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西方思想的引入和传播，本土传统的历史叙事似乎已产生了审美疲劳。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为开端，到文化研究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学界的视角转向了对大写历史的解构，以崭新的视域去解读历史。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主线，将目光转向了大山深处，通过近乎荒诞戏虐的表现手法，对生存、人性进行了拷问。
　　关键词：；阎连科；日光流年；荒诞
　　一、救赎主题的确立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讲述了耙耧山脉深处的三姓村，杜家、司马家、蓝家三个家族之间的恩怨纠葛。耙耧山脉的地缘位置，注定了它的闭塞与落后。这使得三姓村同外面的世界成为两个并行存在的空间。这使得三姓村的居民不具备丰富的知识去面对生活中诸多的奇闻异事。小说的开端就被死亡的诅咒所笼罩，所有三姓村的人都不能活过四十岁。每个年龄将至的人都会得上一种“喉堵症”的绝症，这种怪病无法医治，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为了改变生存的现状，以司马蓝为首的村长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救赎”。这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原罪”说，它是人生而带来的，非外力所能改变。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言：“在关于阎连科小说叙事的诸多理论概括中，“绝境叙事”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阎连科小说的特点，这就是把底层人放置在匪夷所思的绝境、并在这个绝境中书写他们同样匪夷所思的抗争方式。”①正是由于这种“绝境叙事”的表现手法，使得文本中很多的情节显得荒诞不羁，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从蓝四十为了司马蓝凑药费去外面卖身子，到三姓村为了招来城里的干部翻耕梯田而选择谁家的女儿去“做出牺牲”，在饥荒到来的年月，为了全村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大人们将每家患有残障孩子抛弃到荒野中去。关于这些细节的描写，都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拷问。作者将三姓村设定为一个公共的“群体空间”，每个居民在面对群体的利益时，都需要抛弃自身的“小我”，来保护群体的利益。笔者最难以接受的部分，就是大饥荒来临时将残障孩子抛弃到荒野中。它已经超出了人性的底线，它不能用善与恶来衡量，这部分将作者“绝境叙事”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荒诞表象下的真实
　　村长司马蓝带领全村人寻找治病的解药，他们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办法，不惜动用人力物力去修建水渠，缺少资金就让村里的女人去城里卖。三姓村所有人的生活重心都以找到“解药”为终极目标。而“解药”的寻找过程并不顺利，所有人的努力换来的都是失败的结果。三姓村的诅咒化身为某种意象，潜伏在文本中间，成为整部作品内在的精神线索。这让我想起了周瑄璞的《多湾》。这部描述家族秘史的小说，在主人公季瓷出嫁时，就因一个陪嫁的钟表弄得出嫁失败，所以季瓷在第二次出嫁后，将陪嫁的钟表掩埋起来，希望不要在引起是非。可是无独有偶，在季瓷去世以后，钟表被她的后人无意间发现，并且钟表的指针一直在走，而拿到钟表后的人将要重复季瓷的命运。这个钟表的意象同三姓村的“喉堵症”一样，成为小说的隐性线索。
　　作者对于荒诞的描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真实。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阎连科在众多的作品积淀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阎式话语”，这在《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里都有体现。在《受活》这部作品中，为了全县的旅游产业更加发达，县长竟然同俄罗斯方面联络，要将列宁的遗体运到当地，并建立一个列宁纪念馆。这样荒唐的建议必然不能成功，但作者怪诞的表现方式对当下社会的很多现实进行了讽刺。作者的“阎式话语”，被学界归类于“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日光流年》的奇绝之处，是以‘超常’写‘正常’，以‘不可能’写‘可能’，这些反常态的叙写，确实照出了中国人几十年浑然不觉的所有荒诞和全部的挣扎。”②这种表现方式打破了常规的现实主义叙述，它消解了宏大的历史结构，对于个体的生存欲望寄予了人性的关照在阅读的过程中，给予我更多的触动是阎连科一次次对于人性的拷问。 这部小说正像作者自己说的那样：读完它需要一种莫大的勇气和毅力。人性中的善与恶在这里都畅快淋漓地表现出来。无疑，作者在描写诸多杀戮的场景时那生动逼真的描写，会让读者不寒而栗，这让我想起了莫言《檀香刑》里面残忍的行刑场面。这部小说以生命的沉重为轴心，展开了对生存、尊严、权利的思考。作者说这部小说的争议是他作品中最少的，但就我对阎连科作品的研读情况来看，“日光流年”是诸多作品中较为成功地一部，它和《受活》相比，没有那么多奇思怪想，而更多的是直面生活，直面这片庄严而又沉重的土地。
　　【注释】
　　①陶东风.从命运悲剧到社会历史悲剧——阎连科《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综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02）：173.
　　②程光炜. 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我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J].当代作家评论，2007（05）：50-61.
　　作者简介：侯茗予（1986—），男，汉族，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文艺学硕士，沈阳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