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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n Le Grand × 中国财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政策教授；现任英格兰卫生小组（英国卫生部国家顾问小组）主席，是专为欧盟主席提供建议的社会政策分析小组的一员；他同时是英国儿童、家庭与学校部下设的社会工作实践工作小组主席。除了以上职务，他还曾经担任欧盟、世行、世卫、经合组织、财政部、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以及BBC的顾问。
作为社会创新的大力推进者，Julian Le Grand被Prospect 杂志评为英国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出和参与的其他政策创新还包括：儿童信托基金的创建，老人关注与护理、弱势儿童教育（现已成为保守和自民党政策）、社会工作实践（现正在英国儿童、家庭与学校部中试点）、病人基金（正被英国卫生部当作试点）。
“小政府，大社会”已成为全球各国社会治理的一种价值追求，在这方面，英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范，这个国家虽然从等级森严的君主国走来，但有着长期的慈善和志愿传统。而社会企业，更是其“大社会”治理中重要的力量之一。
1997年，代表工党利益的布莱尔政府上台，英国的公共服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布莱尔政府顺应英国民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强调了公共服务良好合作的重要性，形成“政府、市场与社区、志愿组织等第三部门”合作，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提升。2010年5月代表保守党的卡梅伦政府执政，更加重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如今，英国政府每年用于采购公共服务的资金高达2360亿英镑，其中约11%的公共服务合同由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执行。现在全国有68000家社会企业，他们总的商业产值能够达到240亿英镑。
除了贫困、环保、弱势群体扶持等传统的慈善领域外，英国的社会企业十分多元，还遍及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关怀、文化遗产保护及城镇规划与重建等原本由政府主导的领域。社会企业不仅是政府职能的补充，而且还促进了原本低效官僚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政府鼓励社企能在专业领域中，影响有关政策与服务，通过引入社会企业的竞争，根据被服务者的满意度决定财政拨款，从而带动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和改革，营造出多元竞争、用户选择、充满活力的公共服务环境。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也表示要“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势。上海、广东等地政府自去年以来，也正通过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等形式购买服务，进行培育社会组织的探索。英国的公共创新理论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怎样的有益思考？
在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与深圳市关爱办共同举办的《社会创新》公益讲座上，本刊采访了英国当前公共服务改革的主要“建筑师”Julian Le Grand，2003年到2005年期间，他曾作为布莱尔首相的高级政策顾问，将竞争和选择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把政府的公共服务分包给社会企业和民间组织，鼓励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推进了卫生、教育领域的政策创新。
政府如何放权？
Julian是位行动派的学者，有着学者的严谨又带有政治家的幽默。他认为要研究公共政策，就一定要参与到政策真实的制定和运作中，必须要体验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政府的难处，否则很难提出好的建议。
中国财富：在公共服务领域，英国曾经和中国一样，由政府主导，存在一些诸如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等问题。你在担任布莱尔首相顾问期间，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和选择机制的背景是怎样的？
Julian：首先我想谈一个社会工作的根本问题。我知道中国的体制是政府聘用社工，在过去二十年中，英国政府也是聘用社工，把责任赋予比社工职位更高的管理层。一线社工处于管理的最底层，他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要逐层上报给管理层，直到最高层来做决策。当时有一个社工跟我说：“教授，你把我们训练成这么好的社工，但是他们却把我们当做机器一样对待。”这就导致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得到应有的自由和决策权，他们士气低落，也不会从个人情感上与服务对象进行沟通，对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的关爱是十分缺乏的，社工流失也很严重。
中国财富：所以政府要下放责任和权力给社工？
Julian：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分包方式或者说责任制的方式，把一些工作从政府转交给NGO来承担，看他们会不会做得更好。NGO往往更具有创新性，对服务对象也更热情。当时我们对“社会企业”特别感兴趣，我们希望把他们打造成商业运营方面的伙伴，让他们通过运营自己的企业，更好地提升社会服务效率。
中国财富：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大量存在，社会企业和NGO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竞争的空间很小。
Julian：我同意你的说法。英国有一段时间也是如此，大量国有企业因为政府支持，在竞争中享有一定特权，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局面发生了转变，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这对政府而言是个好事情，因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要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很困难的，对中国而言，可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除非有非常强势的领导人有意愿去改变。
如何建立信任？
他喜欢多维度地思考问题，面对枯燥的公共政策话题，很少用政治术语。回答问题时常常告诉你，答案“是”也“不是”，因为政策通常面临复杂的局面。
中国财富：你是如何说服政府将工作转交给社企的？
Julian：当时政府委托我起草一个报告，论述这个理念是否可行。和我一起合作的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对这一发展理念是持敌对态度的。他们认为要以发展社会企业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是对政府工作的否定，也会直接威胁到政府官员的饭碗。
当时我们一边安抚政府官员，一边成立了五个社会企业，赋予它们比较高程度的自治权，由他们提供一些政府需要的社会服务。五个试点项目有四个成功了，其中一个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私营企业，结果失败了。
中国财富：私营企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Julian：问题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缺乏信任上，政府购买服务的时候，很大程度依靠政府和企业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私企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比较低，所以注定它会失败。
中国财富：你曾说过，政府工作小组的任务是确定公共部门的领域，挖掘出社会企业的最大潜力，解决他们遇到的障碍，并制定出应对政策。具体而言，这些障碍都有哪些？
Julian：我说的障碍主要是思想障碍，我服务的政府是个左翼政府。党派和工会对市场竞争带动社会服务提高表示质疑，很多人认为市场会引发不平等。因而，我们要从解放思想入手，通过调研和试验证明，公共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要制造私有化，而是创造更加公平高效的局面。
中国财富：英国政府在社会企业的扶持上有哪些举措？
Julian：英国政府主要采取的是“互助知识”政策，互助指的是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员工两方面。政府建立电话热线和开办网站，让想开创社会企业的人进行咨询；政府还有一些资金投入帮助新开办的社会企业，提供一些法律程序和商业规划的建议。另外政府在采购上会照顾社会企业。我们认为，政府给予社会企业一定的保护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合同投标的时候，否则社会企业很难与实力雄厚的其他企业竞争。但现在由于世贸组织和欧盟的一些相关规定，不允许政府在商业活动中倾向保护某个企业。英国目前也在和这些国际组织进行协商，努力在规定框架内给社会企业一定的照顾和保护。
中国财富：在政府购买社企的服务中，人的影响很大，如何避免选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
Julian：英国目前还没有腐败的问题，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有这种担忧。答案一个是自由媒体的监督，还有就是通过竞争减少腐败。在英国，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没有得到订单的竞争对手会向报刊杂志披露一些看法和建议，结合竞争和媒体的力量才能够比较好地控制腐败发生的可能。
中国财富：引入选择和竞争的模式，可能也会影响到公共服务提供上的不公平？
Julian：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要达到最大的公平就是减少私有市场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如果人们可以花钱买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教育，就会带来不公平。财富不平等会让人们觉得不公平，比财富不平等更让人感到不平等的是富人可以用钱买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为他们的子女买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这才是最大问题。
中国财富：除了选择模式以外还有其他的竞争模式么？
Julian：除了选择以外，还有一种专业竞争，有人认为如果把医院和学校数据公布给社会，比如死亡率和升学率公布，本身会是一种竞争，并给专业人士带来压力。根据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同事的观点，专业竞争比选择更能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但我个人倾向于选择，用户的选择可以更好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中国财富：目前选择模式的发展符合你的理想么？
Julian：在发展方向上是的，但力度上还没达到理想状态。有一些领域有明显变化，但整体上不是都那么到位。
选择模式面临的挑战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在公共福利政策上都有所调整，这对于正在进行的公共政策改革和社会创新显然是一个考验。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对于英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但危机之中，许多社会企业的业绩反而十分可观。
中国财富：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英国的社会企业还能够提高业绩呢？
Julian：人们通常会觉得，社会企业考虑到自己的生计问题，可能不太愿意去冒险。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社会企业往往更加愿意去冒险。因为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接受挑战，所以反而会有更好的表现。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私营企业往往通过解雇员工而赢得在危机中发展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一个理智的策略。很多社会企业因为是员工拥有，不太可能解聘自己的员工。经济一旦好转，社会企业因为没怎么流失员工，在社会需求增加时，会有更好更快的响应。
中国财富：你曾经引入过一项儿童信托基金的政策创新，2010年时这项政策据说取消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Julian：这个政策就是：政府为每个在英国出生的儿童设立一个账户，并往里头存一笔钱，往后家长也可以不断存钱。这样，当孩子长到18岁时，就会有一笔可观的费用用于教育、购房等。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个不错的点子，但真正愿意投入和关注这个项目的只有我和少数人。在经济危机时，政府要削减预算，觉得这个项目开支有点大，于是停下。因为孩子要到18岁才能看到这笔钱，所以项目停下没有任何一方有直接损失，对政府而言，在政策上比较讨巧。我觉得很遗憾，因为长远来看这会是个成功的政策，英国储蓄率很低，这项政策增加了储蓄率。
中国财富：金融危机后，欧洲许多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上都有所调整，进行福利开支的削减，这是否会对政策创新和竞争机制产生影响？
Julian：这个问题我回答“是”，又“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开展社会政策改革比较好，这时候比较容易补偿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们没有压力和担忧，会影响社会政策改革实施，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感到困难，比较有改革动力。我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很多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改革更适合在金融危机时实施。
英国政府为提高社会服务尝试的四种模式
Julian Le Grand研究过提高社会服务的四种模型：信任、不信任、呼声和选择。他认为，虽然所有这些模式都各有优点，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在提供者之间推广选择与竞争的政策，最有潜力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反应快和公平公正的服务。最好的方法是向用户提供选择权，并鼓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① 信任模式
政府相信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医生、护士、医院运营者和学校运营者。政府基于信任，直接拨款由这些机构提供社会服务。布莱尔首相执政最初几年，尝试着用信任模式提高社会服务质量，但是最后因效率低下以失败告终。医疗方面，人们为一个很小的手术需要等很长时间；而在教育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排名中也非常靠后。
② 不信任模式，即“目标加绩效管理体制”
政府不信任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从给他们自主权转向对他们指手画脚，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政府根据学校和医院是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来进行奖惩，但惩罚远远多于奖励。这种不信任模式是一种比较高压残酷的手段，在短期之内能够取得一些效果，但是就长远来说会影响创新精神，并不是一个经营医疗或者教育机构的好方式。而且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数据上做假，实际上并没有带来社会服务的真正水平的提升。
③ 呼声
自下而上的方式，让社会服务的用户发出自己的声音,向服务的提供者抱怨或者投诉。但是，向专业人士抱怨，必须要有一定的勇气和信心，还能够具备把这个事情清楚表达的能力。多数人对专业人士都有一种尊敬的心态，特别在那些比较贫困的地区，挑战专业人士的服务更为艰难；另一方面，专业人士未必会对这种抱怨和投诉做出相应的改变，依靠呼声很难在实际行动上改善他们的服务水平。
④ 选择
人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做出选择，比如放弃社会服务、水平不高的机构，转而去用更好的医院和学校来接受社会服务。选择模式的前提就是，这些专业服务的提供机构——学校或者医院必须是独立的机构，不依托于政府。他们可能是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企业。而用户可以做出选择，比如选择哪一所学校和医院的服务，在他们做出决策后，政府的拨款就会随之而来。政府在拨款时会依据这些机构能够吸引多少用户，如果医院的病人或者学校的学生流失，政府就会削减经费，服务者因而会产生动力改善服务。在以“选择”模式为主结合其他模式的运作下，医院和学校在服务水平方面确实有所提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政策教授；现任英格兰卫生小组（英国卫生部国家顾问小组）主席，是专为欧盟主席提供建议的社会政策分析小组的一员；他同时是英国儿童、家庭与学校部下设的社会工作实践工作小组主席。除了以上职务，他还曾经担任欧盟、世行、世卫、经合组织、财政部、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以及BBC的顾问。
作为社会创新的大力推进者，Julian Le Grand被Prospect 杂志评为英国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出和参与的其他政策创新还包括：儿童信托基金的创建，老人关注与护理、弱势儿童教育（现已成为保守和自民党政策）、社会工作实践（现正在英国儿童、家庭与学校部中试点）、病人基金（正被英国卫生部当作试点）。
“小政府，大社会”已成为全球各国社会治理的一种价值追求，在这方面，英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范，这个国家虽然从等级森严的君主国走来，但有着长期的慈善和志愿传统。而社会企业，更是其“大社会”治理中重要的力量之一。
1997年，代表工党利益的布莱尔政府上台，英国的公共服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布莱尔政府顺应英国民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强调了公共服务良好合作的重要性，形成“政府、市场与社区、志愿组织等第三部门”合作，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提升。2010年5月代表保守党的卡梅伦政府执政，更加重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如今，英国政府每年用于采购公共服务的资金高达2360亿英镑，其中约11%的公共服务合同由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执行。现在全国有68000家社会企业，他们总的商业产值能够达到240亿英镑。
除了贫困、环保、弱势群体扶持等传统的慈善领域外，英国的社会企业十分多元，还遍及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关怀、文化遗产保护及城镇规划与重建等原本由政府主导的领域。社会企业不仅是政府职能的补充，而且还促进了原本低效官僚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政府鼓励社企能在专业领域中，影响有关政策与服务，通过引入社会企业的竞争，根据被服务者的满意度决定财政拨款，从而带动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创新和改革，营造出多元竞争、用户选择、充满活力的公共服务环境。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也表示要“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势。上海、广东等地政府自去年以来，也正通过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等形式购买服务，进行培育社会组织的探索。英国的公共创新理论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怎样的有益思考？
在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与深圳市关爱办共同举办的《社会创新》公益讲座上，本刊采访了英国当前公共服务改革的主要“建筑师”Julian Le Grand，2003年到2005年期间，他曾作为布莱尔首相的高级政策顾问，将竞争和选择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把政府的公共服务分包给社会企业和民间组织，鼓励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推进了卫生、教育领域的政策创新。
政府如何放权？
Julian是位行动派的学者，有着学者的严谨又带有政治家的幽默。他认为要研究公共政策，就一定要参与到政策真实的制定和运作中，必须要体验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政府的难处，否则很难提出好的建议。
中国财富：在公共服务领域，英国曾经和中国一样，由政府主导，存在一些诸如分配不公、效率低下等问题。你在担任布莱尔首相顾问期间，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和选择机制的背景是怎样的？
Julian：首先我想谈一个社会工作的根本问题。我知道中国的体制是政府聘用社工，在过去二十年中，英国政府也是聘用社工，把责任赋予比社工职位更高的管理层。一线社工处于管理的最底层，他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要逐层上报给管理层，直到最高层来做决策。当时有一个社工跟我说：“教授，你把我们训练成这么好的社工，但是他们却把我们当做机器一样对待。”这就导致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得到应有的自由和决策权，他们士气低落，也不会从个人情感上与服务对象进行沟通，对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的关爱是十分缺乏的，社工流失也很严重。
中国财富：所以政府要下放责任和权力给社工？
Julian：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分包方式或者说责任制的方式，把一些工作从政府转交给NGO来承担，看他们会不会做得更好。NGO往往更具有创新性，对服务对象也更热情。当时我们对“社会企业”特别感兴趣，我们希望把他们打造成商业运营方面的伙伴，让他们通过运营自己的企业，更好地提升社会服务效率。
中国财富：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大量存在，社会企业和NGO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竞争的空间很小。
Julian：我同意你的说法。英国有一段时间也是如此，大量国有企业因为政府支持，在竞争中享有一定特权，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局面发生了转变，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这对政府而言是个好事情，因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要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很困难的，对中国而言，可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除非有非常强势的领导人有意愿去改变。
如何建立信任？
他喜欢多维度地思考问题，面对枯燥的公共政策话题，很少用政治术语。回答问题时常常告诉你，答案“是”也“不是”，因为政策通常面临复杂的局面。
中国财富：你是如何说服政府将工作转交给社企的？
Julian：当时政府委托我起草一个报告，论述这个理念是否可行。和我一起合作的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对这一发展理念是持敌对态度的。他们认为要以发展社会企业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是对政府工作的否定，也会直接威胁到政府官员的饭碗。
当时我们一边安抚政府官员，一边成立了五个社会企业，赋予它们比较高程度的自治权，由他们提供一些政府需要的社会服务。五个试点项目有四个成功了，其中一个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私营企业，结果失败了。
中国财富：私营企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Julian：问题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缺乏信任上，政府购买服务的时候，很大程度依靠政府和企业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私企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比较低，所以注定它会失败。
中国财富：你曾说过，政府工作小组的任务是确定公共部门的领域，挖掘出社会企业的最大潜力，解决他们遇到的障碍，并制定出应对政策。具体而言，这些障碍都有哪些？
Julian：我说的障碍主要是思想障碍，我服务的政府是个左翼政府。党派和工会对市场竞争带动社会服务提高表示质疑，很多人认为市场会引发不平等。因而，我们要从解放思想入手，通过调研和试验证明，公共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不是要制造私有化，而是创造更加公平高效的局面。
中国财富：英国政府在社会企业的扶持上有哪些举措？
Julian：英国政府主要采取的是“互助知识”政策，互助指的是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员工两方面。政府建立电话热线和开办网站，让想开创社会企业的人进行咨询；政府还有一些资金投入帮助新开办的社会企业，提供一些法律程序和商业规划的建议。另外政府在采购上会照顾社会企业。我们认为，政府给予社会企业一定的保护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合同投标的时候，否则社会企业很难与实力雄厚的其他企业竞争。但现在由于世贸组织和欧盟的一些相关规定，不允许政府在商业活动中倾向保护某个企业。英国目前也在和这些国际组织进行协商，努力在规定框架内给社会企业一定的照顾和保护。
中国财富：在政府购买社企的服务中，人的影响很大，如何避免选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
Julian：英国目前还没有腐败的问题，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有这种担忧。答案一个是自由媒体的监督，还有就是通过竞争减少腐败。在英国，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没有得到订单的竞争对手会向报刊杂志披露一些看法和建议，结合竞争和媒体的力量才能够比较好地控制腐败发生的可能。
中国财富：引入选择和竞争的模式，可能也会影响到公共服务提供上的不公平？
Julian：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要达到最大的公平就是减少私有市场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如果人们可以花钱买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教育，就会带来不公平。财富不平等会让人们觉得不公平，比财富不平等更让人感到不平等的是富人可以用钱买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为他们的子女买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这才是最大问题。
中国财富：除了选择模式以外还有其他的竞争模式么？
Julian：除了选择以外，还有一种专业竞争，有人认为如果把医院和学校数据公布给社会，比如死亡率和升学率公布，本身会是一种竞争，并给专业人士带来压力。根据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同事的观点，专业竞争比选择更能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但我个人倾向于选择，用户的选择可以更好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中国财富：目前选择模式的发展符合你的理想么？
Julian：在发展方向上是的，但力度上还没达到理想状态。有一些领域有明显变化，但整体上不是都那么到位。
选择模式面临的挑战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在公共福利政策上都有所调整，这对于正在进行的公共政策改革和社会创新显然是一个考验。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对于英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但危机之中，许多社会企业的业绩反而十分可观。
中国财富：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英国的社会企业还能够提高业绩呢？
Julian：人们通常会觉得，社会企业考虑到自己的生计问题，可能不太愿意去冒险。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社会企业往往更加愿意去冒险。因为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接受挑战，所以反而会有更好的表现。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私营企业往往通过解雇员工而赢得在危机中发展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一个理智的策略。很多社会企业因为是员工拥有，不太可能解聘自己的员工。经济一旦好转，社会企业因为没怎么流失员工，在社会需求增加时，会有更好更快的响应。
中国财富：你曾经引入过一项儿童信托基金的政策创新，2010年时这项政策据说取消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Julian：这个政策就是：政府为每个在英国出生的儿童设立一个账户，并往里头存一笔钱，往后家长也可以不断存钱。这样，当孩子长到18岁时，就会有一笔可观的费用用于教育、购房等。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个不错的点子，但真正愿意投入和关注这个项目的只有我和少数人。在经济危机时，政府要削减预算，觉得这个项目开支有点大，于是停下。因为孩子要到18岁才能看到这笔钱，所以项目停下没有任何一方有直接损失，对政府而言，在政策上比较讨巧。我觉得很遗憾，因为长远来看这会是个成功的政策，英国储蓄率很低，这项政策增加了储蓄率。
中国财富：金融危机后，欧洲许多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上都有所调整，进行福利开支的削减，这是否会对政策创新和竞争机制产生影响？
Julian：这个问题我回答“是”，又“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开展社会政策改革比较好，这时候比较容易补偿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们没有压力和担忧，会影响社会政策改革实施，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感到困难，比较有改革动力。我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很多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改革更适合在金融危机时实施。
英国政府为提高社会服务尝试的四种模式
Julian Le Grand研究过提高社会服务的四种模型：信任、不信任、呼声和选择。他认为，虽然所有这些模式都各有优点，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在提供者之间推广选择与竞争的政策，最有潜力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反应快和公平公正的服务。最好的方法是向用户提供选择权，并鼓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① 信任模式
政府相信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医生、护士、医院运营者和学校运营者。政府基于信任，直接拨款由这些机构提供社会服务。布莱尔首相执政最初几年，尝试着用信任模式提高社会服务质量，但是最后因效率低下以失败告终。医疗方面，人们为一个很小的手术需要等很长时间；而在教育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排名中也非常靠后。
② 不信任模式，即“目标加绩效管理体制”
政府不信任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士，从给他们自主权转向对他们指手画脚，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政府根据学校和医院是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来进行奖惩，但惩罚远远多于奖励。这种不信任模式是一种比较高压残酷的手段，在短期之内能够取得一些效果，但是就长远来说会影响创新精神，并不是一个经营医疗或者教育机构的好方式。而且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数据上做假，实际上并没有带来社会服务的真正水平的提升。
③ 呼声
自下而上的方式，让社会服务的用户发出自己的声音,向服务的提供者抱怨或者投诉。但是，向专业人士抱怨，必须要有一定的勇气和信心，还能够具备把这个事情清楚表达的能力。多数人对专业人士都有一种尊敬的心态，特别在那些比较贫困的地区，挑战专业人士的服务更为艰难；另一方面，专业人士未必会对这种抱怨和投诉做出相应的改变，依靠呼声很难在实际行动上改善他们的服务水平。
④ 选择
人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做出选择，比如放弃社会服务、水平不高的机构，转而去用更好的医院和学校来接受社会服务。选择模式的前提就是，这些专业服务的提供机构——学校或者医院必须是独立的机构，不依托于政府。他们可能是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企业。而用户可以做出选择，比如选择哪一所学校和医院的服务，在他们做出决策后，政府的拨款就会随之而来。政府在拨款时会依据这些机构能够吸引多少用户，如果医院的病人或者学校的学生流失，政府就会削减经费，服务者因而会产生动力改善服务。在以“选择”模式为主结合其他模式的运作下，医院和学校在服务水平方面确实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