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跟爷爷住在大海边，爷爷经常讲故事给她听。一天，爷爷对小女孩说，你长大以后，要记得做三件事：去很远的地方旅行；要在海边生活；还要做一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小女孩长大了。她去了一座热带小岛，爬过雪山，走过沙漠，又在海边一座小房子里住下来。她想起爷爷的第三件事，怎么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丽呢?
她爬上山顶，发现那里开满了一大片蓝色、紫色和粉色的鲁冰花。她采来一大捧花种，边走边撒，撤在公路和乡间的小路边，撒在空地和高墙下，每天出门就到处去撒种子。
第二年春天，整个小镇都开满了美丽的鲁冰花。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不停地播种，开出了更多、更美丽的鲁冰花，直到她头发都白了。很多人都慕名前来向她讨要花种，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花婆婆’。妈妈，我怎么觉得这个‘花婆婆’就是你呢?”2009年母亲节，儿子蔡啸在电话里，给妈妈刘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电话这端，刘苏那个幸福啊，从脸上一直流啊流到心窝里。
截止2009年3月，刘苏在山东省血液中心的档案被定格为：刘苏，女，55岁，B型，献血总量86000毫升。
蔡啸是在一次找书时，在橱子的最底处发现那块铜牌的。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妈妈?”刘苏说：“妈妈献血的奖牌。”
“什么是献血，为什么要献血?”
“献血就是把自己的血抽出来，给生病缺血的人用。献血能救人命的。”刘苏轻描淡写，蔡啸似懂非懂。
几天后，蔡啸放学回家，又问妈妈：“献血疼不疼?我问我们同学了，他们都没献过血。”
“他们是小孩，当然不能献。”
“那我们老师也没献。”
“献血是自愿的事情，不愿献就不献呗。”
“那我长大了能献血吗?”
“当然能。”
几天后，同学对蔡啸说：“蔡啸，你妈上报纸了，她献了这么多血，真伟大啊。”
“我妈?伟大?啥呀，她又不是周总理。”
那是1996年，蔡啸15岁，上初三。那一年，刘苏拿到义务献血铜质奖章。
在蔡啸心里，妈妈实在称不上“伟大”，因为妈妈说了，献血和吃饭、睡觉一样，谁都可以献，没啥了不起。
简单的刘苏
刘苏也没把献血当成啥了不起的事。想做就做了，就这么简单。
刘苏从小就是个简单的人。16岁，她瞒着父母报名去了内蒙古兵团。凌晨三点起床到黄河边上推淤泥打土坯，顶着大太阳在盐碱地上开荒种水稻，深更半夜赶着骆驼运羊粪，一边干还一边唱。战友受不了这苦，开始托人造病历要往回调，在卫生院工作的刘苏却不闻不问。我又没病，我不走。”
外公是个老红军，老人挂念家里最小的丫头，就向组织提出要刘苏回来照顾他的生活。这是政策允许的，于是，一纸调令把一头雾水的刘苏招回了济南。得知自己回来的“秘密”，刘苏急了：“既然让我回来照顾你，我就在家当护工。”直到老人去世，刘苏才到离家几百里外的胶南计量局上班。
九年后，母亲得了尿毒症需要人照顾，刘苏二话没说交上辞职信就回到济南，在母亲病床前侍候了四年……
母亲安详地走了，刘苏丢了“铁饭碗”。但刘苏一点也不后悔：能陪母亲这几年，心里踏实着呢。如果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就算每月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会良心不安。
刘苏就是这样一个人，简单，执著，不背离自己的心。
对刘苏性格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奶奶。
奶奶是沂蒙老区走出来的“红嫂”，有着大地一样宽广的胸怀。邻居有什么事，都喜欢找奶奶帮忙，奶奶总是放下手上的活，乐呵呵地先帮别人做。在刘苏的记忆里，奶奶从来没发过脾气，即使刘苏调皮捣蛋，她也从来不打不骂。小时候，奶奶家经常有一些穿得破破烂烂。说着各种稀奇古怪方言的“亲戚”，奶奶总是端出热平乎的饭菜让他们吃个饱，临走还会送他们一些干粮和旧衣服。刘苏听邻居说，那些都是“要饭的”，就去问奶奶，奶奶说，“他们都是些可怜人，给他们一顿饱饭就等于救他们一条命啊。遇到有难的人，就得尽力帮衬，这样活着才有用。”
奶奶的话，像一颗种子，种在了刘苏的心里。
快乐的刘苏
妈妈走了，刘苏想到这些年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没钱治病的老人，只能选择回家等死时，心里就酸酸的。她开始自费学习中医按摩，挨家挨户地给社区里的老人打针、针灸、拔罐子。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热心肠刘苏。居委会改选干部，刘苏被选为主任。
一天早晨，上班路上，刘苏遇见一个老大娘在向路人哭诉，就停下来听。大娘是荣成人，陪老伴到省城看病，到邮局取家里寄来的住院费时不小心弄丢了，眼看要耽误老伴手术，大娘不敢回医院，在街上呆了一夜。
刘苏二话没说，拉起老人就回了家。她翻出全家仅有的670块钱，又从邻居家借了二百多，凑齐一千塞到老人手里：大娘，你快回医院，别让大爷着急。
大娘千恩万谢地走了。邻居拉住刘苏你咋这么傻呢?这年头，这种骗子太多了。刘苏笑了：救人要紧，管不了这么多。
五年后，当大娘辗转找到刘苏还钱的时候，刘苏半天没想起她是谁。老人说，当年多亏了刘苏，老伴及时进行了手术，病好了，现在身体好着呢。
每次讲起这事，刘苏都忍不住地笑出声。不是为了钱，是这件事让她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快乐。
从那以后，刘苏就随身带着一个“红包”，那一千元成了她的“救急基金”。遇到邻里邻居有难事，就赶紧从里头抽几张送去。这些年，红包厚了薄，薄了厚，记不清帮了多少人。花出去的钱有两万多，相当干她到居委会以来的全部收入。
刘苏看电视上介绍“春蕾活动”，那些穷苦家庭的孩子小小年纪就不能上学，刘苏又坐不住了。拉上“哥儿们”老公来到济南商河的小村庄实地考察。
计划中的一个变成了四个。回来的时候，刘苏的口袋空了，但心里满满当当，沉甸甸的全是责任。
半年后，蔡登水下岗了。一家三口的日子好应付，但还有四个孩子呢?刘苏急了：这些孩子把命运交到自己手上，可不能把他们撂地上。刘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烙饼，瞪着眼睛想办法。最后，她决定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自己一家三口到外面找房子住。刘苏家的房子在一楼，临街，给人家做门头房，能租个好价钱。
当刘苏把这想法告诉丈夫的时候，蔡登水想了一会，说了一个字：行。转身出去找房子。
“新”房子找了一处又一处，刘苏总是嫌贵。最后，在山大路找到了一处不到十平米的楼房，顶层，没有煤气，没有暖气，厕所是公用的，租金只要几十块钱。刘苏说，就它吧。
顶楼的房子夏天像蒸笼，热得透不过气来，冬天寒气一冻就透，穿着厚棉袄还直打颤。特别是楼梯，又窄又黑，一次只能过一个人，白天上楼也得拿着手电。但刘苏觉得挺开心，她把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插上了一把野花。
就这样，靠着房租的差价，刘苏不再 犯愁4个孩子的学费。
坚持的刘苏
刘苏献血，是从1994年开始的。她从报纸上看到，因为血源不足，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失去生命。她跑到血站门口，见人就问，我能献血吗?别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她看了一会：星期天不上班，周一再来。
换了别人，这事也许就放下了，可刘苏不。她想好的事，没有不做到底的。几天后，她又去。这次很顺利，她眼看着自己的血把一个小袋子慢慢地装满，刘苏像放飞了一个希望。
从那以后，每隔21天，刘苏都会像时钟一样，准时出现在山东省血液中心。
献血献了三年，刘苏愣是没告诉丈夫蔡登水。开始她是怕他担心，不敢告诉他，后来时间久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秘密被新闻记者揭穿。刘苏献血量全省第一，血站向社会通报。记者找到蔡登水，问他：“你对妻子成为献血女状元怎么看?”
“献血?状元?”蔡登水目瞪口呆。望着排成一堆的献血证书，他惊讶得十几分钟没吱声。
刘苏下班回家，蔡登水沉着脸不说话。
刘苏拉起老公的手：哥儿们，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那是1977年6月的一天早晨，刘苏和往常一样晨练后回宿舍，看见同事小王趴在床上，疼得直打滚。她急忙蹬起三轮车把小王送到急诊室，医生说小王是宫外孕，情况危急，手术需要输血。
刘苏在兵团里查过血，知道自己和小王一样是B型血，她立即挽起袖子。抽完血，刘苏扒在手术室的门玻璃上往里瞅，看着自己的血一点点流进小王的身体，慢慢地，小王的嘴唇由青变红，脸色由雪白变红润。
那是刘苏第一次献血。她记住了：血能救人命。
“哥儿们，我没有别的本事，献点血，就能救一条人命啊，对自己身体也没什么影响，你说，我该不该献啊?”
了解妻子的犟脾气，蔡登水叹了口气，说：“你还以为你十几岁啊，居委会工作这么忙，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刘苏调皮地冲老公挥了挥胳膊。
2001年，血站开始单采血小板。
单采血小板是用血液成分单采机采集来自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每份单采血小板约相当于8—10袋常规浓缩血小板的总量。
刘苏听说，单采血小板最大的优点是相对安全，受血者只需要接受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即可达到治疗量，这样能降低发生HLA同种免疫反应和输血传染病的风险几率。她决定，改献血小板。
第一次坐在了采集机前，刘苏心里也有些七上八下。看着自己全身的血在采集机里一遍遍地循环过滤，抽出来，再流回去，再抽出来，再流回去。采一次血小板，血要在体外循环6次，直到从鲜红变为淡黄。
血小板不易保存，要随时用随时抽。每月初，刘苏都要先到血液中心做血液化验。合格，就回家待命。一旦有人要用血小板，一个电话过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刘苏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血站。
这期间，不能吃任何油腻的食品，就怕分离出来的血小板上有厚厚的油脂，血小板就浪费了。所以，等待期间，刘苏炒菜连油也不敢放。
血小板又献了十年，刘苏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针，两个胳膊弯内侧，留下两片硬币大小的疤。
幸福的刘苏
自从知道刘苏献血的事，每次看到妻子忙碌的疲惫，蔡登水就心疼地劝她“我不是不让你献，可你也几十岁的人了，献这么多也够了。好事不能让你干完，也得让别人献点爱心吧。”
有一次洗衣服时，刘苏从丈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血液化验单，检查报告“血脂高”。刘苏紧张地找他去问，蔡登水像个小学生一样不好意思地搓着手：“本来是想通过实际行动支持你，没想到检查却不合格，唉，我这人吧，人不坏，血坏。”
刘苏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看，一下子眼里全是泪：哥们儿，你可真够意思!
这些年，刘苏最愧疚的人是老公和儿子。她记得蔡啸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半夜两点，小区里一对小夫妻闹矛盾，吵吵嚷嚷着敲响自己家的门，非要刘苏给他们评评理。刘苏赶紧起床去“灭火”，一边的蔡登水急了：“居委会也不能二十四小时开门啊，要是他们的孩子明天高考，他们还能这么干吗?”
那是刘苏记忆中老公唯一一次为了工作的事发脾气。好在蔡啸争气，成绩没受影响，顺利地考入军校。
凭蔡啸的成绩，可以选择很好的一类大学，可他自己决定要上军校。他对刘苏说，“妈，上军校我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了，你和爸爸的日子也不会这么紧巴了，我走了，你们也得时常买点肉吃。”
再坚强，乐观的刘苏，也忍不住鼻子一阵发酸，赶紧转过身去抹了抹眼。
这些年，为了捐助那几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平时儿子想吃点肉也舍不得买，买上一块肉，只给儿子吃，自己和老公跟着喝点汤。
蔡啸18岁生日那天，刘苏陪着儿子去泉城广场献血，完成了儿子的成人礼。上了大学的蔡啸，每次放假回济南，总会呼朋唤友，和一帮同学一起去献血，这成了他们的固定活动。
军校毕业，蔡啸分到部队，四五年功夫，已经成了营级干部，在部队的口碑，跟妈妈在居委会一样。红红的无偿献血证，也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打。
长大后的蔡啸还是不承认自己有一个“伟大”的妈妈。他说，妈妈做的都是很平常的小事，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很少有人能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妈妈能够做到，是因为妈妈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后记：
55岁的刘苏到了献血的“退役”年龄，她的献血量被定格在66000毫升。
86000毫升，以每个成人血液总量4500至5000毫升计，比18个正常人的血液总量还多；如果再按每个病人输400毫升算，这些血就流进了二百多人的身体里。
当我把这笔账算给刘苏听时，她乐了，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
这些年，刘苏好事做了一大堆：献血、捐助、扶危，助人为乐，从来不求回报。有很多人说她“傻”，也有人说她“出风头”，可对于刘苏来说，这一切，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简单、自然。
刘苏不傻，她心里算过这样一笔账：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所得到的幸福和内心的喜悦，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她说，等有一天我老了，坐公交车，有人主动给我让座；我走不动了，有人会扶着我上楼梯；就算有人对面走过，给我一个开心的笑容，对我来说，比给我一大把钱都宝贵。
可是，当你放着自己温暖的家不住，在租住房里冻得发抖；当你把钱给了别人，自己却合不得给孩子买块肉吃；当你看着别人穿金戴银，自己却只能从地摊上买几块钱一件的衣服时，你真的没觉得苦吗?
真的不苦。人这一辈子，吃什么都是一顿，躺下都不过三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再说，有那么多事让我偷着乐，谁能知道?
幸福的事有很多：从居委会退下来，因为无偿献血被血站聘为宣传员；后来，电视台一个栏目采访她后，非要把她请到栏目组工作，在电视台帮忙做剧务，更想不到的是，二十年前在胶南工作过的单位，因为她当初的表现，还给了她退休职工的待遇，连年过节都来看望她。
“这些年，还真从来没掉到过地下。”刘苏一脸阳光，“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吧。”
尽管没有得过科学证实，但国际上有不少例子证明，移植器官的受体的性格脾气往往受到捐赠者的影响，据说输血也一样。那刘苏捐出的这些血液，在那些用血者的血液里流淌时，是不是也会将她的快乐和爱心一起传递下去?就像花婆婆的花种，会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开放，花香四溢。
编辑／牛淑娟
她爬上山顶，发现那里开满了一大片蓝色、紫色和粉色的鲁冰花。她采来一大捧花种，边走边撒，撤在公路和乡间的小路边，撒在空地和高墙下，每天出门就到处去撒种子。
第二年春天，整个小镇都开满了美丽的鲁冰花。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不停地播种，开出了更多、更美丽的鲁冰花，直到她头发都白了。很多人都慕名前来向她讨要花种，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花婆婆’。妈妈，我怎么觉得这个‘花婆婆’就是你呢?”2009年母亲节，儿子蔡啸在电话里，给妈妈刘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电话这端，刘苏那个幸福啊，从脸上一直流啊流到心窝里。
截止2009年3月，刘苏在山东省血液中心的档案被定格为：刘苏，女，55岁，B型，献血总量86000毫升。
蔡啸是在一次找书时，在橱子的最底处发现那块铜牌的。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妈妈?”刘苏说：“妈妈献血的奖牌。”
“什么是献血，为什么要献血?”
“献血就是把自己的血抽出来，给生病缺血的人用。献血能救人命的。”刘苏轻描淡写，蔡啸似懂非懂。
几天后，蔡啸放学回家，又问妈妈：“献血疼不疼?我问我们同学了，他们都没献过血。”
“他们是小孩，当然不能献。”
“那我们老师也没献。”
“献血是自愿的事情，不愿献就不献呗。”
“那我长大了能献血吗?”
“当然能。”
几天后，同学对蔡啸说：“蔡啸，你妈上报纸了，她献了这么多血，真伟大啊。”
“我妈?伟大?啥呀，她又不是周总理。”
那是1996年，蔡啸15岁，上初三。那一年，刘苏拿到义务献血铜质奖章。
在蔡啸心里，妈妈实在称不上“伟大”，因为妈妈说了，献血和吃饭、睡觉一样，谁都可以献，没啥了不起。
简单的刘苏
刘苏也没把献血当成啥了不起的事。想做就做了，就这么简单。
刘苏从小就是个简单的人。16岁，她瞒着父母报名去了内蒙古兵团。凌晨三点起床到黄河边上推淤泥打土坯，顶着大太阳在盐碱地上开荒种水稻，深更半夜赶着骆驼运羊粪，一边干还一边唱。战友受不了这苦，开始托人造病历要往回调，在卫生院工作的刘苏却不闻不问。我又没病，我不走。”
外公是个老红军，老人挂念家里最小的丫头，就向组织提出要刘苏回来照顾他的生活。这是政策允许的，于是，一纸调令把一头雾水的刘苏招回了济南。得知自己回来的“秘密”，刘苏急了：“既然让我回来照顾你，我就在家当护工。”直到老人去世，刘苏才到离家几百里外的胶南计量局上班。
九年后，母亲得了尿毒症需要人照顾，刘苏二话没说交上辞职信就回到济南，在母亲病床前侍候了四年……
母亲安详地走了，刘苏丢了“铁饭碗”。但刘苏一点也不后悔：能陪母亲这几年，心里踏实着呢。如果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就算每月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会良心不安。
刘苏就是这样一个人，简单，执著，不背离自己的心。
对刘苏性格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奶奶。
奶奶是沂蒙老区走出来的“红嫂”，有着大地一样宽广的胸怀。邻居有什么事，都喜欢找奶奶帮忙，奶奶总是放下手上的活，乐呵呵地先帮别人做。在刘苏的记忆里，奶奶从来没发过脾气，即使刘苏调皮捣蛋，她也从来不打不骂。小时候，奶奶家经常有一些穿得破破烂烂。说着各种稀奇古怪方言的“亲戚”，奶奶总是端出热平乎的饭菜让他们吃个饱，临走还会送他们一些干粮和旧衣服。刘苏听邻居说，那些都是“要饭的”，就去问奶奶，奶奶说，“他们都是些可怜人，给他们一顿饱饭就等于救他们一条命啊。遇到有难的人，就得尽力帮衬，这样活着才有用。”
奶奶的话，像一颗种子，种在了刘苏的心里。
快乐的刘苏
妈妈走了，刘苏想到这些年在医院里看到很多没钱治病的老人，只能选择回家等死时，心里就酸酸的。她开始自费学习中医按摩，挨家挨户地给社区里的老人打针、针灸、拔罐子。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热心肠刘苏。居委会改选干部，刘苏被选为主任。
一天早晨，上班路上，刘苏遇见一个老大娘在向路人哭诉，就停下来听。大娘是荣成人，陪老伴到省城看病，到邮局取家里寄来的住院费时不小心弄丢了，眼看要耽误老伴手术，大娘不敢回医院，在街上呆了一夜。
刘苏二话没说，拉起老人就回了家。她翻出全家仅有的670块钱，又从邻居家借了二百多，凑齐一千塞到老人手里：大娘，你快回医院，别让大爷着急。
大娘千恩万谢地走了。邻居拉住刘苏你咋这么傻呢?这年头，这种骗子太多了。刘苏笑了：救人要紧，管不了这么多。
五年后，当大娘辗转找到刘苏还钱的时候，刘苏半天没想起她是谁。老人说，当年多亏了刘苏，老伴及时进行了手术，病好了，现在身体好着呢。
每次讲起这事，刘苏都忍不住地笑出声。不是为了钱，是这件事让她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快乐。
从那以后，刘苏就随身带着一个“红包”，那一千元成了她的“救急基金”。遇到邻里邻居有难事，就赶紧从里头抽几张送去。这些年，红包厚了薄，薄了厚，记不清帮了多少人。花出去的钱有两万多，相当干她到居委会以来的全部收入。
刘苏看电视上介绍“春蕾活动”，那些穷苦家庭的孩子小小年纪就不能上学，刘苏又坐不住了。拉上“哥儿们”老公来到济南商河的小村庄实地考察。
计划中的一个变成了四个。回来的时候，刘苏的口袋空了，但心里满满当当，沉甸甸的全是责任。
半年后，蔡登水下岗了。一家三口的日子好应付，但还有四个孩子呢?刘苏急了：这些孩子把命运交到自己手上，可不能把他们撂地上。刘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烙饼，瞪着眼睛想办法。最后，她决定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自己一家三口到外面找房子住。刘苏家的房子在一楼，临街，给人家做门头房，能租个好价钱。
当刘苏把这想法告诉丈夫的时候，蔡登水想了一会，说了一个字：行。转身出去找房子。
“新”房子找了一处又一处，刘苏总是嫌贵。最后，在山大路找到了一处不到十平米的楼房，顶层，没有煤气，没有暖气，厕所是公用的，租金只要几十块钱。刘苏说，就它吧。
顶楼的房子夏天像蒸笼，热得透不过气来，冬天寒气一冻就透，穿着厚棉袄还直打颤。特别是楼梯，又窄又黑，一次只能过一个人，白天上楼也得拿着手电。但刘苏觉得挺开心，她把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插上了一把野花。
就这样，靠着房租的差价，刘苏不再 犯愁4个孩子的学费。
坚持的刘苏
刘苏献血，是从1994年开始的。她从报纸上看到，因为血源不足，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失去生命。她跑到血站门口，见人就问，我能献血吗?别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她看了一会：星期天不上班，周一再来。
换了别人，这事也许就放下了，可刘苏不。她想好的事，没有不做到底的。几天后，她又去。这次很顺利，她眼看着自己的血把一个小袋子慢慢地装满，刘苏像放飞了一个希望。
从那以后，每隔21天，刘苏都会像时钟一样，准时出现在山东省血液中心。
献血献了三年，刘苏愣是没告诉丈夫蔡登水。开始她是怕他担心，不敢告诉他，后来时间久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秘密被新闻记者揭穿。刘苏献血量全省第一，血站向社会通报。记者找到蔡登水，问他：“你对妻子成为献血女状元怎么看?”
“献血?状元?”蔡登水目瞪口呆。望着排成一堆的献血证书，他惊讶得十几分钟没吱声。
刘苏下班回家，蔡登水沉着脸不说话。
刘苏拉起老公的手：哥儿们，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那是1977年6月的一天早晨，刘苏和往常一样晨练后回宿舍，看见同事小王趴在床上，疼得直打滚。她急忙蹬起三轮车把小王送到急诊室，医生说小王是宫外孕，情况危急，手术需要输血。
刘苏在兵团里查过血，知道自己和小王一样是B型血，她立即挽起袖子。抽完血，刘苏扒在手术室的门玻璃上往里瞅，看着自己的血一点点流进小王的身体，慢慢地，小王的嘴唇由青变红，脸色由雪白变红润。
那是刘苏第一次献血。她记住了：血能救人命。
“哥儿们，我没有别的本事，献点血，就能救一条人命啊，对自己身体也没什么影响，你说，我该不该献啊?”
了解妻子的犟脾气，蔡登水叹了口气，说：“你还以为你十几岁啊，居委会工作这么忙，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刘苏调皮地冲老公挥了挥胳膊。
2001年，血站开始单采血小板。
单采血小板是用血液成分单采机采集来自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每份单采血小板约相当于8—10袋常规浓缩血小板的总量。
刘苏听说，单采血小板最大的优点是相对安全，受血者只需要接受一个献血者的血小板即可达到治疗量，这样能降低发生HLA同种免疫反应和输血传染病的风险几率。她决定，改献血小板。
第一次坐在了采集机前，刘苏心里也有些七上八下。看着自己全身的血在采集机里一遍遍地循环过滤，抽出来，再流回去，再抽出来，再流回去。采一次血小板，血要在体外循环6次，直到从鲜红变为淡黄。
血小板不易保存，要随时用随时抽。每月初，刘苏都要先到血液中心做血液化验。合格，就回家待命。一旦有人要用血小板，一个电话过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刘苏总是第一时间赶到血站。
这期间，不能吃任何油腻的食品，就怕分离出来的血小板上有厚厚的油脂，血小板就浪费了。所以，等待期间，刘苏炒菜连油也不敢放。
血小板又献了十年，刘苏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针，两个胳膊弯内侧，留下两片硬币大小的疤。
幸福的刘苏
自从知道刘苏献血的事，每次看到妻子忙碌的疲惫，蔡登水就心疼地劝她“我不是不让你献，可你也几十岁的人了，献这么多也够了。好事不能让你干完，也得让别人献点爱心吧。”
有一次洗衣服时，刘苏从丈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血液化验单，检查报告“血脂高”。刘苏紧张地找他去问，蔡登水像个小学生一样不好意思地搓着手：“本来是想通过实际行动支持你，没想到检查却不合格，唉，我这人吧，人不坏，血坏。”
刘苏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看，一下子眼里全是泪：哥们儿，你可真够意思!
这些年，刘苏最愧疚的人是老公和儿子。她记得蔡啸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半夜两点，小区里一对小夫妻闹矛盾，吵吵嚷嚷着敲响自己家的门，非要刘苏给他们评评理。刘苏赶紧起床去“灭火”，一边的蔡登水急了：“居委会也不能二十四小时开门啊，要是他们的孩子明天高考，他们还能这么干吗?”
那是刘苏记忆中老公唯一一次为了工作的事发脾气。好在蔡啸争气，成绩没受影响，顺利地考入军校。
凭蔡啸的成绩，可以选择很好的一类大学，可他自己决定要上军校。他对刘苏说，“妈，上军校我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了，你和爸爸的日子也不会这么紧巴了，我走了，你们也得时常买点肉吃。”
再坚强，乐观的刘苏，也忍不住鼻子一阵发酸，赶紧转过身去抹了抹眼。
这些年，为了捐助那几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平时儿子想吃点肉也舍不得买，买上一块肉，只给儿子吃，自己和老公跟着喝点汤。
蔡啸18岁生日那天，刘苏陪着儿子去泉城广场献血，完成了儿子的成人礼。上了大学的蔡啸，每次放假回济南，总会呼朋唤友，和一帮同学一起去献血，这成了他们的固定活动。
军校毕业，蔡啸分到部队，四五年功夫，已经成了营级干部，在部队的口碑，跟妈妈在居委会一样。红红的无偿献血证，也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打。
长大后的蔡啸还是不承认自己有一个“伟大”的妈妈。他说，妈妈做的都是很平常的小事，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很少有人能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妈妈能够做到，是因为妈妈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后记：
55岁的刘苏到了献血的“退役”年龄，她的献血量被定格在66000毫升。
86000毫升，以每个成人血液总量4500至5000毫升计，比18个正常人的血液总量还多；如果再按每个病人输400毫升算，这些血就流进了二百多人的身体里。
当我把这笔账算给刘苏听时，她乐了，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
这些年，刘苏好事做了一大堆：献血、捐助、扶危，助人为乐，从来不求回报。有很多人说她“傻”，也有人说她“出风头”，可对于刘苏来说，这一切，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简单、自然。
刘苏不傻，她心里算过这样一笔账：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所得到的幸福和内心的喜悦，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她说，等有一天我老了，坐公交车，有人主动给我让座；我走不动了，有人会扶着我上楼梯；就算有人对面走过，给我一个开心的笑容，对我来说，比给我一大把钱都宝贵。
可是，当你放着自己温暖的家不住，在租住房里冻得发抖；当你把钱给了别人，自己却合不得给孩子买块肉吃；当你看着别人穿金戴银，自己却只能从地摊上买几块钱一件的衣服时，你真的没觉得苦吗?
真的不苦。人这一辈子，吃什么都是一顿，躺下都不过三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再说，有那么多事让我偷着乐，谁能知道?
幸福的事有很多：从居委会退下来，因为无偿献血被血站聘为宣传员；后来，电视台一个栏目采访她后，非要把她请到栏目组工作，在电视台帮忙做剧务，更想不到的是，二十年前在胶南工作过的单位，因为她当初的表现，还给了她退休职工的待遇，连年过节都来看望她。
“这些年，还真从来没掉到过地下。”刘苏一脸阳光，“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吧。”
尽管没有得过科学证实，但国际上有不少例子证明，移植器官的受体的性格脾气往往受到捐赠者的影响，据说输血也一样。那刘苏捐出的这些血液，在那些用血者的血液里流淌时，是不是也会将她的快乐和爱心一起传递下去?就像花婆婆的花种，会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开放，花香四溢。
编辑／牛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