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6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九部委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的意见》，标志着中关村建设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也意味着科技金融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金融战略。
　　何为科技金融？人们一般把经济分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谈论的经济问题无非是虚拟经济（“水”）相对于实体经济（“杯子”）的“水多水少”的问题。这种简单分类已经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向“一个”杯子里倒水只有水多水少的数量问题，不存在倒向何处的结构问题，也就无法“调结构”。我把一个独立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视作“太极”，实业喻为“阳鱼”、资源喻为“阴鱼”、科技-工程喻为“S线”，金融是流动于三者之间的“水”。这样，便有了三种“倒水法”，倒进实业、资源、科技-工程“三个杯子”。一个变成三个，“调结构”就有了可能，“定向宽松”就有了科学依据。如果认为用太极比喻实体经济过于抽象，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比喻——“鸡蛋理论”：实业是实体经济的“蛋黄”，资源是实体经济的“蛋清”，科技-工程是实体经济的“蛋壳”。科技是虚壳，工程是实壳，金融就是孵化器。这里所说的实业不是全部实体经济，而是剔除资源类实体后狭义的实业。
　　显而易见，科技金融是把金融力量注入实体经济发展的三种“倒水法”之一，是在与其他两种“倒水法”——资源金融和实业金融博弈中存在的。三大金融博弈的过程既是横向的又是纵向的。从纵向来看，人类在30000年前的石器科技时代、3000年前的铁器科技时代、300年前的机器科技时代，分别出现了3次科技大潮，也分别造就了玉币、金币、纸币三个完整金融周期。
　　下面以机器-纸币时代的金融为例，简要说明一个完整金融周期的三个阶段，即第三个金融周期的三个阶段。
　　英国工业革命中最早出现的金融是科技金融，主要采用股权投资形式，这是最早的现代股份制，也是最早的现代创投。例如，英国企业家博尔顿将自己的钱投给了贫困的几乎要放弃科研的工程师瓦特。这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笔创业投资！1776年3月8日，博尔顿—瓦特股份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蒸汽机，虽然是原始型号，但这台机器已经能干100个人的活了。
　　工程化大生产是科技金融转向实业金融的关键。能否从“虚壳”变为“实壳”是金融成功孵化实体经济的标志。博尔顿的冒险创投成功了。随着蒸汽机实现批量化、工业化生产后，科技金融变成了实业金融，创投融资被银行融资替代，现代银行开始崛起。实业大发展意味着对资源的不断索取，地大物博变成了资源稀缺。金融与资源结合，实现了资源金融大发展。代表实业金融浪潮的伦敦和代表资源金融浪潮的纽约成为世界两大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业以实业金融为基调，以银行为主要业态，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至今依然是欧洲短期资金贷款利率的基础，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关键利率，一般贷款利率均以此为基础。实业金融的实质是将蒸汽机、冶炼、采矿等成熟技术推广普及。
　　纽约金融业在不忽视实业金融和银行的同时，着力发展资源金融和投行业务。资源金融的实质是将土地、煤炭、铁矿石等自然资源变成不断涨价的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
　　实业金融实现了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资源金融却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一个降价，一个涨价；一个在二战前，一个在二战后。
　　资源金融泡沫的泛滥最终酿成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纽约和伦敦遭到重创。2008年成为了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200多年的金融周期结束了。
　　目前，经过3年调整，美欧以房地产泡沫为主的金融泡沫基本上已经挤完。奥巴马新政大力发展科技型新兴产业，一旦美国人抢先一步把科技型新兴产业构建起来，将继续领先世界30-50年。欧洲的情况也不像很多国内人想象得那么糟。美欧创造出了政府采购基金、科技银行和创业投资等科技金融形式，此次危机后正在迅猛发展，欧美极有可能迅速变成一个“大硅谷”。过去几年，美国每年有1/3左右的投资投入到了早期创业投资，而中国的主流资本还在和政府博弈等着机会炒房子。
　　纵观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和金融走过了两个阶段：以1998年房改为分水岭，之前主要是实业和银行的结合，重点发展实业，即吃穿住行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家电业大发展；之后主要是资源和投行的结合，银行也转向了资源，即金木水火土等。
　　实业金融阶段，造成大量不良资产，最终坏账由政府兜底，表现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和四大行上市前的政府注资。在资源金融阶段，由于炒房、炒煤等的盛行造成中国巨大的房地产等资源金融泡沫，造就一大批“资源-金融类上市企业”，成为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重。中国人用比欧美人更长期限的房贷来透支未来，更用父母赞助的首付消耗过去。三代中国人背着一个大泡沫。
　　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广大民众正在集思广益解决这个大泡沫，而且正确地选择了科技和科技金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中国是在缺失科技金融的前提下引进实业金融和资源金融。因此，习惯了实业金融特别是资源金融的中国，严重缺乏科技金融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认同。现实是，在靠几代人支撑起来的巨大房地产泡沫显然已是一个毒瘤的情况下，一股巨大的市场和金融力量却仍然在和政府博弈放松限购等政策，以继续狂饮泡沫盛宴。
　　欣慰的是，还有一支叫做“创投”的金融小分队在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和科技的未来。这也是我乐于给《投资与合作》写文章的原因。作为科技金融专业杂志，这里应该有我的知音。在此，我从 “新科技、真创投、宽监管”三个方面简要论述“创投新思维”。
　　中国经济亟须“新科技”。30多年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等方式分享了世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红利。但最先进的科技只能依靠自身来完成。原创性技术是一个国家战略资源，期待欧美向中国开放高科技市场是不可能的。中国亟须新发明来填补产业真空。把欧美没有的技术创造出来，是真正考验中国人的课题，也是创投最应该关注的大目标。
　　中国创投要做“真创投”。目前，中国金融界笼罩着急功近利的思维和言行，极其稀缺科技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耐心。毋庸讳言，不少创投只看投资，不看创业。多想创业，少想投资，才是真正的创投，而且这里的创业是指立足科技创新的创业。没有科技的创新和崛起，就没有新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的革命性变化。中国已经有了这一历史可能，只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形成政府引导而非主导、创投投资而非投机的真正的科技金融体系，就能避免重蹈“乾隆盛世悲剧”。
　　创投需要“宽监管”。10 0个科学家中最终可能只有1个能够改变世界。创投要在100个科学家里面找出1个，显然具有巨大的失败风险。创投不是一般的资本行为，不是一般的银行放贷，也不是买股票拿股息的行为，不是可以标准化计量的东西。科技和金融结合起来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科技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创投的成活率和科技的成活率相对应。1%足以改变世界。股东和国家监管部门都应该努力缔造无拘无束、自由、田园牧歌式的创投环境，要有对待银行不良资产和投行泡沫一样的宽大胸怀，宽容创投的失败。创投呼唤定向宽松，这个宽松是资本的宽松、监管的宽松、文化的宽松、制度的宽松。当然，创投中也有害群之马，但是把所有的马都当成害群之马，就没有真正的千里马了，不能对创投进行有罪推理。美国的金融监管是重罚机制而不是严管机制，值得借鉴。
　　外部性技术红利已经结束，内生性自主创新正在开始，这就是创投乃至整个科技金融的历史使命。中国应该创造最宽松的创投环境，完成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科技革命。过去，科技进步缓慢的时代，科技金融也自然是短态的；现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金融也要从“短态”到“长态”、从“长态”到“常态”。因此，科技金融不再是一个金融周期的第一推动，而是将成为全部金融的主旋律。
　　现在，中国的科技和金融有了和欧美齐头并进的可能。所欠缺的是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只要学会“结合”，只要新三板能够比创业板更成功，只要中关村科技金融中心能够如期建成并在全国推广，中国就不会再次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