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最近，读了陶菊隐先生所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下简称《史话》)一书，觉得有一本系统的叙述北洋军阀统治年代的著作，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史话》还存在着不少的史实错误，虽然该书于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二次印本中有“重印说明”，提到这次重印“改正了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现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提供出来，或者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一
　　
　　《史话》一书引用了不少当时的电文，并写出代电，又注明月日。这里就有一些错误。现举两例。
　　在第一册第120页中有：
　　“二月十二日，清帝发表退位诏，其内容如下：(略)”
　　同册第121页中有：
　　“同一天(指清帝发表退位诏的二月十二日。——笔者)袁发表了表明自己态度的‘真’电……”
　　“真”字是上平韵中每月十一日的代号，不是十二日。要用上平韵，十二日应为“文”电。
　　又如，在第一册第182页中有：
　　“……五月十五日，袁就根据陆军部的呈请，用总统命令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五月十七日，奉天军师长张作霖秉承袁的旨意发表删电，痛数黄兴……”
　　据此看来，张作霖发表电报的日期是十七日，不能解释作十五日。
　　“删”字是上平韵每月十五日的代号。要用上平韵，十七日是“”字。
　　
　　二
　　
　　《史话》一书对有些历史事件的时间，也写错多处，现举几例。
　　如第一册第40页中有：
　　“……一九一一年四月(三月)，清政府被迫先行成立一个以奕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的内阁……”。
　　照此看来，内阁成立的时间是一九一一年公历四月，农历三月。
　　这一点的叙述错了。奕内阁是在一九一一年公历五月八日即农历四月初十日与撤销军机处的同时成立的。除了原军机大臣毓朗担任军谘大臣外，改组前的军机大臣奕、那桐、徐世昌，都原封不动地成了新内阁的总理大臣或协理大臣。
　　关于“九·一八”事变，第七册第92页写道：
　　“……以上情况，说明直系在东北作战，即使能够打出关外，随之而来的将是外交上的突发事件，象一九三二年爆发的北大营事变一样。”
　　这里所说的“北大营事变”，不知是否指的“九·一八”北大营事变。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一九三一年。如果不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一九三二年的“北大营事变”吗？
　　关于西安事变，第七册第217页中写道：
　　“……被提拔为旅长和师长，并且成为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知名人物。”
　　“西安事变”明明是一九三六年，为什么写作一九三七年？
　　关于清帝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时间，《史话》第一册第85页写道：
　　“袁在北方的两个危险力量已经消除了，清政府也已被迫完全接受了他的六个条件，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通过资政院的选举形式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
　　史实是：在公历十一月一日，即奕内阁辞职的同时，袁就被清政府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而不是十一月九日。
　　另外，《史话》第一册第35—36页中，提到光绪帝和西太后的死，以及对袁世凯的影响，也是有毛病的。其中写道：
　　“一九○八年，保守派巨魁西太后和作为新政偶像的光绪帝一同死了……”
　　在36页中又写道：
　　“袁从来没有象这天一样吓得魂不附体。……他因戊戌告密取得了西太后的信任，但正是由于他的告密，害得光绪帝终身被软禁并且受到西太后的百般虐待。如果西太后死了，光绪帝还活着，这个仇能够不报吗？”
　　“光绪帝死得突然是历史上的一件疑案。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咽气之前把他毒死了的，也有人说是袁下手毒死的。袁惯于用毒药杀人，所以当时发生了后一种揣测之词。”
　　先从时间上说，光绪帝是在一九○八年公历十一月十四日死的，西太后是次日死的，比光绪帝晚死一天。如果再结合《史话》中的一些原话，就不难看出《史话》一书中在这个问题上的几个毛病。
　　首先，如果按照有些人的揣测“是袁下手毒死的”，那么，光绪帝死在西太后之前，是袁自己干的事，还会不知道吗？假设说，即使是西太后死在前，袁又毒死了光绪帝，那也用不着担心光绪帝报仇呀！其次，就说不是袁下手毒死的，按照另一种揣测，“是西太后在咽气之前把光绪帝毒死了的”，这也可以说明光绪帝死在西太后之前；那么，西太后会秘不发丧吗？不会！因为西太后对光绪帝的死是幸灾乐祸的，她恨不得把这个她认为的大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国，以作为对“帝党”的打击；哪怕是秘不发丧，作为军机大臣兼外务会办大臣的袁世凯，断无不知之理，根本不存在什么“如果西太后死了，光绪帝还活着”等设想。
　　当时，袁世凯所害怕的，并不是什么“如果西太后死了，光绪帝还活着”等语。他真正害怕的是以下几个无法回避的现实：①光绪帝死后，博仪继承帝位；博仪的父亲载沣(光绪帝的亲兄弟)监国摄政，很可能为他的哥哥报仇；②满清贵族的排汉忌汉此时更上一层楼；③满清的上层人物中，对袁疑忌最深的首脑人物——铁良，此时正担任陆军部尚书，兵权在握；④当时的“后党”，尽是些老朽腐败、也没有兵权的家伙，然而“帝党”却是些力图革新的人物，这些人又大多是手握兵符的满族少年亲贵(如良弼)，而袁又是“帝党”最凶恶的敌人；⑤此时的袁世凯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推翻清政府而建立袁氏王朝。
　　以上诸因素，是对袁世凯的最大威胁。
　　除此之外，《史话》中对徐世昌和锡良等人的叙述，不仅时间上有差错，而且也自相矛盾。看一看第一册第19页：
　　“袁的老朋友徐世昌直线地往上爬，一九○七年东三省官制改革时，外放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
　　在同页最后一段又有：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徐内调为邮传部尚书，接任东三省总督的是由云贵总督调过来的蒙古人锡良。”
　　在第20页中又写道：
　　“锡良仅仅做了几个月的东三省总督就因病辞职。赵尔巽又从四川总督调过来复任东三省总督。”(按：“复任”二字也不当。赵原在东北任盛京将军。——笔者)
　　在同册第46页中有：
　　“一九○九年，司戴德(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笔者)和英国濮兰德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约’。”
　　仅从这四段来看，时间上的差错及自相矛盾之处就足以使人感到混乱了。
　　要按前几段的摘录，可以说明徐世昌自一九○七年外放东三省总督，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内调为邮传部尚书，这几年中他一直担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只是在一九一一年才接了徐世昌的任，而且“仅仅做了几个月的东三省总督就因病辞职”，那么，锡良怎么会在一九○九年同司戴德、濮兰德签订“锦瑷铁路借款草约”呢？不是自相矛盾吗？
　　为了说明真象，仅在此作一史实简述。
　　徐世昌于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农历正月即公历二月——也就是在西太后死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被免去东三省总督的职务，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也在同时被调为东三省总督(云贵总督一职由李经羲担任)。而“锦瑷铁路借款草约”也的确是锡良在东三省时签订的。这就是说锡良当了两年多的东三省总督(而不是“仅仅做了几个月”)，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公历四月农历三月才因病辞职，由四川总督赵尔巽继任东三省总督。
　　
　　三
　　
　　《史话》一书对有些历史人物的职称等问题，也有一些毛病。如在第一册第16页中写道：
　　“到了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朝廷中满族排挤汉族的风潮发展到顶点，……
　　“有名的彰德秋操在这一年举行。……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
　　按清代的官制，这时的铁良，并不是兵部大臣。这得从几个方面说明问题。
　　在清代末期，除外务部外，中央各部的首脑一律称为尚书。
　　清代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机关，在一九○六年农历九月改组各部之前称为兵部。兵部的首脑是兵部尚书。改组之前，满族人铁良仅在一九○五年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署理过几个月的兵部尚书，就又调任户部尚书。在一九○六年农历九月改组各部之后，各部只设尚书一员，不分满汉，兵部就改称陆军部(海军另设机构管理)，才由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不是大臣)。一直到一九一○年(宣统二年)正月，铁良因病离职，二月正式免职，由陆军部右侍郎昌署理。直至同年农历十一月，昌被实授。也就是昌被实授后，陆军部尚书才改称陆军大臣，侍郎改称副大臣。可是，这个时候的各部首脑(除外务、陆军、海军而外)仍称尚书，不称大臣。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四月改制——也就是奕内阁成立之后，各部尚书才一律改称大臣。
　　由此可以看出，铁良在第二次调任这个最高军事机关的首脑时，机关名称是陆军部，职称仍是尚书，而不是“兵部大臣”。彰德秋操也正是在他担任陆军部尚书时举行的。
　　这是《史话》一书中官制差错的一个例子。
　　另外，还有一个新军编制的差错问题。
　　在《史话》第一册第57页以“工兵营首先发难，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革命军炮轰楚豫兵舰”为标题的第二节中写道：
　　“三十一标工兵营的革命同志特别多，他们的情绪也特别紧张。”
　　从这几句话，可以认为工兵营是三十一标(团)所属的一个营。
　　其实不对。
　　首先发难的工兵营，是直属于陆军第八镇(师)的，从不隶属于哪个协(旅)或哪个标。每镇只有一个工兵营，所以该营的番号是工程第八营。该营驻地在紫阳湖附近，它和三十一标根本没有隶属关系。不管哪个国家或何种性质的部队，步兵团下边从来也不会配属一个工兵营。而三十一标是第八镇第十六协所属的一个标(步兵团)，驻地在左旗。首义之前，该标在标统曾庞大率领下，随端方到四川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风潮去了。当武昌首义时，该标留省的留守人员加伤病员总共只有近百人，所以对首义的贡献也不太大。
　　以上诸问题，见解难免草率，错误之处很可能不少，尚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