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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在毛主席倡议、周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聚才敬士之所。馆员大都是博学多才的文史耆宿。各馆首任馆长更是出类拔萃,名闻遐迩。本刊从2007年首期起,在“翰林风采”专栏中,特邀各地文史馆的同仁撰文介绍本省市首任馆长,让读者领略各馆“首任馆长”之风采,感悟一代名士之人生。
引子:六榕牌坊对联
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广州六榕寺,是广州著名的历史名胜。40多年前,寺中的六榕花塔南面还有一座颇有气势的石牌坊,牌坊横匾刻“曹溪法乳”四字,正面、背面均刻有文采斐然的对联。其中正对六祖堂一面的对联,时常引起游客驻足欣赏。联云:
六榕无恙,奇石犹存,尘劫几经年,是佛法不生不灭;
一塔擎天,万花匝地,园林多暇日,问大家谁主谁宾。
此联作者,是民国时的名律师兼名收藏家、新中国时期的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陈大年。
东渡增长见识
陈大年(1880——1969),字萝生,原籍广东南海,世居广州,出生于罗定县。其父陈锦腾逝世于罗定县文昌书院掌教任上,其母李怀修亦识文能诗,陈大年自小受书香熏陶,打下较深文学功底。他十岁已于除夕前在长街写“挥春”出售,十多岁时替有财无才的秀才作“枪手”赴考,考中举人,被人誉为奇才。青年时他回广州书同巷(今海珠北路官塘街内)的祖屋居住,再入学深造,结交了进步青年汪精卫、胡汉民、高剑父、陈树人、潘达微等。汪精卫当时是颇为激进的爱国者,他跟陈大年还结拜为兄弟,因此后来汪精卫沦为汉奸时引起陈大年公开切责之事,此是后话。
20世纪初,广州的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进步青年常在报刊上发表揭露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文章。约在1903年,陈大年在报上发表激烈的言论,引起官府不满下令将他逮捕,幸有朋友通风报信,他连夜逃亡到澳门。当时,广州一些进步青年为寻求救国之道,远赴日本留学,陈大年也走上这条道路。他在胡汉民的介绍下,入读日本法政大学法律专门班。此期间他开阔了视野、充实了学识,对他一生影响甚大。
1905年冬,陈大年回到广州,在进步人士创办的南武学堂任教,与高剑父、潘达微是同事。次年6月,他应亲戚之邀,参与创办《七十二行商报》,担任主笔。此报乃商界进步人士出资创办的报纸,陈大年在报上常发表抨击社会腐败的文章。
孙中山创办领导民主革命的同盟会后,陈大年虽然没有参加,但与胡汉民、汪精卫、陈树人、高剑父、潘达微等同盟会员是挚友,他自认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思想上也支持同盟会。1911年农历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党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失利时,清官府杀害的数十位革命志士暴尸街头,老同盟会员潘达微与陈大年密谈,表示欲出资收殓烈士遗骸,但却恐官府留难。陈大年献计道:“以善堂名义收殓,顺理成章,万无一失。”潘达微随后即通过关系取得善堂一处义山,收殓烈士遗骸,即今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民国始建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陈大年的好友胡汉民任广东都督。但不久后,孙中山迫于形势让位给袁世凯。随后袁世凯独断专横,妄图称帝,孙中山南下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陈大年在《七十二行商报》上也连续发表反袁文章。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亲袁世凯的龙济光任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避居日本。陈大年为避龙济光通缉,先避居澳门,后得富商陈纯甫资助再赴东瀛。此时高剑父、陈树人也避居日本,三人常在一起吟诗作画。陈树人和陈大年同在横滨的华侨学校任教,陈大年教国文、陈树人教美术,两人并称“华侨学校二陈”,在华侨界备受尊重。他们曾合租一间小房居住,甘于淡泊,时以诗画自娱。陈大年有诗《与树人同居吟赠》云:
客居难得日盘桓,雪地桐阴转午宽。
晓起便呼寻胜去,月来还共倚窗看。
每谈往事伤摇落,得读存诗见肺肝。
为望故乡朋旧尽,暂时相赏莫凭栏。
他还有《抒怀》诗可见爱国之情,诗云:
缥缈楼台事有无,百年心血未全孤。
不能杀我应许我,敢笑今吾胜故吾。
办报敢抒真知
1916年6月,自封洪宪皇帝的袁世凯暴毙。不久后陈大年回到广州,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现状,不禁仰天长叹。他写下《归国吟》一诗道:
一剑辞家匹马回,玉关生入有余哀。
空留百战江山在,乱絮飞花送劫灰。
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后,陈大年的老朋友汪精卫、胡汉民等已当官,但他不愿攀附权贵走进官场,却选择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以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资格,在广州当上执业律师,此后从事律师工作30余年。他闲来与陈树人、梁培基等组织以诗书画会友的“清游会”,寄情中华传统艺术。1917年,陈大年兼任《广东中华新报》总编辑(时称“主笔”),任职期间曾令该报在革命史册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这就是连载19天的《马克思主义》长文。
《广东中华新报》的社长容伯挺,也曾留学日本,当年与林伯渠一起参加旅日神州学会,思想进步。他创办《广东中华新报》时,力邀文学功底深又生性正直的陈大年担任总编辑。报纸开办后,两人合作无间。陈大年在负责审稿之余,写下不少随笔短评发表,内容多为抨击时弊之论。他声称“业报纸者,知自己有指导社会之责”,“办报,言人所不敢言”。他自称“大声公”,取笔名为“惺公”。
陈大年介绍在日本横滨结识的年轻朋友杨匏安任该报记者,并撰文称赞杨匏安才华横溢,令容伯挺也对杨另眼相看。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也是陈大年撰写六榕寺牌坊对联之时,陈大年与杨匏安多次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为严惩亲日派官员及抵制日货叫好。随着提倡“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深入,该报刊登一系列“世界学说”,介绍国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杨匏安写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陈大年决定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载。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14日,《马克思主义》在该报连载了19天,恍如春雷震动了南中国。杨匏安此文一开头开宗明义地指出:“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上及实践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这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李大钊于9月在《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传播马克思主义。两文发表时间相接近,影响皆很巨大,故后人有“北李南杨”之说,高度评价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作用。不过,当代却鲜有人提起陈大年拍板刊登杨文之功了。
切责头号汉奸
抗日战争爆发,陈大年热血沸腾,写有“揽镜还思舞大刀,此身宁忿老蓬蒿”等爱国诗句。1938年10月广州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后,陈大年的大女儿、二儿子随进步组织到澳门,他夫妻带着3个女儿迁居清远。只有12岁的三女儿陈海仪在当地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随青年队员进行抗战爱国宣传,陈大年义无反顾地支持。
清远县当时是穷乡僻壤,信息没有那么灵通。1939年1月15日,陈大年看到旧报纸,方知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到越南河内,于12月19日发表“艳电”,提出向日本侵略军投降。陈大年获悉这个谊弟所为,又恨又急,立即起草电文,于1月16日致电汪精卫,正言警告道:“你如再多发一言、多进一步,便已涉入汉奸境界,人禽之辨微乎其微,公其善图之!”是年3月,香港《华侨日报》登载了陈大年的电文。不久后,陈大年获悉汪精卫到南京准备成立伪政府,又发电报欲制止汪精卫此举,文中要汪“乞下大决心停止进行,候国民公判”。
当然,此举阻止不了汪精卫投敌叛国,陈大年这书生意气却可见爱憎分明之心。汪精卫成立伪政府后,陈大年向朋辈声明与汪割席绝交。随后他赴香港为《华侨日报》撰写“短兵”专栏,发表一系列抨击日伪的文章。他在为青年举办的“《史记》讲座”中说到荆轲时,慷慨激昂地说:“汪精卫当年行刺清朝摄政王,不失为一条好汉,如今当了汉奸,再读荆轲,应当羞死!”
1941年冬,香港被日军侵占,陈大年因病致一家来不及避居内地,生活陷于困境。次年4月中旬,日伪派人上门游说陈大年出来“做事”,说可给丰厚酬劳。陈大年断然拒绝,随即搬家以避,朋友亦不知他搬到何处。因此,外界传说他存节不屈冻饿而死,爱子亦随之殉节!消息传到内地,陈树人等多位故人写诗文悼念登于报刊上。陈大年开律师事务所时的助手黄文宽写有《哭陈大年先生》七律3首,其诗序说:“报载陈大年先生父子同以饿殁香江,先生与胡汉民及汪贼精卫为同学,而赋性恬淡,执律师业,精研古玉,庋藏为海内冠。广州沦陷汪贼‘艳电’出,先生即驰电切责,有‘过此即为人畜关头’之语。汪贼既降辱,先生日为短评于港报中以讨之,署曰‘短兵’,并设讲席倡《史记·刺客列传》以寄愤慨。敌奸深致怨毒,香江陷落,敌人欲得而甘心,汪贼则欲罗而污之,先生以贫病不能脱走,乃变姓名从人操贱役。4月7日来书尚嘱代为设法出险,有恍同隔世之语。后此音讯遂绝,其存殁将信将疑。八表同昏,我怀如何,哭望天涯,辛酸曷极。”
抗战胜利后,陈树人与陈大年劫后重逢,不禁相对大笑。陈树人有诗记此事道:“挽诗海内尚刊行,大节当时慕尔成。今日重逢俱一笑,至交真可订三生。”
原来,当年陈大年搬家避日伪后,第二年便混入难民流中返回内地,后来到桂林重开律师事务所。因当时信息不灵通,致使陈树人于抗战胜利后才知故人尚在人世。
呵护进步报刊
抗战胜利后,陈大年回到广州,仍在六榕寺附近的惠吉西街6号居住,首层是“陈大年律师事务所”。他为人正直,为了解社会底层的想法,常到西门口、长庚路一带的下等茶楼饮早茶,与抬轿佬、挑夫相谈亦欢,毫无大律师的架子。他决不会认钱不认理,故甚得社会好评。而尤为进步人士敬重的,是他挺身而出担任进步报刊的法律顾问。
1946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所办的《华商报》、《正报》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为取得法律保护,报社领导拟请陈大年担任法律顾问。当时陈大年的女儿是中共党员,受组织委托与父亲商量此事。陈大年当然知道担当此任的艰险性,但亦表示可以考虑。当报社办事处负责人登门聘请时,陈大年当场慨然答允,随即以“陈大年律师事务所”署名登报声明就任这两份中共报纸的法律顾问,声明“如有侵害其利益,本律师当尽依法保障之责”。于是,这两份报纸遂可以在广州公开发行,为扩大中共的影响发挥了作用。
随后,反专制的广州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山大学发生国民党特务殴打进步学生的事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山大学进步学生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为取得合法地位和加强宣传,也聘请陈大年义务担任法律顾问,陈亦登报声明。同时,陈大年律师事务所又公开登报声明,担任《自由世界》、《文艺生活》、《文艺新闻》、《中国诗坛》、《国民杂志》、《学习知识》、《新生代》等7个进步刊物的法律顾问。因此,当时广州不少人称陈大年为“民主律师”。有亲友替他担心时,他却慷慨激昂地回答:“我行得正企(站)得正,年近古稀了还怕什么?这个世界不变就无天理!”
关爱陈氏书院
广州中山七路的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建筑原是广东省72个县的陈姓合族祠,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落成。它不但建筑结构独特、规模宏大,而且祠内的木雕、石雕、砖雕、陶塑、灰塑、铁铸等建筑装饰精美非凡,故有“岭南建筑艺术之宫”的美称,民国时已扬名国内外。但是,广州解放前数月,这里却面临无人管理、可能遭人毁损的局面,应陈氏族人之请,陈大年为免国家建筑瑰宝毁坏挺身而出想办法解决。
抗战胜利后,陈氏族人于1946年在陈氏书院开办聚贤中学,其招生简章申明办学宗旨为“旨在救济失学青年,培养高尚道德,增进时代智能,使适应建国需要”。但是到了1949年初,时局动荡,聚贤中学负责人离开学校远去,眼看学校办不下去,陈氏书院亦无人担当保护之责,在广州的关心陈氏族中事务的陈杰卿遂请陈大年出任聚贤中学校长,以保护陈氏书院。但是,当时学校缺钱,连电费也交不起,陈大年并非富翁,关心族中事务的陈杰卿亦只是寒士,怎么办?陈大年凭着自己在社会上的名望,请来五六位在广州的聚贤中学校董商议解决办法。结果每人捐出一笔钱,继续维持聚贤中学,以保护陈氏书院不被人损毁。陈大年还请自己的弟弟陈颖生日夜长驻该书院守卫,直至学校于1950年移交给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为止。
广州解放之初,新中国首任广东省长、广州市长叶剑英亲到陈大年的寓所看望他,并表示:“凡是对革命有过帮助的人,我们都是不会忘记的。”叶剑英邀请陈大年赴武汉参加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一个会议,此会议是政府听取各界人士代表的意见的。会上,陈大年呼吁保护陈家祠、保护文物,同时痛感当时广州金融混乱、有投机商人炒卖银元与港币,建议政府立即整顿金融市场。
1951年,陈大年应叶剑英市长之聘,担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古物组组长。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成立,陈大年任首任馆长兼市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又是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
藏品尽献国家
陈大年自开办律师事务所时起,已酷爱收藏古玉。他曾说“我当律师是为了赚钱买古玉而已”。也曾对妻子说:“我卖了女儿也要买古玉!”于此可知他对古玉的酷爱程度。然而,他晚年把收藏的古玉及各类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陈大年可称奇侠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大年鉴藏与研究古玉已闻名省内外,朋友称赞他为“古玉大王”,他也以此为荣。他著有《中国古玉之研究》、《刚卯严卯考》等文物鉴藏文章,尤以后者见称于收藏界中。1933年、1936年,他先后两次在广州举办“陈大年个人藏玉展览”。1936年应叶恭绰之邀,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古玉展览会,展出了大璧等古玉一批;同年,有800件藏品入选“教育部第二次美术展览会”;1946年10月,广东文献馆公开展出“陈大年个人藏玉”。每次展览,陈大年还亲自撰写展品说明。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年的藏品也多次展出。
陈大年收藏的可敬之处,在于不为赚钱,而为国家收藏。他生活俭朴,却曾向人借债收藏古玉。他在二楼的房间不大,便以4个装满古玉的木栊(箱)作床架,上面铺上铺盖作床,晚晚睡在上面。对待好友,他请上楼揭开铺盖一起欣赏古玉,便是最高礼遇。曾多次有外国人上门要求他高价出让古玉,他却不屑一顾,连看一眼古玉的机会也不给。他早就对朋友说:“我为国家保存珍宝,只买不卖,更绝不卖给外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年目睹国家安定,便决定把毕生珍藏的文物分批无偿地捐献给国家。1959年5月,他把824件珍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文化部,其中包括早年在长沙出土的珍品。6月,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自签发给陈大年《褒奖状》。
1965年,陈大年把包括战国、汉代的大璧、大圭等924件古玉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广东民间工艺馆收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本来已视力不佳的陈大年,又患上直肠癌等病,病中他耳闻六榕寺的牌坊被砸、文物遭劫,不禁长叹。他对家人说:庆幸自己珍藏的价值较高的古玉及文物已捐献给国家;至于尚存家中的藏品,只能待时势安定后再捐献了。随后,他家人把所藏的高剑父、陈树人等昔日朋友的书画作品,以及陈大年与旧友的合照全部烧掉(以致陈大年的照片只余留在档案中的一张)。
1969年6月9日,陈大年魂归极乐,遗言是一定要把所余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1973年,其遗属将110件玉器文物捐给北京故宫博物馆;1974年、1987年,其遗属先后将家中所余的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全部捐献给广州市博物馆。历次捐献的文物共两千多件,达成了陈大年一生的心愿。
陈大年馆长清誉永留,时人有诗挽道:
东洋两渡觅真知,办报登文胆气奇。
凸显爱憎存大节,分明进退见雄姿。
护民彰法人堪羡,为国藏珍世可师。
拍手无尘归去也,永留清誉入丰碑。
(作者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大年女儿陈海仪对本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秦明章
引子:六榕牌坊对联
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广州六榕寺,是广州著名的历史名胜。40多年前,寺中的六榕花塔南面还有一座颇有气势的石牌坊,牌坊横匾刻“曹溪法乳”四字,正面、背面均刻有文采斐然的对联。其中正对六祖堂一面的对联,时常引起游客驻足欣赏。联云:
六榕无恙,奇石犹存,尘劫几经年,是佛法不生不灭;
一塔擎天,万花匝地,园林多暇日,问大家谁主谁宾。
此联作者,是民国时的名律师兼名收藏家、新中国时期的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陈大年。
东渡增长见识
陈大年(1880——1969),字萝生,原籍广东南海,世居广州,出生于罗定县。其父陈锦腾逝世于罗定县文昌书院掌教任上,其母李怀修亦识文能诗,陈大年自小受书香熏陶,打下较深文学功底。他十岁已于除夕前在长街写“挥春”出售,十多岁时替有财无才的秀才作“枪手”赴考,考中举人,被人誉为奇才。青年时他回广州书同巷(今海珠北路官塘街内)的祖屋居住,再入学深造,结交了进步青年汪精卫、胡汉民、高剑父、陈树人、潘达微等。汪精卫当时是颇为激进的爱国者,他跟陈大年还结拜为兄弟,因此后来汪精卫沦为汉奸时引起陈大年公开切责之事,此是后话。
20世纪初,广州的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进步青年常在报刊上发表揭露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文章。约在1903年,陈大年在报上发表激烈的言论,引起官府不满下令将他逮捕,幸有朋友通风报信,他连夜逃亡到澳门。当时,广州一些进步青年为寻求救国之道,远赴日本留学,陈大年也走上这条道路。他在胡汉民的介绍下,入读日本法政大学法律专门班。此期间他开阔了视野、充实了学识,对他一生影响甚大。
1905年冬,陈大年回到广州,在进步人士创办的南武学堂任教,与高剑父、潘达微是同事。次年6月,他应亲戚之邀,参与创办《七十二行商报》,担任主笔。此报乃商界进步人士出资创办的报纸,陈大年在报上常发表抨击社会腐败的文章。
孙中山创办领导民主革命的同盟会后,陈大年虽然没有参加,但与胡汉民、汪精卫、陈树人、高剑父、潘达微等同盟会员是挚友,他自认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思想上也支持同盟会。1911年农历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党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失利时,清官府杀害的数十位革命志士暴尸街头,老同盟会员潘达微与陈大年密谈,表示欲出资收殓烈士遗骸,但却恐官府留难。陈大年献计道:“以善堂名义收殓,顺理成章,万无一失。”潘达微随后即通过关系取得善堂一处义山,收殓烈士遗骸,即今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民国始建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陈大年的好友胡汉民任广东都督。但不久后,孙中山迫于形势让位给袁世凯。随后袁世凯独断专横,妄图称帝,孙中山南下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陈大年在《七十二行商报》上也连续发表反袁文章。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亲袁世凯的龙济光任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避居日本。陈大年为避龙济光通缉,先避居澳门,后得富商陈纯甫资助再赴东瀛。此时高剑父、陈树人也避居日本,三人常在一起吟诗作画。陈树人和陈大年同在横滨的华侨学校任教,陈大年教国文、陈树人教美术,两人并称“华侨学校二陈”,在华侨界备受尊重。他们曾合租一间小房居住,甘于淡泊,时以诗画自娱。陈大年有诗《与树人同居吟赠》云:
客居难得日盘桓,雪地桐阴转午宽。
晓起便呼寻胜去,月来还共倚窗看。
每谈往事伤摇落,得读存诗见肺肝。
为望故乡朋旧尽,暂时相赏莫凭栏。
他还有《抒怀》诗可见爱国之情,诗云:
缥缈楼台事有无,百年心血未全孤。
不能杀我应许我,敢笑今吾胜故吾。
办报敢抒真知
1916年6月,自封洪宪皇帝的袁世凯暴毙。不久后陈大年回到广州,目睹满目疮痍的祖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现状,不禁仰天长叹。他写下《归国吟》一诗道:
一剑辞家匹马回,玉关生入有余哀。
空留百战江山在,乱絮飞花送劫灰。
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后,陈大年的老朋友汪精卫、胡汉民等已当官,但他不愿攀附权贵走进官场,却选择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以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资格,在广州当上执业律师,此后从事律师工作30余年。他闲来与陈树人、梁培基等组织以诗书画会友的“清游会”,寄情中华传统艺术。1917年,陈大年兼任《广东中华新报》总编辑(时称“主笔”),任职期间曾令该报在革命史册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这就是连载19天的《马克思主义》长文。
《广东中华新报》的社长容伯挺,也曾留学日本,当年与林伯渠一起参加旅日神州学会,思想进步。他创办《广东中华新报》时,力邀文学功底深又生性正直的陈大年担任总编辑。报纸开办后,两人合作无间。陈大年在负责审稿之余,写下不少随笔短评发表,内容多为抨击时弊之论。他声称“业报纸者,知自己有指导社会之责”,“办报,言人所不敢言”。他自称“大声公”,取笔名为“惺公”。
陈大年介绍在日本横滨结识的年轻朋友杨匏安任该报记者,并撰文称赞杨匏安才华横溢,令容伯挺也对杨另眼相看。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也是陈大年撰写六榕寺牌坊对联之时,陈大年与杨匏安多次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为严惩亲日派官员及抵制日货叫好。随着提倡“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深入,该报刊登一系列“世界学说”,介绍国外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杨匏安写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陈大年决定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载。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14日,《马克思主义》在该报连载了19天,恍如春雷震动了南中国。杨匏安此文一开头开宗明义地指出:“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上及实践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这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李大钊于9月在《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传播马克思主义。两文发表时间相接近,影响皆很巨大,故后人有“北李南杨”之说,高度评价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作用。不过,当代却鲜有人提起陈大年拍板刊登杨文之功了。
切责头号汉奸
抗日战争爆发,陈大年热血沸腾,写有“揽镜还思舞大刀,此身宁忿老蓬蒿”等爱国诗句。1938年10月广州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后,陈大年的大女儿、二儿子随进步组织到澳门,他夫妻带着3个女儿迁居清远。只有12岁的三女儿陈海仪在当地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随青年队员进行抗战爱国宣传,陈大年义无反顾地支持。
清远县当时是穷乡僻壤,信息没有那么灵通。1939年1月15日,陈大年看到旧报纸,方知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到越南河内,于12月19日发表“艳电”,提出向日本侵略军投降。陈大年获悉这个谊弟所为,又恨又急,立即起草电文,于1月16日致电汪精卫,正言警告道:“你如再多发一言、多进一步,便已涉入汉奸境界,人禽之辨微乎其微,公其善图之!”是年3月,香港《华侨日报》登载了陈大年的电文。不久后,陈大年获悉汪精卫到南京准备成立伪政府,又发电报欲制止汪精卫此举,文中要汪“乞下大决心停止进行,候国民公判”。
当然,此举阻止不了汪精卫投敌叛国,陈大年这书生意气却可见爱憎分明之心。汪精卫成立伪政府后,陈大年向朋辈声明与汪割席绝交。随后他赴香港为《华侨日报》撰写“短兵”专栏,发表一系列抨击日伪的文章。他在为青年举办的“《史记》讲座”中说到荆轲时,慷慨激昂地说:“汪精卫当年行刺清朝摄政王,不失为一条好汉,如今当了汉奸,再读荆轲,应当羞死!”
1941年冬,香港被日军侵占,陈大年因病致一家来不及避居内地,生活陷于困境。次年4月中旬,日伪派人上门游说陈大年出来“做事”,说可给丰厚酬劳。陈大年断然拒绝,随即搬家以避,朋友亦不知他搬到何处。因此,外界传说他存节不屈冻饿而死,爱子亦随之殉节!消息传到内地,陈树人等多位故人写诗文悼念登于报刊上。陈大年开律师事务所时的助手黄文宽写有《哭陈大年先生》七律3首,其诗序说:“报载陈大年先生父子同以饿殁香江,先生与胡汉民及汪贼精卫为同学,而赋性恬淡,执律师业,精研古玉,庋藏为海内冠。广州沦陷汪贼‘艳电’出,先生即驰电切责,有‘过此即为人畜关头’之语。汪贼既降辱,先生日为短评于港报中以讨之,署曰‘短兵’,并设讲席倡《史记·刺客列传》以寄愤慨。敌奸深致怨毒,香江陷落,敌人欲得而甘心,汪贼则欲罗而污之,先生以贫病不能脱走,乃变姓名从人操贱役。4月7日来书尚嘱代为设法出险,有恍同隔世之语。后此音讯遂绝,其存殁将信将疑。八表同昏,我怀如何,哭望天涯,辛酸曷极。”
抗战胜利后,陈树人与陈大年劫后重逢,不禁相对大笑。陈树人有诗记此事道:“挽诗海内尚刊行,大节当时慕尔成。今日重逢俱一笑,至交真可订三生。”
原来,当年陈大年搬家避日伪后,第二年便混入难民流中返回内地,后来到桂林重开律师事务所。因当时信息不灵通,致使陈树人于抗战胜利后才知故人尚在人世。
呵护进步报刊
抗战胜利后,陈大年回到广州,仍在六榕寺附近的惠吉西街6号居住,首层是“陈大年律师事务所”。他为人正直,为了解社会底层的想法,常到西门口、长庚路一带的下等茶楼饮早茶,与抬轿佬、挑夫相谈亦欢,毫无大律师的架子。他决不会认钱不认理,故甚得社会好评。而尤为进步人士敬重的,是他挺身而出担任进步报刊的法律顾问。
1946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所办的《华商报》、《正报》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为取得法律保护,报社领导拟请陈大年担任法律顾问。当时陈大年的女儿是中共党员,受组织委托与父亲商量此事。陈大年当然知道担当此任的艰险性,但亦表示可以考虑。当报社办事处负责人登门聘请时,陈大年当场慨然答允,随即以“陈大年律师事务所”署名登报声明就任这两份中共报纸的法律顾问,声明“如有侵害其利益,本律师当尽依法保障之责”。于是,这两份报纸遂可以在广州公开发行,为扩大中共的影响发挥了作用。
随后,反专制的广州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山大学发生国民党特务殴打进步学生的事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山大学进步学生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为取得合法地位和加强宣传,也聘请陈大年义务担任法律顾问,陈亦登报声明。同时,陈大年律师事务所又公开登报声明,担任《自由世界》、《文艺生活》、《文艺新闻》、《中国诗坛》、《国民杂志》、《学习知识》、《新生代》等7个进步刊物的法律顾问。因此,当时广州不少人称陈大年为“民主律师”。有亲友替他担心时,他却慷慨激昂地回答:“我行得正企(站)得正,年近古稀了还怕什么?这个世界不变就无天理!”
关爱陈氏书院
广州中山七路的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建筑原是广东省72个县的陈姓合族祠,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落成。它不但建筑结构独特、规模宏大,而且祠内的木雕、石雕、砖雕、陶塑、灰塑、铁铸等建筑装饰精美非凡,故有“岭南建筑艺术之宫”的美称,民国时已扬名国内外。但是,广州解放前数月,这里却面临无人管理、可能遭人毁损的局面,应陈氏族人之请,陈大年为免国家建筑瑰宝毁坏挺身而出想办法解决。
抗战胜利后,陈氏族人于1946年在陈氏书院开办聚贤中学,其招生简章申明办学宗旨为“旨在救济失学青年,培养高尚道德,增进时代智能,使适应建国需要”。但是到了1949年初,时局动荡,聚贤中学负责人离开学校远去,眼看学校办不下去,陈氏书院亦无人担当保护之责,在广州的关心陈氏族中事务的陈杰卿遂请陈大年出任聚贤中学校长,以保护陈氏书院。但是,当时学校缺钱,连电费也交不起,陈大年并非富翁,关心族中事务的陈杰卿亦只是寒士,怎么办?陈大年凭着自己在社会上的名望,请来五六位在广州的聚贤中学校董商议解决办法。结果每人捐出一笔钱,继续维持聚贤中学,以保护陈氏书院不被人损毁。陈大年还请自己的弟弟陈颖生日夜长驻该书院守卫,直至学校于1950年移交给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为止。
广州解放之初,新中国首任广东省长、广州市长叶剑英亲到陈大年的寓所看望他,并表示:“凡是对革命有过帮助的人,我们都是不会忘记的。”叶剑英邀请陈大年赴武汉参加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一个会议,此会议是政府听取各界人士代表的意见的。会上,陈大年呼吁保护陈家祠、保护文物,同时痛感当时广州金融混乱、有投机商人炒卖银元与港币,建议政府立即整顿金融市场。
1951年,陈大年应叶剑英市长之聘,担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古物组组长。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成立,陈大年任首任馆长兼市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又是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
藏品尽献国家
陈大年自开办律师事务所时起,已酷爱收藏古玉。他曾说“我当律师是为了赚钱买古玉而已”。也曾对妻子说:“我卖了女儿也要买古玉!”于此可知他对古玉的酷爱程度。然而,他晚年把收藏的古玉及各类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陈大年可称奇侠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大年鉴藏与研究古玉已闻名省内外,朋友称赞他为“古玉大王”,他也以此为荣。他著有《中国古玉之研究》、《刚卯严卯考》等文物鉴藏文章,尤以后者见称于收藏界中。1933年、1936年,他先后两次在广州举办“陈大年个人藏玉展览”。1936年应叶恭绰之邀,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古玉展览会,展出了大璧等古玉一批;同年,有800件藏品入选“教育部第二次美术展览会”;1946年10月,广东文献馆公开展出“陈大年个人藏玉”。每次展览,陈大年还亲自撰写展品说明。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年的藏品也多次展出。
陈大年收藏的可敬之处,在于不为赚钱,而为国家收藏。他生活俭朴,却曾向人借债收藏古玉。他在二楼的房间不大,便以4个装满古玉的木栊(箱)作床架,上面铺上铺盖作床,晚晚睡在上面。对待好友,他请上楼揭开铺盖一起欣赏古玉,便是最高礼遇。曾多次有外国人上门要求他高价出让古玉,他却不屑一顾,连看一眼古玉的机会也不给。他早就对朋友说:“我为国家保存珍宝,只买不卖,更绝不卖给外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大年目睹国家安定,便决定把毕生珍藏的文物分批无偿地捐献给国家。1959年5月,他把824件珍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文化部,其中包括早年在长沙出土的珍品。6月,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自签发给陈大年《褒奖状》。
1965年,陈大年把包括战国、汉代的大璧、大圭等924件古玉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广东民间工艺馆收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本来已视力不佳的陈大年,又患上直肠癌等病,病中他耳闻六榕寺的牌坊被砸、文物遭劫,不禁长叹。他对家人说:庆幸自己珍藏的价值较高的古玉及文物已捐献给国家;至于尚存家中的藏品,只能待时势安定后再捐献了。随后,他家人把所藏的高剑父、陈树人等昔日朋友的书画作品,以及陈大年与旧友的合照全部烧掉(以致陈大年的照片只余留在档案中的一张)。
1969年6月9日,陈大年魂归极乐,遗言是一定要把所余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1973年,其遗属将110件玉器文物捐给北京故宫博物馆;1974年、1987年,其遗属先后将家中所余的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全部捐献给广州市博物馆。历次捐献的文物共两千多件,达成了陈大年一生的心愿。
陈大年馆长清誉永留,时人有诗挽道:
东洋两渡觅真知,办报登文胆气奇。
凸显爱憎存大节,分明进退见雄姿。
护民彰法人堪羡,为国藏珍世可师。
拍手无尘归去也,永留清誉入丰碑。
(作者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大年女儿陈海仪对本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