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这是读完张明曾的散文集《那时的洱海》后的感觉。这是一种有别于阅读其它散文集子的感觉。不知是有心，或是无意，张明曾似乎在努力摆脱散文的常规写法，或者说不按眼下散文的样子来写散文，根本不在乎写出的东西是否像散文。这就使得他这本散文集反而以一种新鲜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读《那时的洱海》，我突然便想起了散文界有些人主张的“散文原生态写作”，我认为明曾的写作正是一种原生态的写作，他凭着自己的真实记忆，真实感受，按照表达这种感受的需要，像画写生画一样，准确地捕捉和描摹他眼睛中的洱海，只求笔下像他所画的东西。
　　按照自己的真实记忆和感受写作，这是当下散文创作中所匮缺的一种精神。为了技巧的需要，生活有时被夸张；为了表达的需要，生活有时被改变；为了写得像散文的样子，生活失去了原来的样子。虚假的思想，虚构的热情，虚伪的崇高，使散文越来越失去了率真的品质。应该说，一切文字的功能，恐怕是为了记忆，真实而准确的记忆正是散文这种以真实为其品格的文体所应该具有的最高贵的品质。余秋雨谈到记忆与文学的关系时说到，记忆是很容易被改变被歪曲的，改变它的是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因素。他说：“在文革灾难中我还看到大量更令人吃惊的例子。如果一个单位的长官被批判了，这个单位的很多老职工都会产生大量有关这位长官的负面记忆，证明这位长官确实应该被批判；过了多少年，这位长官平反了，同样是这些老职工，却会冒出大量正面记忆来，证明这位长官现在应该被平反，当初不该被批判。这些老职工未必都是趋炎附势、投井下石之辈，他们的两段记忆也都没有凭空伪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景呢?我认为，是他们的个人记忆被他们无法摆脱的社会舆论筛选了，重组了。”而余秋雨认为，记忆被筛选和重组这个问题，文化人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容易受到“文本传染”，更容易丧失个人记忆。在他们的“记忆”中，“应该如何”已经压倒了“真实如何”。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最有记忆价值的作品。张明曾的《那时的洱海》，虽然不能说在文学上有很高价值，但它字里行间储存着的关于洱海边生活的记忆却是真实的、弥足珍贵的，其中有很多我们亲历过的，有我们未能经历过的，读来却都能让人感到亲切和真实，这些小事就是历史的真实细节。出现在书中的洱海、渔村、码头、本主庙、弓鱼、火盆、龙潭，这些名词在他不紧不慢的叙述中变得具体，具体得可以触摸。书中反映的，是上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白族乡村生活。那时的洱海，那时的苍山，那时的乡间，那时的生活，经过他简略的文字，像一帧帧写生素描画，鲜明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我想起了明曾曾经送我的他的一本山水速写小画册，我感觉两者之间有一种相通的东西，那就是用简洁明快的方式记录发生在瞬间的值得珍视的东西。这本散文集记录着的历史、文化、民俗，是作者曾经生活于其间的那段白族乡村的写照，是那段白族乡村文化风貌的展示，这些正在逐渐退化、变异、消失的民族的文化生活，被作者保存在他的文字间，更具有了认识上的价值。保存在这本书中的，是作者未被筛选、未被重组的个人的记忆。书中的一些篇什如《跪搓衣板的故事》，用现在一些写作者的眼光是决不会去写或那样写的，因为老师罚跪学生是有背师德有违教规的，这样的生活事件必然会被作者从记忆中删除或改写。但明曾却如实地写了，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这样的细节在书中屡屡皆是．也许正是这本散文集的价值所在，杨政业先生在为《那时的洱海》所作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说，每一代白族人，都能把他那个时代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多少年以后那将会成为白族的《诗经》，白族的《史记》。”正是对这本书认识价值的一种强调和肯定。
　　按照一种最适合表达自己记忆的写作方式书写，是这本散文集的最大写作特色。记忆是真实的，表达也应该真实而力避虚假。明曾在写作中似乎有意地避免粉饰、矫情、夸张、拔高一类的写作手段，明曾对朋友说，他的整个写作过程没有任何为难之处，也没有去布局谋篇，也没有去认真想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多数是半夜里醒过来，顺手拿来纸笔，信手写来，写到哪里算哪里。正是这种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写作状态，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变得轻松随意，在不紧不慢、不露声色的叙写中，他把故乡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以一件件小事鲜活地展现给读者看。明曾从未标榜过“原生态写作”，但他却在践行着一种货真价实的原生态写作，他的写作方式很少受到时下一些流行写作方式的“污染”。童年时，父亲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被乡丁抓去关押，明曾打着赤脚和母亲一起带着野菜和米饭捏成的饭团送给父亲，这样的事在人生中应该是很悲惨的，本可以大加渲染，写得很煽情，让读者掉下足够的眼泪。但我看到明曾文中对这件事并没有刻意地去铺张、渲染，只是用了两句话写他与母亲在路上的情景：“母亲的扎染头巾被风吹得横飞起来，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到了人间的凄冷。”我的眼睛在这两句话上停留了很久，心头弥漫着像苍山的积雪一样寒冷的感动。类似的描写，书中随处可见，麦熟季节在洱海边洗澡，“一发出水响，一种柳叶形的小鱼成百上千条一下子从四面水中游拢我们身边来，它们用小嘴儿吮食我们身上的汗气，千百条小鱼儿都来吮，弄得人也痒痒的。一打水，鱼群一下子散得无影无踪。可是不过三分钟，鱼儿们又一下子浮现在眼前，又争先来吮人身上的汗气。”这样轻松随意自如的描述，让人身上也痒苏苏的，仿佛置身于波动着的洱海。评者王峥嵘对此书说过一段切中肯綮的话：“整本书的行文，就像洱海水一样，清澈透明，平平淡淡却涟漪不断，让人很自然地就亲近了，又很自然地就喜欢了、喜悦了。有些事和有些情。按常理，是要说得更明了一些更深入一些的，却没有，淡淡的，不是欲言又止的故弄玄虚，而是真真切切的让人觉得，不必说了。想起汪曾祺老人的文章来，突然就感到这两者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著一字，却可以尽得风流。是不是人长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心窍就真的通了，成了智者，不再说教，也不再絮叨，总是相信别人会懂的，说多了说白了，却显出苍白和乏力来?其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精要之道。”我以为峥嵘对《那时的洱海》的解读是到位的。
　　当然，作为一种文体写作，散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体。我注意到在这本散文集中，写上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白族乡村生活的篇什写得都十分精彩，这与明曾生在洱海边，长在洱海边，身上秉承了白族的气质、白族的精神有关。他血液里流动着白族文化的基因，找得到与白族文化相通的那种感觉，所以能凭着这种感觉本真地表达出那时洱海边白族文化生活的精微之处。而对于汉族地区的生活特别是后来变化了的七十年代的生活，他的表达方式就显出了某些拙朴，有的篇什还显得有些单调、枯涩。这就应证了刘勰的一句千古名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固守民族的优秀传统是必要的，坚持独立的写作状态是可贵的，但文艺创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必须学习或创造有利于充分表现自己的民族个性和个人风格的新的技巧、新的形式。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是会由于特定的“世情”、“时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进入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逐渐开始向着出“新”，重“情”，讲“真”，求“美”的内在规律艰难“复归”，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创作态势，在这样的情势下，在固守民族传统、继承民族精神的前提下，注意研究散文的一些符合创作规律的新写法、新理念，以更好地表现我们民族的生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散文创作要更上层楼，这样的学习和创造是必不可少的。
　　(《那时的洱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