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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劼人小说中大量运用的四川方言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文本结构方式、人物塑造和审美形态，形成浓郁的“川味”风格。李劼人采撷方言资源进行写作的深层动因，从文化心理层面可以归结于他对文学写实传统的继承、巴蜀方志意识的创化以及民间文化趣味的追求。
关键词：李劼人 四川方言 方言写作 动因
李劼人小说无疑是因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在现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特别是大量运用四川方言不仅描画了蜀地自然风光、社会环境，而且为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巴蜀文化精神，构成李劼人小说文体的一大特征。本文试从李劼人运用四川方言写作的深层动机，对其小说文体的这一特征进行探讨。
一
积极采撷方言入文自始至终都是李劼人小说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在其不同时期的创作中，方言话语进入小说文本的数量和具体表现，却是不均衡的。纵观李劼人小说创作历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流露到有意识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诱发李劼人在早期创作中无意识流露四川方言，并促使他在后期历史长篇小说中有意识运用方言的，是李劼人一直坚持的写实的文学创作观念。
儿时的李劼人就喜欢听外婆讲《安安送米》《玉祥卧冰》等民间故事，也最高兴到茶馆听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都烂熟于心。a民间文化在他幼小心灵上占据主导地位，引发了他极大的兴趣。李劼人还深受民间“摆龙门阵”习俗的影响，中学时代常常以善讲故事成为同学围聚的中心，以后他的家又成了朋友聚会的场所。对此，刘大杰曾生动地描述了一番：“到劼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续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言妙语，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b民间口头文学和龙门阵式的叙事传统，都从求真写实的向度上牵引着李劼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发展，并最终转变成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审美素质和文学观念。
李劼人初入文坛就密切关注巴蜀大地上的社会人生，并通过小说予以忠实的反映和揭露。1912年他的第一篇白话现实小说《游园会》发表，追求写实的艺术品格契合着蜀中广大读者在传统文化模式铸造下形成的审美趣味；反过来，读者的接受又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制约着李劼人艺术个性的固化、鲜明化。1915年起李劼人以“老懒”为笔名在《娱闲录》和《四川群报》上发表的小说有着更鲜明的写实倾向，孙少荆对此评论道：“唯有老懒君脍炙人口的小说，一名《盗志》一名《做人难》。这两种小说人人都称赞他好得很，因为这是写实社会的缘故。”c据现代阐释学的基本观点，任何理解者都有“前见”，“前见”是理解生活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体验所造成的。对于李劼人来说，巴蜀经验造就的“写实社会”的“前见”无形中影响着留学法国的他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吸纳，在众多的西方文学思潮面前，他更倾向于接受以福楼拜、左拉、龚古尔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文学。归国后李劼人更有意识地在小说题材上看取巴蜀社会人生，更加精心提炼和采撷地方语言入文，自觉营造着一种巴蜀语风，使小说语言风貌与所反映的时代风貌完全契合，追求着表达方式上的细节真实。
李劼人笔下的四川确实给人一种真实之感，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土世态莫不蕴含其中。丰富的蜀地生活经历使他对四川民众的生活方式、谈吐、性情都有细腻的观察和深切体会，这些都成为他小说创作的资源。他曾谈到创作中的诸种内容，不管是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还是政治、经济上的脉动，都是为写出“时代的全貌”，展现“当时历史的真实”d。为了描绘和还原一个全方位真实的“巴蜀世界”，民间话语资源的利用至关重要，但也十分考验作家的语言功力。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培养了李劼人敏锐的语言感觉，他不仅灵活自如地运用四川方言，赋予小说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和地域文化色彩，还深入挖掘方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揭示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比如刘三金和陆茂林都称赞蔡大嫂是“天回镇的盖面菜”，“盖面菜”一词蕴含着四川特有的文化心理。在物質生活匮乏的年代，家中若来客人，好客的四川人必以好菜相待，无奈条件有限，只能把精华部分放在一道菜的最上面，俗称“盖面菜”，这既体现对客人的尊重，也遮掩了自己的尴尬，当然这也体现了四川人的精明。后来，“盖面菜”又有了新的含义，可指“人或事最精华的部分”。
正是出于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李劼人对本土人物形象的发现与塑造也显现出一种本真性与原生态。李劼人笔下的人物大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如他所说：“蔡幺嫂这样的典型我看得很多，很亲切，她们的生活、思想、内心、境遇，我都熟悉。”e李劼人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四川人，因而李劼人让小说人物讲四川话，为每位人物设计了一套符合身份的自然贴切的性格语言，这样的“乡音”既能见出说话者的川人身份，又能传达四川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性格。如《大波》中黄公馆的何嫂、菊花等佣人议论主人偷情的一段话，尽显李劼人方言运用的出色本领：
“要你鬼女子多嘴！”何嫂猛地生了气，把平常巧于隐蔽的一张狐狸面孔变得像母狼一样凶恶，声音也从大唢呐变成了破响篙。“这些钩子麻搭事情，老娘早就弄得清清楚楚的了，还等人家告诉我？默道我同你鬼女子一样地蠢！……”
“嗨！嗨！何大娘……”高金山失声喊了句。
“你乱嚼些啥子蛆呀！”菊花脸都变黄了。
黄澜生进前一步，逼着何嫂的脸问道：“你弄清楚的是些什么事？说！”
……
菊花连忙走去，把那停留在白纸上的熨斗，一把抢了过手道：“你安心把老爷的皮袍子烫坏吗？让开！等我来！”
何嫂这才回过神，指着菊花叫道：“都怪你个女鬼子不好，惯在太太跟前冲我的柁子，把我气得浑浊浊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怪喃！你自己出了拐，倒怪起我来！”f
简短的一段对话，李劼人使用了众多色彩鲜明、掷地有声的四川方言语汇，“多嘴”“破响篙”“钩子麻搭”“默道”“嚼蛆”“冲柁子”“浑浊浊”“出拐”等词语极富生活气息，也契合人物的性格、身份。何嫂爱偷听、搬弄是非的毛病，高金山和菊花听到秘密时的恐怖心理，以及灵巧应变的掩饰本领，都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得以戏剧化呈现。与那些一味堆砌方言土语以增添异域氛围不同，李劼人并不是把四川方言作为小说的点缀，而是真正实现了与作品创作立场和创作动机的水乳交融。 二
“民间”作为陈思和提出的三大文化空间之一，指的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g方言的实质是一种生存活跃在民间的话语形式，要表现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最有效方式之一便是借助民间自身的话语。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说共同语背后承载的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是一种经过调和与规范的共性文化，那么方言则是一个社会的民间价值观的表达，其蕴含的文化和情感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和地域性。对于从事现代汉语创作的作家而言，是采用作为现代汉语主体的普通白话，还是采用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欧化语，或是采用更加贴近民间日常生活的方言口语，折射出作家们不同的艺术立场。李劼人在小说创作中积极撷取巴蜀民间通行的语言，借方言去触摸和体验四川社会的一段段历史生活内容，用方言真实、深刻地呈现巴蜀民间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这意味着李劼人在创作中拥有一种民间文化立场。
李劼人这种民间文化立场深受巴蜀地域史志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自古由于地理位置的封闭隔绝，受中原正统文化影响小，形成了独特悠久的人文传统和现实，川人因此非常重视对本土文化的修撰和整理。魏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地方史志；宋代郭允蹈著《蜀鉴》，将“凡千百年蜀事”尽录其中；明清时更有杨慎著《全蜀艺文志》，曹学佺写《蜀中名胜记》，李调元编撰《函海》丛书，收录川蜀先贤著述一百五十余种，被称为巴蜀文化的百科全书，傅崇矩所写《成都通览》成为记录清末成都社会万象的一部百科全书。这些数量众多的巴蜀地方志、风土志、民俗志都为私家著述，十分关注对本土的乡风民俗、地理物产、乡贤逸闻、奇闻怪听的描绘，富于浓郁的主体色彩和民间文化情趣，传达着川人求真务实的人格个性。这样的精神向度引发了李劼人的共鸣，在他看来，“常璩的《华阳国志》，是四川人记述四川的私史”h，他在小说创作中继承并创化着这种“方志意识”i。
李劼人长期醉心于收集各类四川方志，对故乡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创办《风土什志》和《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又与郭沫若、马宗融等发起《蜀风》半月刊，还专门撰文不厌其详地考察着成都的城墙、街道、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民间文化。也正因如此，他对法国文学中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实证、重风俗描写，尤其是从自然环境、社会风习和乡土民情对人物性格的作用等方面去表现人生的技巧手法产生了认同感。异质文化进一步强化着李劼人的地域文化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审美偏好和思维方式。李劼人创作历史小说的初衷是“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j。辛亥革命前后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融合了李劼人真切的生活体验，唤起了他强烈的地域历史意识。为了记录历史，更为了慰藉自己的乡情，于是他借鉴法国“大河小说”的创作模式，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来艺术地反映近代民族危机和转机，他创造性地将地方史志传统和民间文化情趣融进小说中，并通过大量运用熟稔于心的母语方言资源，真切表现出川西坝上平凡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而折射整个时代历史的进程。
三
在方言写作中融入对成都风物的痴迷，是李劼人世俗情怀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坚守民间文化立场的独特价值所在，李劼人在小说创作中积极调动方言资源，真正兴趣点在于方言中蕴含的地域文化。民间作为一种非权力意识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保持着自在的原始形态和独特的地域特征，长期被公众语言所遮蔽的民间话语恰能表现出同样被遮蔽的民间独特空间。虽然方言俗语不是再现民间世界的唯一手段，但它与民间的天然亲和性，决定着民间世界艺术呈现时的准确性和生动性，正如张新颖所言：“用民间语言来表现民间，民间世界才通过它自己的语言，真正获得了主体性；民间语言也通过自由、独立、完整的运用，自己展现了自己，它就是一种语言，而不只是夹杂在规范和标准语言中的、零星的、可选择地吸收的语言因素。”k只有民间语言才能更好地呈现民间，民间世界也由民间语言自由、独立、完整的运用，进一步展示方言口语的天然生命力和存在的必要性。李劼人小说中方言使用的最大特点是与川西日常事务密切相关，生动鲜活，极富生活气息，全面真实地展示了清末民初的成都民间生活。他在方言书写中津津乐道于成都的名胜古迹、茶铺戏园、酒店商号、大街和小巷，饶有兴致地描绘各种交通工具、衣着服饰、娱乐活动、节庆宴会、市井生活，将自己对地域文化的挚爱与熟稔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从而创造了独具个性的“川味”语言风格。
在对四川方言的采撷和使用中，李劼人往往寄寓着一种个人视野的民间立场，那就是通过民间尤其是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内容，并非用知识分子的启蒙眼光和现代意识仅仅对民间落后的文化因素进行批判，而是站在视域更加开阔的民间立场去体察和展现“当时历史的真实”。小说中不乏对蜀中社会愚昧、因袭、狡诈的精妙描写，其中显然夹杂着他对故土文化的批判，但他常常沉迷于对家乡风土世态的描绘之中而减弱了批判的声音，突显的是他对民间文化的赞美与欣羡。李劼人方言书写中展现出来的自在自足的市民世界，没有沙汀川西北小镇中令人窒息的压抑和黑暗，也没有巴金大小家庭中年轻生灵受封建伦理秩序倾轧的惨烈，而是富有人世的温情和日常的真实，散发着浓郁的巴蜀市民文化情趣。李劼人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审美追求锁定在巴蜀民间大地，摒弃民间固有的“藏污纳垢”，以一种近乎欣赏的态度来描摹家乡风土人情，从丰富的市民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文化价值所在。他对于民间的认知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官方主流话语，打破了知识精英的趣味和清高，将艺术创作的兴趣点自觉地靠向平民市井文化，在强大的现代话语中自在地展现着方言口语的多彩魅力，让作为边缘文化的巴蜀文化在主流文化的缝隙中寻找到展示自身的机会。苏珊·朗格认为：“方言的运用表现出一种与诗中所写、所想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方言运用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工具，它的运用可以是精巧的，而不一定必得简单搬用它的语汇；因为方言可以转化为口语，以反映妙趣横生的。”l语言是思维方式的展现，方言背后隐藏的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大众市民渴望发声的民间话语的体现。一直以来民间话语处于边缘弱势地位，被官方话语所排斥遮蔽，李劼人则以一个置身民间的写作姿态，试图还原民间话语的本来面貌，全方位展现民间大众的思维方式、心理期待和情感想象。
总之，李劼人对现代小说文体的不断探索，很好地实现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他以经过加工提炼的四川方言为基础，把清新活泼的方言土语和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熔于一炉，使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俗中见雅、浑然天成的川味风格，从而表现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精神。
a 李士文：《李劼人的生平和创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b 刘大杰：《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李劼人研究：2011》，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c 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川报》1919年1月1日。
d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四卷·中）》，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69页。
e 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书后》，《李劼人全集（第四卷·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5页。
f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四卷·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8—1179頁。
g 陈思和：《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h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七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i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j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九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k 张新颖：《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l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作 者： 陈羲，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作家研究。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李劼人 四川方言 方言写作 动因
李劼人小说无疑是因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在现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特别是大量运用四川方言不仅描画了蜀地自然风光、社会环境，而且为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巴蜀文化精神，构成李劼人小说文体的一大特征。本文试从李劼人运用四川方言写作的深层动机，对其小说文体的这一特征进行探讨。
一
积极采撷方言入文自始至终都是李劼人小说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在其不同时期的创作中，方言话语进入小说文本的数量和具体表现，却是不均衡的。纵观李劼人小说创作历程，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流露到有意识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诱发李劼人在早期创作中无意识流露四川方言，并促使他在后期历史长篇小说中有意识运用方言的，是李劼人一直坚持的写实的文学创作观念。
儿时的李劼人就喜欢听外婆讲《安安送米》《玉祥卧冰》等民间故事，也最高兴到茶馆听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都烂熟于心。a民间文化在他幼小心灵上占据主导地位，引发了他极大的兴趣。李劼人还深受民间“摆龙门阵”习俗的影响，中学时代常常以善讲故事成为同学围聚的中心，以后他的家又成了朋友聚会的场所。对此，刘大杰曾生动地描述了一番：“到劼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续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言妙语，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b民间口头文学和龙门阵式的叙事传统，都从求真写实的向度上牵引着李劼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发展，并最终转变成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审美素质和文学观念。
李劼人初入文坛就密切关注巴蜀大地上的社会人生，并通过小说予以忠实的反映和揭露。1912年他的第一篇白话现实小说《游园会》发表，追求写实的艺术品格契合着蜀中广大读者在传统文化模式铸造下形成的审美趣味；反过来，读者的接受又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制约着李劼人艺术个性的固化、鲜明化。1915年起李劼人以“老懒”为笔名在《娱闲录》和《四川群报》上发表的小说有着更鲜明的写实倾向，孙少荆对此评论道：“唯有老懒君脍炙人口的小说，一名《盗志》一名《做人难》。这两种小说人人都称赞他好得很，因为这是写实社会的缘故。”c据现代阐释学的基本观点，任何理解者都有“前见”，“前见”是理解生活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体验所造成的。对于李劼人来说，巴蜀经验造就的“写实社会”的“前见”无形中影响着留学法国的他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吸纳，在众多的西方文学思潮面前，他更倾向于接受以福楼拜、左拉、龚古尔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文学。归国后李劼人更有意识地在小说题材上看取巴蜀社会人生，更加精心提炼和采撷地方语言入文，自觉营造着一种巴蜀语风，使小说语言风貌与所反映的时代风貌完全契合，追求着表达方式上的细节真实。
李劼人笔下的四川确实给人一种真实之感，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土世态莫不蕴含其中。丰富的蜀地生活经历使他对四川民众的生活方式、谈吐、性情都有细腻的观察和深切体会，这些都成为他小说创作的资源。他曾谈到创作中的诸种内容，不管是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还是政治、经济上的脉动，都是为写出“时代的全貌”，展现“当时历史的真实”d。为了描绘和还原一个全方位真实的“巴蜀世界”，民间话语资源的利用至关重要，但也十分考验作家的语言功力。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培养了李劼人敏锐的语言感觉，他不仅灵活自如地运用四川方言，赋予小说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和地域文化色彩，还深入挖掘方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揭示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比如刘三金和陆茂林都称赞蔡大嫂是“天回镇的盖面菜”，“盖面菜”一词蕴含着四川特有的文化心理。在物質生活匮乏的年代，家中若来客人，好客的四川人必以好菜相待，无奈条件有限，只能把精华部分放在一道菜的最上面，俗称“盖面菜”，这既体现对客人的尊重，也遮掩了自己的尴尬，当然这也体现了四川人的精明。后来，“盖面菜”又有了新的含义，可指“人或事最精华的部分”。
正是出于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李劼人对本土人物形象的发现与塑造也显现出一种本真性与原生态。李劼人笔下的人物大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如他所说：“蔡幺嫂这样的典型我看得很多，很亲切，她们的生活、思想、内心、境遇，我都熟悉。”e李劼人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四川人，因而李劼人让小说人物讲四川话，为每位人物设计了一套符合身份的自然贴切的性格语言，这样的“乡音”既能见出说话者的川人身份，又能传达四川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性格。如《大波》中黄公馆的何嫂、菊花等佣人议论主人偷情的一段话，尽显李劼人方言运用的出色本领：
“要你鬼女子多嘴！”何嫂猛地生了气，把平常巧于隐蔽的一张狐狸面孔变得像母狼一样凶恶，声音也从大唢呐变成了破响篙。“这些钩子麻搭事情，老娘早就弄得清清楚楚的了，还等人家告诉我？默道我同你鬼女子一样地蠢！……”
“嗨！嗨！何大娘……”高金山失声喊了句。
“你乱嚼些啥子蛆呀！”菊花脸都变黄了。
黄澜生进前一步，逼着何嫂的脸问道：“你弄清楚的是些什么事？说！”
……
菊花连忙走去，把那停留在白纸上的熨斗，一把抢了过手道：“你安心把老爷的皮袍子烫坏吗？让开！等我来！”
何嫂这才回过神，指着菊花叫道：“都怪你个女鬼子不好，惯在太太跟前冲我的柁子，把我气得浑浊浊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怪喃！你自己出了拐，倒怪起我来！”f
简短的一段对话，李劼人使用了众多色彩鲜明、掷地有声的四川方言语汇，“多嘴”“破响篙”“钩子麻搭”“默道”“嚼蛆”“冲柁子”“浑浊浊”“出拐”等词语极富生活气息，也契合人物的性格、身份。何嫂爱偷听、搬弄是非的毛病，高金山和菊花听到秘密时的恐怖心理，以及灵巧应变的掩饰本领，都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得以戏剧化呈现。与那些一味堆砌方言土语以增添异域氛围不同，李劼人并不是把四川方言作为小说的点缀，而是真正实现了与作品创作立场和创作动机的水乳交融。 二
“民间”作为陈思和提出的三大文化空间之一，指的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g方言的实质是一种生存活跃在民间的话语形式，要表现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最有效方式之一便是借助民间自身的话语。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说共同语背后承载的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是一种经过调和与规范的共性文化，那么方言则是一个社会的民间价值观的表达，其蕴含的文化和情感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和地域性。对于从事现代汉语创作的作家而言，是采用作为现代汉语主体的普通白话，还是采用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欧化语，或是采用更加贴近民间日常生活的方言口语，折射出作家们不同的艺术立场。李劼人在小说创作中积极撷取巴蜀民间通行的语言，借方言去触摸和体验四川社会的一段段历史生活内容，用方言真实、深刻地呈现巴蜀民间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这意味着李劼人在创作中拥有一种民间文化立场。
李劼人这种民间文化立场深受巴蜀地域史志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自古由于地理位置的封闭隔绝，受中原正统文化影响小，形成了独特悠久的人文传统和现实，川人因此非常重视对本土文化的修撰和整理。魏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地方史志；宋代郭允蹈著《蜀鉴》，将“凡千百年蜀事”尽录其中；明清时更有杨慎著《全蜀艺文志》，曹学佺写《蜀中名胜记》，李调元编撰《函海》丛书，收录川蜀先贤著述一百五十余种，被称为巴蜀文化的百科全书，傅崇矩所写《成都通览》成为记录清末成都社会万象的一部百科全书。这些数量众多的巴蜀地方志、风土志、民俗志都为私家著述，十分关注对本土的乡风民俗、地理物产、乡贤逸闻、奇闻怪听的描绘，富于浓郁的主体色彩和民间文化情趣，传达着川人求真务实的人格个性。这样的精神向度引发了李劼人的共鸣，在他看来，“常璩的《华阳国志》，是四川人记述四川的私史”h，他在小说创作中继承并创化着这种“方志意识”i。
李劼人长期醉心于收集各类四川方志，对故乡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创办《风土什志》和《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又与郭沫若、马宗融等发起《蜀风》半月刊，还专门撰文不厌其详地考察着成都的城墙、街道、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民间文化。也正因如此，他对法国文学中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实证、重风俗描写，尤其是从自然环境、社会风习和乡土民情对人物性格的作用等方面去表现人生的技巧手法产生了认同感。异质文化进一步强化着李劼人的地域文化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审美偏好和思维方式。李劼人创作历史小说的初衷是“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j。辛亥革命前后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融合了李劼人真切的生活体验，唤起了他强烈的地域历史意识。为了记录历史，更为了慰藉自己的乡情，于是他借鉴法国“大河小说”的创作模式，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来艺术地反映近代民族危机和转机，他创造性地将地方史志传统和民间文化情趣融进小说中，并通过大量运用熟稔于心的母语方言资源，真切表现出川西坝上平凡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而折射整个时代历史的进程。
三
在方言写作中融入对成都风物的痴迷，是李劼人世俗情怀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坚守民间文化立场的独特价值所在，李劼人在小说创作中积极调动方言资源，真正兴趣点在于方言中蕴含的地域文化。民间作为一种非权力意识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保持着自在的原始形态和独特的地域特征，长期被公众语言所遮蔽的民间话语恰能表现出同样被遮蔽的民间独特空间。虽然方言俗语不是再现民间世界的唯一手段，但它与民间的天然亲和性，决定着民间世界艺术呈现时的准确性和生动性，正如张新颖所言：“用民间语言来表现民间，民间世界才通过它自己的语言，真正获得了主体性；民间语言也通过自由、独立、完整的运用，自己展现了自己，它就是一种语言，而不只是夹杂在规范和标准语言中的、零星的、可选择地吸收的语言因素。”k只有民间语言才能更好地呈现民间，民间世界也由民间语言自由、独立、完整的运用，进一步展示方言口语的天然生命力和存在的必要性。李劼人小说中方言使用的最大特点是与川西日常事务密切相关，生动鲜活，极富生活气息，全面真实地展示了清末民初的成都民间生活。他在方言书写中津津乐道于成都的名胜古迹、茶铺戏园、酒店商号、大街和小巷，饶有兴致地描绘各种交通工具、衣着服饰、娱乐活动、节庆宴会、市井生活，将自己对地域文化的挚爱与熟稔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从而创造了独具个性的“川味”语言风格。
在对四川方言的采撷和使用中，李劼人往往寄寓着一种个人视野的民间立场，那就是通过民间尤其是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内容，并非用知识分子的启蒙眼光和现代意识仅仅对民间落后的文化因素进行批判，而是站在视域更加开阔的民间立场去体察和展现“当时历史的真实”。小说中不乏对蜀中社会愚昧、因袭、狡诈的精妙描写，其中显然夹杂着他对故土文化的批判，但他常常沉迷于对家乡风土世态的描绘之中而减弱了批判的声音，突显的是他对民间文化的赞美与欣羡。李劼人方言书写中展现出来的自在自足的市民世界，没有沙汀川西北小镇中令人窒息的压抑和黑暗，也没有巴金大小家庭中年轻生灵受封建伦理秩序倾轧的惨烈，而是富有人世的温情和日常的真实，散发着浓郁的巴蜀市民文化情趣。李劼人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审美追求锁定在巴蜀民间大地，摒弃民间固有的“藏污纳垢”，以一种近乎欣赏的态度来描摹家乡风土人情，从丰富的市民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文化价值所在。他对于民间的认知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官方主流话语，打破了知识精英的趣味和清高，将艺术创作的兴趣点自觉地靠向平民市井文化，在强大的现代话语中自在地展现着方言口语的多彩魅力，让作为边缘文化的巴蜀文化在主流文化的缝隙中寻找到展示自身的机会。苏珊·朗格认为：“方言的运用表现出一种与诗中所写、所想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方言运用是很有价值的文学工具，它的运用可以是精巧的，而不一定必得简单搬用它的语汇；因为方言可以转化为口语，以反映妙趣横生的。”l语言是思维方式的展现，方言背后隐藏的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大众市民渴望发声的民间话语的体现。一直以来民间话语处于边缘弱势地位，被官方话语所排斥遮蔽，李劼人则以一个置身民间的写作姿态，试图还原民间话语的本来面貌，全方位展现民间大众的思维方式、心理期待和情感想象。
总之，李劼人对现代小说文体的不断探索，很好地实现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他以经过加工提炼的四川方言为基础，把清新活泼的方言土语和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熔于一炉，使小说语言呈现出一种俗中见雅、浑然天成的川味风格，从而表现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精神。
a 李士文：《李劼人的生平和创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b 刘大杰：《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李劼人研究：2011》，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c 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川报》1919年1月1日。
d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四卷·中）》，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69页。
e 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书后》，《李劼人全集（第四卷·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5页。
f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四卷·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8—1179頁。
g 陈思和：《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h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七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i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j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九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k 张新颖：《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l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作 者： 陈羲，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作家研究。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