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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关注。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硬着陆”。对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在于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保持经济高速、健康、持续增长，既防止高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宏观经济目标、政策与举措的重大决策，对世界宏观经济影响至关重要。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假定真实经济增长率在一个接近增长趋势范围内上下波动（正负偏差为25%），我认为，经济增长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反之，我则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稳定的。
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确有一个上下限范围，超过了上限就会造成过热，甚至“大起”，滑到下限以下又会造成不景气，甚至“大落”。探寻经济增长的上下限，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更多地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验中加以总结和规定。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不同的经济增长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与成本，无论是它的上限还是下限，都是针对效益与成本的比较，也是针对短期与长期收益的比较。
根据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践，从经济增长的“上限”角度来看，一是防止高通货膨胀率，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从历史经验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底线不要超过5%，我把它称之为高通货膨胀“上限”约束，最好控制在3%左右，属于适度的、温和的低通胀。第二个“上限”约束是“资源环境约束”，这就体现在“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八项资源环境指标。有的是与GDP挂钩，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有的不是与GDP挂钩，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它们不是软约束，而是硬约束。超过了这些指标，就使得资源环境的生态代价大幅度增加。
所谓“下限”，一是防止通货紧缩，即CPI上涨率不要小于1.0%，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于1998年至2002年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并引发内需严重不足，对企业造成重大的威胁，我把它称之为通货紧缩“下限”约束，尤其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二是有效地控制高失业率，我称之为“失业率约束”，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5%以内的经济增长，就属于比较合理的增长。三是“收入增长约束”，即“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大于7%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增长率无论是高还是低，都必须满足以上两个“上限”和三个“下限”所界定的合理区间内。
寻找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合理区间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寻优的过程，从“十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就已经相当成熟，并成为更加平衡和兼容的多目标宏观调控体系。如“十二五”规划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此外还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的预期目标。这就给出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我认为，只要实现上述多目标，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健康的，也是高质量的。
为什么“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宏观经济目标？2011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作了说明：“总的考虑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放在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上。”
从“十二五”前两年（2011、2012年）的实施评估来看，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3%，高于7%的预期目标；CPI年平均上涨率为4.0%，低于5%的“上限”；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5.5%，完成了规划目标的34.4%，没有达到40%的两年要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5%以上，滞后于规划要求的进度；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两年2487万人，大大超过原定1800万的目标，两年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1%，也低于5.0%的目标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0%和11.0%，超过原定大于7.0%的目标。
即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降至7.6%，仍处于合理的区间内。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上半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创下新纪录，达到732万人，相当于全年900万人目标的81%，农民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数是444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没有达到7%以上的目标，只有6.5%。中国经济仍然是稳定的、健康的。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是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在全球经贸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贸易增长率下降也很正常。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既有合理之处，也有理性之处，这是根据“十二五”规划所做出的适应性的主动调整。如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我们不必为中国经济所谓的“硬着陆”杞人忧天，不要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易改变已定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来看，中国经济曾经一直伴随着“大起大落”，先是大起，后是大落，大起必大落。但是90年代上半期没有出现经济大落和超高通货膨胀：1992年和199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4.2%和14.0%，大大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是及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首次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大落。1997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至9.3%，通货膨胀率也从1994年的24.1%下降至1997年2.8%。此后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既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的困扰，也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不仅保持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还保持了世界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日益成熟。
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我们才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准确地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更加智慧、更加灵活地做出宏观调控决策。这就需要我们增强对中国经济增长规律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增强对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自信心，才能提高自强能力，才能够克服那些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与各种挑战，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健康、持续高增长，并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几十年过程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有过顺利，也有过挫折。其中宏观调控是一个关键因素，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体实践的问题，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还需要长期积累的实战经验，更需要汇集古今中外的大智慧。这就要求我们在复杂的国情条件下，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确立一个正确的具有连续性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即“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在于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保持经济高速、健康、持续增长，既防止高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宏观经济目标、政策与举措的重大决策，对世界宏观经济影响至关重要。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假定真实经济增长率在一个接近增长趋势范围内上下波动（正负偏差为25%），我认为，经济增长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反之，我则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稳定的。
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确有一个上下限范围，超过了上限就会造成过热，甚至“大起”，滑到下限以下又会造成不景气，甚至“大落”。探寻经济增长的上下限，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更多地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验中加以总结和规定。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不同的经济增长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与成本，无论是它的上限还是下限，都是针对效益与成本的比较，也是针对短期与长期收益的比较。
根据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践，从经济增长的“上限”角度来看，一是防止高通货膨胀率，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从历史经验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底线不要超过5%，我把它称之为高通货膨胀“上限”约束，最好控制在3%左右，属于适度的、温和的低通胀。第二个“上限”约束是“资源环境约束”，这就体现在“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八项资源环境指标。有的是与GDP挂钩，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有的不是与GDP挂钩，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它们不是软约束，而是硬约束。超过了这些指标，就使得资源环境的生态代价大幅度增加。
所谓“下限”，一是防止通货紧缩，即CPI上涨率不要小于1.0%，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于1998年至2002年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并引发内需严重不足，对企业造成重大的威胁，我把它称之为通货紧缩“下限”约束，尤其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二是有效地控制高失业率，我称之为“失业率约束”，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5%以内的经济增长，就属于比较合理的增长。三是“收入增长约束”，即“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大于7%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增长率无论是高还是低，都必须满足以上两个“上限”和三个“下限”所界定的合理区间内。
寻找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合理区间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寻优的过程，从“十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就已经相当成熟，并成为更加平衡和兼容的多目标宏观调控体系。如“十二五”规划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此外还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的预期目标。这就给出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我认为，只要实现上述多目标，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健康的，也是高质量的。
为什么“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宏观经济目标？2011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作了说明：“总的考虑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放在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上。”
从“十二五”前两年（2011、2012年）的实施评估来看，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3%，高于7%的预期目标；CPI年平均上涨率为4.0%，低于5%的“上限”；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5.5%，完成了规划目标的34.4%，没有达到40%的两年要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5%以上，滞后于规划要求的进度；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两年2487万人，大大超过原定1800万的目标，两年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1%，也低于5.0%的目标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0%和11.0%，超过原定大于7.0%的目标。
即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降至7.6%，仍处于合理的区间内。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上半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创下新纪录，达到732万人，相当于全年900万人目标的81%，农民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数是444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没有达到7%以上的目标，只有6.5%。中国经济仍然是稳定的、健康的。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是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在全球经贸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贸易增长率下降也很正常。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既有合理之处，也有理性之处，这是根据“十二五”规划所做出的适应性的主动调整。如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我们不必为中国经济所谓的“硬着陆”杞人忧天，不要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易改变已定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来看，中国经济曾经一直伴随着“大起大落”，先是大起，后是大落，大起必大落。但是90年代上半期没有出现经济大落和超高通货膨胀：1992年和199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4.2%和14.0%，大大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是及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首次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大落。1997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至9.3%，通货膨胀率也从1994年的24.1%下降至1997年2.8%。此后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既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的困扰，也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不仅保持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还保持了世界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日益成熟。
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我们才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准确地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更加智慧、更加灵活地做出宏观调控决策。这就需要我们增强对中国经济增长规律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增强对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自信心，才能提高自强能力，才能够克服那些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与各种挑战，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健康、持续高增长，并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几十年过程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有过顺利，也有过挫折。其中宏观调控是一个关键因素，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体实践的问题，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还需要长期积累的实战经验，更需要汇集古今中外的大智慧。这就要求我们在复杂的国情条件下，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确立一个正确的具有连续性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即“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