病,丈夫几年前遭遇车祸身亡,没留下任何抚恤金和赔偿。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女人,要养大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每一天都是煎熬。终于有人愿意娶她,但条件是要和儿子断绝关系,母亲犹豫许久,答应了。
没有爹妈照顾的孩子更懂事,也更危险。那天,饿着肚子的阿草在路上捡纸箱去卖时被一辆货车撞成重伤。躺在病床上,想到外婆又要哭着四处求人为自己凑医疗费,阿草焦急的同时,忍不住又怨恨起母亲的无情无义。
出院那天,天上却掉下个穿西装的男人,偷偷帮祖孙俩付清了医药费。是好心人吗?他感激地问对方,对方只说是公事公办,說完就匆匆离开。
这个世界还是有好人的。他突然对生活不再那么绝望。靠着到处打工攒下的钱,阿草顺利入读了国立高中。快毕业时,虚弱的身体经不起天天熬夜读书,再次病倒住院。这次又出现了一个西装男帮他付清医药费。阿草向医院调资料后才知道,好心人真的是公事公办。他是某家保险公司的员工,这些医药费都来自一个阿草专用的神秘信托基金。
好运仿佛就此跟随着阿草,在每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都诞生奇迹。生病住院不再发愁,考上大学也不用发愁:这个信托基金一次性帮他缴清了四年的学费和杂费。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想结婚,为对方举办一个幸福的小型婚宴,连这样的要求,那个神秘的信托基金都为他满足了。
但阿草的心却越来越沉。他并没有付出什么,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为什么会接连遇到这样的好事?他再也忍不住,冲到保险公司大吵大闹,要求对方告诉自己是谁为他做了这些。
“那个建立了信托基金的人,是你妈妈。”多年前拒绝告知阿草真相的信托部经理,在良心和职业道德间选择了前者。
阿草愣了半天,不敢相信他听到的字眼,他红着眼,掏出身上所有零钱掷到经理身上。“我不会要她的臭钱,我宁可病死穷死。一个已经抛弃了儿子的人,以为砸点臭钱就能取得我的原谅吗?休想!”可真相就是如此。基金成立于母亲迫于生计改嫁的那年。娶她的人是台湾南部的一个黑社会小头目。经理回想起那位母亲带着现金来公司委托成立基金时的样子,憔悴,头发凌乱,脸上布满伤痕和瘀青等家暴的痕迹。
信托基金里的钱是阿草母亲从小头目那里偷来的,除了她带来的这点钱,还为自己买了三张寿险保单,受益人就是阿草。她嘱咐经理,这些信托和保单都是最高机密,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她现在的丈夫会杀了阿草。
阿草恍然大悟,难怪保险公司的人员在医院或学校时都如此低调。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他有些艰难地问。误解了二十年,他迫切想解开母子间的结,他现在能挣钱,有能力照顾好母亲,她已经是他最后的亲人了。
经理沉默了几秒,隐晦地回答:那几张保单,已经兑现了。
基金成立没多久,母亲偷钱的事就被对方发现。因为不肯说出钱到哪里去了,被凌虐到死。警察结案后,保险公司把理赔金直接拨入阿草的信托账户里。
经理把已经支付的三张保单递到阿草手里,“留作纪念吧。”
他跌坐在地上,无声地捶打地板。二十年来,阿草第一次因为伤心和自责为母亲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