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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心灵的成长归根结底都是孤独的：在时间的魔沼里迷失、陷落，没有人听见你撕心裂肺的呼救，必须靠自己在黑暗中一阵慌乱的摸索，在绝望没顶之前抓住那根自救的绳索，奋力从命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像那朵智慧的莲花。
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決定开始写日记，“我忽然感到我的生命刚刚出现了一个彻底的断裂”，断裂，意味着和童年、和过去生活的诀别。第一次放逐，被放逐到一个没有庇护的成人世界，一个人站在存在令人眩晕的黑洞面前，她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了自我，感到一种“填满”的需要。用什么去填满，文字？或许。一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预感，预感到内心寂寞的发酵，一个正在化蛹成蝶的“我”，要积聚力量，为自己打造全副甲胄，必须坚强，足够坚强，然后就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苦厄。
这是西蒙娜成为那只自信、活跃、擅长“构筑（自我）”的海狸的关键几年。去年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八百多页的《青春手记》（一九二六—— 一九三○），书里忠实地记录了作为作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诞生，和诞生前的阵痛，也为后来波伏瓦的回忆录《闺中淑女》（一九五八）和《年华的力量》（一九六○）的开篇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原材料。如果生活本身是一张逐渐被时间淡忘的底片，《青春手记》（以下简称《手记》）就是首次冲印的一组照片，而回忆录则是对照片的后期加工处理、调色和拼接（甚或有细节上的涂抹和篡改）。
一切始于情感教育。在成为海狸之前，西蒙娜经历了两段深刻的感情：对女同学扎扎炽热的友谊和对表兄雅克青梅竹马的爱情。两个故事几乎同时发生，也几乎在同时结束。扎扎之死让西蒙娜认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存在的虚妄，雅克的渐行渐远让她认清了爱情和婚姻背后隐藏的“可怕暗礁”。寄托在雅克身上的少女所有美好、有点发烧的天真遐想迫使波伏瓦思考自身的处境，带着惊人的冷静：对他者的爱会不会让女人失去自我，婚姻会不会限制个体的自由？焦虑的理由：她和雅克不是一类人，“他喜欢幸福；他接受奢侈和优游的生活；而我，我需要不断进取的生活！……我需要行动，需要燃烧，需要实现自我，我习惯了刻苦工作，我需要有一个目标让我去达到，有一部作品让我去完成，我永远都不会满足于他所满足的生活”（《手记》，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我想要的那么多！”而他，他想要的却那么少。婚姻会让两个个性不同、追求迥异的人危险地结合在一起，迫使结婚双方为对方放弃对自己而言“最私人、最珍贵”的东西。“不应该围着他过日子。在生活中，威胁所有女人的危险正是这个：她会放弃所有对对方而言不是马上需要的一切，她会满足于把自己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而在我身上，恰恰有很多东西对雅克来说毫无用处；但不应该牺牲它们。”（《手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不应该在对他者的爱中迷失自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在梅里尼亚克榛子树篱笆旁许下的誓言随风飘去。
初恋，第一个回合：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放弃了雅克，选择了自我。她努力让自己相信，她会成为一名作家，知名作家。
只要我能在二十二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并写一本书就够了。这样，摆脱少年懵懂，学富五车，我就开始实现我的人生。有所成就。是的，我也一样……因为，也许只有通过行动，自我才会显现；我才会希望做我自己。不再失去我的自由。而是拯救它，同时拯救我自己；自由地选择；存在。我开始朝更高的境界行进。第一个阶段已经在两年中完成了。我想要用一本书去记录它。明天，我就跟G.列维说。然后，不惜任何代价，去写这本书。（《手记》，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多亏了G.列维的鼓励，我的书才再写下去。正如我所言。我想要一种伟大的生活。我会有的。（《手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我重读去年的文字。我那时的内心挣扎要比今天激烈得多！我那时也没有现在独立，对自己不确定！现在我拥有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在实现自我。我领略过那么深刻的狂喜、那么绝对的超越，我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我面前是我要经历的我的人生……
我身上的生命在梦的路上延续。每一步我都在重新创造世界。我学会了在一个世界里生活，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作品。在我的书中，我会展现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热爱我自己。我将是幸福的。（《手记》，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西蒙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宇宙，那条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写作。日后的海狸渐露端倪，她已经开始用文字砌筑她的人生和永恒。“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惶惑让我害怕，一种狂野的力量让我筋疲力尽。但我接受这个成为我自己的伟大历险。”
而遇见萨特是在一九二九年。显然，在遇见萨特之前，西蒙娜就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成长为波伏瓦，成长为海狸，她已经形而上地建构了自身的独立自主并严格付诸行动。故而波伏瓦的养女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才会反复强调：“不是因为她选择了萨特她才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因为她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才选择了萨特。”萨特，这个才华横溢的小个子男人符合她对生命—爱情—自由三位一体的理想：他和雅克不同，他不是“异己”，他是和她一道走向解放、走向不朽的同路人。
“晚上回家，两个人温柔地挨着走在路上，小男人对我说我应该写作。他是对的。一方面应该赶紧写下我的感受。另一方面应该赶紧去构思别的东西。不管怎样，我对自己能做的事充满信心，只要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希求。如果我有力量一个人过日子，和从前一样，成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喜欢自己胜过一切，首先是胜过我的快乐。我想干一番事业，我想，我想。您会帮我的，小男人。”（《手记》，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萨特不断地向她重复：“您确实是一个迷人的海狸”，她感觉全身都融化了。她爱他，一心一意，这毋庸置疑；他也爱她，但并不准备“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他们都搞哲学，都深谙存在和虚无的幻象，他们（确切地说是萨特）从中得出结论，作为哲学家，他们把彼此的关系用“哲学上完全正确的”表达方式概括为“我们之间是一种必然之爱；但我们也需要体验偶然之爱”。很快，萨特提出一个存在主义“自由情侣”的爱情契约：彼此承诺绝对坦诚，没有任何隐瞒，必然的爱是主旋律，偶然的爱是小插曲，为期两年，可以续约。
雅克结婚了，扎扎死了，过去的那些信我今天重读近乎可笑；摩尔纳迷路了，我不再纯洁了……（《手记》，一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过去的世界在坍塌，《闺中淑女》和《青春手记》然而止。幸而新的世界敞开了大门：她有了理想，有了萨特（至少两年）。
也有了难以排遣的相思和突然来袭的“性的需求”。一九三一年，萨特没能去日本，被分配到勒阿弗尔教书，而波伏瓦却被任命到了马赛。凄凄惶惶的别离，萨特很沮丧，看到波伏瓦痛苦更是心有戚戚，于是主动提出要跟她结婚，她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因为从认同萨特提出的爱情契约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然下定决心，这一生都不做依附丈夫的妻子，也不做拖儿带女的母亲。她“对生育没有任何偏见”，有时还觉得孩子很可爱，但生育和投入的写作“似乎是水火不容的”，写作要求有“很多的时间”和自由，而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完没了的责任和束缚。
第二个回合：自由战胜了婚姻。她放弃了生育，她选择继续写作（尤其是和萨特一起写作）。回忆录为我们描绘的是一条义无反顾的“自由之路”，在挣脱世俗囚禁女人的牢笼之前，如何让自己先学会勇敢，学会独自飞翔。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波伏瓦被派到鲁昂教书，先有了海狸—奥尔嘉—萨特三重奏，后来又有了小博斯特，有了柏林的月亮女人、娜塔莉·索罗金、万达……“偶然的爱”的小插曲带着轻率、执迷和疯狂的音符，自由也是填不满的深壑，一如欲望。最终是历史硬闯进了这群人的非典型生活，战争打破了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僵局，“偶然之爱”最终没有越过界，尽管“偶然之爱”有时候并不像它所定义的那么“偶然”，偶尔也会在理智的堤坝上打开一个任性的缺口，泛滥成灾。
十年动荡（一九三六——一九四五）。世界在战争中飘摇，感情在必然和偶然的需求中摇摆，只有写作在严格遵循海狸既定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丝不苟地“实现我的人生”，做一个“介入”的知识分子，介入文学。萨特和她都先后赢得了作家的名声，开始了“灿烂”的文字生涯：十年间，萨特发表了《想象》（一九三六）、《惡心》（一九三八）、《墙》（一九三九）、《苍蝇》（一九四三）、《存在与虚无》（一九四三）、《禁闭》（一九四五）、《自由之路》（一九四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九四五），波伏瓦出版了《女宾》（一九四三）、《皮洛斯与亚内亚斯》（一九四四）、《他人之血》（一九四五）、《吃闲饭的嘴》（一九四五）。
海狸已经筑好巢，规划好自己（和萨特一起）的人生模式。而激情却是计划外的消耗。对萨特（或者多数男人）而言简单些，偶然的爱情每每都以痴迷开场，以厌倦收场。对波伏瓦（或者多数女人）而言却复杂得多，爱情来的时候是偶然的惊鸿一瞥，去的时候却是注定的“一寸相思一寸灰”，敌不过“命运”和光阴荏苒。
一九四五年，萨特乘“自由轮”去美国，遇到了美国美女记者多罗蕾丝·费奈蒂（波伏瓦在书中称她为M），“他们互有好感，相当的好感”，波伏瓦感到了“担忧”。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描述了当时的焦虑：她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沉湎在写作或喝酒这两种形式的遗忘之中，哀悼韶华易逝、青春不再。她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命运（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就和萨特维系在一起的命运），她需要确信：契约依旧有效，自己一直是萨特不可动摇的“必然之爱”，他们之间心灵的默契和交流终究会压倒偶然之爱的浪漫和肉体的欢娱。她忍不住问了那个危险的问题：“坦率地说，您最爱谁？是M还是我？”萨特回答：“我非常爱M，但我现在是和您在一起。”
几乎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开始了她的越洋之恋。一九四七年，海狸只身前往美国做巡回讲座，经朋友介绍在芝加哥认识了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很快两人陷入情网，《美国纪行》、尤其是《越洋情书》见证了恋爱中的波伏瓦的痴情（后来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不能原谅她的这一“倒退”），但她一直很看重和萨特的契约，她在和艾格林关系的开始就坦诚相告：她很爱艾格林很看重他的作品，但她也希望高大的美国情人能理解她和她正在填满的人生使命。可惜艾格林并不理解（或许是出于男性狭隘的自尊），他要她做出选择。如果她接受做艾格林的妻子，搬到芝加哥和他一起生活，那么牺牲的不仅仅只是她和萨特的契约，被葬送的还有她作为法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命运。恋爱中的她最终选择了法国。艾格林不爱她了，他要跟前妻复婚，波伏瓦悲恸不已，走路的时候“心如死灰，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
恋爱中的波伏瓦并没有不清醒：不能放任爱情，爱情是精神鸦片，让她沉湎软弱，让她再次感受到女人依附和多愁善感的天性（或者说是后天性）。不能妥协，必须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决定，既然她早就决定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她所有的努力就要捍卫这份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这就是波伏瓦的挣扎。伴随着心碎的声音。为“自由”而割舍爱情，因为自由意味着写作，关乎拯救和自我实现，虽然人们通常不理解何为自由女性。永恒不在男女的欢爱里，生命也脆弱不堪一击，存在的虚无，很萨特的命题，也是波伏瓦的命题。不管爱情通过哪种方式侵袭萨特或者海狸的内心，关键时刻总有一种更高的需求会筑起理性的堤坝，海狸需要他，他也需要海狸。三重奏也好，四重奏也好，蓝调芝加哥也好，最终都会回到那个契约上来，死生契阔都不离不弃的文字誓言和永不间断的心灵对话。写作，尤其是在萨特身边写作，于是成了波伏瓦的一个理想姿势，定格在文学经典里，带着“自由情侣”爱情传奇的永恒幻影。
第三个回合：自由战胜了爱情。一曲蓝调芝加哥，雾蒙蒙的城市，湿漉漉的街灯，明晃晃的街道照见的都是往昔重重叠叠的影子，剪不断的前尘旧梦，伤心大西洋，三步一回头的迷醉和清醒。
和艾格林分手后，波伏瓦觉得自己老了，对爱情心灰意冷，不相信再有爱情。一天，朗兹曼给波伏瓦打电话请她看电影，波伏瓦激动地哭了，因为她当时是《现代》杂志的女老板，而朗兹曼是杂志的记者，犹太人，黑发蓝眼，二十七岁的漂亮小伙子，总是脉脉含情地凝视她。尽管有十七岁的年龄差距，两人相爱了，一起度过了六年幸福时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和朗兹曼搬进了舍尔歇街的新居，公寓是用一九五四年荣膺龚古尔奖的《名士风流》的版税买的。一九五八年初，她写完《年华的力量》，稍后不久，朗兹曼和她分手，尽管这次分手是事先说好的，尽管早在海狸意料之中，她还是感到了痛楚。她无处逃避：“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要造假也太晚了：很快，一切都将熄灭。”
存在被虚无纠缠住了，顽固的焦虑。如何在“一去不复”的时光中建构“自我”，雕刻“自我”？海狸经历的每个时刻都关乎命运，每一次相遇，每一次选择：一切都会湮灭，一切都会消逝，怎样说服自己一切也同样可以得到拯救？拿什么去拯救，拯救“我”，还有“我的爱人”，乃至世界？
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了文字。必须战斗，活着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对抗时代、对抗偶然、对抗自我，用文字对自我、对过去做一个“清算”，把它们从虚无中抢救出来，给以轮廓、给以血肉、给以呼吸，把个体的体验浓缩成一个可资大家参照、解剖、学习（乃至批评）的标本，在“自我”这面镜子里映射出了“我那个时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们，这就是波伏瓦的许诺，也是文学的许诺。如果说在波伏瓦早期作品《女客》、《名士风流》、《第二性》（一九四九）中隐约可见的还是隐蔽的自我，是小说和论著的含蓄，那么波伏瓦后期作品《闺中淑女》（一九五八）、《岁月的力量》（一九六○）、《时势的力量》（一九六三）、《宁静而死》（一九六四）、《老年》（一九七○）、《清算已毕》（一九七二）、《永别的仪式》（一九八一）扑面而来的是回忆录和随笔的直白，一种非常明确、自觉的自我建（重）构。无独有偶，这一时期萨特也出版了自传《词语》（一九六○，也译作《文字生涯》）和长篇文学随笔《家族里的白痴》（一九七一 —— 一九七二，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样萨特说，“我就是那个家族里的白痴”）。
在法国女作家达妮埃尔·萨乐娜芙看来，波伏瓦最大的榜样作用就是：贵在坚持，坚持自己选择并坚持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通过“战斗的海狸”这个旗帜鲜明的形象，萨乐娜芙塑造了这样一个女人：认为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掌控，每个时刻都具有决定意味，而这也恰恰体现了自由。决定权掌握在个人手中，正如大海表面的波涛，时而遮盖、时而显露出海底深处的运动。但是在席卷我的波涛中，我的运动只属于我；在这短暂的斗争中，即使我被打倒，也不能不说胜利是完全属于我的，而不属于无意识的外在力量。这是海狸帕斯卡的一面：宇宙可以将我碾碎，但它浑然不知。我于它的胜利是无限的，因为我有思想，因为我有意志。爱尔兰作家约瑟夫·欧科诺（Joseph O’Connor）也认为：“人总是有选择。人甚至是他自己做出的种种选择的总和。”
创作波伏瓦评传《战斗的海狸》，萨乐娜芙选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波伏瓦的方式（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径），从阅读波伏瓦的所有作品出发去还原这位“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复杂多重的内心世界和包围它的外界。“阅读，是一种疏离；阅读，是潜入文本的表面之下，为了能把文本掀起，看到审视、理智、批评和自省精神的薄薄的刀锋。”在翻译《战斗的海狸》这一年里，我也几乎做了和萨乐娜芙一样的溯源工作，阅读、咀嚼、反刍一摞波伏瓦著作及其传记和研究资料，我用海狸的、还有别人的文字马赛克拼凑了一个自己眼中的波伏瓦形象：脆弱的、坚强的，“冒着自由的危险”（Julia Kristeva）。
“我要积聚一种力量可以让我得到永远的庇护。”这种力量，海狸找到了，不是年华的力量，不是时势的力量，而是文字的力量。尽管文字偶尔也会造成意外（如某些伤人的信件），但文字蕴涵了一种永恒的期许，尽管海狸说：“后世，我不在乎，几乎不在乎。”修辞里的曲言法，作家波伏瓦想说的是：“后世，我在乎，甚至很在乎。”
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经历过人生的种种磨砺和考验，波伏瓦终于在这个乍暖还寒的腼腆春天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在认清她的同时认清了自己。我收到了她的信息，那个她在给艾格林的《越洋情书》、在《第二性》、在她所有关于自我建构的作品中所传达的同一个朴素而深刻的信息：我们都是他者，而我们都应该成为我们自己。
二○○九年三月七日，陶园
（《战斗的海狸》，[法]萨乐娜芙著，黄荭译，作家出版社即出）
一九二六年，十八岁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決定开始写日记，“我忽然感到我的生命刚刚出现了一个彻底的断裂”，断裂，意味着和童年、和过去生活的诀别。第一次放逐，被放逐到一个没有庇护的成人世界，一个人站在存在令人眩晕的黑洞面前，她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了自我，感到一种“填满”的需要。用什么去填满，文字？或许。一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预感，预感到内心寂寞的发酵，一个正在化蛹成蝶的“我”，要积聚力量，为自己打造全副甲胄，必须坚强，足够坚强，然后就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苦厄。
这是西蒙娜成为那只自信、活跃、擅长“构筑（自我）”的海狸的关键几年。去年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八百多页的《青春手记》（一九二六—— 一九三○），书里忠实地记录了作为作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诞生，和诞生前的阵痛，也为后来波伏瓦的回忆录《闺中淑女》（一九五八）和《年华的力量》（一九六○）的开篇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原材料。如果生活本身是一张逐渐被时间淡忘的底片，《青春手记》（以下简称《手记》）就是首次冲印的一组照片，而回忆录则是对照片的后期加工处理、调色和拼接（甚或有细节上的涂抹和篡改）。
一切始于情感教育。在成为海狸之前，西蒙娜经历了两段深刻的感情：对女同学扎扎炽热的友谊和对表兄雅克青梅竹马的爱情。两个故事几乎同时发生，也几乎在同时结束。扎扎之死让西蒙娜认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存在的虚妄，雅克的渐行渐远让她认清了爱情和婚姻背后隐藏的“可怕暗礁”。寄托在雅克身上的少女所有美好、有点发烧的天真遐想迫使波伏瓦思考自身的处境，带着惊人的冷静：对他者的爱会不会让女人失去自我，婚姻会不会限制个体的自由？焦虑的理由：她和雅克不是一类人，“他喜欢幸福；他接受奢侈和优游的生活；而我，我需要不断进取的生活！……我需要行动，需要燃烧，需要实现自我，我习惯了刻苦工作，我需要有一个目标让我去达到，有一部作品让我去完成，我永远都不会满足于他所满足的生活”（《手记》，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我想要的那么多！”而他，他想要的却那么少。婚姻会让两个个性不同、追求迥异的人危险地结合在一起，迫使结婚双方为对方放弃对自己而言“最私人、最珍贵”的东西。“不应该围着他过日子。在生活中，威胁所有女人的危险正是这个：她会放弃所有对对方而言不是马上需要的一切，她会满足于把自己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而在我身上，恰恰有很多东西对雅克来说毫无用处；但不应该牺牲它们。”（《手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不应该在对他者的爱中迷失自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在梅里尼亚克榛子树篱笆旁许下的誓言随风飘去。
初恋，第一个回合：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放弃了雅克，选择了自我。她努力让自己相信，她会成为一名作家，知名作家。
只要我能在二十二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并写一本书就够了。这样，摆脱少年懵懂，学富五车，我就开始实现我的人生。有所成就。是的，我也一样……因为，也许只有通过行动，自我才会显现；我才会希望做我自己。不再失去我的自由。而是拯救它，同时拯救我自己；自由地选择；存在。我开始朝更高的境界行进。第一个阶段已经在两年中完成了。我想要用一本书去记录它。明天，我就跟G.列维说。然后，不惜任何代价，去写这本书。（《手记》，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多亏了G.列维的鼓励，我的书才再写下去。正如我所言。我想要一种伟大的生活。我会有的。（《手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我重读去年的文字。我那时的内心挣扎要比今天激烈得多！我那时也没有现在独立，对自己不确定！现在我拥有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在实现自我。我领略过那么深刻的狂喜、那么绝对的超越，我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我面前是我要经历的我的人生……
我身上的生命在梦的路上延续。每一步我都在重新创造世界。我学会了在一个世界里生活，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作品。在我的书中，我会展现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热爱我自己。我将是幸福的。（《手记》，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西蒙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宇宙，那条自我拯救的唯一途径：写作。日后的海狸渐露端倪，她已经开始用文字砌筑她的人生和永恒。“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惶惑让我害怕，一种狂野的力量让我筋疲力尽。但我接受这个成为我自己的伟大历险。”
而遇见萨特是在一九二九年。显然，在遇见萨特之前，西蒙娜就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成长为波伏瓦，成长为海狸，她已经形而上地建构了自身的独立自主并严格付诸行动。故而波伏瓦的养女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才会反复强调：“不是因为她选择了萨特她才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因为她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才选择了萨特。”萨特，这个才华横溢的小个子男人符合她对生命—爱情—自由三位一体的理想：他和雅克不同，他不是“异己”，他是和她一道走向解放、走向不朽的同路人。
“晚上回家，两个人温柔地挨着走在路上，小男人对我说我应该写作。他是对的。一方面应该赶紧写下我的感受。另一方面应该赶紧去构思别的东西。不管怎样，我对自己能做的事充满信心，只要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希求。如果我有力量一个人过日子，和从前一样，成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喜欢自己胜过一切，首先是胜过我的快乐。我想干一番事业，我想，我想。您会帮我的，小男人。”（《手记》，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当萨特不断地向她重复：“您确实是一个迷人的海狸”，她感觉全身都融化了。她爱他，一心一意，这毋庸置疑；他也爱她，但并不准备“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他们都搞哲学，都深谙存在和虚无的幻象，他们（确切地说是萨特）从中得出结论，作为哲学家，他们把彼此的关系用“哲学上完全正确的”表达方式概括为“我们之间是一种必然之爱；但我们也需要体验偶然之爱”。很快，萨特提出一个存在主义“自由情侣”的爱情契约：彼此承诺绝对坦诚，没有任何隐瞒，必然的爱是主旋律，偶然的爱是小插曲，为期两年，可以续约。
雅克结婚了，扎扎死了，过去的那些信我今天重读近乎可笑；摩尔纳迷路了，我不再纯洁了……（《手记》，一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过去的世界在坍塌，《闺中淑女》和《青春手记》然而止。幸而新的世界敞开了大门：她有了理想，有了萨特（至少两年）。
也有了难以排遣的相思和突然来袭的“性的需求”。一九三一年，萨特没能去日本，被分配到勒阿弗尔教书，而波伏瓦却被任命到了马赛。凄凄惶惶的别离，萨特很沮丧，看到波伏瓦痛苦更是心有戚戚，于是主动提出要跟她结婚，她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因为从认同萨特提出的爱情契约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然下定决心，这一生都不做依附丈夫的妻子，也不做拖儿带女的母亲。她“对生育没有任何偏见”，有时还觉得孩子很可爱，但生育和投入的写作“似乎是水火不容的”，写作要求有“很多的时间”和自由，而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完没了的责任和束缚。
第二个回合：自由战胜了婚姻。她放弃了生育，她选择继续写作（尤其是和萨特一起写作）。回忆录为我们描绘的是一条义无反顾的“自由之路”，在挣脱世俗囚禁女人的牢笼之前，如何让自己先学会勇敢，学会独自飞翔。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波伏瓦被派到鲁昂教书，先有了海狸—奥尔嘉—萨特三重奏，后来又有了小博斯特，有了柏林的月亮女人、娜塔莉·索罗金、万达……“偶然的爱”的小插曲带着轻率、执迷和疯狂的音符，自由也是填不满的深壑，一如欲望。最终是历史硬闯进了这群人的非典型生活，战争打破了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僵局，“偶然之爱”最终没有越过界，尽管“偶然之爱”有时候并不像它所定义的那么“偶然”，偶尔也会在理智的堤坝上打开一个任性的缺口，泛滥成灾。
十年动荡（一九三六——一九四五）。世界在战争中飘摇，感情在必然和偶然的需求中摇摆，只有写作在严格遵循海狸既定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丝不苟地“实现我的人生”，做一个“介入”的知识分子，介入文学。萨特和她都先后赢得了作家的名声，开始了“灿烂”的文字生涯：十年间，萨特发表了《想象》（一九三六）、《惡心》（一九三八）、《墙》（一九三九）、《苍蝇》（一九四三）、《存在与虚无》（一九四三）、《禁闭》（一九四五）、《自由之路》（一九四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九四五），波伏瓦出版了《女宾》（一九四三）、《皮洛斯与亚内亚斯》（一九四四）、《他人之血》（一九四五）、《吃闲饭的嘴》（一九四五）。
海狸已经筑好巢，规划好自己（和萨特一起）的人生模式。而激情却是计划外的消耗。对萨特（或者多数男人）而言简单些，偶然的爱情每每都以痴迷开场，以厌倦收场。对波伏瓦（或者多数女人）而言却复杂得多，爱情来的时候是偶然的惊鸿一瞥，去的时候却是注定的“一寸相思一寸灰”，敌不过“命运”和光阴荏苒。
一九四五年，萨特乘“自由轮”去美国，遇到了美国美女记者多罗蕾丝·费奈蒂（波伏瓦在书中称她为M），“他们互有好感，相当的好感”，波伏瓦感到了“担忧”。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描述了当时的焦虑：她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沉湎在写作或喝酒这两种形式的遗忘之中，哀悼韶华易逝、青春不再。她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命运（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就和萨特维系在一起的命运），她需要确信：契约依旧有效，自己一直是萨特不可动摇的“必然之爱”，他们之间心灵的默契和交流终究会压倒偶然之爱的浪漫和肉体的欢娱。她忍不住问了那个危险的问题：“坦率地说，您最爱谁？是M还是我？”萨特回答：“我非常爱M，但我现在是和您在一起。”
几乎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开始了她的越洋之恋。一九四七年，海狸只身前往美国做巡回讲座，经朋友介绍在芝加哥认识了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很快两人陷入情网，《美国纪行》、尤其是《越洋情书》见证了恋爱中的波伏瓦的痴情（后来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不能原谅她的这一“倒退”），但她一直很看重和萨特的契约，她在和艾格林关系的开始就坦诚相告：她很爱艾格林很看重他的作品，但她也希望高大的美国情人能理解她和她正在填满的人生使命。可惜艾格林并不理解（或许是出于男性狭隘的自尊），他要她做出选择。如果她接受做艾格林的妻子，搬到芝加哥和他一起生活，那么牺牲的不仅仅只是她和萨特的契约，被葬送的还有她作为法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命运。恋爱中的她最终选择了法国。艾格林不爱她了，他要跟前妻复婚，波伏瓦悲恸不已，走路的时候“心如死灰，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
恋爱中的波伏瓦并没有不清醒：不能放任爱情，爱情是精神鸦片，让她沉湎软弱，让她再次感受到女人依附和多愁善感的天性（或者说是后天性）。不能妥协，必须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决定，既然她早就决定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她所有的努力就要捍卫这份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这就是波伏瓦的挣扎。伴随着心碎的声音。为“自由”而割舍爱情，因为自由意味着写作，关乎拯救和自我实现，虽然人们通常不理解何为自由女性。永恒不在男女的欢爱里，生命也脆弱不堪一击，存在的虚无，很萨特的命题，也是波伏瓦的命题。不管爱情通过哪种方式侵袭萨特或者海狸的内心，关键时刻总有一种更高的需求会筑起理性的堤坝，海狸需要他，他也需要海狸。三重奏也好，四重奏也好，蓝调芝加哥也好，最终都会回到那个契约上来，死生契阔都不离不弃的文字誓言和永不间断的心灵对话。写作，尤其是在萨特身边写作，于是成了波伏瓦的一个理想姿势，定格在文学经典里，带着“自由情侣”爱情传奇的永恒幻影。
第三个回合：自由战胜了爱情。一曲蓝调芝加哥，雾蒙蒙的城市，湿漉漉的街灯，明晃晃的街道照见的都是往昔重重叠叠的影子，剪不断的前尘旧梦，伤心大西洋，三步一回头的迷醉和清醒。
和艾格林分手后，波伏瓦觉得自己老了，对爱情心灰意冷，不相信再有爱情。一天，朗兹曼给波伏瓦打电话请她看电影，波伏瓦激动地哭了，因为她当时是《现代》杂志的女老板，而朗兹曼是杂志的记者，犹太人，黑发蓝眼，二十七岁的漂亮小伙子，总是脉脉含情地凝视她。尽管有十七岁的年龄差距，两人相爱了，一起度过了六年幸福时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和朗兹曼搬进了舍尔歇街的新居，公寓是用一九五四年荣膺龚古尔奖的《名士风流》的版税买的。一九五八年初，她写完《年华的力量》，稍后不久，朗兹曼和她分手，尽管这次分手是事先说好的，尽管早在海狸意料之中，她还是感到了痛楚。她无处逃避：“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要造假也太晚了：很快，一切都将熄灭。”
存在被虚无纠缠住了，顽固的焦虑。如何在“一去不复”的时光中建构“自我”，雕刻“自我”？海狸经历的每个时刻都关乎命运，每一次相遇，每一次选择：一切都会湮灭，一切都会消逝，怎样说服自己一切也同样可以得到拯救？拿什么去拯救，拯救“我”，还有“我的爱人”，乃至世界？
最后一个回合：只剩下了文字。必须战斗，活着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对抗时代、对抗偶然、对抗自我，用文字对自我、对过去做一个“清算”，把它们从虚无中抢救出来，给以轮廓、给以血肉、给以呼吸，把个体的体验浓缩成一个可资大家参照、解剖、学习（乃至批评）的标本，在“自我”这面镜子里映射出了“我那个时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们，这就是波伏瓦的许诺，也是文学的许诺。如果说在波伏瓦早期作品《女客》、《名士风流》、《第二性》（一九四九）中隐约可见的还是隐蔽的自我，是小说和论著的含蓄，那么波伏瓦后期作品《闺中淑女》（一九五八）、《岁月的力量》（一九六○）、《时势的力量》（一九六三）、《宁静而死》（一九六四）、《老年》（一九七○）、《清算已毕》（一九七二）、《永别的仪式》（一九八一）扑面而来的是回忆录和随笔的直白，一种非常明确、自觉的自我建（重）构。无独有偶，这一时期萨特也出版了自传《词语》（一九六○，也译作《文字生涯》）和长篇文学随笔《家族里的白痴》（一九七一 —— 一九七二，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样萨特说，“我就是那个家族里的白痴”）。
在法国女作家达妮埃尔·萨乐娜芙看来，波伏瓦最大的榜样作用就是：贵在坚持，坚持自己选择并坚持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通过“战斗的海狸”这个旗帜鲜明的形象，萨乐娜芙塑造了这样一个女人：认为一切都由我们自己掌控，每个时刻都具有决定意味，而这也恰恰体现了自由。决定权掌握在个人手中，正如大海表面的波涛，时而遮盖、时而显露出海底深处的运动。但是在席卷我的波涛中，我的运动只属于我；在这短暂的斗争中，即使我被打倒，也不能不说胜利是完全属于我的，而不属于无意识的外在力量。这是海狸帕斯卡的一面：宇宙可以将我碾碎，但它浑然不知。我于它的胜利是无限的，因为我有思想，因为我有意志。爱尔兰作家约瑟夫·欧科诺（Joseph O’Connor）也认为：“人总是有选择。人甚至是他自己做出的种种选择的总和。”
创作波伏瓦评传《战斗的海狸》，萨乐娜芙选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波伏瓦的方式（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径），从阅读波伏瓦的所有作品出发去还原这位“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复杂多重的内心世界和包围它的外界。“阅读，是一种疏离；阅读，是潜入文本的表面之下，为了能把文本掀起，看到审视、理智、批评和自省精神的薄薄的刀锋。”在翻译《战斗的海狸》这一年里，我也几乎做了和萨乐娜芙一样的溯源工作，阅读、咀嚼、反刍一摞波伏瓦著作及其传记和研究资料，我用海狸的、还有别人的文字马赛克拼凑了一个自己眼中的波伏瓦形象：脆弱的、坚强的，“冒着自由的危险”（Julia Kristeva）。
“我要积聚一种力量可以让我得到永远的庇护。”这种力量，海狸找到了，不是年华的力量，不是时势的力量，而是文字的力量。尽管文字偶尔也会造成意外（如某些伤人的信件），但文字蕴涵了一种永恒的期许，尽管海狸说：“后世，我不在乎，几乎不在乎。”修辞里的曲言法，作家波伏瓦想说的是：“后世，我在乎，甚至很在乎。”
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经历过人生的种种磨砺和考验，波伏瓦终于在这个乍暖还寒的腼腆春天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在认清她的同时认清了自己。我收到了她的信息，那个她在给艾格林的《越洋情书》、在《第二性》、在她所有关于自我建构的作品中所传达的同一个朴素而深刻的信息：我们都是他者，而我们都应该成为我们自己。
二○○九年三月七日，陶园
（《战斗的海狸》，[法]萨乐娜芙著，黄荭译，作家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