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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评价唯心主义之一
在哲学史研究中，应该坚持党性原则。正如列宁指出的，“最新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解放以后，我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与哲学史工作者自觉学习贯彻党性原则分不开的。但是也有右和极“左”方面的干扰。右的方面是否认哲学的党性原则，这种倾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极“左”方面的干扰，它对哲学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值得充分重视。不能正确地评价唯心主义的作用，就是这种倾向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曾就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如何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正确评价唯心主义，是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郑昕先生写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许多同志提出了很有创见和启发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只要坚持双百方针，各抒己见，互相切磋，讨论是会逐步深入，取得丰硕成果的。但是，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这种有益的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很快就被破坏了。以关锋为代表的极“左”干扰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林彪、“四人帮”时期，这个问题成了禁区。今天我们能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应该说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哲学史工作带来的一次解放，是三中全会精神的胜利，是值得庆祝的。
正确地评价唯心主义，就是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持否定意见的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种以关锋为代表，是彻底的否定论，认为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一种是基本否定论，认为唯心主义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只是个别的例外现象。一种意见认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属于唯心主义，而属于唯心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因素或唯物主义因素；这种意见形式上不同于彻底否定论，实质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第一，承认这种作用不是偶然的例外现象，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带规律性的现象；第二承认这种作用属于唯心主义本身，而不是其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或辩证法因素。
***
唯心主义是否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这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际是检验唯心主义是否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的唯一尺度。只要不抱偏见，应该承认，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有些起进步作用的哲学思想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史界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想选择一些比较能取得一致看法的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例证。我们觉得，分析一下李贽、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与其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联系，分析某些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唯心史观的联系，可能是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一关于李贽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
李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大家公认的。在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反动封建统治下，李贽的思想是那样的激进，那样的“非圣无法”，“离经叛道”，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纲常名教，以至在晚年他竟然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以思想罪被公然囚禁，折磨致死。在我国思想史上，李贽的进步的战斗的思想，在明代，无疑是一颗灿烂之星。那么，李贽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李贽在思想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与其哲学观点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有一种观点把李贽的进步作用归之于李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或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份。
应该承认，李贽的哲学思想中，确实是有唯物主义成份的。例如他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就阐明过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明确指出：“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焚书·夫妇论》)这里对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明确的。就批判程、朱而言，李贽的这种观点本身也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在李贽的思想体系中，第一，是游离的，与其认识论、真理观、社会政治思想之间没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第二，缺乏独创性，是“照搬照抄”的，并不是“自己”的东西。第三，与其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矛盾的。因此，用它来解释、说明李贽一生的主要的进步的战斗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我认为，李贽思想体系的主导方面是唯心主义，是以“童心”说、“生知”说为内容和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李贽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建筑在这个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心即理”、“致良知”。这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和“良知”的具体内容是封建的道德规范。“心即理”，也就是说心的本质，因而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是“理”，是“良知”。“心”和“良知”虽然也是“知觉灵明”，是属于个人的，但它又是客观化了的，因而又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特性的。它是抽象的，理性的，静止的，是永恒的“绝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这里没有任何地位。现实世界的全部丰富多样性及其生动活泼的发展，活跃的生活，都被扼杀了。李贽在接受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后，对这种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他把王阳明哲学的基本内核——“心即理”和“致良知”扬弃了。他用“童心”、“初心”、“私心”来取代“心即理”，用“生知”取代“良知”。这样就把人的本质，把“心”恢复为与封建道德无关的纯粹个人的主观精神。“童心”、“生知”不是道德的而是功利的，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采、无限多样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心”与“生知”，因而人人都有自己应该有的生活与世界。“童心”、“生知”是一切价值，一切是非的源泉与标准，一切是非、美丑、善恶、真假，都由“童心”、“生知”来判定。因此，在李贽这里，个人的主观精神，真正成了第一性的能动的因素，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则是第二性的被创造的因素。这当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但是，正是这种唯心主义成了李贽一生反封建教条的战斗生活与思想的理论基础。
“童心”和“生知”说是李贽否定封建教条，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真理观的理论基础；是李贽进步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李贽反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进步的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李贽反对道学，捍卫人的正常生活的物质利益的理论基础。李贽一生的超群绝俗，大放异彩的激烈反儒、反道学、反封建道德说教的异端言论，都和他的“童心”、“生知”说，有着内在的直接的联系，都是从这个理论基础上自然引伸出去的。因此，如果我们否认李贽的“童心”、“生知”说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本身的进步作用，而又承认李贽的种种进步思想，那就是无异于承认世界上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李贽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明代后期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的确证。
二 谭嗣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进步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是具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重性的阶级。反映这种情况，这个阶级的哲学思想也呈现出矛盾复杂的性格。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无论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认识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都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尖锐矛盾。那么，谭嗣同思想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是否只与其思想体系中的唯物主义相联系，而与唯心主义部分相矛盾呢？
事实并不如此。
谭嗣同自己曾对他的唯心主义有明确的说明与评价，他说：“吾贵知不贵行。行者，体魄之事也；知者，灵魂之事也。”“轻灭体魄之事，使人人不困于伦常而已”。(《仁学》)在谭嗣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产生了并开始了反封建的战斗，但社会的基本面貌并没有多少改变。孔夫子的封建教条，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民。“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程、朱理学的腐朽僵尸，仍然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在他所处的时代，对社会上一切被“伦常”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价值、标准、言行进行怀疑与否定、批判与战斗，是时代所提出的首要的战斗任务。在这样的时代，哲学上的怀疑论、相对主义，尽管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却是应该肯定的。谭嗣同的唯心主义正是如此。他的贵知不贵行、重灵魂轻体魄的唯心主义，带着其特有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特点，其矛头正是指向封建教条的僵死统治的。
谭嗣同的仁学还把天理拉到人间，作为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的“仁”，成为论证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支柱，因此在正面的意义上，其积极的进步作用，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谭嗣同的唯心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现实的物质批判力量的不足，使他们只能指望于精神的力量，夸大心知的作用，但是其目的既然在于反封建的战斗，那么不管这样的妥协性、软弱性多么严重，其进步作用总是不能否认的。
在近代，除谭嗣同外，代表资产阶级的其他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直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思想家章太炎和孙中山，其世界观都充满着类似的矛盾，而他们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则既与其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都与其体系中的唯心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近代思想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唯心主义思想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一个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三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相联系的唯心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不论是进步的或反动的，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因此，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相联系的唯心史观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用不着证明的。
在我国思想史上，一系列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理论，如荀子的性恶论、韩非的人口论、王充的时命论、柳宗元的历史进化思想，以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等等，这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社会政治理论，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唯心主义观点本身不能起进步作用，不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哲学史工作者来说，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的要求，不在于不顾事实，矢口否认唯心主义的这种作用，而在于深入地研究历史条件的特点和唯心主义能在这种条件下起进步作用的原因，发现其中的规律。
在哲学史研究中，应该坚持党性原则。正如列宁指出的，“最新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解放以后，我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与哲学史工作者自觉学习贯彻党性原则分不开的。但是也有右和极“左”方面的干扰。右的方面是否认哲学的党性原则，这种倾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极“左”方面的干扰，它对哲学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值得充分重视。不能正确地评价唯心主义的作用，就是这种倾向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曾就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如何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正确评价唯心主义，是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郑昕先生写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许多同志提出了很有创见和启发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只要坚持双百方针，各抒己见，互相切磋，讨论是会逐步深入，取得丰硕成果的。但是，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这种有益的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很快就被破坏了。以关锋为代表的极“左”干扰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林彪、“四人帮”时期，这个问题成了禁区。今天我们能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应该说是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哲学史工作带来的一次解放，是三中全会精神的胜利，是值得庆祝的。
正确地评价唯心主义，就是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持否定意见的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种以关锋为代表，是彻底的否定论，认为唯心主义是绝对错误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与进步作用。一种是基本否定论，认为唯心主义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只是个别的例外现象。一种意见认为，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属于唯心主义，而属于唯心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因素或唯物主义因素；这种意见形式上不同于彻底否定论，实质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第一，承认这种作用不是偶然的例外现象，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带规律性的现象；第二承认这种作用属于唯心主义本身，而不是其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或辩证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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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主义是否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这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际是检验唯心主义是否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的唯一尺度。只要不抱偏见，应该承认，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有些起进步作用的哲学思想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史界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想选择一些比较能取得一致看法的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例证。我们觉得，分析一下李贽、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与其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联系，分析某些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唯心史观的联系，可能是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一关于李贽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
李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大家公认的。在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反动封建统治下，李贽的思想是那样的激进，那样的“非圣无法”，“离经叛道”，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纲常名教，以至在晚年他竟然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以思想罪被公然囚禁，折磨致死。在我国思想史上，李贽的进步的战斗的思想，在明代，无疑是一颗灿烂之星。那么，李贽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李贽在思想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与其哲学观点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有一种观点把李贽的进步作用归之于李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或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份。
应该承认，李贽的哲学思想中，确实是有唯物主义成份的。例如他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就阐明过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明确指出：“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焚书·夫妇论》)这里对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明确的。就批判程、朱而言，李贽的这种观点本身也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在李贽的思想体系中，第一，是游离的，与其认识论、真理观、社会政治思想之间没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第二，缺乏独创性，是“照搬照抄”的，并不是“自己”的东西。第三，与其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矛盾的。因此，用它来解释、说明李贽一生的主要的进步的战斗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我认为，李贽思想体系的主导方面是唯心主义，是以“童心”说、“生知”说为内容和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李贽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建筑在这个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心即理”、“致良知”。这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和“良知”的具体内容是封建的道德规范。“心即理”，也就是说心的本质，因而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是“理”，是“良知”。“心”和“良知”虽然也是“知觉灵明”，是属于个人的，但它又是客观化了的，因而又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特性的。它是抽象的，理性的，静止的，是永恒的“绝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这里没有任何地位。现实世界的全部丰富多样性及其生动活泼的发展，活跃的生活，都被扼杀了。李贽在接受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后，对这种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他把王阳明哲学的基本内核——“心即理”和“致良知”扬弃了。他用“童心”、“初心”、“私心”来取代“心即理”，用“生知”取代“良知”。这样就把人的本质，把“心”恢复为与封建道德无关的纯粹个人的主观精神。“童心”、“生知”不是道德的而是功利的，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采、无限多样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心”与“生知”，因而人人都有自己应该有的生活与世界。“童心”、“生知”是一切价值，一切是非的源泉与标准，一切是非、美丑、善恶、真假，都由“童心”、“生知”来判定。因此，在李贽这里，个人的主观精神，真正成了第一性的能动的因素，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则是第二性的被创造的因素。这当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但是，正是这种唯心主义成了李贽一生反封建教条的战斗生活与思想的理论基础。
“童心”和“生知”说是李贽否定封建教条，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真理观的理论基础；是李贽进步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李贽反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进步的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李贽反对道学，捍卫人的正常生活的物质利益的理论基础。李贽一生的超群绝俗，大放异彩的激烈反儒、反道学、反封建道德说教的异端言论，都和他的“童心”、“生知”说，有着内在的直接的联系，都是从这个理论基础上自然引伸出去的。因此，如果我们否认李贽的“童心”、“生知”说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本身的进步作用，而又承认李贽的种种进步思想，那就是无异于承认世界上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李贽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明代后期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的确证。
二 谭嗣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进步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是具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重性的阶级。反映这种情况，这个阶级的哲学思想也呈现出矛盾复杂的性格。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无论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认识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都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尖锐矛盾。那么，谭嗣同思想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是否只与其思想体系中的唯物主义相联系，而与唯心主义部分相矛盾呢？
事实并不如此。
谭嗣同自己曾对他的唯心主义有明确的说明与评价，他说：“吾贵知不贵行。行者，体魄之事也；知者，灵魂之事也。”“轻灭体魄之事，使人人不困于伦常而已”。(《仁学》)在谭嗣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产生了并开始了反封建的战斗，但社会的基本面貌并没有多少改变。孔夫子的封建教条，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民。“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程、朱理学的腐朽僵尸，仍然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在他所处的时代，对社会上一切被“伦常”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价值、标准、言行进行怀疑与否定、批判与战斗，是时代所提出的首要的战斗任务。在这样的时代，哲学上的怀疑论、相对主义，尽管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却是应该肯定的。谭嗣同的唯心主义正是如此。他的贵知不贵行、重灵魂轻体魄的唯心主义，带着其特有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特点，其矛头正是指向封建教条的僵死统治的。
谭嗣同的仁学还把天理拉到人间，作为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的“仁”，成为论证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支柱，因此在正面的意义上，其积极的进步作用，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谭嗣同的唯心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严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现实的物质批判力量的不足，使他们只能指望于精神的力量，夸大心知的作用，但是其目的既然在于反封建的战斗，那么不管这样的妥协性、软弱性多么严重，其进步作用总是不能否认的。
在近代，除谭嗣同外，代表资产阶级的其他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直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思想家章太炎和孙中山，其世界观都充满着类似的矛盾，而他们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则既与其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都与其体系中的唯心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近代思想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唯心主义思想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一个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三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相联系的唯心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不论是进步的或反动的，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因此，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相联系的唯心史观之有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用不着证明的。
在我国思想史上，一系列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理论，如荀子的性恶论、韩非的人口论、王充的时命论、柳宗元的历史进化思想，以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一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等等，这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社会政治理论，都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唯心主义观点本身不能起进步作用，不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哲学史工作者来说，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的要求，不在于不顾事实，矢口否认唯心主义的这种作用，而在于深入地研究历史条件的特点和唯心主义能在这种条件下起进步作用的原因，发现其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