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适和梁启超都开过）到“青年必读书十种”（对，就是鲁迅当年交白卷那次，为此他提出著名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观点），从“人生必读的100本书”到学者严锋的“不必读书单”（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说”“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所有名著的续书”“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所有的成功学、心灵学、鸡汤类书”，等等），你会发现，你总会跟这种或那种推荐书单不期而遇。
而在社交媒体上，各类书单的收藏、点赞、转发量也相当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收藏即拥有，有这么一份书单在手，“不知道读什么书”的焦虑瞬间得到了纾解。
有人不轻易开书单，有人特别喜欢开书单
作家苏童曾这样描述开书单这种行为：“用自己的记忆绑架别人的阅读时间，我想这是现实世界上唯一可以容忍的绑架了。”
有些人不轻易给别人开书单，有些人则特别喜欢开书单，胡适就属于后者。早在1920年，他就开了一份名为“中学国故丛书”的书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1923年，胡适开出了自己一生中最著名的一份书单——“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敦元等四名清华学校学生即将赴外国留学，“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因此胡适为他们拟定了这份极其详尽、共收入184种图书的书目。
从数量上看，这份书目还是过于庞大了（要知道，仅《全唐诗》就有25册，而《全唐诗》在这份书目里只算“一种”），不符合“入门”“最低限度”的标准。因此，《清华周刊》记者给胡适去信，希望他再作删减。胡适从善如流，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从184种缩减到38种。
此事还有后续：梁启超写了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抨击胡适这份书目“文不对题”。“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作‘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梁启超进而嘲讽道：“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为此，梁启超也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成五类，共计133种。考虑到所涉书目还是太多，“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梁启超从中精选25种，称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就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优于“胡目”。因为“胡目”仅列举书目而不指明读法，“梁目”则在每种书目下既有简介，也附有读法和参考书目。如对《论语》《孟子》的简介为“《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参考书目可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
而“胡目”与“梁目”之争，比拼的既是见识、格局，更是诚意。一份有诚意的、真正为读者度身定做的书单，才是好书单。
在阅读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约25万种图书，真正畅销的、有话题关注度的书，可以说，不超过100种。
是出版机构、书店、媒体、自媒体、KOL、父母和老师等决定了哪些书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出版机构每年出版数百种图书，但只有重点项目（宣传、营销资源倾斜）才是他们希望读者看到的;有影响力的媒体除了推出季度书选，还会在年底推出年终书选，即便自己旗下的书只进入100种初选名单，出版机构也与有荣焉;那些擅长“用媒体化操作的思路引导大众”的新锐书店反套路地推出“滞销榜”，成为读者拍照发朋友圈的热点;自媒体早就开始卖书了，他们卖的当然是经过挑选的书（没有大力推荐，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恐怕没有那么火爆）;而在体量巨大的童书、绘本市场，决定孩子读什么书的，是父母和老师。在阅读行为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以出版机构为例，出版机构判断一个选题可不可做，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凭编辑的经验、感觉，或曰“撞大运”。此时，是否有重磅文学奖项的加持，就很关键了——而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重要的文学奖项。这造就了某些出版机构选书视角的“诺贝尔化”：如果有可能，就抢先拿下诺奖预测榜单上最热门的头几位作家;做不到的话，就选次热门的，能进TOP10就意味着有戏;前十名都被抢走了，那就从国外各大媒体的权威榜单着手——比如《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版机构如此迷信诺奖效应，是因为有不少成功例子表明，诺奖对图书的销售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译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2003年库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个月就卖出了近7万册;世纪文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品牌）2006年8月推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两个月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世纪文景当即决定《我的名字叫红》加印1.5万册。仅在京东图书这个平台，《我的名字叫红》累计销量超过40万册。
亚马逊中国曾对2013年至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后其作品的销售情况进行监控，结果也很惊人：2013年的艾丽丝·门罗，她的作品在获奖一个月后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增长了近1500倍;2014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2015年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相关数据则分别是增长240倍、增长近74倍。增长的倍数越大，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好奇，换言之，也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不熟悉。如果没有诺奖，谁会关注这些作家？
书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即使是特别愿意开书单的胡适，也这样提醒读者：“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
但现状是，有不少读者喜欢照着书单来买书，尤其是专家的所谓权威、重磅推荐书单。如果把阅读比作进食（给大脑提供必要的营养），这一类的读者，他们知道应该吃点好的，但到什么餐厅去吃、到了餐厅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又该怎么选，他们无从下手，只好听店家的，从推荐餐单或热卖单品里选，以此解决选择困难症。
这其实是一种焦虑：既想读点“有价值”的书，又想走捷径，于是打着“权威”“必读”旗号的书单，就成为拯救他们的“药方”。
这世上没有适合所有人的书单。对待书单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书单可供参考，但不能迷信;书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所以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里是这样建议的：“关于读书方面，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提出的唯一勸告就是：不必听什么劝告，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作出你自己的结论，就行了。”
（桂玲摘自漓江出版社《〈新周刊〉2019年度佳作·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而在社交媒体上，各类书单的收藏、点赞、转发量也相当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收藏即拥有，有这么一份书单在手，“不知道读什么书”的焦虑瞬间得到了纾解。
有人不轻易开书单，有人特别喜欢开书单
作家苏童曾这样描述开书单这种行为：“用自己的记忆绑架别人的阅读时间，我想这是现实世界上唯一可以容忍的绑架了。”
有些人不轻易给别人开书单，有些人则特别喜欢开书单，胡适就属于后者。早在1920年，他就开了一份名为“中学国故丛书”的书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1923年，胡适开出了自己一生中最著名的一份书单——“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敦元等四名清华学校学生即将赴外国留学，“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因此胡适为他们拟定了这份极其详尽、共收入184种图书的书目。
从数量上看，这份书目还是过于庞大了（要知道，仅《全唐诗》就有25册，而《全唐诗》在这份书目里只算“一种”），不符合“入门”“最低限度”的标准。因此，《清华周刊》记者给胡适去信，希望他再作删减。胡适从善如流，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从184种缩减到38种。
此事还有后续：梁启超写了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抨击胡适这份书目“文不对题”。“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作‘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梁启超进而嘲讽道：“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为此，梁启超也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成五类，共计133种。考虑到所涉书目还是太多，“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梁启超从中精选25种，称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就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优于“胡目”。因为“胡目”仅列举书目而不指明读法，“梁目”则在每种书目下既有简介，也附有读法和参考书目。如对《论语》《孟子》的简介为“《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参考书目可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
而“胡目”与“梁目”之争，比拼的既是见识、格局，更是诚意。一份有诚意的、真正为读者度身定做的书单，才是好书单。
在阅读行为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约25万种图书，真正畅销的、有话题关注度的书，可以说，不超过100种。
是出版机构、书店、媒体、自媒体、KOL、父母和老师等决定了哪些书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出版机构每年出版数百种图书，但只有重点项目（宣传、营销资源倾斜）才是他们希望读者看到的;有影响力的媒体除了推出季度书选，还会在年底推出年终书选，即便自己旗下的书只进入100种初选名单，出版机构也与有荣焉;那些擅长“用媒体化操作的思路引导大众”的新锐书店反套路地推出“滞销榜”，成为读者拍照发朋友圈的热点;自媒体早就开始卖书了，他们卖的当然是经过挑选的书（没有大力推荐，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恐怕没有那么火爆）;而在体量巨大的童书、绘本市场，决定孩子读什么书的，是父母和老师。在阅读行为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以出版机构为例，出版机构判断一个选题可不可做，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凭编辑的经验、感觉，或曰“撞大运”。此时，是否有重磅文学奖项的加持，就很关键了——而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重要的文学奖项。这造就了某些出版机构选书视角的“诺贝尔化”：如果有可能，就抢先拿下诺奖预测榜单上最热门的头几位作家;做不到的话，就选次热门的，能进TOP10就意味着有戏;前十名都被抢走了，那就从国外各大媒体的权威榜单着手——比如《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版机构如此迷信诺奖效应，是因为有不少成功例子表明，诺奖对图书的销售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译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2003年库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个月就卖出了近7万册;世纪文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品牌）2006年8月推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两个月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世纪文景当即决定《我的名字叫红》加印1.5万册。仅在京东图书这个平台，《我的名字叫红》累计销量超过40万册。
亚马逊中国曾对2013年至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后其作品的销售情况进行监控，结果也很惊人：2013年的艾丽丝·门罗，她的作品在获奖一个月后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增长了近1500倍;2014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2015年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相关数据则分别是增长240倍、增长近74倍。增长的倍数越大，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好奇，换言之，也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不熟悉。如果没有诺奖，谁会关注这些作家？
书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即使是特别愿意开书单的胡适，也这样提醒读者：“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
但现状是，有不少读者喜欢照着书单来买书，尤其是专家的所谓权威、重磅推荐书单。如果把阅读比作进食（给大脑提供必要的营养），这一类的读者，他们知道应该吃点好的，但到什么餐厅去吃、到了餐厅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又该怎么选，他们无从下手，只好听店家的，从推荐餐单或热卖单品里选，以此解决选择困难症。
这其实是一种焦虑：既想读点“有价值”的书，又想走捷径，于是打着“权威”“必读”旗号的书单，就成为拯救他们的“药方”。
这世上没有适合所有人的书单。对待书单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书单可供参考，但不能迷信;书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所以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里是这样建议的：“关于读书方面，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提出的唯一勸告就是：不必听什么劝告，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作出你自己的结论，就行了。”
（桂玲摘自漓江出版社《〈新周刊〉2019年度佳作·脚下有路，心中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