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活已经远离追问和沉思，当然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文化心理格局。实际上，在实践理性成为东方较为普遍的价值尺度之后，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华夏文化自身也陷入一种悖论之中——思与行的两相削弱。一旦追问生命，开始思考终极问题的时候，实践尺度的现实价值常常经不起这种反溯，一种“世与我相违”的熟悉感就开始升腾；一旦开始努力于日常，追求现时价值的时候，超越性的追问和反思就开始显得脆弱不堪，矫情、幼稚甚至肤浅。于是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无暇关照自身的生存困境，而在追求现实利益的价值选择上也处处碰壁，这样，心理上面对着价值选择的疑惑，又在现实中无法伸展肢体。
　　这种困境由来已久，早在陶渊明的魏晋时代，也是如此。然而这种困境在陶潜的身上得到了一种权衡性的解决。
　　陶渊明没有在现实日用的问题上花费过多的精力，反而在自身的生存体验中超越性地直面生命的困境。这一点自然有时代玄风的影响——老庄天人追问，在此时演变为思辨性的理性论证。玄言诗作的评价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因为文辞远奥而为人所不喜。与诗经以来的性情言志传统相比，玄言诗，离开了人们固有的生活轨迹，失去了切身的活泼和相关性，自然难以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其中的沉思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问题。
　　生命的有限与外物的无限是人类自有理性开始就意识到的问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一困境也成为魏晋主要的辨题之一。时节的变化，日月的盈昃，这些自然现象的规律变化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生命的流逝。在生命自身的运动中也有高低起伏，有枯有荣的植物，对应着有顺有折的人生境遇。魏晋玄言诗一直力求说尽这些哲思，却终究仍是逃不过语对意义的拖滞，而主观解释自然的努力，又使自己显得刻意、做作而流于下乘。而陶渊明却用另一种境界重新审视了这些问题：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
　　我们日常所面对的和我们一直想避开的，正是那个看似平淡实则刺眼的“喧”字，首句的“人境”与“车马”在开篇就鲜明地昭示了自然与人的对立，这对立正是无处不在的“喧”。如何才能消弭这种对立？“心远”又代表了什么？陶渊明没有像玄言诗人那样走入理性论证，他只是把田园中最常见的景象娓娓道来，如一泓凉爽清泉，润及盛夏暑热中焦灼的心田一般，那一瞬，一扇非理性的深层直觉的大门被打开，另一种源自生命本真之处的自由光芒像一朵朵巨大洁白的莲花一样怦然绽放，日间的营营役役、喧哗躁动、困惑挣扎倏然洗脱，去伪存真的松爽与直面世界的自由之感征服性地占据了心灵。那里留存着人类最古老的赤子之心，远古世界的气息再次充满了宇宙之中，于是一个人和一座山对视，人在山中找回了远古的自由的记忆；山在人的记忆中再次爬升至新的精神高峰，这种“悠然”是如此的不易，这是一种不同于现实日用的果腹享乐欲望的达成，而是精神从喧嚣的苦难中的解放，伴随着自在自然与人走向融合、共同呼吸的净化过程中，人格得以自在地舒展，于是看菊则得菊的秋味真色，看山则悦山的静远光芒，看鸟则感鸟的自在真性，凡得所见，即自如自在，无一处龃龉，无一处失和，这即是庄子所谓“目击道存”的精神体验。
　　一千六百年前，中华文化格局开始了儒释道玄的合流，华夏文化继百家争鸣后，再一次迎来了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版图的整理和扩容，然而思想领域最显著的成绩却实实在在地落实在陶渊明的生命体验之中，一个诗人在切身的耕作中，把握到生命与自然的相生相敬的共生秘密，从此改变了汉族知识分子生命不虞、信仰困惑的不安的文化心理的格局，并就此找到出处行藏的人生之路的另一种选择，这正是陶渊明田园沉思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