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1月,各种全球会议非常密集。当世界各国正在担忧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G20峰会的结果时,我正在北京吃着美味的北京烤鸭,喝着1989年的拉拉贡酒和极品纳帕谷葡萄酒,并和好朋友们讨论变化中的全球金融体系。
G20首尔峰会之后,法国将接任主席,萨科齐总理宣布,他将主持讨论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具体而言,是要讨论美元的角色定位。世界各国对采取量化宽松、增量发行6000亿美元的美国怨声四起,尤其是新兴市场,而德国和巴西的财政部长也参与到了这场争论中。
现今货币体系的问题症结在于,美联储在解决特里芬难题上左右为难。20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的罗伯特·特里芬教授清晰地阐明了担当储备货币角色的央行面对的一个两难任务:要么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充足流动性,要么为本国提供流动性。如果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有经常账户赤字;如果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需要),世界其他地区就会陷入通缩。
近30年,美国一直采取第一种策略,并逐步累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贸易逆差。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是这一选择的消费者,并以此建立了亚洲的全球供应链。对双方来说这都是合算的买卖:亚洲用它的廉价劳力和资源换来货币,而美国通过华尔街对亚洲直接和间接投资回收资金。这样,美国既是为世界服务的银行,又是投资银行家。
不幸的是,美国的盛宴还是停止了——以过度杠杆融资所支撑的过度消费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国经济正在经历通缩,美联储决定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我们面对的特里芬难题现在反了过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过多的流动性,美国在抵御通缩,亚洲却得抵御通胀。
美联储带来的风险不是美元相对其他法定纸币贬值,而是相对商品货币(黄金)的极大贬值。如果连世行主席鲍伯·佐利克都暗示我们需要考虑将黄金也纳入储备货币,这就意味着大家对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信心确实动摇了。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特里芬难题正是货币诞生一刻即面对的问题。当我们用黄金或商品货币作为标准时,如果黄金供给无法随全球流动性需求增加而增加,实体经济就会通缩。而法定纸币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保证储备货币国不会超发货币。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硬预算约束在哪里?”
高度透明的泰勒规则或者与黄金挂钩的规则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是否已经达到了界限。
黄金的吸引力在于它是有形的,而且是历史上被认可的度量标准。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现在的黄金供给每年只有1.5%的增长, 在未来不足以供我们自由使用。由于全世界实际增长率在每年2%-3%左右,我们可能需要将法定纸币和黄金货币结合起来使用,才能满足全世界的流动性需要。
但我们可以相信谁来担任这个混合的法定——黄金货币发行者呢?这样的人可能现在还找不到。欧元或亚洲的任何货币不行,IMF也不行。
G20可以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但没有人会同意重大制度改革的一个具体方案,因为全球的公共物品与太多国家的利益相冲突了。G20有可能变成像联合国一样的否决会(veto shop):你可以否决,但一致同意的机会十分渺茫,除非是在看起来不会对任何人有损害的大方向上。
我们常把标准,比如1米或1英尺的准确计量,视为理所当然 。但当标准本身不再可靠的时候,我们要么换一个更可靠的标准,要么全球经历一场大洗牌,直到系统达到新的均衡。
我们往往轻视了标准对系统稳定的重要性。货币标准的重要性就像将潜水艇各部分连结在一起的铆钉的质量。随着潜艇不断下潜,能不能保持艇身的完整取决于铆钉的质量。达到一定压力时这个铆钉一坏,整个潜艇就会内爆。所以在那个压力以下的深度就没有潜艇了,因为铆钉只能承受那个压力。
我们现在就像在一艘全球潜艇上,正潜得越来越深,却不知道铆钉的质量能不能承受这不断增加的压力。
有谁能摆脱这一困境吗?有人试图用通胀的办法来逃脱内爆的险境。
是“我们信任上帝”(In God we Trust)还是“我们信任黄金”(In Gold we Trust)?这缺失的字母L正代表了雷曼(Lehmans)。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
G20首尔峰会之后,法国将接任主席,萨科齐总理宣布,他将主持讨论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具体而言,是要讨论美元的角色定位。世界各国对采取量化宽松、增量发行6000亿美元的美国怨声四起,尤其是新兴市场,而德国和巴西的财政部长也参与到了这场争论中。
现今货币体系的问题症结在于,美联储在解决特里芬难题上左右为难。20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的罗伯特·特里芬教授清晰地阐明了担当储备货币角色的央行面对的一个两难任务:要么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充足流动性,要么为本国提供流动性。如果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有经常账户赤字;如果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需要),世界其他地区就会陷入通缩。
近30年,美国一直采取第一种策略,并逐步累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贸易逆差。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是这一选择的消费者,并以此建立了亚洲的全球供应链。对双方来说这都是合算的买卖:亚洲用它的廉价劳力和资源换来货币,而美国通过华尔街对亚洲直接和间接投资回收资金。这样,美国既是为世界服务的银行,又是投资银行家。
不幸的是,美国的盛宴还是停止了——以过度杠杆融资所支撑的过度消费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国经济正在经历通缩,美联储决定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我们面对的特里芬难题现在反了过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过多的流动性,美国在抵御通缩,亚洲却得抵御通胀。
美联储带来的风险不是美元相对其他法定纸币贬值,而是相对商品货币(黄金)的极大贬值。如果连世行主席鲍伯·佐利克都暗示我们需要考虑将黄金也纳入储备货币,这就意味着大家对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信心确实动摇了。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特里芬难题正是货币诞生一刻即面对的问题。当我们用黄金或商品货币作为标准时,如果黄金供给无法随全球流动性需求增加而增加,实体经济就会通缩。而法定纸币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保证储备货币国不会超发货币。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硬预算约束在哪里?”
高度透明的泰勒规则或者与黄金挂钩的规则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无法判断是否已经达到了界限。
黄金的吸引力在于它是有形的,而且是历史上被认可的度量标准。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现在的黄金供给每年只有1.5%的增长, 在未来不足以供我们自由使用。由于全世界实际增长率在每年2%-3%左右,我们可能需要将法定纸币和黄金货币结合起来使用,才能满足全世界的流动性需要。
但我们可以相信谁来担任这个混合的法定——黄金货币发行者呢?这样的人可能现在还找不到。欧元或亚洲的任何货币不行,IMF也不行。
G20可以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但没有人会同意重大制度改革的一个具体方案,因为全球的公共物品与太多国家的利益相冲突了。G20有可能变成像联合国一样的否决会(veto shop):你可以否决,但一致同意的机会十分渺茫,除非是在看起来不会对任何人有损害的大方向上。
我们常把标准,比如1米或1英尺的准确计量,视为理所当然 。但当标准本身不再可靠的时候,我们要么换一个更可靠的标准,要么全球经历一场大洗牌,直到系统达到新的均衡。
我们往往轻视了标准对系统稳定的重要性。货币标准的重要性就像将潜水艇各部分连结在一起的铆钉的质量。随着潜艇不断下潜,能不能保持艇身的完整取决于铆钉的质量。达到一定压力时这个铆钉一坏,整个潜艇就会内爆。所以在那个压力以下的深度就没有潜艇了,因为铆钉只能承受那个压力。
我们现在就像在一艘全球潜艇上,正潜得越来越深,却不知道铆钉的质量能不能承受这不断增加的压力。
有谁能摆脱这一困境吗?有人试图用通胀的办法来逃脱内爆的险境。
是“我们信任上帝”(In God we Trust)还是“我们信任黄金”(In Gold we Trust)?这缺失的字母L正代表了雷曼(Lehmans)。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