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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夜难眠之后，校园冬天崭新的早晨终于降临。我捂着绞痛阵阵的肚子一步一挪，出了学士6楼，来到两百米外的校医院挂了内科。
挨过难熬的二十分钟候诊，一位女大夫在接诊室的小床上把我放平，弯折，再放平，然后从我的肚子上抬起了手，她指指门外说：“孩子，你来错地方了。你该去挂个外科。”
看着我迷惘而一阵阵抽搐中的脸，她口罩上方眼镜片后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才说你这是急性阑尾炎，得上二楼外科看啊！
二楼的外科大夫是个老太太，她胖乎乎的脸好和蔼，让我疼痛的阑尾立即就找到了安慰。她让我赶紧躺下，认真观察了一下我的身体，然后又让我坐起来，用商量的口吻说：“哟，它还挺厉害的，保守治疗，挺费事儿。要不，咱们干脆把它拿掉？”
我在还没真正弄明白“拿掉”具体是个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已经感动得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感激并继续依靠眼前的这位老太太。
老太太安慰我说：“你别害怕，送你去外面的医院手术，我来给你请假，学校给你花钱报销医药费。你放心住着就好啦。”
于是，靠着一段被不安分的饭粒引发急性炎症的阑尾，我得以拥有来到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公费校外旅行，坐的是校医院外派的一辆救护车。说真的，我来到这个城市还不到三个月呐，期间除了军训随大队外出拉练和打靶，我连校园都还没摸熟呢。城市于我，简直处处都是盲点，而白色救护车在那个早晨载着我，穿过初冬的校园，顺着坞城路开始了对城市的第一次探索。
目的地，其实是在离学校并不太远的一家铁路医院的外科病房。
手术被安排在下午三点。但在手术之前，我已提前经历了一番惊吓。那是在一个男医生端着托盘来到病房之后。
天可怜见，在我那十八岁的有限经验之中，对真正的手术其实完全没有一点概念。我瘫软在病床上，脑袋倚着不能叫枕头的软枕，忽然就感觉下身一凉——我的病号服裤子被人飞快褪了下去，随即就有清凉的带酒精味儿的棉球在皮肤上轻轻擦拭，然后扩大范围，加强力度，反复擦拭。我那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嫌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至少有两个被派前来陪伴我的同学正睁大眼睛在旁边围观我的被迫展览。我甚至听见其中之一在窃窃嬉笑，但那并不让我特别难过，因为完全来不及——一种迅速到来的触感让我惊惧起来，那是一种冷硬而锋利的东西倾侧着刮过皮肤的感觉，同时伴着轻微的“嗤嗤——嚓嚓——嗤嗤”声。我抬不起头来，说实话也不敢抬起头来，只知道那个医生正拿着一把刀子在我身体上动作。
我问自己：“这就要开刀了呀？不是还没打麻药吗？开刀不是得到手术室吗？无影灯呢？难道是麻药已经打过了？是啊，刚才不是给我打过一针吗？似乎还吃过一次什么药。那么，这就是要开始啦？天呐，怎么有这么多人围在旁边儿看着！”
就在我紧紧闭住眼睛并咬住牙关等待宰割的时候，那“嗤嗤——嚓嚓——嗤嗤”声在延续一阵之后忽然消失，然后又是一阵带酒精味儿的清凉，随即被褪下去的裤子呼啦又被提了上来。裤子复位的一刹那，我“啊——”地惊叫了一声，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但把那个端着托盘正准备离开病房的男医生吓了一跳。
他扭转身来问我，你怎么了？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摇摇头。
手术前的备皮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真进手术室的时候，是一个同学搀着我进去的。我觉得自己连走路都不会了。我清晰地记得我褪下裤子后的双腿是那样细瘦，好像一夜之间，它们已经比我在足球场上端详过的双腿更为瘦弱。我站都站不稳，因为疼，也因为饥饿。真的，从前天中午吃下学校三餐厅的一份米饭之后，我已经一天多没有进食。我几乎是完全靠在那位同学的肩膀上，晕晕乎乎走进的手术室。通往手术室的走廊有一长排窗户，下午的阳光很好，清澈的光线透过毛玻璃照到了我的光腿上，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的温暖与祥和正从窗外城市的冬天抵达到我身上。
终于上了手术台。我感觉自己被五花大绑，然后被侧翻过身体，凌空接受一只粗大的针管在脊椎上的麻醉注射。在针头插入，麻醉液被推入体内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猪正在往生于极乐世界的中途。但，我并没有立即失去意识。我清晰地感觉到嘴里被塞了一个什么，有点像干掉的玉米瓤子，我把它噙在嘴里，让它保持着被塞进时的那个姿势。但在接到一个“吃掉它”的指令时，我就咀嚼着吞掉了它。是甜的，然后等待甜味消失，等待手术刀切下。
多年之后，那个塞进我嘴里的东西渐渐幻化成为记忆中一个不确定的部分，我不清楚它是麻醉注射前塞进的，还是注射之后才塞的，以及那是不是一颗带甜味的东西，以及我是否真的吃掉了它。最关键的是，我是否真的接到过那个“吃掉它”的指令。
可是，我的記忆顽固地所保留着的，就是我努力咀嚼着，吞咽着，在意识模糊之前，在等待手术刀切入皮肤之前。
手术刀真正切下来的时候，我还残留着最后几丝清醒，大脑中好像有火车开过来，车轮磕碰在钢轨上，飞溅着火星飞快地驶远了。我数着那疼的次数，一下，两下，三下……到第七下，我没有了。
当夜九点我睁眼的时候，父亲母亲的脸在半空中渐渐浮现，又渐渐落下，终于慢慢镇定成一种灯下的真实。
我太能睡了，因为虚弱。那个据说有半根食指大小的已经被摘出我体外的阑尾，让我昏睡了近六个小时，而我的父亲母亲在我的昏迷中做了一次真正的奔袭。学校打到我老家的长途电话说得比较含糊，他们也就完全没有弄清楚学校方面的意思，不清楚我究竟得了什么重病，只知道孩子要在校外开刀住院。于是很是受了惊吓，他们赶紧四下和邻居借钱，又到乡里的信用社取了一点，就急急忙忙从村里扑进城，乘坐当时最快的依维柯客车来到省城，晕头转向找到学校，又紧急打车从学校跑到了医院。等进了病房，当时依维柯客车上配发的两根火腿肠和两块面包还原封未动拿在他们手里。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父亲当夜轻轻一下就把我从病床上抱了起来，把着我的双腿助我完成术后的第一次小解。我清晰地记得，在病房有点阴冷的灯光下，他像小时候抱我解手那样，偏着头在我耳边用方言说了一句“俺孩儿亲”。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回老家去了。我也很快就下地了，开始自己出去上厕所，在病房内外走动。慢慢地，就从一楼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有一天，我走进三楼的一间病房，认识了一个也在这里住院治疗的小姑娘。
其实，是留下来陪床的母亲有一天告诉我说，三楼住着一个小姑娘，你抽空去看看她吧。那时母亲刚从医院外的小饭摊上替我买汤面回来。在那个面摊上，我母亲两天前认识了另一位前来买饭的母亲。那位母亲说，她女儿也在里面住院，女儿是忽然一下就从宿舍的双层床上摔下来的，把脑袋摔坏了，每天都躺着发呆，需要有人每天和她说会儿话。
当我见到那个上半个脑壳缠满纱布的小姑娘时，才知道其实不能称她为小姑娘，因为她仅仅比我小个一两岁，当时正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会计学校里读中专。和我一样，她也是个新生，而且也和我一样不幸，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被迫前来认识医院。我是被紧急发炎的阑尾发配来的，她是被严重脑震荡押送来的。我捂着右小腹阑尾去后的刀口，她侧着余震不止的脑袋，我们在下午空荡荡的病房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那时的医院真好啊，像上午八九点的电影院或咖啡厅，人一点都不满。外科三楼那么大的一个病房，就住了她一个人。其实我的病房也是，三张床，一张睡我，一张睡我母亲，一张睡我父亲，父亲走后，就放我母亲的包裹。如今，我已记不清在那间窗户朝南的病房里，我都和那个小姑娘聊过些什么，只记得我去过四次或者五次，一次问一点，终于就问清楚了她的院系、年级、宿舍楼号和室号，以及201电话号码。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我步行去过一次那姑娘的学校。真挺远的，我顺着不停向前延伸的公路和雾蒙蒙的农田，一直走到了郊区。找到那所会计学校后，我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见了她，也去了她的宿舍，亲眼见到了那张导致她从上层摔下来的床。
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发生，我又像去时一样步行回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找过她。
慢慢地，我的阑尾炎手术伤口淡成了一条浅色的刀疤。那段开刀手术和住院的经历也渐渐淡漠，只是，我偶尔会记起那个三楼病房里的小姑娘，她有两只灵活的眼睛，小小的鼻子，额头上方被纱布缠满。那纱布一圈一圈缠得高过头顶，好像一直要缠到天花板上去。但渐渐地，那两只灵活的眼睛和小小的鼻子也模糊了，忘记了，直到今天，它们才重新在我关于医院的记忆中再次浮现。
让我再次想起这次阑尾炎手术的，其实是晋阳街上负责外科体检的一位老大夫。今天上午，我刚刚在体检套餐里接受了他的几项检查。
他很谦恭，语言、表情、手势及其他身体动作都没有任何一点能让人联系到男性医生的傲慢与冷漠。他微微弓着腰，偏着戴蓝色口罩的脑袋，好像随时想从地板上捡拾起些什么。
外科体检，因为要去除部分衣物，难免会带来一些尴尬与不适，所以可以感觉到，他总是想找一些分散体检者注意力与焦虑情绪的话来说，比如，“很好”“真的不错”“非常饱满”。
这些词汇的声音从他嘴里分散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神与表情也是运动着努力配合的，但似乎总是无法同速，总是慢半拍或快半拍，就像一台出毛病的老电梯，地方到了，门却不开，或者地方还沒到，门已经先开了。所以，就总是有那么一点点清晰可感的落不到实处的虚幻性，延宕在上午没有拉住窗帘的体检室里。
只有他的两只手同时落到我的颈部、背部，以及双肋上的时候，他像忽然找到了支点，语言里充满了由衷的自信：
“嗯，你的皮肤真好！我是说，手感，真好！”
我说：“是吗？去年，那个你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老大夫说：“现在，把裤子也拉一拉，咱们看一看。”
于是，就像去年一样，他在检查完他该检查的那些项目之后，再次把目光在我的右小腹下停留了一会儿。
然后摇摇头，说：“这个线儿，处理得不太好哇！”
我说：“是吗？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得信我！”
我当然信啦。因为的的确确，二十四年前那场阑尾炎手术的抽线环节，我真是被惊吓到了。
术后，我出院回校休养了一段时间，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热情，给我送来不少奶粉、麦乳精和鸡蛋，我每天努力营养，都吃胖啦。规定好的抽线时间很快来到，我开开心心一个人来到医院，在处置室的小床上躺下，准备配合抽出那条缝合线，从此与那个作妖的阑尾彻底告别。
但完全没想到的是，推门而入的并非那个刚刚接待我的男大夫，而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女护士。不，我错了，进来的并不是一个年轻女护士，而是一群七八个鱼贯而入。我的天哪，她们像一群白色的小鸽子发现了地上的谷粒，迅速围聚到我的床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然后，板起脸来要求我袒露伤口。
最先进门那个女护士开始操作。显而易见，她比我大不了多少，甚至可能比我还要小一些。她们全是这个年纪，淡蓝色口罩后面的眼睛里，闪烁着稚嫩与调皮的光芒。
一阵剧烈的抽动，带着操作者缺乏自信的颤抖与芳心一横时的鲁莽，那只在我伤口上操作着镊子的手，忽然间就像一只笨脚在试穿新高跟皮鞋那样朝前猛然挺进了几下，然后猛地朝上一揪。
我“啊”的一声惊叫起来。但我没想到的是，她竟然也跟着“啊”了一嗓子，声长和音高都远超过我。
然后操作立止，她们一起叽叽喳喳在我的伤口上方讨论起来，好像要在观礼的间隙开会表决一般。而那条本该顺利抽出我体外的缝合线，断了！
我恼怒了，因为我疼，我怕，尤其是我自感受辱。我立即抗议起来。后来我发现，我的性格之中，确实有种一旦自感遭受侵犯便立即反击的力量。这和年龄无关，而是天生的。我立即双手捂住伤口，坐起来大声要求见大夫。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大夫其实就在门口站着。他很快就进来，很冷静地对我一挥手，说，你赶紧躺下。
我就重新躺下，心想，这个男大夫上手应该相当把稳。
可事实是，这个男大夫只是转身把刚才操作的女护士骂了一句。他说：“你在学校怎么学的，连个这也做不来。总有一天，昂，你得挂。”我心想，这教训得没错呀，这样毛手毛脚的护士，不挂还像话吗？
但男大夫紧接着出口的一句话让我惊厥——“你继续做，我看着你！”
于是那只试穿新皮鞋的笨脚，又开始被激励一般地在我伤口处躁动起来了，先是探探索索，继而便像刚才一般勇猛挺进起来了。好在这一次，那男大夫悬吊其上的目光似乎起了某种校正仪的作用，那条本已中断的缝合线终于再次露出端倪，并被猛地一扯，永久性地与我的身体恩断义绝。
很多年之后，我有幸成为一个肿瘤科护士的丈夫。成为一个护士的丈夫，就意味着你每天都要与医院的一个活动的小局部生活并共同呼吸在一起，就意味着医院慢慢也成了你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我从来都不敢拿自己不当外人，因为我深知，医院虽然已经成为影响并决定我生活质量的一个绝对部分，但我自己却仍然不是能够影响医院的一个微小局部，我对它真是微不足道。只是，当我偶尔凝视自己右下腹的那条几乎淡到轻易看不出来的伤口，我才确信，这么多年了，我与城市的医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联系的。这不，我把它们的一些秘密全部带在身上，藏在了一小条淡红色的旧伤里。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成向阳，1979年生，山西泽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3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天涯》《散文》《青年文学》《青年作家》《雨花》《山西文学》《都市》等，部分作品被《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选本。著有散文集《历史圈：我是达人》《青春诗经》《夜夜神》。
挨过难熬的二十分钟候诊，一位女大夫在接诊室的小床上把我放平，弯折，再放平，然后从我的肚子上抬起了手，她指指门外说：“孩子，你来错地方了。你该去挂个外科。”
看着我迷惘而一阵阵抽搐中的脸，她口罩上方眼镜片后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才说你这是急性阑尾炎，得上二楼外科看啊！
二楼的外科大夫是个老太太，她胖乎乎的脸好和蔼，让我疼痛的阑尾立即就找到了安慰。她让我赶紧躺下，认真观察了一下我的身体，然后又让我坐起来，用商量的口吻说：“哟，它还挺厉害的，保守治疗，挺费事儿。要不，咱们干脆把它拿掉？”
我在还没真正弄明白“拿掉”具体是个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已经感动得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感激并继续依靠眼前的这位老太太。
老太太安慰我说：“你别害怕，送你去外面的医院手术，我来给你请假，学校给你花钱报销医药费。你放心住着就好啦。”
于是，靠着一段被不安分的饭粒引发急性炎症的阑尾，我得以拥有来到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公费校外旅行，坐的是校医院外派的一辆救护车。说真的，我来到这个城市还不到三个月呐，期间除了军训随大队外出拉练和打靶，我连校园都还没摸熟呢。城市于我，简直处处都是盲点，而白色救护车在那个早晨载着我，穿过初冬的校园，顺着坞城路开始了对城市的第一次探索。
目的地，其实是在离学校并不太远的一家铁路医院的外科病房。
手术被安排在下午三点。但在手术之前，我已提前经历了一番惊吓。那是在一个男医生端着托盘来到病房之后。
天可怜见，在我那十八岁的有限经验之中，对真正的手术其实完全没有一点概念。我瘫软在病床上，脑袋倚着不能叫枕头的软枕，忽然就感觉下身一凉——我的病号服裤子被人飞快褪了下去，随即就有清凉的带酒精味儿的棉球在皮肤上轻轻擦拭，然后扩大范围，加强力度，反复擦拭。我那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嫌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至少有两个被派前来陪伴我的同学正睁大眼睛在旁边围观我的被迫展览。我甚至听见其中之一在窃窃嬉笑，但那并不让我特别难过，因为完全来不及——一种迅速到来的触感让我惊惧起来，那是一种冷硬而锋利的东西倾侧着刮过皮肤的感觉，同时伴着轻微的“嗤嗤——嚓嚓——嗤嗤”声。我抬不起头来，说实话也不敢抬起头来，只知道那个医生正拿着一把刀子在我身体上动作。
我问自己：“这就要开刀了呀？不是还没打麻药吗？开刀不是得到手术室吗？无影灯呢？难道是麻药已经打过了？是啊，刚才不是给我打过一针吗？似乎还吃过一次什么药。那么，这就是要开始啦？天呐，怎么有这么多人围在旁边儿看着！”
就在我紧紧闭住眼睛并咬住牙关等待宰割的时候，那“嗤嗤——嚓嚓——嗤嗤”声在延续一阵之后忽然消失，然后又是一阵带酒精味儿的清凉，随即被褪下去的裤子呼啦又被提了上来。裤子复位的一刹那，我“啊——”地惊叫了一声，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但把那个端着托盘正准备离开病房的男医生吓了一跳。
他扭转身来问我，你怎么了？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摇摇头。
手术前的备皮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真进手术室的时候，是一个同学搀着我进去的。我觉得自己连走路都不会了。我清晰地记得我褪下裤子后的双腿是那样细瘦，好像一夜之间，它们已经比我在足球场上端详过的双腿更为瘦弱。我站都站不稳，因为疼，也因为饥饿。真的，从前天中午吃下学校三餐厅的一份米饭之后，我已经一天多没有进食。我几乎是完全靠在那位同学的肩膀上，晕晕乎乎走进的手术室。通往手术室的走廊有一长排窗户，下午的阳光很好，清澈的光线透过毛玻璃照到了我的光腿上，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的温暖与祥和正从窗外城市的冬天抵达到我身上。
终于上了手术台。我感觉自己被五花大绑，然后被侧翻过身体，凌空接受一只粗大的针管在脊椎上的麻醉注射。在针头插入，麻醉液被推入体内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猪正在往生于极乐世界的中途。但，我并没有立即失去意识。我清晰地感觉到嘴里被塞了一个什么，有点像干掉的玉米瓤子，我把它噙在嘴里，让它保持着被塞进时的那个姿势。但在接到一个“吃掉它”的指令时，我就咀嚼着吞掉了它。是甜的，然后等待甜味消失，等待手术刀切下。
多年之后，那个塞进我嘴里的东西渐渐幻化成为记忆中一个不确定的部分，我不清楚它是麻醉注射前塞进的，还是注射之后才塞的，以及那是不是一颗带甜味的东西，以及我是否真的吃掉了它。最关键的是，我是否真的接到过那个“吃掉它”的指令。
可是，我的記忆顽固地所保留着的，就是我努力咀嚼着，吞咽着，在意识模糊之前，在等待手术刀切入皮肤之前。
手术刀真正切下来的时候，我还残留着最后几丝清醒，大脑中好像有火车开过来，车轮磕碰在钢轨上，飞溅着火星飞快地驶远了。我数着那疼的次数，一下，两下，三下……到第七下，我没有了。
当夜九点我睁眼的时候，父亲母亲的脸在半空中渐渐浮现，又渐渐落下，终于慢慢镇定成一种灯下的真实。
我太能睡了，因为虚弱。那个据说有半根食指大小的已经被摘出我体外的阑尾，让我昏睡了近六个小时，而我的父亲母亲在我的昏迷中做了一次真正的奔袭。学校打到我老家的长途电话说得比较含糊，他们也就完全没有弄清楚学校方面的意思，不清楚我究竟得了什么重病，只知道孩子要在校外开刀住院。于是很是受了惊吓，他们赶紧四下和邻居借钱，又到乡里的信用社取了一点，就急急忙忙从村里扑进城，乘坐当时最快的依维柯客车来到省城，晕头转向找到学校，又紧急打车从学校跑到了医院。等进了病房，当时依维柯客车上配发的两根火腿肠和两块面包还原封未动拿在他们手里。
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父亲当夜轻轻一下就把我从病床上抱了起来，把着我的双腿助我完成术后的第一次小解。我清晰地记得，在病房有点阴冷的灯光下，他像小时候抱我解手那样，偏着头在我耳边用方言说了一句“俺孩儿亲”。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回老家去了。我也很快就下地了，开始自己出去上厕所，在病房内外走动。慢慢地，就从一楼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有一天，我走进三楼的一间病房，认识了一个也在这里住院治疗的小姑娘。
其实，是留下来陪床的母亲有一天告诉我说，三楼住着一个小姑娘，你抽空去看看她吧。那时母亲刚从医院外的小饭摊上替我买汤面回来。在那个面摊上，我母亲两天前认识了另一位前来买饭的母亲。那位母亲说，她女儿也在里面住院，女儿是忽然一下就从宿舍的双层床上摔下来的，把脑袋摔坏了，每天都躺着发呆，需要有人每天和她说会儿话。
当我见到那个上半个脑壳缠满纱布的小姑娘时，才知道其实不能称她为小姑娘，因为她仅仅比我小个一两岁，当时正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会计学校里读中专。和我一样，她也是个新生，而且也和我一样不幸，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被迫前来认识医院。我是被紧急发炎的阑尾发配来的，她是被严重脑震荡押送来的。我捂着右小腹阑尾去后的刀口，她侧着余震不止的脑袋，我们在下午空荡荡的病房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那时的医院真好啊，像上午八九点的电影院或咖啡厅，人一点都不满。外科三楼那么大的一个病房，就住了她一个人。其实我的病房也是，三张床，一张睡我，一张睡我母亲，一张睡我父亲，父亲走后，就放我母亲的包裹。如今，我已记不清在那间窗户朝南的病房里，我都和那个小姑娘聊过些什么，只记得我去过四次或者五次，一次问一点，终于就问清楚了她的院系、年级、宿舍楼号和室号，以及201电话号码。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我步行去过一次那姑娘的学校。真挺远的，我顺着不停向前延伸的公路和雾蒙蒙的农田，一直走到了郊区。找到那所会计学校后，我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见了她，也去了她的宿舍，亲眼见到了那张导致她从上层摔下来的床。
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发生，我又像去时一样步行回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找过她。
慢慢地，我的阑尾炎手术伤口淡成了一条浅色的刀疤。那段开刀手术和住院的经历也渐渐淡漠，只是，我偶尔会记起那个三楼病房里的小姑娘，她有两只灵活的眼睛，小小的鼻子，额头上方被纱布缠满。那纱布一圈一圈缠得高过头顶，好像一直要缠到天花板上去。但渐渐地，那两只灵活的眼睛和小小的鼻子也模糊了，忘记了，直到今天，它们才重新在我关于医院的记忆中再次浮现。
让我再次想起这次阑尾炎手术的，其实是晋阳街上负责外科体检的一位老大夫。今天上午，我刚刚在体检套餐里接受了他的几项检查。
他很谦恭，语言、表情、手势及其他身体动作都没有任何一点能让人联系到男性医生的傲慢与冷漠。他微微弓着腰，偏着戴蓝色口罩的脑袋，好像随时想从地板上捡拾起些什么。
外科体检，因为要去除部分衣物，难免会带来一些尴尬与不适，所以可以感觉到，他总是想找一些分散体检者注意力与焦虑情绪的话来说，比如，“很好”“真的不错”“非常饱满”。
这些词汇的声音从他嘴里分散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神与表情也是运动着努力配合的，但似乎总是无法同速，总是慢半拍或快半拍，就像一台出毛病的老电梯，地方到了，门却不开，或者地方还沒到，门已经先开了。所以，就总是有那么一点点清晰可感的落不到实处的虚幻性，延宕在上午没有拉住窗帘的体检室里。
只有他的两只手同时落到我的颈部、背部，以及双肋上的时候，他像忽然找到了支点，语言里充满了由衷的自信：
“嗯，你的皮肤真好！我是说，手感，真好！”
我说：“是吗？去年，那个你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老大夫说：“现在，把裤子也拉一拉，咱们看一看。”
于是，就像去年一样，他在检查完他该检查的那些项目之后，再次把目光在我的右小腹下停留了一会儿。
然后摇摇头，说：“这个线儿，处理得不太好哇！”
我说：“是吗？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得信我！”
我当然信啦。因为的的确确，二十四年前那场阑尾炎手术的抽线环节，我真是被惊吓到了。
术后，我出院回校休养了一段时间，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热情，给我送来不少奶粉、麦乳精和鸡蛋，我每天努力营养，都吃胖啦。规定好的抽线时间很快来到，我开开心心一个人来到医院，在处置室的小床上躺下，准备配合抽出那条缝合线，从此与那个作妖的阑尾彻底告别。
但完全没想到的是，推门而入的并非那个刚刚接待我的男大夫，而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女护士。不，我错了，进来的并不是一个年轻女护士，而是一群七八个鱼贯而入。我的天哪，她们像一群白色的小鸽子发现了地上的谷粒，迅速围聚到我的床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然后，板起脸来要求我袒露伤口。
最先进门那个女护士开始操作。显而易见，她比我大不了多少，甚至可能比我还要小一些。她们全是这个年纪，淡蓝色口罩后面的眼睛里，闪烁着稚嫩与调皮的光芒。
一阵剧烈的抽动，带着操作者缺乏自信的颤抖与芳心一横时的鲁莽，那只在我伤口上操作着镊子的手，忽然间就像一只笨脚在试穿新高跟皮鞋那样朝前猛然挺进了几下，然后猛地朝上一揪。
我“啊”的一声惊叫起来。但我没想到的是，她竟然也跟着“啊”了一嗓子，声长和音高都远超过我。
然后操作立止，她们一起叽叽喳喳在我的伤口上方讨论起来，好像要在观礼的间隙开会表决一般。而那条本该顺利抽出我体外的缝合线，断了！
我恼怒了，因为我疼，我怕，尤其是我自感受辱。我立即抗议起来。后来我发现，我的性格之中，确实有种一旦自感遭受侵犯便立即反击的力量。这和年龄无关，而是天生的。我立即双手捂住伤口，坐起来大声要求见大夫。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大夫其实就在门口站着。他很快就进来，很冷静地对我一挥手，说，你赶紧躺下。
我就重新躺下，心想，这个男大夫上手应该相当把稳。
可事实是，这个男大夫只是转身把刚才操作的女护士骂了一句。他说：“你在学校怎么学的，连个这也做不来。总有一天，昂，你得挂。”我心想，这教训得没错呀，这样毛手毛脚的护士，不挂还像话吗？
但男大夫紧接着出口的一句话让我惊厥——“你继续做，我看着你！”
于是那只试穿新皮鞋的笨脚，又开始被激励一般地在我伤口处躁动起来了，先是探探索索，继而便像刚才一般勇猛挺进起来了。好在这一次，那男大夫悬吊其上的目光似乎起了某种校正仪的作用，那条本已中断的缝合线终于再次露出端倪，并被猛地一扯，永久性地与我的身体恩断义绝。
很多年之后，我有幸成为一个肿瘤科护士的丈夫。成为一个护士的丈夫，就意味着你每天都要与医院的一个活动的小局部生活并共同呼吸在一起，就意味着医院慢慢也成了你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我从来都不敢拿自己不当外人，因为我深知，医院虽然已经成为影响并决定我生活质量的一个绝对部分，但我自己却仍然不是能够影响医院的一个微小局部，我对它真是微不足道。只是，当我偶尔凝视自己右下腹的那条几乎淡到轻易看不出来的伤口，我才确信，这么多年了，我与城市的医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联系的。这不，我把它们的一些秘密全部带在身上，藏在了一小条淡红色的旧伤里。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成向阳，1979年生，山西泽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3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天涯》《散文》《青年文学》《青年作家》《雨花》《山西文学》《都市》等，部分作品被《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选本。著有散文集《历史圈：我是达人》《青春诗经》《夜夜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