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类本质、共产主义是三个重要概念。在这三个概念的阐释中潜藏着马克思话语逻辑的转换，又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揭示出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实质以及人的异化存在状态。在上述批判基础上，马克思预设了理想的、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确证的社会关系。基于这一人本主义预设，马克思站在人的解放的立场上论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既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又是人的复归与解放的存在状态。通过这些连续的论证逻辑，体现了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市民社会;类本质;共产主义;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7-0004-0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又是哲学革命的“秘密和诞生地”，还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初步系统阐发。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上述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中，从批判立场上的市民社会研究，到人本主义预设下的类本质概念，再到理想性规定下的共产主义论述，其中话语逻辑的转换，彰显了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不懈探索。
一、市民社会与人的解放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1]236因此，在《手稿》中，“社会”的第一层内涵指的就是市民社会。但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一开始就站在批判的立场上。马克思在借助国民经济学理论剖析市民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又在哲学层面以异化劳动理论来批判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初步论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问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还处在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到了《德法年鉴》发表时期，尤其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在二元分析框架内部发生了转变。他在批判政治、国家和法的过程中认识到，国家和法的基础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因此，只有先考察和研究作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才能真正地批判国家和法。至此，马克思开始超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和研究之中。这意味着，马克思彻底地跳出了黑格尔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框架，独立地走向“市民社会”的一元分析框架，并且在此后一生都致力于这一领域。
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将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批判市民社会的非人存在。一方面，马克思开始采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分析市民社会的客观现实。马克思主要是借助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大卫·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而这些理论成果，尤其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回到现实的重要契机”[2]。馬克思因此从思辨哲学进入到实证的国民经济学领域，进而回到对客观现实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这部分的分析也接近后来的《资本论》。[3]241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运用哲学批判的方法来批判市民社会的非人本质。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尤其是其宗教异化逻辑的影响下，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进而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研究。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方面，马克思采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深入分析市民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批判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剥削。马克思首先以分栏对比的方式研究了国民经济学中的资本、利润和地租，并深入分析了工人和资本家、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之间的斗争，进而得出结论：“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155。而在市民社会中，这两大阶级都是作为非本质的存在。反映在工人那里，即工人遭受着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其生存、发展以及其他各方面在市民社会里都遭受着非人的对待;表现在资本家那里则是，他们为着死钱财的盈利而日日苦恼。总之，工人和资本家都处于非人的状态之中。同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非人状态作了大量描述，诸如工人阶级“牲畜般的存在状态”“为他的生存而苦恼”“从事奴隶劳动”“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饿死或行乞”“持续不变的贫困”[1]115-124等等。这一系列论述反映了马克思进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无产阶级立场，即致力于实现整个社会的人的解放。这些论述也使得工人受压迫、受奴役、受剥削的非人状态暴露无遗，工人解放的需求呼之欲出，解放工人以及整个人类的任务显得迫切而又必要。
在哲学批判方面，马克思在揭露国民经济学的矛盾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进而批判市民社会中人的非人存在状态。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劳动创造财富。然而在现实中，工人的劳动不仅没有带来财富，反而使他们更加贫穷。马克思假定了社会的三种可能状态，以此分析和说明工人处境与社会财富状况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社会的衰落、增长抑或是富裕到顶点的状态，工人的处境总是持续不变的贫穷。因此，马克思揭露出国民经济学所表述的社会的实质，即“私人利益的社会”[1]122，而国民经济学也“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1]166。马克思还进一步系统阐释了异化劳动，进而批判市民社会的异化性质。他指出，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下，个体的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不仅不属于劳动者个人，反而成为支配他的对象。劳动本来作为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个体本质力量的实现与发挥，但在市民社会条件下，个体非但不能从中感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反而感到“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159。劳动成了个体为生存而被迫进行的手段。而且，个体作为不符合其类本质的存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异化的、非本质的存在状态。
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现实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展开了对人的解放的论述。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的不合理性，彻底地推翻了市民社会永恒存在的神话，为实现人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证人类解放理想的理论前提”[4]，只有在批判和克服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进入人的解放的理想存在状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存在本质的差别。虽然两者都看到了市民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但在理论态度上却完全相反。斯密对市民社会持乐观态度，并将市民社会辩护为永恒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则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是不合理的存在。因此，国民经济学建立在市民社会上，而马克思则由于始终着眼于人的解放，从而将理论建立在人类社会上。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揭示出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即无产阶级，从而论述了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167换言之，人的解放需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这首先是建立在工人解放的基础上。又由于“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1]167，因此，马克思揭示出了无产阶级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在人的解放中的历史地位。 总之，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市民社会的现实，批判市民社会中工人所遭受的压迫、束缚与奴役，进而揭示出其作为社会存在的暂时性，以及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在对市民社会的外在批判与否定基础上，马克思还以历史性的眼光将理论指向未来，致力于探索社会的解放，即建立在克服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内部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实现人的解放要通过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虽然此时的论述还带有先验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所包含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为人的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类本质与人的解放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188的论断，从而在类本质的意义上使用了“社会存在物”一词。在这里，“社会存在物”概念被用来特指“没有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关系”[3]273。马克思运用“社会存在物”这一概念，既论述人与人之间理想的社会关系，同时又以其为参照系，批判现实的市民社会中所存在的交往异化。通过“社会存在物”概念，马克思在交往层面上论述了人的解放理想。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类本质”的论述有两层含义。马克思先是在《笔记本Ⅰ》中将人的本质规定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而后又在《笔记本Ⅲ》中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存在物。这两层含义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彰显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从个体维度向主体间维度的延伸。
一方面，马克思围绕生产劳动，将人的类本质设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162，也即“劳动这种生命活动”[1]162。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此外，人的这种本质活动还具有能动性和现实性，能够创造性地再生产对象世界。因此，人作为类存在物，在活动中发挥创造性，体现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现实的产品上，并且通过这些打上了人的烙印的劳动产品直观自身，确证自己。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围绕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存在物”有一个过程。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24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在社会关系上谈论人的本质问题。根据学术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笔记本Ⅲ》与《穆勒评注》基本完成于同一时期。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依据“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188这一论断，继续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研究人的本质。如果说马克思对于“类”的第一个理解是在纯粹生产中的个体与对象层面上的话，马克思对于“类”的第二个理解关涉的则是进入交往中的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层面。在这里，马克思将“类”与“社会存在物”几乎等同，“社会存在物”概念与人的类关系问题也总是联系在一起。[3]268
通过对比《手稿》中“类本质”的两层含义，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于“类本质”的论述发生了转变，从主体维度到主体间维度，“类本质”的内涵在转变中得到了提升和延伸。与此同时，这两层含义又都建立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思想实质上突破了费尔巴哈直观思维的缺陷，进入到实践思维中。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关系反映的是直观的自然关系，而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展现出的则是基于能动的劳动实践的社会关系。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物”还带有唯心主义的形式，但是它已经作为一个思想萌芽酝酿在《手稿》之中，并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展成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这一科学论断，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马克思在类本质意义上使用“社会存在物”概念，主要是受到了哲学和国民经济学两方面的影响。其中，哲学方面主要涉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其“类本质”思想。而国民经济学方面则主要涉及市民社会条件下的以商品交换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学范畴。马克思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下，又超越了这两个方面的局限，进而赋予了人的本质以“社会存在物”的规定。
一方面，“社會存在物”概念与费尔巴哈哲学既存在联系，又具有根本性差别。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的“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6]450在《手稿》中，马克思沿用“类本质”的术语，并受其启发而注意到“社会”的概念。[7]不过，学界往往将此看作是人本主义表现，而侧重于批判其唯心主义缺陷。但实际上，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彻底的费尔巴哈派，在对“类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对费尔巴哈有着实质的超越性意义。马克思虽使用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却以“社会存在物”表达出了超越“自然存在”的崭新观点。虽然这些以人本主义的形式出现，但其所昭示的科学性趋向，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数月之后，马克思就站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人的解放逐渐从应然性的幻梦转变为实然性的现实运动。另一方面，“社会存在物”概念的提出既借助于国民经济学，又建立在市民社会批判的立场上。马克思肯定了市民社会蕴含着积极因素，认为“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5]25。马克思已经在《穆勒评注》的“交换”部分揭示了市民社会中货币、私有财产等范畴所具有的社会联系本质。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市民社会中通过商品交换建立起来的普遍联系是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正是在批判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符合人的本质的社会联系。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论断，尤其是在[分工]片段中指出“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1]237，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人的社会存在本质这一问题。
最后，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存在本质进行了系统的具体分析。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考察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共同的实际交往活动，得出人是社会存在物的结论。在直接的、共同的交往活动中，主体之间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实现人的本质的相互补充、相互确证，并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就个体对他人而言，个体的劳动产品成为他人需要的对象，这就说明人是社会性的。他人要在社会交往中得到补充，得以满足，从而维持其生存与发展，他人离不开社会。反之，就他人对个体而言，别人的需要使得个体的本质力量得到认可与肯定，个体从而在社会交往中确证自己，获得自我实现的乐趣。因此，不存在孤立的个人。总之，在直接的交往活动中，交往双方彼此联系，相互需要，相互作用，从而也促进交往双方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以科学活动为例，分析较少同他人发生直接联系的活动，进一步论述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即使是“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1]188。因为，活动所使用的材料、使用的语言文字、甚至人本身的存在都是社会的。也就是说，虽然科学这类活动较少与他人发生直接联系，但是这类活动的各个要素、活动的背景等等都是社会的。 通过对直接联系和较少直接联系这两种活动的分析，马克思再次系统地论证了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的性质。总之，在《手稿》中，“社会存在物”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作为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不过，由于这一规定处在人本主义影响下，因此还带有先验的唯心主义思辨性质，属于价值性的预设。但同时也正是“社会存在物”的这种价值规范性，从而对现实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社会存在物”所蕴含的“人所应是”的价值规范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8]在现实社会中，人与这种理想的应然状态相矛盾，人的“社会存在本质”发生异化，尤其是货币本来作为交换和交往的手段、工具，在市民社会的现实中反而成了交换的目的。马克思以“社会存在物”为价值规范，批判资本主义对这一规范状态的背离，这种类本质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关怀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的追求。
三、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在《手稿》中，马克思曾用“社会”概念来规定共产主义。以“社会”概念定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当时对共产主义认识的最大特点，“社会”也因此被马克思视作是克服异化后的理想状态[9]407，也是对“人的社会”的简称[10]。马克思对这一理想状态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整体上来说，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是对“历史之谜”做出的正确解答。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不仅批判市民社会的局限，还论证了共产主义这一自觉的历史进展。在这里，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将共产主义看作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即积极扬弃。马克思认为，超越异化的理想状态应建立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之上。与粗陋的共产主义以及政治的共产主义不同，马克思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他指出：“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1]186也就是說，私有财产在本质上不过是工人积累起来的劳动，是工人本质力量的物质展现。因此，共产主义要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形式。此外，又由于共产主义尚且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所以必然带着它所“脱胎”的那个社会的特征，因此还不是理想的社会状态，而只是通向理想的社会状态的现实行动。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197，从而将共产主义看作是开启人类社会的环节。并且，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革命行动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次，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实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185一方面，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187，人与自然界在社会中实现了真正的和谐统一。就自然界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1]187。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自然界历史地生成为人化自然。自然界既作为人的活动的起点为人提供物质基础，也作为人活动的结果即人化的自然。自然在人的劳动中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被激活。就主体的人而言，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依赖于自然界进行人的生命活动。人从自然界中获取认识和实践的材料，将自然界作为自己生产和活动的对象。同时，人在加工自然的同时创造性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享受生命活动的乐趣。此外，由于人的感觉与对象性活动紧密联系，人在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中，适应自然界的全部丰富性，从而形成丰富的人的感觉。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处于相互生成、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此外，马克思还专门论述了工业活动。在工业中，自然被进一步纳入人的认识和实践的领域，人也利用自然科学创造性地改造自然，并为人的解放提供物质准备。通过工业，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社会”解决了个体与类的矛盾。在市民社会中，人是自私自利的原子式个人，通过商品交换形成抽象的普遍联系。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人真正成为社会存在物。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活动和享受都是社会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确证。个体生产的劳动产品成为他人的需要，因此个体是“为别人的存在”。人由于其需要的多样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所以必须在社会中通过劳动产品相互补充、相互满足，进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反过来，别人也是“为他的存在”[1]187。我的劳动产品作为我的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因此别人对我的劳动产品的需要，也就是对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又由于别人确证了我的本质力量，因此别人也就是为我的存在。此外，我的需要也要借助别人的劳动产品得以补充和满足。因此，别人通过他的劳动产品补充我的需要，弥补我的本质力量，为我而存在。总之，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人作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社会存在物而存在。
最后，在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中，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复归为完整性的人。在“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人在生产和交往上都作为异化的存在。而在克服异化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人实现了“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185。人开始摆脱异化状态，真正地占有自己的生命和人的全面的本质，成为属于人的存在，并重新具备人的特性。一方面，需要成为人的需要。在市民社会中，人被抽象为资本家和工人，人的需要被抽象为“对货币的需要”，并且作为真正的需要和唯一的需要。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不得不减少需要，努力节省。这样一来，他越是满足他的金钱的需要，他就越是丧失自己作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他拥有的财富越多，他的异化就越是深重，越是丧失了自己。对于工人来说，由于他的贫穷，致使他连基本的生存需要、动物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也就更谈不上满足自己作为人的需要了。而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1]194，人的需要体现人的丰富性，符合于人的本质，而呈现出自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感觉得到彻底的解放。在市民社会中，人的感觉是片面的。由于处在私有制这一条件下，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190。因此，人不能感受到自身的、内在的丰富性，而仅仅作为一个片面的人而存在，受单纯的拥有的感觉的支配。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89。人的全部丰富性得以展开，从而作为一个全面的人、整体性的人而存在。
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使用的“社会”意指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这在整体上直接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理论探索。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克服了异化劳动，积极扬弃了私有财产，实现了人的本质复归。人与人之间相互确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一切矛盾都得到真正的解决。人摆脱一切枷锁的束缚，开始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实现彻底的解放。
综观整个《手稿》，马克思运用市民社会、类本质、共产主义三个概念所展现出来的理论逻辑，与人的解放思想始终高度契合。不管是对于市民社会的现实性批判，还是关于类本质规范性预设，亦或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性规定，实质上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注。它从关注人出发，又达致人的复归与解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王代月.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经济学环节[J].哲学研究，2015，（12）：12-17.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4]王代月.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史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0，（3）：32-3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徐先艳.从“类存在”到“社会存在”——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5）：18-22.
[8]王虎学.《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9-43+106.
[9]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鲁克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新审视——以“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为视角[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3）：14-21.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市民社会;类本质;共产主义;人的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7-0004-0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又是哲学革命的“秘密和诞生地”，还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初步系统阐发。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上述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中，从批判立场上的市民社会研究，到人本主义预设下的类本质概念，再到理想性规定下的共产主义论述，其中话语逻辑的转换，彰显了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不懈探索。
一、市民社会与人的解放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1]236因此，在《手稿》中，“社会”的第一层内涵指的就是市民社会。但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一开始就站在批判的立场上。马克思在借助国民经济学理论剖析市民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又在哲学层面以异化劳动理论来批判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初步论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问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还处在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到了《德法年鉴》发表时期，尤其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在二元分析框架内部发生了转变。他在批判政治、国家和法的过程中认识到，国家和法的基础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因此，只有先考察和研究作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才能真正地批判国家和法。至此，马克思开始超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和研究之中。这意味着，马克思彻底地跳出了黑格尔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框架，独立地走向“市民社会”的一元分析框架，并且在此后一生都致力于这一领域。
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将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批判市民社会的非人存在。一方面，马克思开始采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分析市民社会的客观现实。马克思主要是借助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大卫·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而这些理论成果，尤其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回到现实的重要契机”[2]。馬克思因此从思辨哲学进入到实证的国民经济学领域，进而回到对客观现实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这部分的分析也接近后来的《资本论》。[3]241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运用哲学批判的方法来批判市民社会的非人本质。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尤其是其宗教异化逻辑的影响下，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进而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研究。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方面，马克思采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深入分析市民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批判资本家对劳动工人的剥削。马克思首先以分栏对比的方式研究了国民经济学中的资本、利润和地租，并深入分析了工人和资本家、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之间的斗争，进而得出结论：“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155。而在市民社会中，这两大阶级都是作为非本质的存在。反映在工人那里，即工人遭受着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其生存、发展以及其他各方面在市民社会里都遭受着非人的对待;表现在资本家那里则是，他们为着死钱财的盈利而日日苦恼。总之，工人和资本家都处于非人的状态之中。同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非人状态作了大量描述，诸如工人阶级“牲畜般的存在状态”“为他的生存而苦恼”“从事奴隶劳动”“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饿死或行乞”“持续不变的贫困”[1]115-124等等。这一系列论述反映了马克思进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无产阶级立场，即致力于实现整个社会的人的解放。这些论述也使得工人受压迫、受奴役、受剥削的非人状态暴露无遗，工人解放的需求呼之欲出，解放工人以及整个人类的任务显得迫切而又必要。
在哲学批判方面，马克思在揭露国民经济学的矛盾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进而批判市民社会中人的非人存在状态。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劳动创造财富。然而在现实中，工人的劳动不仅没有带来财富，反而使他们更加贫穷。马克思假定了社会的三种可能状态，以此分析和说明工人处境与社会财富状况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社会的衰落、增长抑或是富裕到顶点的状态，工人的处境总是持续不变的贫穷。因此，马克思揭露出国民经济学所表述的社会的实质，即“私人利益的社会”[1]122，而国民经济学也“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1]166。马克思还进一步系统阐释了异化劳动，进而批判市民社会的异化性质。他指出，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下，个体的劳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不仅不属于劳动者个人，反而成为支配他的对象。劳动本来作为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个体本质力量的实现与发挥，但在市民社会条件下，个体非但不能从中感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反而感到“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159。劳动成了个体为生存而被迫进行的手段。而且，个体作为不符合其类本质的存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异化的、非本质的存在状态。
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现实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展开了对人的解放的论述。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的不合理性，彻底地推翻了市民社会永恒存在的神话，为实现人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证人类解放理想的理论前提”[4]，只有在批判和克服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进入人的解放的理想存在状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存在本质的差别。虽然两者都看到了市民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但在理论态度上却完全相反。斯密对市民社会持乐观态度，并将市民社会辩护为永恒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则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是不合理的存在。因此，国民经济学建立在市民社会上，而马克思则由于始终着眼于人的解放，从而将理论建立在人类社会上。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揭示出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即无产阶级，从而论述了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167换言之，人的解放需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这首先是建立在工人解放的基础上。又由于“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1]167，因此，马克思揭示出了无产阶级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在人的解放中的历史地位。 总之，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市民社会的现实，批判市民社会中工人所遭受的压迫、束缚与奴役，进而揭示出其作为社会存在的暂时性，以及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在对市民社会的外在批判与否定基础上，马克思还以历史性的眼光将理论指向未来，致力于探索社会的解放，即建立在克服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内部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实现人的解放要通过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虽然此时的论述还带有先验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所包含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为人的解放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类本质与人的解放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188的论断，从而在类本质的意义上使用了“社会存在物”一词。在这里，“社会存在物”概念被用来特指“没有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关系”[3]273。马克思运用“社会存在物”这一概念，既论述人与人之间理想的社会关系，同时又以其为参照系，批判现实的市民社会中所存在的交往异化。通过“社会存在物”概念，马克思在交往层面上论述了人的解放理想。
首先，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类本质”的论述有两层含义。马克思先是在《笔记本Ⅰ》中将人的本质规定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而后又在《笔记本Ⅲ》中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存在物。这两层含义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彰显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从个体维度向主体间维度的延伸。
一方面，马克思围绕生产劳动，将人的类本质设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162，也即“劳动这种生命活动”[1]162。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此外，人的这种本质活动还具有能动性和现实性，能够创造性地再生产对象世界。因此，人作为类存在物，在活动中发挥创造性，体现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现实的产品上，并且通过这些打上了人的烙印的劳动产品直观自身，确证自己。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围绕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存在物”有一个过程。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24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在社会关系上谈论人的本质问题。根据学术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笔记本Ⅲ》与《穆勒评注》基本完成于同一时期。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依据“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188这一论断，继续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研究人的本质。如果说马克思对于“类”的第一个理解是在纯粹生产中的个体与对象层面上的话，马克思对于“类”的第二个理解关涉的则是进入交往中的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层面。在这里，马克思将“类”与“社会存在物”几乎等同，“社会存在物”概念与人的类关系问题也总是联系在一起。[3]268
通过对比《手稿》中“类本质”的两层含义，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于“类本质”的论述发生了转变，从主体维度到主体间维度，“类本质”的内涵在转变中得到了提升和延伸。与此同时，这两层含义又都建立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思想实质上突破了费尔巴哈直观思维的缺陷，进入到实践思维中。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关系反映的是直观的自然关系，而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展现出的则是基于能动的劳动实践的社会关系。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物”还带有唯心主义的形式，但是它已经作为一个思想萌芽酝酿在《手稿》之中，并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展成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这一科学论断，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马克思在类本质意义上使用“社会存在物”概念，主要是受到了哲学和国民经济学两方面的影响。其中，哲学方面主要涉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其“类本质”思想。而国民经济学方面则主要涉及市民社会条件下的以商品交换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学范畴。马克思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下，又超越了这两个方面的局限，进而赋予了人的本质以“社会存在物”的规定。
一方面，“社會存在物”概念与费尔巴哈哲学既存在联系，又具有根本性差别。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的“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6]450在《手稿》中，马克思沿用“类本质”的术语，并受其启发而注意到“社会”的概念。[7]不过，学界往往将此看作是人本主义表现，而侧重于批判其唯心主义缺陷。但实际上，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彻底的费尔巴哈派，在对“类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一开始就对费尔巴哈有着实质的超越性意义。马克思虽使用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却以“社会存在物”表达出了超越“自然存在”的崭新观点。虽然这些以人本主义的形式出现，但其所昭示的科学性趋向，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数月之后，马克思就站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人的解放逐渐从应然性的幻梦转变为实然性的现实运动。另一方面，“社会存在物”概念的提出既借助于国民经济学，又建立在市民社会批判的立场上。马克思肯定了市民社会蕴含着积极因素，认为“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5]25。马克思已经在《穆勒评注》的“交换”部分揭示了市民社会中货币、私有财产等范畴所具有的社会联系本质。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市民社会中通过商品交换建立起来的普遍联系是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正是在批判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符合人的本质的社会联系。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论断，尤其是在[分工]片段中指出“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1]237，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人的社会存在本质这一问题。
最后，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存在本质进行了系统的具体分析。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考察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共同的实际交往活动，得出人是社会存在物的结论。在直接的、共同的交往活动中，主体之间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实现人的本质的相互补充、相互确证，并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就个体对他人而言，个体的劳动产品成为他人需要的对象，这就说明人是社会性的。他人要在社会交往中得到补充，得以满足，从而维持其生存与发展，他人离不开社会。反之，就他人对个体而言，别人的需要使得个体的本质力量得到认可与肯定，个体从而在社会交往中确证自己，获得自我实现的乐趣。因此，不存在孤立的个人。总之，在直接的交往活动中，交往双方彼此联系，相互需要，相互作用，从而也促进交往双方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以科学活动为例，分析较少同他人发生直接联系的活动，进一步论述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即使是“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1]188。因为，活动所使用的材料、使用的语言文字、甚至人本身的存在都是社会的。也就是说，虽然科学这类活动较少与他人发生直接联系，但是这类活动的各个要素、活动的背景等等都是社会的。 通过对直接联系和较少直接联系这两种活动的分析，马克思再次系统地论证了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的性质。总之，在《手稿》中，“社会存在物”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作为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不过，由于这一规定处在人本主义影响下，因此还带有先验的唯心主义思辨性质，属于价值性的预设。但同时也正是“社会存在物”的这种价值规范性，从而对现实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社会存在物”所蕴含的“人所应是”的价值规范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8]在现实社会中，人与这种理想的应然状态相矛盾，人的“社会存在本质”发生异化，尤其是货币本来作为交换和交往的手段、工具，在市民社会的现实中反而成了交换的目的。马克思以“社会存在物”为价值规范，批判资本主义对这一规范状态的背离，这种类本质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关怀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的追求。
三、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在《手稿》中，马克思曾用“社会”概念来规定共产主义。以“社会”概念定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当时对共产主义认识的最大特点，“社会”也因此被马克思视作是克服异化后的理想状态[9]407，也是对“人的社会”的简称[10]。马克思对这一理想状态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整体上来说，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是对“历史之谜”做出的正确解答。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不仅批判市民社会的局限，还论证了共产主义这一自觉的历史进展。在这里，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将共产主义看作是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即积极扬弃。马克思认为，超越异化的理想状态应建立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之上。与粗陋的共产主义以及政治的共产主义不同，马克思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他指出：“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1]186也就是說，私有财产在本质上不过是工人积累起来的劳动，是工人本质力量的物质展现。因此，共产主义要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形式。此外，又由于共产主义尚且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所以必然带着它所“脱胎”的那个社会的特征，因此还不是理想的社会状态，而只是通向理想的社会状态的现实行动。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197，从而将共产主义看作是开启人类社会的环节。并且，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革命行动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次，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实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185一方面，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187，人与自然界在社会中实现了真正的和谐统一。就自然界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1]187。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自然界历史地生成为人化自然。自然界既作为人的活动的起点为人提供物质基础，也作为人活动的结果即人化的自然。自然在人的劳动中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被激活。就主体的人而言，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依赖于自然界进行人的生命活动。人从自然界中获取认识和实践的材料，将自然界作为自己生产和活动的对象。同时，人在加工自然的同时创造性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享受生命活动的乐趣。此外，由于人的感觉与对象性活动紧密联系，人在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中，适应自然界的全部丰富性，从而形成丰富的人的感觉。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处于相互生成、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此外，马克思还专门论述了工业活动。在工业中，自然被进一步纳入人的认识和实践的领域，人也利用自然科学创造性地改造自然，并为人的解放提供物质准备。通过工业，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社会”解决了个体与类的矛盾。在市民社会中，人是自私自利的原子式个人，通过商品交换形成抽象的普遍联系。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人真正成为社会存在物。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活动和享受都是社会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确证。个体生产的劳动产品成为他人的需要，因此个体是“为别人的存在”。人由于其需要的多样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所以必须在社会中通过劳动产品相互补充、相互满足，进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反过来，别人也是“为他的存在”[1]187。我的劳动产品作为我的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因此别人对我的劳动产品的需要，也就是对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又由于别人确证了我的本质力量，因此别人也就是为我的存在。此外，我的需要也要借助别人的劳动产品得以补充和满足。因此，别人通过他的劳动产品补充我的需要，弥补我的本质力量，为我而存在。总之，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人作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社会存在物而存在。
最后，在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中，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复归为完整性的人。在“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人在生产和交往上都作为异化的存在。而在克服异化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人实现了“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185。人开始摆脱异化状态，真正地占有自己的生命和人的全面的本质，成为属于人的存在，并重新具备人的特性。一方面，需要成为人的需要。在市民社会中，人被抽象为资本家和工人，人的需要被抽象为“对货币的需要”，并且作为真正的需要和唯一的需要。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不得不减少需要，努力节省。这样一来，他越是满足他的金钱的需要，他就越是丧失自己作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他拥有的财富越多，他的异化就越是深重，越是丧失了自己。对于工人来说，由于他的贫穷，致使他连基本的生存需要、动物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也就更谈不上满足自己作为人的需要了。而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1]194，人的需要体现人的丰富性，符合于人的本质，而呈现出自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感觉得到彻底的解放。在市民社会中，人的感觉是片面的。由于处在私有制这一条件下，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190。因此，人不能感受到自身的、内在的丰富性，而仅仅作为一个片面的人而存在，受单纯的拥有的感觉的支配。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89。人的全部丰富性得以展开，从而作为一个全面的人、整体性的人而存在。
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使用的“社会”意指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这在整体上直接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理论探索。共产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克服了异化劳动，积极扬弃了私有财产，实现了人的本质复归。人与人之间相互确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一切矛盾都得到真正的解决。人摆脱一切枷锁的束缚，开始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实现彻底的解放。
综观整个《手稿》，马克思运用市民社会、类本质、共产主义三个概念所展现出来的理论逻辑，与人的解放思想始终高度契合。不管是对于市民社会的现实性批判，还是关于类本质规范性预设，亦或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性规定，实质上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注。它从关注人出发，又达致人的复归与解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王代月.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借以回到现实的经济学环节[J].哲学研究，2015，（12）：12-17.
[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4]王代月.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史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0，（3）：32-3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徐先艳.从“类存在”到“社会存在”——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5）：18-22.
[8]王虎学.《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9-43+106.
[9]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鲁克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新审视——以“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为视角[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3）：14-21.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