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喜欢纯文学，文学最大的用处还是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写作的人，必须脱去一切束缚，赤裸裸地站在土地上感受才行。” 陈若曦说。
　　这位越老活得越潇洒漂亮的女作家久未出手，因为九歌出版社创办人蔡文甫力邀，决定以接近三年的时间，爬梳一生的经历，写出回忆录，作为献给自己七十岁的礼物。这部重要的书出版时虽有报导，却少有访问深刻探及她充满传奇性的命运转折及内心世界。
　　
　　
　　深受母親的影响
　　
　　陈若曦出身农工家庭。生于台湾台北县永和市的她，曾祖父从福建颍川只身赴台，是向地主租地耕种的佃农。祖父那一代起，改业从事木匠工作，父亲因为手艺不错，继承了祖父的家业，也以木工维生。在陈若曦的成长时期，父亲的工作主要是替人们补破损的木制家具，或是替当时殖民统治台湾的日本人修缮木造房屋。
　　母亲对陈若曦影响至深。外公与曾祖父同样，都是生活清苦的佃农，不过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有当时台湾贫苦民众的惯行做法，陈若曦的母亲，不到三岁就被送到别人家做养女，成为俗称的“童养媳”。而“卖掉”她所得的金钱报酬，则拿来“买”另一个童养媳进门，准备给家中男孩长大后“送作堆”，省去日后讨媳妇的庞大花费与开销。
　　陈若曦坦言，她温和坚毅的女性意识，都来自于母亲：“那个年代，养女是变相的奴婢。母亲要承担起全部的家务，包括种菜、喂鸡，还得春来采茶，夏天拾穗，起早睡晚，无时不在忙碌中。”她透露，祖母，也就是母亲的养母兼婆婆，据说脾气乖戾，很会责罚母亲，掐肉、捶脸、扯发、棒打……样样都来，可是母亲却很认命，也不愿重复这样的母女或婆媳虐待模式，亏待自己的养女，或将亲生女儿陈若曦送给别人做养女。母亲是一位相当慈爱且充满牺牲精神的伟大女性。
　　“看野台戏是母亲唯一的娱乐，她看戏十分投入，悲剧角色尤其能感同身受，往往泪流满面，哭成泪人，散场回家还一路抽泣不已。”陈若曦心疼地回忆：“母亲成长于非血亲的大家庭中，备尝孤立无援的痛苦，唯一可以依赖的是一群结拜姐妹。她们多半也是养女出身，彼此谈心诉苦，有事互相帮忙，相濡以沫。”
　　看尽母亲那一代女性的悲惨辛酸，陈若曦体认到，想要摆脱女人的宿命，只有抓住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读书、升学。陈若曦的父亲是个好工人，雇他修过屋的日本人仓卒离开台湾时，曾经因为这层人际关系，把房子还有带不走的东西，统统赠与他。但国民政府来台湾时，却硬是要说陈家“占住”公产，让陈若曦的父亲感慨：“都是没上学才会吃这种亏。”为了弥补遗憾，他十分鼓励子女读书，从来没有阻挡过陈若曦的求学之路，陈若曦甚至还上过幼儿园，也从北一女，台湾大学外文系，后来留美，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脱离工农身分，成为一位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女性精英。
　　
　　
　　另一个美丽新世界
　　
　　除了教育，政治与文学是陈若曦的另一个“美丽新世界”。陈若曦的母亲一心期盼她“嫁好尪”，得夫婿疼爱；父亲虽督促、“放任”她读书，却也和大多台湾人一样，告诫陈若曦“不要碰政治”。即使父母非常反对陈若曦涉入政治，但童年亲眼看到“二二八事件”在身边发生的陈若曦，还是比其它人多了些政治敏感。北一女时期，话剧老师崔小萍与舞蹈老师蔡瑞月，双双受到国民党白色恐怖迫害，也让她顿生疑惑，待进入学风自由的台湾大学外文系之后，陈若曦更是大胆的，与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人结成“南北社”、创办《现代文学》杂志。
　　当年，在国民政府白色恐怖的氛围下，许多文人集会结社与创办刊物，都被视为毒蛇猛兽，例如政论半月刊《自由中国》的发起者，主张联合自由派另外组党的雷震，与陈若曦的逻辑学教授殷海光等人，前者被打成“知匪不报”罗织入狱，判了十年徒刑，后者则被全天监视控制，台大哲学系甚至自清门户，夺走殷海光的教职，让他抑郁以终。《现代文学》虽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理想与重点，无涉政治，但陈若曦透露，当时由于经常听说自己与几个伙伴已遭警备总部锁定监察调查，“内心震撼很大，虽然没有人公开谈论，私下也避免触及，但时时承受着外界无法了解的恐惧与压力，也对政治环境产生许多质疑批判。”陈若曦回想，“当时创办纯文学杂志，而且标榜‘现代’和‘西化’，实在是反映我们身处那个时代的抑郁和苦闷；我们毋宁是借着文学来宣示我们对现实体制的不满，也是对传统文化失望的折射。”陈若曦苦笑，台湾光复前人人期盼祖国，但国民政府统治下：“老喊着国家前途要建立在‘反攻大陆’上，蕞尔小小台湾怎么可能打回大陆？”陈若曦说，《自由中国》不过是说了“反攻大陆无望”、“要求自组政党”等人民的真心话，就被整肃。无疑在当时年轻气盛的学生群之中，这样的话投下震撼弹，也开启她对政治的思考与兴趣。
　　陈若曦表示，那时因为创办《现代文学》，使得她交往的范围从校园内扩及到社会各处，许多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作家，也让她有机会接触国民政府治台时期的“禁书”，例如鲁迅、巴金的作品。“那个年代，拥有和阅读禁书都有坐牢的危险，能互相传阅实在是莫大的信任，等同肝胆相照。”陈若曦笑道，当时与她过从甚密的友人，后来都成为文坛历史上不可抹灭的名字，包括郑愁予、楚戈、商禽、管管、周梦蝶、痖弦等。
　　以台湾年轻人的新兴流行语形容，陈若曦实在是个超级“白目”的家伙。高雄(美丽岛)事件时，她受包括杨牧、郑树森、白先勇、张系国、李欧梵、水晶、郑愁予、余英时、许倬云、叶维廉、田弘茂等文人学者之托，带着联署求情信去见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陈若曦先是直言，“台湾人都很害怕，这会不会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啊！”待蒋经国显出惊愕否认的表情后，她又反复强调高雄发生的事件绝非叛乱，不宜以军法审判。蒋经国见她顽固，反问：“陈女士说不是‘叛乱’，那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陈若曦慌乱中，说出欠缺政治细胞与事前演练的回答，“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的惊险万状，现今观之，却令外界对她的纯真幽默哑然失笑。那次回台，陈若曦也与黄春明、陈映真、沈君山等不同立场的人士接触，讨论高雄(美丽岛)事件，关切被捕者，对国民政府施压或劝说。
　　陈若曦言谈的直来直往，在与胡耀邦会面时，也表露无遗。当时邓小平针对港澳台提出“一国两制”政策，陈若曦心中有问号，对于“一国两制”胸有成竹的胡主席，还温婉地向她解释：“这‘一国两制’，其实就是地方自治──高度的地方自治。”一般客人听到这里，可能就算了，偏偏陈若曦还追着不放：“怎么叫‘高度’的地方自治呢？”幸好胡耀邦很有耐心的回答，也并未对陈若曦产生反感，甚至因为陈若曦的劝谏，批准异议诗人北岛可以出国。陈若曦也因为胡耀邦的建议，亲自走访西藏，见到班禅喇嘛，对西藏议题做出第一线的观察与判断，不随西方报导人云亦云，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独特看法。
　　
　　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大学毕业赴美后，陈若曦与热衷保钓的文化人士同样保持亲近的关系。回归祖国大陆定居，就是当时萌生的浪漫思想，后来也付诸实行。遗憾的是，陈若曦回去得不是时候。时代的洪流惊涛，猛力冲击了这一位原本脑袋热情单纯的台湾女作家。1966年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几年，她和同样对祖国怀抱理想的丈夫，回归祖国大陆居住工作、生养两个儿子。一对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夫妻，从云端坠入雾里，从对祖国深信不疑，到身心遍伤失望离开。陈若曦虽因此写出了她描述文革矛盾冲突的代表作《尹县长》，奠定她在当代华文文学界的重要地位，但这部著作却也是她用青春生命换来的低吟。阅读着这部陈若曦的经典小说集，未曾身历其境的读者们，彷佛也能看到她隅隅独行，陪着中国，走过那最艰困最丑恶的一页，然后阖上。
　　“我从来都不是那种呼天抢地的人。”陈若曦解释自己的轻与冷静，就算当时失望透顶，觉得“社会主义怎么会搞成这样？”、“中国这样怎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她选择等待，因为“政治很现实、短暂，也可以逆转，但民族情感却不是想丢弃就丢弃得了的。” 陈若曦认为，中国经过百年屈辱，民族文化、爱国情怀绝对是连结、联合十几亿人的共同基石，“那是一种替个人带来自尊的认同，也是迈向强盛的希望。看来很抽象，却又十分具体。”
　　“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以身为中华文化的一份子而骄傲。”陈若曦强调，反对“台独”的她，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趁着还能走，踏遍中国的好山好水。”当时，她毅然抛开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归祖国，梦想着或许能在北京见到她孺慕已久的台湾共产党先驱──谢雪红，不料遭逢文革，到处都贴着批斗谢雪红的海报，“我甚至做出最坏的揣测，猜想路边哪个扫街的落魄老妇就是她……”陈若曦遗憾地放下了这份心愿。尽管今日的中国已经大不同了，陈若曦走过这历史的一遭，祖国仍是她的梦想所系，也越来越趋近她的理想。
　　或许是农民与工人的血液在陈若曦体内流窜，她的性格具有直率、坦荡、热情、勤奋……种种特质，又没有知识阶级最让人诟病的骄气与无病呻吟。事实上直至今日，陈若曦骨子里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她身无长物，强调金钱够用即可，步入六十岁，因为丈夫在美养老较为适宜，她却喜欢台湾香港大陆几地跑，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生存，陈若曦于是主动提议离婚，还积极安排替前夫寻找伴侣。至于她自己，清简一身，投身环保、女性权益、银发族与人权等领域担任义工，做得不亦乐乎。七十岁之后，陈若曦近日正在规划搬入老人公寓居住。总是把自己视为群体的一颗螺丝钉，从整体结构思考社会群体的她，认为不麻烦别人，自立自强，让年轻人全力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才是上了年纪的人安身立命之道。
　　“就像政治扰攘不会持久，我相信‘文革’魅影也将和麻疹一样，来得猛发得快，也好得快。”陈若曦说，她凡事尽力而为，年纪渐长虽然让她渐失“明知不可为而为”的锐气，选择温和渐进的方式坚持主张，“航程难免经受风雨摆布而忽左忽右，但终会平安抵达对岸。我对家乡深具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