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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时期,湖南学者李肖聃在其所著《湘学略》一书中,专门辟有“浏阳学略”一章。从朱文炑开始,随后有欧阳中鹄、刘人熙,至谭嗣同结束。虽不完备,但勾勒出一幅晚清浏阳之学的簡明谱系,浏阳之学到晚清而达于鼎盛。至咸、同之后,浏阳之学日趋兴盛,谭嗣同躬逢其盛,对此有着更为切身的感受。晚清浏阳士人群体的主体,实际上是由两代人组成的,即出生于道光年间,作为老师的刘人熙、欧阳中鹄、涂启先等人;及出生于同治年间,作为学生的谭嗣同、唐才常、贝元徵、刘善涵等人。
刘人熙、欧阳中鹄和涂启先,是晚清浏阳的著名学者,也是谭嗣同青少年时期三位最重要的老师。谭嗣同尊敬而亲切地称之为“浏阳三先生”,并借用《周易》里的言语,点赞三位老师的特点为“纯粹精”、“刚健文明”和“直方大”。浏阳三先生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在谭嗣同的思想发展道路上,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对三先生拳拳服膺,推崇备至。
谭继洵忙于公务,在生活细节上甚少关注到谭嗣同,但在教育上他下了不少工夫。谭嗣同十岁时,他就延请来京城的欧阳中鹄专门教嗣同兄弟读书。嗣同由此接触到了王夫之的学说,爱国主义由此启蒙。谭嗣同回到浏阳,他父亲又特地为他请了名儒涂启先,系统地教授他儒家经典。
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二十三岁的谭嗣同不远千里,从甘肃兰州来到北京,奉父命赴京师拜刘人熙为师,深入学习程朱理学,并参加顺天府己丑恩科乡试。其时,刘人熙是京城颇有名气的学者,门生众多。谭嗣同住浏阳会馆,刘人熙住西砖胡同“蔚庐”,亦在宣武城南,距浏阳会馆不远,来往颇为方便。
四月十八日(5月17日),谭嗣同之侄谭传赞聘龙璋之二女为妻,由谭嗣同主持于这天向龙璋家送求婚礼物。龙璋于湖广会馆设宴,谭嗣同得以在宴会上与刘人熙首次相见。过了两天,谭嗣同特意宴请刘人熙,还请了当时王信余、陈曼秋、贝元徵等浏阳籍友人作陪。自此,谭嗣同投入刘氏门下,恭执弟子之礼,顿时引起了刘人熙的极大重视。初次见面时,刘人熙还摸不清这位世家公子的底。可不出十天,这位学贯古今的先生就对谭嗣同大为赞赏,甚至到达了惊异的程度。
在刘人熙看来,谭嗣同好学深思,英气逼人,颇有豪迈之气。他对这位新弟子颇为喜爱,几乎逢人就要夸奖他一番。他在日记和家书中不无惊喜地写道:“谭复生嗣同,少年振奇人也。”“谭生好学深思,有不可一世之气,从余游京师,余甚异之。”“谭生才气横溢,瞻视不凡,前与瓣姜先生言,谓似陈同甫。”陈同甫即南宋的“龙川先生”陈亮,是刘人熙极为推崇的文学家、思想家。
但刘人熙也发现谭嗣同学术不够“纯正”,便有意以自己的方式改造嗣同,努力将其培养成为可以继承“周孔之学”的栋梁之材。刘人熙乃针对其“好谈经世略”的特点,“导以知礼成性之学”,命其致力于王船山《四书训义》一书。在此基础上,又引导他去认识“永嘉之浅中弱植”,知陈亮之不足为学之处,要求他“切己反躬”,“能自治其喜怒哀乐”,力图以浏阳之学的正统来纠正永嘉之学的偏颇。
但这个学生有些难于驾驭。谭嗣同思想敏锐,富于见解,且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甚有口辩”,要他全盘接受一种观点,并非易事。因此师生之间,问难解答,辩论争执,想必在所难免。但在刘人熙“纯粹精”的博大学问面前,谭嗣同终于为之折服,自惭浅薄。他由衷地赞叹刘人熙师“学问很深厚,贯彻天人一物,内外一理”,他将“翻然改图,愧弄戟多少之讥,冀折节勤学之效”。
自接受刘人熙的教导,谭嗣同学术倾向,从喜谈经世之略到注重内修,治学重点由“治人”向“自治”转变。他在致刘人熙信中言及:嗣同之前年少不明事理,不深入思考,喜谈经世之略,于是端正那些不能自治喜怒哀乐显露的弊端。倘使不能自治,哪里谈得上治人?即要治人,也在于喜怒哀乐罢了。《中庸》一书强调,心中产生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事物的观点,对此嗣同又有疑惑。
刘人熙回信,首先对谭嗣同“为学日有新功”表示欣慰,但对信中的具体见解则不无批评,指出其“不免有牵强凑合笼统之弊端”,所以难免不得要领,告诫他“要归于得邹鲁之本义而止”。“足下英气已敛,正是由永嘉返濂洛途径”,最后表示“所望后来之秀,振兴而光大之,则人心风俗之福也”,对谭嗣同寄予了莫大的期望。
谭嗣同开始深入钻研王船山《周易内外传》、《张子正蒙注》等著作,立即为船山之学的博大精深所吸引。移居武昌后,他孜孜不倦日夜攻读《船山遗书》,并向刘人熙虚心请教,“手书问难甚多”。刘人熙见其好学深思,欣喜万分,承认自己对船山学说“未能通其深奥”,勉励他极研以阐发其幽深之处。谭嗣同研究船山学说的最大收获,便是接受了关于元气运动的辩证观念,认为“阴阳一气也”,“元气氤氲,以运为化生者也”,“元气一运无不运也”,并以此批判佛学视现实世界为“声光泡影”的虚无观点。他兴奋不已,且由衷地感叹: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乃立志“私淑船山”。
当然,谭嗣同对刘人熙的影响是有选择的,如在对待墨子的问题上。谭嗣同因好读《墨子》而被刘斥为异端,然而谭嗣同于墨家兼爱之观念始终身体力行,并将《墨子》作为启发自己平等意识的早期思想来源。随着他的成熟,其“不以师说故步自封”的特点更加突出,思想上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
刘人熙意外地发现,与其他世家公子不同,他这位高足,不仅爱好广泛,且雅好音乐。不仅仅为一般爱好,他这位高足精通音律,尤其擅长昆曲,无论是北方的北昆,还是南方的苏昆,甚至于湖南的湘昆,他都能诵善歌,华妙绝伦。
上马可以仗剑骑射,驰骋疆场;下马可以吟诗作赋,歌曲诵章。谭嗣同竟如此才华横溢,令他的刘先生深感眼界大开,欣喜异常。事实上,刘人熙向来擅长弹琴,技艺高超,名气很大,在音乐理论上更是卓有成就。刘人熙拥有三张名琴:其一为金声,其二为黄钟,其三为飞鸿。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刘人熙于来薰阁购得一张琴:“近书来薰阁得一琴,音甚清越,但无识,无断纹,白金十六两购之矣。”王芝祥认为此琴声音中正,将其命名为“黄钟”。刘人熙很喜欢此琴,特地为之作铭:大雅沉响,丝相尚传。春雷起查,幽壑鸣泉。波涛澎湃,松风夜弦。谁其赏之,海上连成。忽然有一天,刘人熙发现,谭嗣同正兴味盎然地捧读他刚写不久的音律理论著作《琴旨申邱》。感动之余,刘人熙决定用心传授谭嗣同古琴弹奏技艺。谭嗣同原本就弹得一手好琴,因为刘先生的悉心教诲,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
中举前后,刘人熙始凡三娶,黄氏生一女嫁浏阳贝元徵,罗氏生一女嫁欧阳中鹄之子欧阳自耕,邱氏无生养。可在那个时代,没有儿子始终遗憾。任职京师时,通州王芝祥慕名拜刘人熙为师,师生感情深厚。其姐由此也得以与刘人熙相识,爱慕刘人熙的才学,却只能让喜爱之情藏在心。好在王家父亲王光禄多次谢绝他人媒妁,认为刘人熙贤明德行好,而不在乎他家境清贫体弱多病,至光绪七年(1881)春将女儿嫁给了他,婚后王氏得以生育三子三女,长子瑞浺,次子瑞瀜,三子瑞潞,总算了却了刘人熙挂在心上的一桩大事。王夫人贤惠识大体,能很好地与其他夫人相处,夫妻感情也非常融洽,令刘人熙为之欣慰。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刘人熙以修会典获业绩,晋三品盐运使衔记名,放道广西。没过多久,义和团反帝运动遍及京城周围,不能南行,刘人熙率家人乃寄居通州王芝祥家。是年五月,八国联军入侵大沽口,天津失守,日本军长驱直入通州,文武官吏闻讯全都逃遁。刘人熙全家陷入危险境地,转徙乱兵中达三个多月。其时,刘人熙听闻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到了西安,侵略者在京城一带烧杀抢掠,惨绝人寰。又闻京津一带的官员多充当苦力,现在他身居危城,虽无守城之责,然身为朝廷命官,决心义不受辱。
于是,他在身穿的白夏布衫边上悲愤地写道:“中原男子刘蔚庐,有志无时”11个字,傲然地来往如常。他私下里已经决定,倘遇上外国侵略军污辱,就以身殉国。长子瑞浺看见了,深受感染,亦自书之:“湖南浏阳县男子刘瑞浺躬豪杰之志,遘阳九六之运。”不久,日本兵夺门而入其家,大肆抢掠,肆意咆哮。刘人熙站在门外阻挡,日本兵以抢指着他的胸前,他无所畏惧,大声呵斥他,用手拍着胸,示意日本兵只管开枪!日兵不由耸然起敬,赶紧上前施礼,向他竖起大拇指。未几,又一日本兵前来搜求钟表、金银,又以用枪指着他。刘人熙气愤极了,大声呵斥说:“可惜我不是军机大臣,若为军机大臣几年,怎能容许鼠辈肆意侵犯?”日本兵懂得中文,听他这么说,笑着朝他拜了拜,也就没有为难他。
到八月初,日军炮兵队驻扎在王宅上院,刘人熙一家只得移居偏院,从此以后倒是免除了劫掠,但王宅及他所平日所收藏的珍贵书画都被索取而去。驻军大佐藤原梅一郎通晓中文,能写诗,知道刘人熙之名气,一日邀他喝酒赋诗,曾作诗“庙堂无伟人,白屋仁人再”赠给他,对此称赞,刘人熙很不自在,也不能释怀。整天与外族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时耳闻京城的惨剧,于刘人熙而言,实在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到了秋末,刘人熙决计携带家眷南归,藤原梅一郎闻讯前来相送,竟然依依不舍地流泪。一路辗转,历经千辛万苦,到年底终于回到了浏阳枨冲小桃原。远远地看到熟悉的家园,刘人熙不由长长吁了口气,暗自庆幸一家人得以活着回来了。
千辛万苦回到老家,刘人熙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细细追忆辗转躲避八国联军侵略及漂泊时艰难之事迹,撰写一卷《生还日记》。一时间,亲戚朋友纷纷而来,问候他安慰他。大家大都认为他性情高傲,形势危急,处处不安宁,暂时不宜出仕,不如隐居在家。刘人熙则以身历国难,目击侵略军之横暴,民生之痛苦,更深在懂得国家非改革不能图存,人生在世一天就应当求一日之进步,尽力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过:“时危未敢论高隐,世变终须重六经。”且郑重地将之写在书桌右边,以此为鞭策激励自己,忧国之念自此益深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议成后,清廷议行新政,各省设大学堂、课吏馆。浏阳李兴锐巡抚江西,电邀刘人熙担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兼任课吏馆馆长。刘人熙应约而去,他作总教习宣言,令各位属官学习经世致用之学,破除独断专行迂腐拘谨的习气,吸收欧美之科学,发扬国有之文化,以求国家强盛起来。而学堂开始设立时,整个江西省讀书人的风气都非常嚣张。学生们以饮食等无关紧要的事情,纷纷起来喧哗吵闹,闹到管事者都无法制止。刘人熙立即出示警戒告示,学生们怕了,纷纷主动去承认错误,学风由此大变。那些高才之士受其熏陶,皆有看不起世俗习气的志向。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柯逢时任广西巡抚,当时广西匪乱正闹得凶,吏治腐败严重,自巡抚以下皆被弹劾而丢了官职,官场一片混乱。柯逢时向朝廷求助,奏请调刘人熙到广西辅佐政务,并担任广西营务处坐办、法政学堂会办、法政讲习所监督兼课吏馆馆长。时巡抚在着力抓军务,委命刘人熙以择吏之任。刘人熙课吏之余,细心观察,暗中考核,赏识并提拔奉公守法的官员。营务处负责文案的萧凤岐很有才干,刘人熙破格提拔他委用他,一时广西吏治为之一新。
当时悍匪陆亚发攻陷了柳州,巡抚柯逢时恐惧,不知所措。刘人熙当面向他陈说攻克的策略,按他的机谋行事,果然成功击败了匪兵,甚至事先估计匪兵窜退之时间都非常准确,不差毫厘。而省城有哗变的士兵将统领扣压在兵营,将军营的正门关得紧紧的,全城老百姓都非常害怕。有人建议巡抚用炮轰击,刘人熙坚决反对,并独自前往军营劝降,派随从前去传达呼喊:刘公来了!刘人熙晓以大义,叛兵打开正门主动接受束缚,将他们的首领抓了出来,于是解柳州之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各省创设教育会,湖南推举刘人熙为会长。刘人熙应湘人士之约,由桂返湘,就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兼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当时世变日亟,学术日新,刘人熙思及民治难缓,乃手订章程,规定学堂讲授日语、英语、化学、数学、物理,外增设雅乐一科,聘请皮锡瑞、邹介人、廖笏堂、贝元徵诸名流为专任教习,增聘中、西音乐教习二人。刘人熙自撰立志、合群、广师、虚心、戒欺歌五章,鼓励学生勤学、成业、爱国。后来,他咨请湖南提学使吴子修颁发试行雅歌,极受学生欢迎,一时革除所有旧的弊端,自治基础赖以确立。
三
进入民国后,刘人熙的文章中也出现了一些“阶级”、“人权”、“平等自由”、“哲学家”、“政学家”等新名词,说明此时他已接触了新的思想观念,但依然多从批评的角度来使用。刘人熙向来重传统道德,保存国粹。新的思想,新的学术,顶多是一个参照,或者是一个反面的参照,其本位还是固有的文化。他说:“自前清戊戌变政以来,教育普及之声,洋洋盈耳,通外情,译外史,天赋人权之学说,天助自助之格言,亡国之痛,革命之功,其灌输我中华以建共和民国者,未始无功。然自由平等之名辞误会,而酿成社会之恶剧,弊亦甚焉。故尊重道德,保存国粹之声,纪元二年以后又成为普通之舆论。” 戊戌变法时,刘人熙并不支持变法。但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清政府实行新政运动,刘人熙与杨度等人向清政府呈递《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会请愿书》,期望加速推动立宪运动的进程。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刘人熙积极投身反清行列。此后,刘人熙赞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且与之建立了不错的交情。从反对戊戌变法到支持新政运动,到肯定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成果来看,刘人熙逐渐从保守派至拥护共和,应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曾在《船山学报》第八期《救败九策》一文中,多次表明自己的思想——希望建立共和独立重民权的国家。
1912年,湖南举办国会议员选举,当局贿买选票,丑态百出,政府机关依附权门钻营之旧习仍未涤除。刘人熙默察民心,静观时局,私下心担心革命党人以义始而以利终,不乐为官,遂辞去。不久,应内阁总理唐绍仪之请,北上就任大总统府政治咨议。以其之资历与声望,颇得当局器重。
刘人熙一生处于内忧外患、军阀混战、世教衰微的复杂多变的乱世,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是他的理想。虽然在民国创建伊始,刘人熙就担任了湖南省民政司长,一度曾至中央任职,但他所担任的职务或短或闲,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出色的作为,而只能作为社会贤达人士在学术上、教育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且刘人熙认为中华民国建立后社会混乱,道德沦丧,唯有提倡传统道德、保存国粹才能拯救民国。
在他看来,王船山学说依然是“救时之良方”,乃于民国三年(1914)六月,具文呈报湖南都督府转省咨议会,请求岁拨4000元以崇正学,成立船山学社。不久,批文下来了,刘人熙赶紧牵头操办成立具体事宜,将社址设于小吴门曾文正公祠西隅的原思贤讲舍和思贤书舍旧址。成立仪式很盛大,长沙城各界名流都来了,大总统府还颁发了一方匾额,题为“邹鲁津梁”。刘人熙很受鼓励,欣欣然就任了第一任社长。自此,他不辞辛苦地亲自讲学,每周在星期日举办演讲会一次,宣传船山思想,砥砺国人独立自强。他于次年创办《船山学报》,随后花大力气致力于搜集出版船山未刊手稿,筹办船山大学、船山图书馆及船山中、小学。可以说,为传播王夫之学术思想,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刘人熙奔走呼吁,不遗余力。
民国四年(1915)五月七日,袁世凯甘心丧权辱国,公然承认日本二十一条。刘人熙义愤填膺,奋笔作诗讽刺曰:“凤德辉四极,乃与群鸦翔。一朝逢罗网,羽毛同摧伤。吁嗟狂楚国,万里悲迷阳。羿弓落九日,弯弧射天狼。猛虎长百兽,自昔畏卞莊。不畏猛虎众,但忧虎多怅。”袁氏复辟紧锣密鼓,由孙毓筠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劝进。刘人熙闻之叱曰:“若此六人,可谓六凶,凶于尔国,害于尔家,民国之败类,亦袁氏之蟊贼也。”乃决然以七十字佯病,坚辞政治咨议。刘人熙辞职后,奋笔写完《原盗》上、中、下三篇,以揭露袁氏窃国行径,唤起民众讨伐袁氏为宗旨。
民国五年(1916),袁氏改元为洪宪元年,正式称帝。刘人熙痛袁氏复辟之可恨,乃前往瞻仰焦达峰墓,为之立“浏水堕泪之碑”。随后,刘人熙邀女婿贝元徵等诸人创办湖南《大公报》,揭露袁氏复辟丑剧,号召国民倒袁。不久,蔡锷起义云南誓师讨袁,刘人熙力主湖南、广西联军合力北伐,并密派次子瑞瀜(仲迈)向广西桂军陆荣廷致信,力劝其出兵,与湘军会师武汉,全国响应。至六月六日,袁氏病死,刘人熙欣然写道:“国是定矣。”
袁氏既死,桂军挺进长沙,七月四日深夜,汤芗铭在四面楚歌中仓皇出逃。长沙大乱,警察尽散,全城沸腾。时湘人齐推刘人熙为湖南都督,刘人熙坚决推辞,诸将守其门,他躲避到他处。诸将找到他,省议会及驻军政要夜奔他家里,军长曾继梧涕泣以请,刘人熙不得已出任都督。既任都督,刘人熙即着手调度安排人事,维护秩序,长沙局势立即安定。驻军截获汤芗铭现款七十余万元,刘人熙尽拨作省银行基金,经济秩序亦随之稳定。
刘人熙主湘政,黎明即起,事必躬亲,夜深仍工作不辍,曾五日不更衣而不自觉。后来,刘人熙见湘事既已大定,以年老不堪吏事,在职不足三月,致电北京引退电文凡十余次。段祺瑞执政遂改由谭延闿接任,八月二十日,谭到任,刘人熙遂作西湖之行。在外走了一圈,国事依然令人忧虑,他就干脆回到故乡浏阳。
民国七年(1918)春,张敬尧督湘,湘祸益烈。次年有北军李奎元部骚扰长沙,兵祸延及刘人熙家乡枨冲,他家也被掠抢,只得赴上海避难。孙中山得知后,即派秘书陈家鼎前往慰问,并送去生活费一千元大洋。刘人熙随后晋谒孙中山,并询知难行易学说,备受中山先生礼遇。是年秋,南、北政府酝酿和谈时,刘人熙电告南、北政府:“去私欲,开诚心,早日停战统一。”
同年十一月,刘人熙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成立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被推为会长。因议和心切,调度辛劳,他心力交瘁,最终病倒。民国八年(1919)正月二十三夜,刘人熙仍自草拟致南、北代表书。第二天,三会代表共相讨论,在会上他出言宣读,吐音凝重,神意凛然。满座认真倾听,极为震撼,谈论极热烈。不想二月初五日下午酉时,他竟自整衣冠,端坐而逝,终年七十五岁。一时世人惊愕,继尔为他不顾年迈,为国家和平和安宁而积极奔走而由衷钦佩,为他的离世而伤痛,不少社会贤达纷纷撰诗撰联表达哀悼之情。康有为撰联对他一生概括尤为中肯:“吾徒有复生奇才,说经锵锵有声,溯源知所自;乡贤绍船山学术,高轩隆隆辱过,捧杖叹无缘。”
当年七月,刘人熙灵柩被运回湖南,七月廿七日即安葬于浏阳老家枨冲江山村。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刘人熙对故乡浏阳感情深厚,他自然要叶落归根,也终于叶落归根了。其陵墓由南、北政府出资营造,整个墓地占据整座山丘,墓拱就坐落在交椅之中,有小中山陵之称,相当气派与庄严。现在情况又怎么样?我们从小桃原出来后,就决定前往刘人熙墓地。
但作为刘人熙第四代裔孙刘忠焕,一位年轻的八○后,在上高中前,他从来不知道刘人熙和他们家有什么关系,也从来没有去拜祭过刘人熙的墓地。他从小只知道,他们家是地主,他伯父、父亲甚至老奶奶时常被捆了游街挨批斗,他父亲甚至三十五岁才成家,才有了他们两姐弟。记得1995年那年,他在城里的大伯将刘人熙、王夫人等人相片拿来乡下他家保存,他只是好奇地看到了一位大胡子老头,那个当地人称之为刘解元的老头。大概是三四年后,他到城里浏阳一中上学,有一天意外地走进了学校不远的谭嗣同纪念馆。在那里他再次看到与家里一模一样的刘解元的大胡子照片,他才知道,他的祖辈竟是谭嗣同三先生之一的刘人熙。惊奇与意外强烈地冲击了他,他羞愧于自己竟然对自己的祖辈都一无所知,但他一时却不知该责怪谁,他下决心今后到处多了解他。终于他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一有时间就去学校图书馆查找刘人熙的资料,终于他查找了喻春梅、刘顺福写的《刘人熙与船山学社》的研究文章。他赶紧小心翼翼地捧读,并被彻底震撼了。刘人熙竟有那么丰富的人生和学识,他作为亲人却一无所知,真是羞愧。自此,他就着手收集整理刘人熙的种种资料和圖片,渐渐地还找到了刘人熙散落在各地的后人……
已是傍晚了,寒风更冷了,墓地里一片寂然。刘忠焕突然说,今天我们来得真巧,竟然是解元老头子生日呢!看着那落寞的刘人熙墓,再看看四周杂乱的树木,我们一时感慨万千,不由跪在墓前,用心地拜了三拜。我问自己,我是拜谭嗣同的先生,还是拜浏阳先贤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