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安德鲁·卡内基已经很老了。两年前，他将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与J.摩根实现联姻，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直到这时候，他也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财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从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到世界首富，卡内基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钢铁帝国，也涂抹出一个吝啬、冷血、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图本。
　　这一年，67岁的他开始频繁出入教堂，在那里的某一天，他突然开始醒悟。他的传记作者奥尔·亨廷顿写道：“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是上帝派他来赚那么多的钱，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还给上帝的子民们。”老卡内基把他的余生都投入慈善之中，今天在美国各地，你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赠的图书馆、博物馆。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我们想要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
　　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在他的努力下，这家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显赫的成绩，而前年年初，他突然宣布辞职，然后独自一人去台湾当一名传教士。
　　在离开大陆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我上半辈子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让我从今天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我很羡慕这位朋友，至少就他个人而言，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
　　百年的积弱和贫困，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以财富为标杆，所谓的智慧、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伦理、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地击穿。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美国心理学家尤维·吉伦便认为，这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于，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缺少精神慰藉的空白，这将导致因商业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修补。
　　有一年，我去波士顿的燕京学社拜访杜维明先生，他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社会，但是，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到处是尖顶”。他所谓的“尖顶”，是指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人们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礼拜。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读，他最近在华人世界倡导“儒家学堂”便也是企图建造一个“东方式的尖顶”。只是他的努力因为缺乏响应而显得那么羸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