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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发现原来不独是自己没有工作，空读了几年大学，这个时候，对于群体的思考就开始了
唐家岭是东北旺的延续。
还在2003年，上地软件园还未建成时，东北旺是那些在中关村工作的年轻人聚居的理想场所：房价不高，离工作地点又不太远。
而更早，六郎庄一带是更为理想的聚居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至今，那里也仍然还有着大批的年轻人居住。只不过，一到上下班的时间，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黑压压的。
可是，平房在不停地消失，房价在不停地上涨，消费在不停地增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外，同样属于打工一族聚居区的“小南庄”，消费是以床位来计算的。那里，一室一厅的“学生宿舍”，一共睡12个人。每张床位，月租金250元。
于是，越来越多还在北京寻梦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地开始往北京周边的郊区寻找更为合适的居住地。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小营……
甚至远在昌平的沙河与阳坊一带，“这里也有很多你找的那种大学生。”一位在阳坊居住的朋友告诉记者。
区别于老国有企业大批的下岗工人，社会学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新失业群体”。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实际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人左右，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其中，15至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全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一个新的趋势是：这些新失业群体，不再是一个概念下的群体。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郊，在各个大学周围，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伴随着这些人的呼朋引伴、集中居住，一个个未就业大学生群落开始形成。
虽然，这一群落目前在各个聚居区里也并不显眼，甚至被各种更大的商人群落，亲友群落所屏蔽交叉，但是，这仍然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群落。
在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的时候，有社会学家警告：当大学生就业成为普遍的老大难问题时，他们将对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
现在，这一群落出现了。
来自互联网的一篇文章，这些大学生是这样自述境遇的：
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
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
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
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这样一群人，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这些大学生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
尽管被采访者李竟告诉记者：我都觉察不到自己还是什么大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当他们聚居于一起，他们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唐家岭京百万招待所的老板说，尽管全是年轻人，但是大学生还是比较容易辨识出来的，他们一般不会满身尘土，说话办事也不一样。
李竟曾经向记者讲述一件事。尽管整个唐家岭是全天候的电子监控区，一进唐家岭，高耸的标志牌就提醒你，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但是，李竟就亲见一个同伴，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去躺着就睡觉。那种压力的力量，有时候就会外化为破坏力量。“我在一个小巷子里亲见他拾起砖头，无缘无故地砸坏一个公用设备。”
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在唐家岭，每个月只挣一千多元、勉强够糊口的年轻人，却往往有着不错的电脑，整天能够在网上泡着。
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对社会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更为清晰。种种新闻与传闻，在他们这里都得到有效的整合，成为分析社会极具说服力的证据。
最初，找不到工作，人们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到他们自身问题上——眼高手低，高分低能……不一而足。但是，当他们形成一个群落，每个人都发现原来不仅仅是自己没有工作，空读了几年大学，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对于群体的思考就开始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
但是，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尽管失业大学生也被纳入城市的低保范围，尽管政府也出台了大学生创业免税政策，甚至有一些小额贷款的发放，但是，一个系统的引导体系显然还没有，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
唐家岭是东北旺的延续。
还在2003年，上地软件园还未建成时，东北旺是那些在中关村工作的年轻人聚居的理想场所：房价不高，离工作地点又不太远。
而更早，六郎庄一带是更为理想的聚居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至今，那里也仍然还有着大批的年轻人居住。只不过，一到上下班的时间，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黑压压的。
可是，平房在不停地消失，房价在不停地上涨，消费在不停地增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外，同样属于打工一族聚居区的“小南庄”，消费是以床位来计算的。那里，一室一厅的“学生宿舍”，一共睡12个人。每张床位，月租金250元。
于是，越来越多还在北京寻梦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地开始往北京周边的郊区寻找更为合适的居住地。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小营……
甚至远在昌平的沙河与阳坊一带，“这里也有很多你找的那种大学生。”一位在阳坊居住的朋友告诉记者。
区别于老国有企业大批的下岗工人，社会学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新失业群体”。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实际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人左右，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其中，15至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全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一个新的趋势是：这些新失业群体，不再是一个概念下的群体。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郊，在各个大学周围，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伴随着这些人的呼朋引伴、集中居住，一个个未就业大学生群落开始形成。
虽然，这一群落目前在各个聚居区里也并不显眼，甚至被各种更大的商人群落，亲友群落所屏蔽交叉，但是，这仍然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群落。
在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的时候，有社会学家警告：当大学生就业成为普遍的老大难问题时，他们将对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
现在，这一群落出现了。
来自互联网的一篇文章，这些大学生是这样自述境遇的：
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
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
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
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这样一群人，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这些大学生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
尽管被采访者李竟告诉记者：我都觉察不到自己还是什么大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当他们聚居于一起，他们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唐家岭京百万招待所的老板说，尽管全是年轻人，但是大学生还是比较容易辨识出来的，他们一般不会满身尘土，说话办事也不一样。
李竟曾经向记者讲述一件事。尽管整个唐家岭是全天候的电子监控区，一进唐家岭，高耸的标志牌就提醒你，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但是，李竟就亲见一个同伴，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去躺着就睡觉。那种压力的力量，有时候就会外化为破坏力量。“我在一个小巷子里亲见他拾起砖头，无缘无故地砸坏一个公用设备。”
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在唐家岭，每个月只挣一千多元、勉强够糊口的年轻人，却往往有着不错的电脑，整天能够在网上泡着。
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对社会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更为清晰。种种新闻与传闻，在他们这里都得到有效的整合，成为分析社会极具说服力的证据。
最初，找不到工作，人们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到他们自身问题上——眼高手低，高分低能……不一而足。但是，当他们形成一个群落，每个人都发现原来不仅仅是自己没有工作，空读了几年大学，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对于群体的思考就开始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
但是，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尽管失业大学生也被纳入城市的低保范围，尽管政府也出台了大学生创业免税政策，甚至有一些小额贷款的发放，但是，一个系统的引导体系显然还没有，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