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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中，向达与劳榦、石璋如产生了矛盾冲突，前人从多方面对产生矛盾的原因有所解释。新近发现的劳榦敦煌考察期间致陈槃的两封信为向达与劳、石二人的关系提供了前人未予关注的细节，其中关于考察团内部分工的信息为解释向达与劳、石二人产生矛盾的原因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西北史地考察团;敦煌;向达;劳榦;石璋如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1-0110-08
Abstract：Within the ranks of the Northwes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edition Team organized jointly by Academia Sinica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here were a series of disagreements between Xiang Da and his colleagues Lao Gan and Shi Zhangru. The reason for these conflicts has been studied and explained from several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wo newly discovered letters sent to Chen Pan by Lao Gan while the latter was conducting the expeditions contain important detail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 and his fellow archaeologist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division of work among the expedition team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 of the crew， as well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team.
Keywords：Northwes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edition Team; Dunhuang; Xiang Da; Lao Gan; Shi Zhangru
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北考察活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考察先后有劳榦、石璋如、向达、夏鼐、阎文儒等人参加，前人对向达、夏鼐的研究关注较多，而对劳榦、石璋如的敦煌考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劳、石二人的敦煌考察是西北史地考察团的重要工作内容，是40年代初敦煌考察热潮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本文首先介绍考察团成员劳榦致陈槃的两封信函，根据信函内容探讨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考察任务及其分工情况，并为理解向达与劳、石二人之间的矛盾提供新的视角。
一 劳榦致陈槃的两封信
关于劳榦、石璋如参加敦煌考察的情形，石璋如有相关的回忆资料，对敦煌考察期间工作内容有详细的介绍，二人的相关著述也反映了此次考察的成果，前人对二人的考察活动已有一些研究。本文不再具体探讨二人考察的具体过程，仅根据抗战时期出版的重庆版《益世报·文史副刊》中发现的劳榦在敦煌考察时期致陈槃的两封信，为学界提供关于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细节。这两封信尚未为人所注意，因此将两信介绍并录文于下。
《益世报（重庆版）·文史副刊》创办于1941年冬，是由当时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方豪、缪钺、谭其骧等人主办。据方豪回忆，1941年到浙大，“是年冬，友人缪彦威、谭季龙、夏朴山诸君，谋出刊物，以专载有关文史研究之作……旋以经费无着，印刷困难，复由余商得《益世报》同意，附该报问世焉。”[1]其中缪彦威即缪钺，其与劳榦、陈槃等人早有来往，因此曾写信请劳榦、陈槃为《文史副刊》供稿，如1942年3月18日缪钺致陈槃、劳榦信说：“近与知友数人办一《文史》副刊，由方杰人兄主编（方君名豪，治中西交通史，在浙大授学），在《益世报》发表，月出两期，第一、二两期已出版，附函寄奉清娱。两兄如有短篇考证文字，肯赐下以光篇幅，极所感盼。”7月8日，又致信陈槃请其告知劳榦在敦煌的通讯地址，并说：“吾兄如有札记短文，肯赐下为《文史》副刊光篇幅，至所感盼。”在缪钺的一再要求下，陈槃答应给《文史副刊》供稿，并将劳榦在敦煌写给自己的信推荐给《文史副刊》发表。1942年8月26日，缪钺致信陈槃说：“蒙惠允为《文史》副刊撰稿，至感。赐下贞一先生《西北考古通讯》两则，已交方杰人兄，下期（十四期）即刊出。以后《通訊》，尚乞时时惠赐。”[2]所谓《西北考古通讯》两则，即劳榦致陈槃的两封信，均发表于《益世报（重庆版）·文史副刊》[3]，现根据《益世报·文史副刊》所刊《西北考古通讯》，将信函录文于下：
（一）
槃厂兄鉴。前奉手书，得悉一切。敦煌工作，石兄进行量洞，将来可作一比较精密之千佛洞图。（平面及立体）。弟之工作为逐洞记录关于结构，塑像，彩画各方面。现在对于各洞，自北朝至元代之作风，略有分析。第一步为根据题记，已发见题记者，有西魏大统四年，（此为弟所见者，前人未及。）隋开皇五年，及五代曹元忠，宋曹延禄，及西夏文题记，可以作代表时代之标准。其次为根据层次。今所见层次，往有二层至三层者，上层多有破坏，下层出一部分，而作风各有不同。从其作风，可以定其先后。譬如藻井，魏之藻井，纯为莲花，中有莲子，初唐则其边略有花纹。中唐以后则莲花形虽存，而花瓣变为复杂。五代则莲文类似牡丹。五代后期及宋则多用龙文矣。幡帐文，魏及隋甚为简单，但有幡文，有时加三角文。唐则加入带及珠文。至唐末五代，加缨络文。元则仅简单幡文上加莲花而已。以构图而言，魏世故事画，参互错杂，极不整齐。初唐尚略存魏习，但已稍为整齐，即故事画多排列，画于佛像侧。五代，宋初则每一种故事皆排在一格。元人则不作故事画，仅整齐佛像而已。（因元画有特有之作风，与宋，西夏皆异。据所画元代人像知之。西夏服装仍略同宋代，与元殊也。）此外则供养人名，亦往往可以推及时代。弟拟注意分析各时代之特点，作《敦煌画之断代研究》一文。（现已搜集材料，回后作。）又各时代之画，依次排列，其中如服饰一事，变化甚大。但其递变之迹，亦可从排比上窥见。弟对于六朝风俗，前曾抄撮一部，拟回后作《敦煌画服饰之研究》。在此一文，想总只可超出原日所述以外也。此事本非弟原意，弟所注意者本在汉代烽燧，无奈现在大热，沙漠中不能去。（困难万分，一言难尽）。既然如此，不为千佛洞工作亦不可。但弟所作之敦煌千佛洞记录及拟作之《敦煌画之断代研究》，《敦煌画之服饰研究》皆觉明先生原来计划所无者。至于题记，弟仅抄录与弟之问题有关者。其无关者，悉未抄录。如觉明先生来，乞转告之也。现在敦煌千佛洞，经典全空，无可作考古采集者，仅能照像。惟王道士前曾毁若干佛像，筑成一塔，号千像塔。拟测量完毕后，发掘此塔，希望能有若干收获。如能发到壁画残片及残经，则更佳矣。弟劳榦。七月五日。 （二）
槃厂兄鉴：前上一函。计达左右。敦煌沙漠中，气候甚热。千佛洞尚称凉爽。现每日工作，尽量进行。璋如每日约可测量十洞。（自七时至下午六时。）弟即在此时间尽量记录。昨前两日未测量，在各洞照像。今日仍拟测量。检伯希和（缺二本）不全之目录，知所未照者甚多。（因只说左壁、右壁等地位不甚详细。贺文则根据北平图书馆照片而作者，叙述较详。）且伯希和多整墙全照，许多材料不能用上。现则拟照小块，较为清晰也。璋如兄将来更拟将全千佛山（长约二公里。）测好详图。惟雇人十分不易。现只有借用警察一人。昨又入城，今日始回，颇碍工作耳。俟八月中旬将千佛洞作完，拟再去阳关。此处有一小村落，名曰南湖，阳关即在附近。距阳关二十里沙漠中有一故城，即汉龙勒旧县，土人称为古董滩。（因常拾到箭头等物。）将来亦拟斟酌情形，加以发掘。至于疏勒河及玉门关一带，则交通工具困难甚多，雇人尤不容易。有回城后再说。弟榦七月十一日。
两封信的末尾只署月、日，未署年份，根据史语所档案李38-3-8，1942年6月22日石璋如、劳榦致傅斯年函，劳、石二人于1942年6月15日到达敦煌，18日凌晨到达千佛洞[4]，而信函的发表时间是1942年9月3日，那么不难推断，信函应写于1942年7月。《西北考古通讯》发表后，缪钺于9月17日邮寄给陈槃，并在11月29日的信中说：“贞一先生《考古通讯》仍有可惠示者否？”[2]182缪钺请求继续发表劳榦的通信，但尚未见其后继续刊出。
劳榦、石璋如敦煌考察期间曾多次与史语所联络，汇报工作情况。笔者在傅斯年图书馆网站公布的《傅图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进行检索，未发现有收录此时期内劳榦致陈槃的信件，或许该信并未存档。邢义田先生调查了史语所档案后指出：
石、劳根据傅斯年先生的要求，沿途写信报告工作情况。这些信编有序号，称报告第一号、第三号、第四号……大部分用复写纸复写，正本存底，复本寄给傅先生。奇怪的是没有报告第二号，但有石璋如给傅的一信，在時间和行程上恰在一、三号报告之间，可以视为第二号。或许当时忘了加上序号。除了这一封，报告都由两人署名，劳先生执笔。报告前后九份，目前完整保存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4]48。
从邢义田先生的调查情况来看，劳榦致陈槃的这两封信并非正式的工作报告，而是朋友之间进行的私人通信，因此可能并未作为工作函件存底。正因如此，与九份正式报告主要报告考察行程及工作进展不同，这两封信中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二 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内部分工
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由向达、劳榦、石璋如三人组成，这三人学术专长各不相同，那么，三人之间是否有分工，以及如何分工，学界对此尚未见有探讨。学者们都已注意到西北考察期间向达与劳榦、石璋如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这其中也涉及三人工作分工的问题，有学者就指出，“遗留给向达的工作内容，却有点蹊跷，向达是要抄录莫高窟题记，同样的工作劳榦却已经干了二个多月。这样说来石、劳二人避开与向达同行，已有心证。”[5]因此，弄清楚三人的分工问题也就有必要了。而上录信函恰为三人的分工提供了新的信息，兹略论如下。
根据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计划草案（史语所档案“李38-1-3”），考察的内容包括自然现象、人文现象。人文现象即历史考古组的考察内容，包括：史前时代、汉代烽燧、魏晋、唐、西夏古城与现代边疆民族[4]47。而考察团三人中，石璋如曾参加安阳发掘并发挥重要作用，如傅斯年在1942年4月22日致叶企孙信中说：“安阳发掘，其最要部分在石（引者按：即石璋如）手。”[6]因此对史前考古更有造诣;劳榦是汉简研究专家，曾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汉简的整理，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并于1943年出版;向达专长于中国中古时期的中西交通史，对于中国中古史、敦煌文献、佛教艺术均有深入的研究。三人的专长正好对应于计划草案中的“史前时代”“汉代烽燧”，以及中古时期的古迹、边疆民族问题。这应该不是巧合，计划草案本就是根据各人专长而制定的，草案内容也就包括了三人的分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考察的组织单位之一，当时任职于此的谭旦冏曾在1961年撰文追溯“中博院”筹备处的历程，其中关于此次考察团的回忆说：
本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组的西北史地考查团，于三十一年度在甘肃境内作初步考查，工作共分三组：敦煌组，将敦煌的壁画及佛像作一有系统的整理，并尽力收集流散民间的写本与古籍。历史组，注重汉代遗迹，及汉简之收集，由劳榦担任。史前组，依据瑞典人安特生曾经的路线，调查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存，由石璋如担任[7]。
“敦煌组”没有说明承担者，显然应当是向达。1941年4月22日，夏鼐的日记说：“史语所诸研究员来开会，饭后闲谈，傍晚始去。凌纯声先生谈及向觉明先生之敦煌计划，或可扩充为西北考察团，拟去信往商。”[8]当天，傅斯年致信向达说：“暑假后敦煌之行，什九当可办到。”[9]11月8日傅斯年再次致信向达说：“去敦煌事，已与济之先生谈好，决请先生于明年四月前往，同行者有吴禹铭、劳榦、夏鼐诸氏（或不全去），或有徐旭生先生，但他们工作不在敦煌，在敦煌者，只兄一人。”[9]1186可见在傅斯年计划中，敦煌的考察主要是由向达负责的。石璋如曾回忆道：“史语所由傅斯年先生派劳榦跟我去，派劳先生是其专精汉简，可以考察当地最主要的汉简，只是他没有做过田野工作，我的田野经验正好可以补强，碰到史前遗址即可发掘。”[10]这一说法也证明了劳、石二人各自的分工，他们分别负责汉代遗迹和史前考古。
劳榦在7月5日函中介绍其在千佛洞的工作是“逐洞记录关于结构、塑像、彩画各方面”，并根据题记、层次、艺术风格等推定年代。此外，据石璋如回忆：“画题是指壁画和题记，劳榦先生和我在敦煌调查时是分工的，他管画题的精细记录，我管窟形的测量制图。”[11]表明劳榦也从事抄写题记的工作。但劳榦也清楚抄录题记是向达的主要工作，为避免与其工作重复，他只抄录与自己所研究问题有关的内容，在致陈槃的信中，他解释说：“弟所作之敦煌千佛洞记录及拟作之《敦煌画之断代研究》《敦煌画之服饰研究》皆觉明先生原来计划所无者。至于题记，弟仅抄录与弟之问题有关者，其无关者，悉未抄录。如觉明先生来，乞转告之也。”此时向达尚未动身西去，因此，劳榦托陈槃将此意转告向达，以免给向达造成“越俎代庖”的误会。 此外，劳、石二人还特别致信向达，说明抄录题记的工作仍由向达完成。1942年9月26日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函说：“劳、石二君有信来，敦煌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留抄题记一事，待达结束。”[12]10月1日致傅斯年、李济信中也说收到劳、石二人函电：“属达到兰后，径趋敦煌，将题记抄毕，以告段落云云。”[12]418可见劳榦无意侵占向达的工作内容，抄录题记的主要工作还是留给了向达。
劳榦原本计划考察汉代烽燧，但却在千佛洞逗留。他在7月5日函中解释说“无奈现在大热，沙漠中不能去”，而“千佛洞尚称凉爽”，无奈只能留在千佛洞。在6月22日劳、石二人给傅斯年的信（史语所档案“李-38-3-8”）也特别说明：“现在天气甚热，沙漠日中一百二十度，现在旅行多在晚上。故阳关（距敦煌一百六十里）疏勒河烽燧（最近者八十里）皆无法前去。且哈萨仍未肃清，将来前去亦须多人保护方可。拟秋凉再为斟酌。”[4]51邢义田先生根据笔迹认为，劳、石二人在考察期间共同署名写给傅斯年的信都是由劳榦执笔的[4]48，正是因为汉代遗址的调查是劳榦的考察任务，所以他要特别向傅斯年说明暂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原因。
在7月11日致信陈槃之后不久，由于敦煌县政府要派人到玉门关、阳关一带调查农民“种大烟”，邀请劳、石二人一同前去考察。7月17日，劳、石二人便随县政府派出的队伍一同出发，前去调查阳关、玉门关[10]256-257。8月11日调查结束回到千佛洞之后，劳、石二人给傅斯年去信汇报此次考察的情况（史语所档案“李-38-3-9”）。根据汇报的内容，此行主要目的是发掘汉代遗址，如南泉附近“始见烽台（或是T23）。试掘其周围，但芦苇而已”。在玉门关附近的土山，“有烽台一（或是T6b），在其附近兵房甚显，然皆已掘过，试掘数坑，仅得片帛”。在南湖发掘两天，“计为红山口之烽台，寿昌古城，龙勒旧城，均无所得。”最后，总结此次阳关、玉门关之行说：
此行历南湖及西湖，凡二十余日，惟在南湖遇一老人，年七十八矣。云：斯坦因在西湖凡三月之中，共用纏回十余，汉人二十余。所掘一无所获之处甚多，今所经历多为彼已掘之处，且治安、人工、马匹俱成问题。未能获得古物，自在意中。惟希望为敦煌烽燧初步之探讨而已。[4]51-53
劳榦在信中详细汇报汉代遗迹的调查情况、解释发掘无所收获的原因，也就算是对自己的考察任务有所交代了。在敦煌的阳关、玉门关遗址考察之后，又去居延的汉代遗址考察了一番，虽然收获不大，但劳榦考察汉代遗址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据石璋如回忆说：
回到酒泉之后，又作了新的计划。劳先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回到李庄，我的调查工作还未开始，我原先是以考察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窪、沙井）为预定计划。于是劳先生先带着一批东西坐车直往兰州，我则坐分段车转往武威，即凉州，预备调查隶属民勤的沙井遗址。[10]270
根据这一回忆，劳榦此时完成了他本人的工作，可以返回史语所。而石璋如考察安特生“史前六期”遗址的计划尚未开始，只能继续留在西北考察。从中也可以看出，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三人之间有明确的分工。
向达于1942年9月25日抵达兰州，此时才见到劳、石二人9月8日的函电，“谓拟于半月内结束敦煌工作，然后折往酒泉，转赴居延。”[12]418根据1943年7月石璋如撰写的《敦煌千佛洞考古记》，9月8日这一天，劳、石二人刚刚开始测量千佛洞地形图。“最初的计划是五公寸一根等高线，并且要精密的测。测量了一天，晚上和劳贞一先生商讨和计算，若是按着这个计划，这种测法进行工作，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就到了大雪纷纷的十二月中旬才可完工，其他的地方则不能去。于是决定了在敦煌过冬，以完成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刚刚确定之后，油矿局敦煌办事处的孙主任给我们一个通知，言在两礼拜后矿上要来一趟车，这车是最后的一趟，它来是替办事处搬家，因为敦煌办事处撤消了，我们若是东归则可以搭车到矿上转酒泉，我们若是不归则以后可没有汽车的机会了……于是改变了计划加紧的工作，只好把测绘工作简化了。”[13]正因为如此，劳、石二人在9月8日给向达发出了“半月内结束敦煌工作”的电报。
向达希望自己“到酒泉时，劳、石二兄尚未北行，可与会合，同赴居延一带”。而当其于10月5日到达酒泉时，劳、石二人已于一周前赴金塔、毛目一带。向达对此表示“为之怅然”，并“姑发一函至毛目一带探交，告以大概”，并无特别的情绪表示，自己仍往敦煌[12]376。随着在敦煌陷入经济窘迫状况，向达给曾昭燏的信中开始批评劳、石二人仓促离开敦煌，如1943年3月20日致曾昭燏信中说“敦煌工作，并未结束而遽匆匆离去”，并对此详细列举：“敦煌碑一份未拓，以之交诸喇嘛，喇嘛偷工减料，昨曾为一检点，《李怀让碑》后欠五行未拓，因不愿拼纸。又所余残石，只拓一面，又一面付之缺如。《索公碑》《杨公碑》《吐蕃赞普碑》《六朝残经幢》俱未拓，不知何事匆匆如此也。”[12]399-400向达毫不掩饰对劳、石二人匆促离开敦煌的不满：一方面是针对二人工作的马虎;另一方面，他在考察过程中被落单，未能与掌握考察经费的劳、石二人共同行动，造成自己经济的困境。这应该也是促使向达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
造成向达窘境的原因有很多，考察团缺乏整体组织协调，考察团成员间通讯不畅，总会计王敬礼、会计石璋如考虑不周，向达作为北大教授，以个人身份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考察，所处的“客卿”地位和其个人倔强的性格，也使其不愿伸手要钱。而考察过程中被落单应当也是其中较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从考察团内部分工的角度来说，劳、石二人赶搭油矿局最后一班车回酒泉，随后转赴居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敦煌工作并非二人主要考察任务。在考察团出发之前，傅斯年给叶企孙、辛树帜的信中就提出：“至兰州以西，将分途调查，必须各司其事，若仍全体同行，恐彼此牵掣，皆有迁就，似颇不经济。”[6]1242劳、石二人在1942年的计划中有居延考察，他们致信傅斯年（史语所档案“李38-3-22”）说西北地区九月底就“已届深秋”，“胡天八月即飞雪”，“再晚便不能去”[5]37。在联系不上向达，又不知其行程的情况下，二人离开敦煌转赴居延完成考察任务，似也无可指摘。 二人离开敦煌后随即赴居延考察，1942年10月30日，劳、石二人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李38-3-12”）中汇报了二人在居延发掘的结果，“在各烽台试掘，结果得有各种陶片、残布帛、残麻鞋、羊骨、箭杆、断簪、碎纸各物，惜汉简仅有断片且无字者。但此次获一深刻印象，将来如大规模工作，得有一种准备”[4]56-57。在石璋如所编的史语所《考古年表》中，1942年10月劳、石二人考察了察克图烽燧，“掘获汉代墨书纸一片及木箭头一个”[14]。这些汉代遗址的发掘工作仍然是劳榦的考察任务。劳、石二人在离开敦煌后不久的1942年9月26日写信给傅斯年、李济，汇报下一步考察的打算，其计划的内容包括六项，即“陇南调查彩陶”“新疆调查”“陕西铜器时代墓地之调查”“宁夏旧、新石器时代调查”“汉水流域调查”“陕东西及豫西一带调查”[4]54-55，其中大多为史前考古的内容，这也可以看做是石璋如为自己下一步考察拟定的计划。可见其始终以史前考古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二人仓促结束敦煌工作，一方面是由于交通、气候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有完成自己考察任务的考虑。
三 结 语
石璋如考察“史前六期”遗址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由于气候及交通问题，改为调查关中地区遗迹，关中考察“预定四个月为期，谁知一作，作了差不多一年，仅仅完成了工作的一半”[15]。1943年6月15日，夏鼐日记中记录了石璋如致李济的信，“述及去年在泾、渭流域工作情形及今年计划，有在兰州设工作站之意”[16]。8月18日，夏鼐日记又说：“石璋如君来信诉苦，谓出差费不够开销，又令潘悫君在西安代之绘图，皆为傅所长所不满，已函令石君即行结束返所，又令潘君赴河西，否则即行停薪。”[16]129 11月8日，“上午石璋如携行李返所。石君系去年春间赴西北，工作二年，此次奉命返所”[16]142。
学界目前关于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研究偏重于对向达的探讨，由于资料的限制，对劳榦、石璋如二人的考察则研究不足。二人作为考察团的重要成员，其敦煌考察取得的成绩也应予以肯定。石璋如于1996年出版的《莫高窟形》是此次考察最重要的成果，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较高的评价。劳榦在考察中撰写了多篇游记，还有一些学术文章可反映其考察成果，如在《书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史岩著）》用自己抄录的题记校正史岩录文，“发现许多可以校正之处”[17]。《唐五代沙州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也是根据他所抄录题记研究史学的文字[18]。《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是对伯希和《敦煌图录》中的照片进行介绍、解说的文字，探讨了莫高窟的断代、艺术风格、壁画内容等，是他考察莫高窟后留下的简要文字记录[19]。如7月5日致陈槃信中所说，劳榦在考察莫高窟时特别关注敦煌壁画艺术，此后发表了较多关于敦煌艺术的文章，还出版了专著《敦煌艺术》[20]。他考察阳关、玉门关遗址后发表了多篇相关的文章，都应看作是在敦煌考察所得的成果。
总之，向达、劳榦、石璋如作为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成员，首次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察、测量，同时调查、发掘敦煌附近的历史遗迹，在艰苦的条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国近代敦煌学史中都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考察过程中，三位先生之间的误会有的来自组织协调的缺失和混乱，有的来自通讯、交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各自考察任务不同，行动难以统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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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in the ranks of the Northwes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edition Team organized jointly by Academia Sinica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here were a series of disagreements between Xiang Da and his colleagues Lao Gan and Shi Zhangru. The reason for these conflicts has been studied and explained from several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wo newly discovered letters sent to Chen Pan by Lao Gan while the latter was conducting the expeditions contain important detail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 and his fellow archaeologist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division of work among the expedition team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 of the crew， as well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team.
Keywords：Northwes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edition Team; Dunhuang; Xiang Da; Lao Gan; Shi Zhangru
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北考察活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考察先后有劳榦、石璋如、向达、夏鼐、阎文儒等人参加，前人对向达、夏鼐的研究关注较多，而对劳榦、石璋如的敦煌考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劳、石二人的敦煌考察是西北史地考察团的重要工作内容，是40年代初敦煌考察热潮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本文首先介绍考察团成员劳榦致陈槃的两封信函，根据信函内容探讨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考察任务及其分工情况，并为理解向达与劳、石二人之间的矛盾提供新的视角。
一 劳榦致陈槃的两封信
关于劳榦、石璋如参加敦煌考察的情形，石璋如有相关的回忆资料，对敦煌考察期间工作内容有详细的介绍，二人的相关著述也反映了此次考察的成果，前人对二人的考察活动已有一些研究。本文不再具体探讨二人考察的具体过程，仅根据抗战时期出版的重庆版《益世报·文史副刊》中发现的劳榦在敦煌考察时期致陈槃的两封信，为学界提供关于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细节。这两封信尚未为人所注意，因此将两信介绍并录文于下。
《益世报（重庆版）·文史副刊》创办于1941年冬，是由当时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方豪、缪钺、谭其骧等人主办。据方豪回忆，1941年到浙大，“是年冬，友人缪彦威、谭季龙、夏朴山诸君，谋出刊物，以专载有关文史研究之作……旋以经费无着，印刷困难，复由余商得《益世报》同意，附该报问世焉。”[1]其中缪彦威即缪钺，其与劳榦、陈槃等人早有来往，因此曾写信请劳榦、陈槃为《文史副刊》供稿，如1942年3月18日缪钺致陈槃、劳榦信说：“近与知友数人办一《文史》副刊，由方杰人兄主编（方君名豪，治中西交通史，在浙大授学），在《益世报》发表，月出两期，第一、二两期已出版，附函寄奉清娱。两兄如有短篇考证文字，肯赐下以光篇幅，极所感盼。”7月8日，又致信陈槃请其告知劳榦在敦煌的通讯地址，并说：“吾兄如有札记短文，肯赐下为《文史》副刊光篇幅，至所感盼。”在缪钺的一再要求下，陈槃答应给《文史副刊》供稿，并将劳榦在敦煌写给自己的信推荐给《文史副刊》发表。1942年8月26日，缪钺致信陈槃说：“蒙惠允为《文史》副刊撰稿，至感。赐下贞一先生《西北考古通讯》两则，已交方杰人兄，下期（十四期）即刊出。以后《通訊》，尚乞时时惠赐。”[2]所谓《西北考古通讯》两则，即劳榦致陈槃的两封信，均发表于《益世报（重庆版）·文史副刊》[3]，现根据《益世报·文史副刊》所刊《西北考古通讯》，将信函录文于下：
（一）
槃厂兄鉴。前奉手书，得悉一切。敦煌工作，石兄进行量洞，将来可作一比较精密之千佛洞图。（平面及立体）。弟之工作为逐洞记录关于结构，塑像，彩画各方面。现在对于各洞，自北朝至元代之作风，略有分析。第一步为根据题记，已发见题记者，有西魏大统四年，（此为弟所见者，前人未及。）隋开皇五年，及五代曹元忠，宋曹延禄，及西夏文题记，可以作代表时代之标准。其次为根据层次。今所见层次，往有二层至三层者，上层多有破坏，下层出一部分，而作风各有不同。从其作风，可以定其先后。譬如藻井，魏之藻井，纯为莲花，中有莲子，初唐则其边略有花纹。中唐以后则莲花形虽存，而花瓣变为复杂。五代则莲文类似牡丹。五代后期及宋则多用龙文矣。幡帐文，魏及隋甚为简单，但有幡文，有时加三角文。唐则加入带及珠文。至唐末五代，加缨络文。元则仅简单幡文上加莲花而已。以构图而言，魏世故事画，参互错杂，极不整齐。初唐尚略存魏习，但已稍为整齐，即故事画多排列，画于佛像侧。五代，宋初则每一种故事皆排在一格。元人则不作故事画，仅整齐佛像而已。（因元画有特有之作风，与宋，西夏皆异。据所画元代人像知之。西夏服装仍略同宋代，与元殊也。）此外则供养人名，亦往往可以推及时代。弟拟注意分析各时代之特点，作《敦煌画之断代研究》一文。（现已搜集材料，回后作。）又各时代之画，依次排列，其中如服饰一事，变化甚大。但其递变之迹，亦可从排比上窥见。弟对于六朝风俗，前曾抄撮一部，拟回后作《敦煌画服饰之研究》。在此一文，想总只可超出原日所述以外也。此事本非弟原意，弟所注意者本在汉代烽燧，无奈现在大热，沙漠中不能去。（困难万分，一言难尽）。既然如此，不为千佛洞工作亦不可。但弟所作之敦煌千佛洞记录及拟作之《敦煌画之断代研究》，《敦煌画之服饰研究》皆觉明先生原来计划所无者。至于题记，弟仅抄录与弟之问题有关者。其无关者，悉未抄录。如觉明先生来，乞转告之也。现在敦煌千佛洞，经典全空，无可作考古采集者，仅能照像。惟王道士前曾毁若干佛像，筑成一塔，号千像塔。拟测量完毕后，发掘此塔，希望能有若干收获。如能发到壁画残片及残经，则更佳矣。弟劳榦。七月五日。 （二）
槃厂兄鉴：前上一函。计达左右。敦煌沙漠中，气候甚热。千佛洞尚称凉爽。现每日工作，尽量进行。璋如每日约可测量十洞。（自七时至下午六时。）弟即在此时间尽量记录。昨前两日未测量，在各洞照像。今日仍拟测量。检伯希和（缺二本）不全之目录，知所未照者甚多。（因只说左壁、右壁等地位不甚详细。贺文则根据北平图书馆照片而作者，叙述较详。）且伯希和多整墙全照，许多材料不能用上。现则拟照小块，较为清晰也。璋如兄将来更拟将全千佛山（长约二公里。）测好详图。惟雇人十分不易。现只有借用警察一人。昨又入城，今日始回，颇碍工作耳。俟八月中旬将千佛洞作完，拟再去阳关。此处有一小村落，名曰南湖，阳关即在附近。距阳关二十里沙漠中有一故城，即汉龙勒旧县，土人称为古董滩。（因常拾到箭头等物。）将来亦拟斟酌情形，加以发掘。至于疏勒河及玉门关一带，则交通工具困难甚多，雇人尤不容易。有回城后再说。弟榦七月十一日。
两封信的末尾只署月、日，未署年份，根据史语所档案李38-3-8，1942年6月22日石璋如、劳榦致傅斯年函，劳、石二人于1942年6月15日到达敦煌，18日凌晨到达千佛洞[4]，而信函的发表时间是1942年9月3日，那么不难推断，信函应写于1942年7月。《西北考古通讯》发表后，缪钺于9月17日邮寄给陈槃，并在11月29日的信中说：“贞一先生《考古通讯》仍有可惠示者否？”[2]182缪钺请求继续发表劳榦的通信，但尚未见其后继续刊出。
劳榦、石璋如敦煌考察期间曾多次与史语所联络，汇报工作情况。笔者在傅斯年图书馆网站公布的《傅图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进行检索，未发现有收录此时期内劳榦致陈槃的信件，或许该信并未存档。邢义田先生调查了史语所档案后指出：
石、劳根据傅斯年先生的要求，沿途写信报告工作情况。这些信编有序号，称报告第一号、第三号、第四号……大部分用复写纸复写，正本存底，复本寄给傅先生。奇怪的是没有报告第二号，但有石璋如给傅的一信，在時间和行程上恰在一、三号报告之间，可以视为第二号。或许当时忘了加上序号。除了这一封，报告都由两人署名，劳先生执笔。报告前后九份，目前完整保存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4]48。
从邢义田先生的调查情况来看，劳榦致陈槃的这两封信并非正式的工作报告，而是朋友之间进行的私人通信，因此可能并未作为工作函件存底。正因如此，与九份正式报告主要报告考察行程及工作进展不同，这两封信中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二 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内部分工
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由向达、劳榦、石璋如三人组成，这三人学术专长各不相同，那么，三人之间是否有分工，以及如何分工，学界对此尚未见有探讨。学者们都已注意到西北考察期间向达与劳榦、石璋如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这其中也涉及三人工作分工的问题，有学者就指出，“遗留给向达的工作内容，却有点蹊跷，向达是要抄录莫高窟题记，同样的工作劳榦却已经干了二个多月。这样说来石、劳二人避开与向达同行，已有心证。”[5]因此，弄清楚三人的分工问题也就有必要了。而上录信函恰为三人的分工提供了新的信息，兹略论如下。
根据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计划草案（史语所档案“李38-1-3”），考察的内容包括自然现象、人文现象。人文现象即历史考古组的考察内容，包括：史前时代、汉代烽燧、魏晋、唐、西夏古城与现代边疆民族[4]47。而考察团三人中，石璋如曾参加安阳发掘并发挥重要作用，如傅斯年在1942年4月22日致叶企孙信中说：“安阳发掘，其最要部分在石（引者按：即石璋如）手。”[6]因此对史前考古更有造诣;劳榦是汉简研究专家，曾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汉简的整理，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并于1943年出版;向达专长于中国中古时期的中西交通史，对于中国中古史、敦煌文献、佛教艺术均有深入的研究。三人的专长正好对应于计划草案中的“史前时代”“汉代烽燧”，以及中古时期的古迹、边疆民族问题。这应该不是巧合，计划草案本就是根据各人专长而制定的，草案内容也就包括了三人的分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考察的组织单位之一，当时任职于此的谭旦冏曾在1961年撰文追溯“中博院”筹备处的历程，其中关于此次考察团的回忆说：
本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组的西北史地考查团，于三十一年度在甘肃境内作初步考查，工作共分三组：敦煌组，将敦煌的壁画及佛像作一有系统的整理，并尽力收集流散民间的写本与古籍。历史组，注重汉代遗迹，及汉简之收集，由劳榦担任。史前组，依据瑞典人安特生曾经的路线，调查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存，由石璋如担任[7]。
“敦煌组”没有说明承担者，显然应当是向达。1941年4月22日，夏鼐的日记说：“史语所诸研究员来开会，饭后闲谈，傍晚始去。凌纯声先生谈及向觉明先生之敦煌计划，或可扩充为西北考察团，拟去信往商。”[8]当天，傅斯年致信向达说：“暑假后敦煌之行，什九当可办到。”[9]11月8日傅斯年再次致信向达说：“去敦煌事，已与济之先生谈好，决请先生于明年四月前往，同行者有吴禹铭、劳榦、夏鼐诸氏（或不全去），或有徐旭生先生，但他们工作不在敦煌，在敦煌者，只兄一人。”[9]1186可见在傅斯年计划中，敦煌的考察主要是由向达负责的。石璋如曾回忆道：“史语所由傅斯年先生派劳榦跟我去，派劳先生是其专精汉简，可以考察当地最主要的汉简，只是他没有做过田野工作，我的田野经验正好可以补强，碰到史前遗址即可发掘。”[10]这一说法也证明了劳、石二人各自的分工，他们分别负责汉代遗迹和史前考古。
劳榦在7月5日函中介绍其在千佛洞的工作是“逐洞记录关于结构、塑像、彩画各方面”，并根据题记、层次、艺术风格等推定年代。此外，据石璋如回忆：“画题是指壁画和题记，劳榦先生和我在敦煌调查时是分工的，他管画题的精细记录，我管窟形的测量制图。”[11]表明劳榦也从事抄写题记的工作。但劳榦也清楚抄录题记是向达的主要工作，为避免与其工作重复，他只抄录与自己所研究问题有关的内容，在致陈槃的信中，他解释说：“弟所作之敦煌千佛洞记录及拟作之《敦煌画之断代研究》《敦煌画之服饰研究》皆觉明先生原来计划所无者。至于题记，弟仅抄录与弟之问题有关者，其无关者，悉未抄录。如觉明先生来，乞转告之也。”此时向达尚未动身西去，因此，劳榦托陈槃将此意转告向达，以免给向达造成“越俎代庖”的误会。 此外，劳、石二人还特别致信向达，说明抄录题记的工作仍由向达完成。1942年9月26日向达致曾昭燏的信函说：“劳、石二君有信来，敦煌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留抄题记一事，待达结束。”[12]10月1日致傅斯年、李济信中也说收到劳、石二人函电：“属达到兰后，径趋敦煌，将题记抄毕，以告段落云云。”[12]418可见劳榦无意侵占向达的工作内容，抄录题记的主要工作还是留给了向达。
劳榦原本计划考察汉代烽燧，但却在千佛洞逗留。他在7月5日函中解释说“无奈现在大热，沙漠中不能去”，而“千佛洞尚称凉爽”，无奈只能留在千佛洞。在6月22日劳、石二人给傅斯年的信（史语所档案“李-38-3-8”）也特别说明：“现在天气甚热，沙漠日中一百二十度，现在旅行多在晚上。故阳关（距敦煌一百六十里）疏勒河烽燧（最近者八十里）皆无法前去。且哈萨仍未肃清，将来前去亦须多人保护方可。拟秋凉再为斟酌。”[4]51邢义田先生根据笔迹认为，劳、石二人在考察期间共同署名写给傅斯年的信都是由劳榦执笔的[4]48，正是因为汉代遗址的调查是劳榦的考察任务，所以他要特别向傅斯年说明暂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原因。
在7月11日致信陈槃之后不久，由于敦煌县政府要派人到玉门关、阳关一带调查农民“种大烟”，邀请劳、石二人一同前去考察。7月17日，劳、石二人便随县政府派出的队伍一同出发，前去调查阳关、玉门关[10]256-257。8月11日调查结束回到千佛洞之后，劳、石二人给傅斯年去信汇报此次考察的情况（史语所档案“李-38-3-9”）。根据汇报的内容，此行主要目的是发掘汉代遗址，如南泉附近“始见烽台（或是T23）。试掘其周围，但芦苇而已”。在玉门关附近的土山，“有烽台一（或是T6b），在其附近兵房甚显，然皆已掘过，试掘数坑，仅得片帛”。在南湖发掘两天，“计为红山口之烽台，寿昌古城，龙勒旧城，均无所得。”最后，总结此次阳关、玉门关之行说：
此行历南湖及西湖，凡二十余日，惟在南湖遇一老人，年七十八矣。云：斯坦因在西湖凡三月之中，共用纏回十余，汉人二十余。所掘一无所获之处甚多，今所经历多为彼已掘之处，且治安、人工、马匹俱成问题。未能获得古物，自在意中。惟希望为敦煌烽燧初步之探讨而已。[4]51-53
劳榦在信中详细汇报汉代遗迹的调查情况、解释发掘无所收获的原因，也就算是对自己的考察任务有所交代了。在敦煌的阳关、玉门关遗址考察之后，又去居延的汉代遗址考察了一番，虽然收获不大，但劳榦考察汉代遗址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据石璋如回忆说：
回到酒泉之后，又作了新的计划。劳先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回到李庄，我的调查工作还未开始，我原先是以考察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窪、沙井）为预定计划。于是劳先生先带着一批东西坐车直往兰州，我则坐分段车转往武威，即凉州，预备调查隶属民勤的沙井遗址。[10]270
根据这一回忆，劳榦此时完成了他本人的工作，可以返回史语所。而石璋如考察安特生“史前六期”遗址的计划尚未开始，只能继续留在西北考察。从中也可以看出，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三人之间有明确的分工。
向达于1942年9月25日抵达兰州，此时才见到劳、石二人9月8日的函电，“谓拟于半月内结束敦煌工作，然后折往酒泉，转赴居延。”[12]418根据1943年7月石璋如撰写的《敦煌千佛洞考古记》，9月8日这一天，劳、石二人刚刚开始测量千佛洞地形图。“最初的计划是五公寸一根等高线，并且要精密的测。测量了一天，晚上和劳贞一先生商讨和计算，若是按着这个计划，这种测法进行工作，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就到了大雪纷纷的十二月中旬才可完工，其他的地方则不能去。于是决定了在敦煌过冬，以完成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刚刚确定之后，油矿局敦煌办事处的孙主任给我们一个通知，言在两礼拜后矿上要来一趟车，这车是最后的一趟，它来是替办事处搬家，因为敦煌办事处撤消了，我们若是东归则可以搭车到矿上转酒泉，我们若是不归则以后可没有汽车的机会了……于是改变了计划加紧的工作，只好把测绘工作简化了。”[13]正因为如此，劳、石二人在9月8日给向达发出了“半月内结束敦煌工作”的电报。
向达希望自己“到酒泉时，劳、石二兄尚未北行，可与会合，同赴居延一带”。而当其于10月5日到达酒泉时，劳、石二人已于一周前赴金塔、毛目一带。向达对此表示“为之怅然”，并“姑发一函至毛目一带探交，告以大概”，并无特别的情绪表示，自己仍往敦煌[12]376。随着在敦煌陷入经济窘迫状况，向达给曾昭燏的信中开始批评劳、石二人仓促离开敦煌，如1943年3月20日致曾昭燏信中说“敦煌工作，并未结束而遽匆匆离去”，并对此详细列举：“敦煌碑一份未拓，以之交诸喇嘛，喇嘛偷工减料，昨曾为一检点，《李怀让碑》后欠五行未拓，因不愿拼纸。又所余残石，只拓一面，又一面付之缺如。《索公碑》《杨公碑》《吐蕃赞普碑》《六朝残经幢》俱未拓，不知何事匆匆如此也。”[12]399-400向达毫不掩饰对劳、石二人匆促离开敦煌的不满：一方面是针对二人工作的马虎;另一方面，他在考察过程中被落单，未能与掌握考察经费的劳、石二人共同行动，造成自己经济的困境。这应该也是促使向达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
造成向达窘境的原因有很多，考察团缺乏整体组织协调，考察团成员间通讯不畅，总会计王敬礼、会计石璋如考虑不周，向达作为北大教授，以个人身份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考察，所处的“客卿”地位和其个人倔强的性格，也使其不愿伸手要钱。而考察过程中被落单应当也是其中较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从考察团内部分工的角度来说，劳、石二人赶搭油矿局最后一班车回酒泉，随后转赴居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敦煌工作并非二人主要考察任务。在考察团出发之前，傅斯年给叶企孙、辛树帜的信中就提出：“至兰州以西，将分途调查，必须各司其事，若仍全体同行，恐彼此牵掣，皆有迁就，似颇不经济。”[6]1242劳、石二人在1942年的计划中有居延考察，他们致信傅斯年（史语所档案“李38-3-22”）说西北地区九月底就“已届深秋”，“胡天八月即飞雪”，“再晚便不能去”[5]37。在联系不上向达，又不知其行程的情况下，二人离开敦煌转赴居延完成考察任务，似也无可指摘。 二人离开敦煌后随即赴居延考察，1942年10月30日，劳、石二人致傅斯年信（史语所档案“李38-3-12”）中汇报了二人在居延发掘的结果，“在各烽台试掘，结果得有各种陶片、残布帛、残麻鞋、羊骨、箭杆、断簪、碎纸各物，惜汉简仅有断片且无字者。但此次获一深刻印象，将来如大规模工作，得有一种准备”[4]56-57。在石璋如所编的史语所《考古年表》中，1942年10月劳、石二人考察了察克图烽燧，“掘获汉代墨书纸一片及木箭头一个”[14]。这些汉代遗址的发掘工作仍然是劳榦的考察任务。劳、石二人在离开敦煌后不久的1942年9月26日写信给傅斯年、李济，汇报下一步考察的打算，其计划的内容包括六项，即“陇南调查彩陶”“新疆调查”“陕西铜器时代墓地之调查”“宁夏旧、新石器时代调查”“汉水流域调查”“陕东西及豫西一带调查”[4]54-55，其中大多为史前考古的内容，这也可以看做是石璋如为自己下一步考察拟定的计划。可见其始终以史前考古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二人仓促结束敦煌工作，一方面是由于交通、气候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有完成自己考察任务的考虑。
三 结 语
石璋如考察“史前六期”遗址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由于气候及交通问题，改为调查关中地区遗迹，关中考察“预定四个月为期，谁知一作，作了差不多一年，仅仅完成了工作的一半”[15]。1943年6月15日，夏鼐日记中记录了石璋如致李济的信，“述及去年在泾、渭流域工作情形及今年计划，有在兰州设工作站之意”[16]。8月18日，夏鼐日记又说：“石璋如君来信诉苦，谓出差费不够开销，又令潘悫君在西安代之绘图，皆为傅所长所不满，已函令石君即行结束返所，又令潘君赴河西，否则即行停薪。”[16]129 11月8日，“上午石璋如携行李返所。石君系去年春间赴西北，工作二年，此次奉命返所”[16]142。
学界目前关于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研究偏重于对向达的探讨，由于资料的限制，对劳榦、石璋如二人的考察则研究不足。二人作为考察团的重要成员，其敦煌考察取得的成绩也应予以肯定。石璋如于1996年出版的《莫高窟形》是此次考察最重要的成果，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较高的评价。劳榦在考察中撰写了多篇游记，还有一些学术文章可反映其考察成果，如在《书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史岩著）》用自己抄录的题记校正史岩录文，“发现许多可以校正之处”[17]。《唐五代沙州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也是根据他所抄录题记研究史学的文字[18]。《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是对伯希和《敦煌图录》中的照片进行介绍、解说的文字，探讨了莫高窟的断代、艺术风格、壁画内容等，是他考察莫高窟后留下的简要文字记录[19]。如7月5日致陈槃信中所说，劳榦在考察莫高窟时特别关注敦煌壁画艺术，此后发表了较多关于敦煌艺术的文章，还出版了专著《敦煌艺术》[20]。他考察阳关、玉门关遗址后发表了多篇相关的文章，都应看作是在敦煌考察所得的成果。
总之，向达、劳榦、石璋如作为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成员，首次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察、测量，同时调查、发掘敦煌附近的历史遗迹，在艰苦的条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国近代敦煌学史中都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考察过程中，三位先生之间的误会有的来自组织协调的缺失和混乱，有的来自通讯、交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各自考察任务不同，行动难以统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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