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为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22年出生在上海松江老家，七岁丧父。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母移居上海。
　　郑为15岁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画，课余在当时难民收容所识字班教课并担任《新文字报》编辑。1939年，他只身离开已成孤岛的上海，从香港、越南转道至云南昆明，考入刚从湖南转迁至昆明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校校址在昆明安江村，那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山村，房屋基本为草房，只有两座古庙是砖木结构，但十分残破，学校教室就设在这二座古庙的佛殿里。学生们散居在周围农家的小草房里，每天早晨集中到学校教室上课，从早上一直学习到中午，饭后还要画4个小时的画。天晴时可以去室外山脚下、野地里写生，晚上则坐在用粗棉线和小瓶子做成的油灯下读书。现在有不少名扬海内外的画家如吴冠中、苏天赐、朱德群等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的。郑为学习十分努力，除绘画外，对美术史和美术理论都感兴趣，同学们说他卷不离手。在大后方画图的材料十分缺乏，他的画，无论在什么材料上用水墨还是粉彩，都是随手拈来成幅，画的风格概括而重精神，同学们戏称他为“洋八大”。
　　学校迁到重庆盘溪以后，他常渡江去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听课，哲学系有李证刚、宗白华、何兆清、陈康、熊伟等教授授课。有一次天下大雨，郑为一身蓑衣、草鞋、笠帽走进教室，教室里师生都吃惊地看着他，他看看自己，原来雨水已把他全身淋得湿透了。当他在1944年从国立艺专毕业后，没有工作、没有家可回，中央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李证刚教授把他邀到自己家中，供他吃住。他每天白天去中央大学哲学系听课，晚上就把白天听过的课向李教授汇报，李教授还会给他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讲解，使郑为在哲学这门学科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郑为在上海申报“学灯”发表了《石涛画语录窥探》一文。1947年在《哲学评论》十卷四期发表了《因画理探微略抒我见》。谈到李教授对他的帮助，他常常说：“我从小没有父亲，李教授待我真如亲生父亲一样，在学业上还是我的老师，是我终身难忘的长辈。”
　　解放以后的1954年，郑为从上海文化局调到当时刚从北四川路横浜桥搬进南京西路325号原跑马厅大楼的上海博物馆。他见到了馆内收藏的祖国各类珍贵文物，万分兴奋，写信告诉他艺专的同窗挚友说：“身边到处是珠玑，真是饱尝饫看，畅游于知识海洋巾了。”从此他潜心于博物馆的事业中，整理、研究、宣传和保护祖国优秀文化。当时博物馆老一辈工作人员中，除馆跃杨宽外，还有蒋大沂、蒋天格、沈剑知、马泽溥等。他们都是研究历史、书画、美术史、陶瓷、考古等的资深专家。其中马泽溥是古董商出身的陶瓷鉴定专家，水平极高，尤其对明清瓷器撩定有极丰富的经验，但很少授人，只有他的一位外甥陈德舜是他学识经验的唯一一传承人，也在博物馆工作。郑为就常常请教他们，日子长了，就变成了业务上无话不谈的朋友。蒋大沂对考古和古陶瓷都感兴趣，浙江南宋官窑的第一次发掘和浙江上虞曹娥江两岸青瓷窑址的调查等，郑为就是和蒋大沂会同浙江博物馆的同志们一起去的。他们把穿在外面的长裤脱下，用来装瓷片。这样的工作虽然艰苦，对郑为研究古陶瓷却有极大帮助，再加上在读书阶段打下的文化基础，所以他在调入博物馆后，业务的掌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从资料室代理组长做到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兼书画组组长。他在这一阶段发表的文章约有四十多篇，如《顾恺之画论中的传神艺术》(1957《美术研究》)、《论明四家的艺术成就》(1961年《文汇报》)、《论石涛生活行径思想递变及艺术成就》(1962年《文物》)、《试论古代花鸟画的源流与发展》(1963年《文物》)、《论清初绘画的摹古与创新》(1965年《文物》)、《石口盘车图》(1966年《文物》)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郑为在上海博物馆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与殴打是家常便饭，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手脚都被打得骨裂。到1969年国庆前一天才从牛棚解放出来。
　　解放出牛棚后，郑为研究和爱护古文化艺术的意志还是固如磐石。他在负责文化大革命后上海博物馆第一个陶瓷展览会时，去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等实地征集展品。陶瓷展览会展出后，他回到书画组，发现有几件元明名家书画作品被当时空四军借走了。为此，郑为几次上书向当时博物馆及上级领导要求归还，但没有成功。直到林彪事件爆发才发现那几幅画就在林彪那里。此时郑为又发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基层抄家后交到上海博物馆的各种书画文物，都被当时博物馆办公室交到工艺品公司出口卖到日本去了，每件作品的价格有人民币3元、5元、8元到10多元不等。郑为得知此事后万分焦急，虽然有过上述空四军借画事件的教训，还是决定写信给北京当时仍担任国家文物局领导的王冶秋同志，把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不久上海博物馆沈之瑜同志有事去北京，王冶秋同志请他转告郑为，“他的信已收到，我们已将这一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并确定由上海博物馆组织人力去工艺品公司仓库鉴别、抢救文物”。这一消息在博物馆传开以后，博物馆内部有人欢喜有人愁。时任上海博物馆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和文管会的一位鉴定专家开车去乌鲁木齐路上海博物馆仓库，说是寻找这位专家在文革中被抄的文物，实际上这位专家本人是上海博物馆文管会的成员，他抄家是本单位抄的，有清账单据，当时称之谓“清账户”，而且他的抄家物已经发还。当时乌鲁木齐路仓库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情况敢怒而不敢言，在他们挑选好文物装车的时候，有一位看管仓库的同志发现在要拿走的画框中，有一个画框上还贴着画家唐云的名字，就叫了起来，那位办公室的负责人只好把画框退回仓库。此事在当时博物馆内传为一个笑话。
　　沈之瑜回沪不久，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工艺品公司都接到了北京正式文件，博物馆就由郑为负责以当时书画组为主还有保管等部门的成员组成小组，去各仓库清理、鉴定、抢救文物。工艺品公司和上海博物馆的仓库很多，除乌鲁木齐路外，还有玉佛寺、徐家汇天主堂、宁波天一阁、天童寺、苏州博物馆仓库等，工作量极大，人员又少，为此经保管部朱恒慰同志推荐，把已经下放到工厂战高温的钟银兰同志借调回上海博物馆参加清理文物工作。经全组人员的努力，前后抢救出文物十万多件。文物清理工作结束后，钟银兰同志就留在书画组，成为书画组正式工作人员。
　　郑为和同志们在经过这次文物抢救工作以后，更深刻地体会到古代书画上的印鉴与款识对鉴定作品真伪非常重要，因此提出要编写《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但当时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抹去，所以组织上没有正式批准编撰此书，只是不作干预。1974年郑为集中了书画组全部力量，还有其他部门愿意帮助编书的同志 们，以土法上马的办法，由韦德昌同志拿出自己的照相机，在原有的镜头上加个接筒，再加一个小木架，做成一只固定焦距的相机。把它放到作品上，打开镜头按下快门，即可得到一张与作品印章款识同样大小的相片。此举加快了摄影工作的进展，保证了摄制的质量。他们带上这个简易设备，走遍了国内藏品丰富的大博物馆。他们把书画组内部的一个卫生间做成暗房冲洗照片。此书在1987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郑为所著的《中国彩陶艺术》一书在1985年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插图47幅，彩色图版180页，均由郑为和徐可润先生绘制。此书以后又由台湾东华书局再版。
　　1983年，郑为随上海博物馆《六千年中国文化艺术展览》去美国旧金山，在一位收藏家的家中看到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工艺品公司卖给日本人的书画(因为在这些书画轴头上都贴着工艺品公司仓库里书画轴头上同样的标签和编号字迹)。据这位收藏家告诉郑为，这些书画的确是日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上海工艺品公司买来的。他是应日本人的邀请去鉴定这批书画的鉴定家之一。在鉴定工作结束时他从日本人处购得。看完这批书画后，这位收藏家问郑为作何感想。此时郑为心中却似翻倒了全盘的调味品，五味俱混，沉默无言。
　　郑为从美国回沪后，得知上海博物馆领导和文管会一位专家要帮助上海一位姓王的收藏家把二百件明清书画文物，如沈周、仇英、陆包山、祝允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以明清普通人作品之名运往香港，给他在香港做古董商的儿子。此时香港尚未回归。此人解放前在文物圈内有一定名气，北宋黄山谷《伏波神祠真迹》和叶恭绰先生收藏《王石谷画真迹》都是由他卖给日本人的。郑为向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要求把这批书画文物拿出来给全馆人员评定是否属“明清普通人作品”，希望以此来阻止这批书画文物出口，但最终未能如愿。1985年3月，这批书画文物从上海经深圳出口，当年5月即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画册上刊出，并流入美国，于12月在美国拍卖。
　　此后，郑为独自继续做研究工作。这一阶段他发表的论文有数十余篇，如《书画同流对中国绘画时代风格的演变关系》《论中国书法艺术》(《上海博物馆集刊》)、《中国绘画的空间观念、组合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民族特色》《生的奉献》(《上海林风眠研究论文作品集》)、《后期印象派与东方绘画》(《美术研究》1981年3期)等，并默默地写他的《中国绘画史》。此书于2005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和“北京古籍出版社”共同出版，有文字三十六万，彩色插图四百余幅。同时他重提画笔，开始他的绘画创作。他的油画，有中国文人画恬静生动的气韵和流畅坚实的线条，水墨画又有西洋画丰富的色彩层次和独特的清新气息，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朝气。他的画很少示人，也从不参加任何笔会之类活动。吴冠中和苏天赐常常劝他拿自己的作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1993年他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览，展出油画、水墨画、书法150余幅。吴冠中在给他书画展写的前言中称：“这些作品都是初出阁的老处女，是融汇了西方现代的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意，是画家自己心脏跳跃的烙印。”这一展览会后承深圳民盟和博物馆的邀请于1993年下半年在深圳博物馆展出，得到了深圳广大观众的称赞。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了国家经济繁荣，城乡建设拆旧建新和开山筑路的遍地开花，使往日的旧货集市产生了畸形的繁荣。1993年，郑为第一次参观上海福佑路旧货集市。摊位上最多的旧货是古陶瓷。旧货小贩对货物了解甚浅，有些可以作为研究资料的珍贵物件，他们也并不爱惜。当时郑为已从博物馆退休，看着这种情况心中不忍，所以从这时起，他开始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收藏陶瓷。每次收到一件古陶瓷，总要不断的观察研究。他常说，做一个好的陶瓷鉴定者，不仅要看到各类有确定年代的好器物，同时要用类比的方法，对各个时代、各类器物在生产窑口、地域，艺术造型和装饰风格等各方面找出它们的时代特点和地区特色，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规律，还要把实物和文字记载对照研究。
　　郑为由于画画写生，走遍了全国各地，如广东、四川、河南、浙江等，因此也附带跑了这些地区的旧货集市。这一时期他生活得非常愉快。他说，虽然他离开了上海博物馆，但还能做研究和保护祖国文物的工作，这是他的幸福。
　　从1993－2004年，他的确收到了许多古陶瓷器，其中包括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器物，有的器物在陶瓷考古学科中是可用作学术探讨的。
　　郑为于2005年4月走了。他收藏的古陶瓷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闲情拾趣——古陶瓷的收藏与欣赏》。这本书是根据陶瓷发展历史编撰的，有文字和实物的图片对照，他的文章日记和书画尚在整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