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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有一个名词在神州大地响亮回荡，并注定在未来的岁月里，要成为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最为关键的词汇，这就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将大大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大叙事的风格，也会调整与更新我们在25年来经济发展中形成的种种观念，从而引领我们绕过暗礁，即避免那种不能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增长，避免一个唯数字论的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成功之源、胜利之源，就在于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精髓的当代演绎。
一、关注人的生存境遇
——科学发展观的缘起
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是哲学由近代向现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新世界观的重要思想前提之一。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是理性被神性湮没的时代。尔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颠覆了黑暗，引来了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称谓的“黎明的曙光”。文艺复兴从内容看，弘扬了人的地位与价值，肯定了人的个性与能力，它带有新时代的色彩。但比之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是宗教改革，这场由德国人路德掀起，法国人加尔文继之的宗教改革运动，它在人的思想与灵魂的深处引起的变化，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被揭示得很清楚。从社会角度看，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世俗化，它要人们用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至此，肯定了世俗生活的价值，或者说，宗教改革尤其是在英、荷、法有巨大影响的加尔文所解释的新教教义，它一方面把宗教生活世俗化，另一方面又把世俗生活神圣化。这种世俗生活当然不是指隐修士的日常起居，而是指广大世俗信徒特别是市民阶级的世俗活动。这种世俗化为新型的宗教伦理乃至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回溯历史，我们可看到这种世俗化的影响至深至巨。它使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成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实践理性的思维传统。这一传统，也成为青少年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摇篮。
对穷苦人的同情，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不仅使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也是他们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动力。凡读过《马克思传》的人一定会记得，刚获博士学位的马克思为什么在任《莱茵报》主编期间要与莱茵省议会打起笔墨官司，一是为出版自由，二是在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为贫苦群众作权利辩护，这些都出自于对人的生存境遇(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群体)的深深关切。正是在“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马克思感到自己经济学的知识不足，才使他毅然决然把对法哲学的兴趣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穷苦人生存状态的同情。《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是当年夙愿的完成。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识、相知、乃至成为终身的挚友与同志，也是从他们的共同点——对人生境遇的关注开始的。与青年马克思通过《莱茵报》，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为冬天捡枯枝取暖被诬为盗窃林木的穷人说话一样，青年恩格斯在汉堡《德意志电讯》上，以《乌培河谷的来信》为题，揭露他家乡乌培河谷工人的非人生活，并指出他们遭受苦难的责任在工厂主。日后，恩格斯在一位真正的爱尔兰无产者，他的女友玛丽·白恩士的陪同下，考察了曼彻斯特的工人区，收集了大量资料，于1845年8月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在此书的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同时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8页)在此书的扉页，有一封恩格斯致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信中的陈述至今都感人肺腑，恩格斯说：“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到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同上书第273页)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专家奥古斯特·科尔纽对此评论说：“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一段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被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以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一种惊人的果敢，从它的经济发展中系统地推断出来。”“这本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6页)在此，之所以要重提28岁的马克思和24岁的恩格斯的这段当代年轻人似乎不可类比的往事，是在于说明，没有对人的生存境遇，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的关注，是不可能理解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更不可能理解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当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各自的思想转变历程开始合作，共同制定他们所发现的新世界观时，现实人的生存及其条件，就已成为他们思维图式和认知结构中的一种共同的取向或出发点了。在作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他们写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这段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关注现实的人，关注入的现实活动以及随这一活动而发生的变更，一句话，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正是这一基本立场在当代的鲜明体现，改革开放25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鼓励下，各地各级政府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中，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共同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新风貌。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在取得这一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人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开始凸现出来，这就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矛盾加剧。据2003年的统计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4－ 0．458之间徘徊，而以国际常例，该系数在0．4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又据2004年的全球反腐报告，我国的CPI(社会清廉指数)在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66位；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最早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农村，相当一部分市场参与者——农民，他们并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这些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穷和富的明显差距，使一部分人在颂赞“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同时，另有人已在预警“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虽然“崩溃论”有危言耸听之嫌，但这种情况的存在，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不可轻视。在此背景下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单是对我国25年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的积极回应。这是当代执政的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弘扬。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无产阶级被私有制与异化劳动压榨得处于非人境地时，推翻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就是对人的生存境遇最大的关怀。在今天的中国，当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和全民族的先锋队，已处于长期执政的现实状况下，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人本中国，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生存境遇关怀的新体现。如果没有爱民、亲民、富民的赤子之心，如果只求可以彰显个人政绩的经济数字增长，只做锦上添花的表面文章，科学发展观就无以缘起，无以立基。
二、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展开
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必然关注人维持生存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就对这些活动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描述。一般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前提之下，只关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其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展开的是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以及与之相联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人的意识的生产(即精神生产)于一体的全面生产理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写道：“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对于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他们说：“同时，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同上书第80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进一步描述了人的精神生产：“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同上书第73页)“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同上书第72页)人的现实生产活动到此并没有终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此还提出了第四种关系的存在——即人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马克思首先指出人与自然的这一关系是人所特有的，这一关系的存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是根本没有‘关系’。”(同上书第81页)为此，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提出了“历史的自然”这一概念，“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同上书第76页)“历史的自然”，就是指“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同上书第76—77页)可以说，这是对环境保护的最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
以上就是在150多年前，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已在他们的开山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的全面生产理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这四种生产，即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意识的生产以及在四种生产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同时性或共时性，它在实际过程中，是同时并存的，人们只有在思维中，才能把它们各自分割开来，才能在逻辑上区分出孰前孰后，孰更为根本，孰稍作其次。但是，也许是思维的惯性，也许是矫枉过正，无论是在当初批判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之后，还是在不久前我们批判了文革中鼓吹的“精神万能论”之后，人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物质生产第一”、“经济发展万能”了，这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只抓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而漠视其他生产的存在及其对物质生产的推动或制约。这就是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应该得到的结论。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使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获得了适合当代语境的表达，而且在内涵上更为适合当代实际。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对科学发展观的解释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境遇出发，上述发展观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包含着丰富、深入、切中时弊的内涵。从十六大政治报告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各地考察的讲话精神看，关键词“坚持以人为本”，它包含着6个要义：1．着眼于人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需要；2．着眼于保障基本人权； 3．着眼于机会对所有人平等；4．着眼于男女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5．着眼于关心、救助社会弱势群体；6．着眼于共建共享我国社会已有文明成果。这6个方面的以人为本，在今天的政治语汇中，就是“以民为本”。关键词“全面”，就是指发展要全面，具体而言，一是对自然、经济、社会系统要作全方位、全层次的全面思考、通盘安排；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全面建设、全面落实；三是对政府、企业、公关、社会结构要全面调整、平衡发展，既不是笼统地坚持“大政府，小社会”，也不是笼统地变成“小政府，大社会”，而是政府在其位，谋善治；四是谋求社会、个人全面发展。关键词“协调”，总的讲是要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发展等五大方面的关系。针对我国现实生活而言，从现在到中国全部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下述四大方面的协调以及能否协调成功，将举足轻重。一是关于诸如发展动力、发展效益、发展数量、发展速度、发展公平等关涉质量的诸方面的协调；二是关于点状发展、轴状发展、网状发展或全局发展等关涉发展诸方面的协调；三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自身等关涉发展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四是关于个体利益、国体利益、整体利益等关涉发展利益机制方面的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就是要协调好人在自然面前向自然索取和给自然回馈之间的平衡，人际、民族际和代际之间的发展平衡。这一全面协调发展理论，无疑是全面生产理论的当代版。 恩格斯曾说唯物主义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这自然也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来的150多年中，人类经历了两次技术革命，一次是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电力革命，一次是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微电子技术、信息高速公路、英特网、遗传工程等诸多科技新领域的面世，自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包含自身在内的世界图景的认知。这是一个融入、经济、技术、文化、政治于一体的世界大系统，在这一图景面前，传统的以知识论为认知框架的“两点论”、“重点论”，由重点论引出的“优先论”，已难以适应这一复杂系统良性运行的需要，而必须承继 150多年前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生存论的思维取向，统筹协调，综合平衡。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大统筹的实践原则，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五大统筹实践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传统的城市优先发展推进到城乡统筹发展；从沿海特区优先发展推进到区域统筹发展；从人类优先发展推进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从经济改革优先推进到经济和政治改革协调进步。这五大原则蕴涵的五大推进，标志着我们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精髓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三、为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原则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对于人生存境遇的关注，自然会关注人的发展与人的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就在与普鲁士意识形态家们所鼓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作斗争。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用了大段篇幅表述了新的历史观关于人的发展的基本要点。当初在异化劳动压榨下，处于悲惨境地的无产阶级今天已成为执政的阶级。面对今天的现实，马克思的以下观点，将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虽然马克思讲的人包括个人、集体、社会或人类多种不同的形式，既可以是复数，也可以是单数，但马克思更着重于单个人作为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或个体存在物的发展。他谈到“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失。”(同上第3卷第516页)“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显然，马克思在此强调的是“每个人”的发展，是“各个个人的发展”，是“每一个单个人”的发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而不是一些人得到发展，而另一些人得不到发展。这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历史观与以往剥削阶级历史观的根本不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际生活中不单是在乎整个无产阶级，而是在乎每一个人。
第二，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但马克思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共同体，“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同上书第119页)显然，个人不能离开社会和人群共同体而孤立地发展，按马克思的解释：“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
第三，马克思认为“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全面，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说法，即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善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对旧式分工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剖析的基础上的。正是私有制和旧式分工，使人局限于他的特长或专长，产生了职业的痴呆和智力、体力的畸形化，使脑体分化、城乡对立，使一部分人不是变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就是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而共产主义要造就“一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这完全是一种个体自由发展的成果。所谓自由，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从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开始，最终把建立一个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理论归宿，这是其不同于其他—切社会发展理论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宗明义，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作为其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这一价值取向，是与马克思理论的精髓—脉相承的。
在为新世界而奋斗的过程中，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程中，在2004年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事记上，有三个实际步骤令人瞩目：一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就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奠定了法理基础，使人权从政治宣言上升为法律规范，使每个人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平等保护；二是把对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写进了宪法，这就维护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到晚年，经过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更为明确，他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力量。”他通过考察原始社会及其解体的历史后得出结论：人的个性的发展不是个人的自我完成，而不可避免受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马克思在笔记中写道：“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47页)因此，保护正当的私有财产，是所有文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经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利用法制武器，抑制“官本位”，坚持“民本位”。 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和“官员问责制”，每一条措施都闪烁着民本思想的光芒——人民当家作主，政府为民服务。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五大统筹原则的制定，直至2004年的修宪与以民为本的政府改革，其间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从理论演绎深入到实践演绎，它使理论随着实践而与时俱进，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当代风采。我们坚信，现阶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路径必然通向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
一、关注人的生存境遇
——科学发展观的缘起
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是哲学由近代向现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新世界观的重要思想前提之一。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是理性被神性湮没的时代。尔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颠覆了黑暗，引来了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称谓的“黎明的曙光”。文艺复兴从内容看，弘扬了人的地位与价值，肯定了人的个性与能力，它带有新时代的色彩。但比之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是宗教改革，这场由德国人路德掀起，法国人加尔文继之的宗教改革运动，它在人的思想与灵魂的深处引起的变化，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被揭示得很清楚。从社会角度看，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世俗化，它要人们用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至此，肯定了世俗生活的价值，或者说，宗教改革尤其是在英、荷、法有巨大影响的加尔文所解释的新教教义，它一方面把宗教生活世俗化，另一方面又把世俗生活神圣化。这种世俗生活当然不是指隐修士的日常起居，而是指广大世俗信徒特别是市民阶级的世俗活动。这种世俗化为新型的宗教伦理乃至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回溯历史，我们可看到这种世俗化的影响至深至巨。它使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成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实践理性的思维传统。这一传统，也成为青少年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摇篮。
对穷苦人的同情，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不仅使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也是他们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动力。凡读过《马克思传》的人一定会记得，刚获博士学位的马克思为什么在任《莱茵报》主编期间要与莱茵省议会打起笔墨官司，一是为出版自由，二是在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为贫苦群众作权利辩护，这些都出自于对人的生存境遇(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群体)的深深关切。正是在“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马克思感到自己经济学的知识不足，才使他毅然决然把对法哲学的兴趣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穷苦人生存状态的同情。《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是当年夙愿的完成。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识、相知、乃至成为终身的挚友与同志，也是从他们的共同点——对人生境遇的关注开始的。与青年马克思通过《莱茵报》，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争论中，为冬天捡枯枝取暖被诬为盗窃林木的穷人说话一样，青年恩格斯在汉堡《德意志电讯》上，以《乌培河谷的来信》为题，揭露他家乡乌培河谷工人的非人生活，并指出他们遭受苦难的责任在工厂主。日后，恩格斯在一位真正的爱尔兰无产者，他的女友玛丽·白恩士的陪同下，考察了曼彻斯特的工人区，收集了大量资料，于1845年8月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在此书的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同时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8页)在此书的扉页，有一封恩格斯致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信中的陈述至今都感人肺腑，恩格斯说：“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到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同上书第273页)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专家奥古斯特·科尔纽对此评论说：“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一段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被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以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一种惊人的果敢，从它的经济发展中系统地推断出来。”“这本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6页)在此，之所以要重提28岁的马克思和24岁的恩格斯的这段当代年轻人似乎不可类比的往事，是在于说明，没有对人的生存境遇，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的关注，是不可能理解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不可能明白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更不可能理解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当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各自的思想转变历程开始合作，共同制定他们所发现的新世界观时，现实人的生存及其条件，就已成为他们思维图式和认知结构中的一种共同的取向或出发点了。在作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他们写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这段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关注现实的人，关注入的现实活动以及随这一活动而发生的变更，一句话，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正是这一基本立场在当代的鲜明体现，改革开放25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鼓励下，各地各级政府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中，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共同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新风貌。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在取得这一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人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开始凸现出来，这就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矛盾加剧。据2003年的统计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4－ 0．458之间徘徊，而以国际常例，该系数在0．4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又据2004年的全球反腐报告，我国的CPI(社会清廉指数)在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 66位；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最早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农村，相当一部分市场参与者——农民，他们并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这些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穷和富的明显差距，使一部分人在颂赞“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同时，另有人已在预警“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虽然“崩溃论”有危言耸听之嫌，但这种情况的存在，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不可轻视。在此背景下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单是对我国25年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的积极回应。这是当代执政的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弘扬。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无产阶级被私有制与异化劳动压榨得处于非人境地时，推翻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就是对人的生存境遇最大的关怀。在今天的中国，当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和全民族的先锋队，已处于长期执政的现实状况下，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人本中国，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生存境遇关怀的新体现。如果没有爱民、亲民、富民的赤子之心，如果只求可以彰显个人政绩的经济数字增长，只做锦上添花的表面文章，科学发展观就无以缘起，无以立基。
二、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展开
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必然关注人维持生存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就对这些活动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描述。一般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前提之下，只关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其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展开的是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以及与之相联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人的意识的生产(即精神生产)于一体的全面生产理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写道：“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对于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他们说：“同时，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同上书第80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进一步描述了人的精神生产：“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同上书第73页)“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同上书第72页)人的现实生产活动到此并没有终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此还提出了第四种关系的存在——即人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马克思首先指出人与自然的这一关系是人所特有的，这一关系的存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是根本没有‘关系’。”(同上书第81页)为此，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提出了“历史的自然”这一概念，“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同上书第76页)“历史的自然”，就是指“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同上书第76—77页)可以说，这是对环境保护的最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
以上就是在150多年前，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已在他们的开山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的全面生产理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这四种生产，即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意识的生产以及在四种生产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同时性或共时性，它在实际过程中，是同时并存的，人们只有在思维中，才能把它们各自分割开来，才能在逻辑上区分出孰前孰后，孰更为根本，孰稍作其次。但是，也许是思维的惯性，也许是矫枉过正，无论是在当初批判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之后，还是在不久前我们批判了文革中鼓吹的“精神万能论”之后，人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物质生产第一”、“经济发展万能”了，这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只抓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而漠视其他生产的存在及其对物质生产的推动或制约。这就是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应该得到的结论。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使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获得了适合当代语境的表达，而且在内涵上更为适合当代实际。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对科学发展观的解释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境遇出发，上述发展观的每一个关键词，都包含着丰富、深入、切中时弊的内涵。从十六大政治报告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各地考察的讲话精神看，关键词“坚持以人为本”，它包含着6个要义：1．着眼于人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需要；2．着眼于保障基本人权； 3．着眼于机会对所有人平等；4．着眼于男女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5．着眼于关心、救助社会弱势群体；6．着眼于共建共享我国社会已有文明成果。这6个方面的以人为本，在今天的政治语汇中，就是“以民为本”。关键词“全面”，就是指发展要全面，具体而言，一是对自然、经济、社会系统要作全方位、全层次的全面思考、通盘安排；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全面建设、全面落实；三是对政府、企业、公关、社会结构要全面调整、平衡发展，既不是笼统地坚持“大政府，小社会”，也不是笼统地变成“小政府，大社会”，而是政府在其位，谋善治；四是谋求社会、个人全面发展。关键词“协调”，总的讲是要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发展等五大方面的关系。针对我国现实生活而言，从现在到中国全部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下述四大方面的协调以及能否协调成功，将举足轻重。一是关于诸如发展动力、发展效益、发展数量、发展速度、发展公平等关涉质量的诸方面的协调；二是关于点状发展、轴状发展、网状发展或全局发展等关涉发展诸方面的协调；三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自身等关涉发展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四是关于个体利益、国体利益、整体利益等关涉发展利益机制方面的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就是要协调好人在自然面前向自然索取和给自然回馈之间的平衡，人际、民族际和代际之间的发展平衡。这一全面协调发展理论，无疑是全面生产理论的当代版。 恩格斯曾说唯物主义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这自然也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来的150多年中，人类经历了两次技术革命，一次是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电力革命，一次是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微电子技术、信息高速公路、英特网、遗传工程等诸多科技新领域的面世，自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包含自身在内的世界图景的认知。这是一个融入、经济、技术、文化、政治于一体的世界大系统，在这一图景面前，传统的以知识论为认知框架的“两点论”、“重点论”，由重点论引出的“优先论”，已难以适应这一复杂系统良性运行的需要，而必须承继 150多年前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生存论的思维取向，统筹协调，综合平衡。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大统筹的实践原则，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五大统筹实践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传统的城市优先发展推进到城乡统筹发展；从沿海特区优先发展推进到区域统筹发展；从人类优先发展推进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从经济改革优先推进到经济和政治改革协调进步。这五大原则蕴涵的五大推进，标志着我们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精髓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三、为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原则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对于人生存境遇的关注，自然会关注人的发展与人的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就在与普鲁士意识形态家们所鼓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作斗争。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用了大段篇幅表述了新的历史观关于人的发展的基本要点。当初在异化劳动压榨下，处于悲惨境地的无产阶级今天已成为执政的阶级。面对今天的现实，马克思的以下观点，将显得格外重要：
第一，虽然马克思讲的人包括个人、集体、社会或人类多种不同的形式，既可以是复数，也可以是单数，但马克思更着重于单个人作为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或个体存在物的发展。他谈到“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失。”(同上第3卷第516页)“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显然，马克思在此强调的是“每个人”的发展，是“各个个人的发展”，是“每一个单个人”的发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而不是一些人得到发展，而另一些人得不到发展。这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历史观与以往剥削阶级历史观的根本不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际生活中不单是在乎整个无产阶级，而是在乎每一个人。
第二，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但马克思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共同体，“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同上书第119页)显然，个人不能离开社会和人群共同体而孤立地发展，按马克思的解释：“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
第三，马克思认为“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全面，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说法，即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善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对旧式分工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剖析的基础上的。正是私有制和旧式分工，使人局限于他的特长或专长，产生了职业的痴呆和智力、体力的畸形化，使脑体分化、城乡对立，使一部分人不是变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就是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而共产主义要造就“一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这完全是一种个体自由发展的成果。所谓自由，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从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开始，最终把建立一个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理论归宿，这是其不同于其他—切社会发展理论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宗明义，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作为其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这一价值取向，是与马克思理论的精髓—脉相承的。
在为新世界而奋斗的过程中，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程中，在2004年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事记上，有三个实际步骤令人瞩目：一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就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奠定了法理基础，使人权从政治宣言上升为法律规范，使每个人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平等保护；二是把对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写进了宪法，这就维护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到晚年，经过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更为明确，他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力量。”他通过考察原始社会及其解体的历史后得出结论：人的个性的发展不是个人的自我完成，而不可避免受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马克思在笔记中写道：“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47页)因此，保护正当的私有财产，是所有文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经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利用法制武器，抑制“官本位”，坚持“民本位”。 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和“官员问责制”，每一条措施都闪烁着民本思想的光芒——人民当家作主，政府为民服务。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五大统筹原则的制定，直至2004年的修宪与以民为本的政府改革，其间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从理论演绎深入到实践演绎，它使理论随着实践而与时俱进，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当代风采。我们坚信，现阶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路径必然通向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