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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幼年失怙，饱受人间凄凉，曾一度被迫辍学，在大哥继承的药店当学徒，他读过省立北城小学和县立中学，十四五岁便在成都一些刊物上初露头角，“田家英”便是他使用的笔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满怀报国激情的田家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进了陕北公学，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48年10月起到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之久。
不久前，我从原浙江省党史委老领导、田家英生前好友史莽的夫人处接收了一批有关毛泽东和田家英的历史文献资料（原件已转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其中有1961年春田家英在浙江调研的一些原始资料。
受命于国家非常时期
1958年，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很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还认识不清，党内一些主要领导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简称“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党中央正在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时，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得有待纠正的错误继续发展，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急剧下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觉察到国内存在的严重情况后，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左”的错误。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力图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问题，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有关决定。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田家英将毛主席丢失近30年的一本《调查工作》小册子送到毛泽东面前，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在1930年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自1931年在反“围剿”中丢失后一直未找到。1957年2月，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石印的《调查工作》小册子献给了龙岩地委，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收到后，1960年又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去，1961年1月18日，田家英见后立即送到主席面前。毛泽东非常喜欢这篇文章，30年来，他念念不忘，如今失而复得，令他欣喜不已。他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调查工作》的确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全文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内容。这样一篇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文章，恰好在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被重新发现，成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1961年1月中旬，八届九中全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商谈调查工作，并说：“你这次没有参加会议，我怎么不知道。”随后让会议组的同志给田家英送去一套会议文件。1月20日，毛泽东就派中央调查组到三个省的农村开展调查一事，写信给田家英。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作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在面临国内国民经济持续恶化，接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毛泽东非常冷静，决心通过调查，掌握基层情况，从实际出发，修订政策，扭转困难局面。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调查，派往浙江、湖南、广东的三个调查组成员都是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精兵强将。
田家英一向热心农村调查，对国家困难深为忧虑。此时此刻被委重任，深感责任重大。由他率领的浙江调查组，第二天就离开北京飞往上海，22日到达浙江省会杭州。
“同吃同住不同劳，敢想敢说不敢做”
由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到达杭州后，即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指示和调查方法，决定调查组分成2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一个小组在富阳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调查组有省里的同志参加，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的薛驹，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调查。调查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公社化以后几年来的情况和问题。2、整社以后干部问题的具体调查分析。3、十二条贯彻后群众的反映。
据参加浙江调查组的逄先知回忆，当时下去调查发现问题并不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是要说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是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
田家英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要了解实情，且要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提出这次调查的指导思想：“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为什么不讲同劳动呢？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又很紧张，搞“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进而影响调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对调查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不搞特殊。所谓“敢想敢说”，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调查组内部不设禁忌，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所谓“不敢做”，是指对外特别是对当地工作，有意见要通过组织向省委领导反映，不准在下边指手划脚，随意指挥，以免干扰地方工作。要求调查组的同志相信群众和干部，体谅他们的困难，耐心教育、帮助他们，商量办事，排除干扰，做深入细致的调查。
田家英很重视做历史的调查，他直接指导逄先知和省里的一个同志对和合生产队情况，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来全部历史作了详细调查。他们采取串门个别访问，分阶层召开各种座谈会的方法。选择了两户贫农、两户下中农、两户上中农，用几天时间对六户家庭解放以来的劳动、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帐对比，还请来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和生产队长各一人，进行促膝长谈，有问必答，连续谈了五六天。对这个生产队从历史到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到农民的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了解。
1958年的“大跃进”，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嘉善县和合生产队的早稻亩产实收439斤，却上报到600斤、800斤、1000斤。1959年“反右倾”后，包产指标订到979斤，实收只有436斤。1960年，公社党委干部宣誓大会上订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亩产1800斤、争取2400斤而实收297斤。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到1961年春天，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调查组的同志了解情况后，提出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在哪里？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田家英在同嘉善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连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此之前省委工作组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造成的），病根子是“五风”问题。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反“右倾”、“拔白旗”，闷在心里不敢说而已，田家英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
田家英摸清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后，又到富阳县的五星生产队。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星期，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田家英和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实情，会计拿出了第二本账。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账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植、里面常规的办法。田家英听了他们的生动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这套“防风林”的做法。
中央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睡地铺、喝稀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整个调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食堂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等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对调查材料进行集体分析讨论，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向毛泽东建言：“中央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
调查研究不仅要找出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田家英通过十天的深入调查，对和合、五星两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综合两个队的情况后，对人民公社工作作出了深层次的思考。
2月6日，田家英在杭州刘庄向毛主席汇报两个队的调查情况。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田家英着重谈和合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向毛主席作了详细的汇报，并阐述了“五风”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由通常的600多斤，到1960年减至291斤，而上报亩产达2400多斤，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的心，他静静地听着，深深地吸着烟，边听边思索。
田家英深感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因此，田家英在汇报中向毛主席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毛泽东在听取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时，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三南”会议上，根据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全部材料，以犀利的洞察力，敏锐的思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反对人与人、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一重要思想，后来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和基石。事后，毛泽东在写给中央同志的信中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问题也是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广州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草案）”。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项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六十条（草案）”集中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和要求。然而，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切实可行？还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呢？这就需要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
广州会议结束后，田家英、逄先知就于3月26日返回杭州。胡乔木等人也随即到长沙去了。他们的任务是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开展贯彻“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在“六十条”试点工作中，田家英提出“继续打开脑筋”，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向基层干部和群众征求对“六十条”的意见。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和村干部以关心群众、对党负责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工作上出现错误和缺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对人民负责不够，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的精神，有些同志明明看到群众没有饭吃，不敢反映，怕丢乌纱帽。有人不敢抗歪风，主要是群众观点薄弱。上级的指示要执行，但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反映，提意见，无非是妻离子散，打成右派，儿子不叫父亲，死于非命。怕什么！嘉兴县去年死了一千多人，为什么我们自己一个人都舍不得死呢？命比老百姓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了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要坚持真理，何况我们党不是不听意见的。”对于前几年农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田家英严肃指出：“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事要马上制止，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是蛮干，是傻干，效果不好，要马上改。”
时值春耕，调查组在五星分成两组，一组指导群众春耕备种，一组总结试行经验。白天，忙试行，忙农事，在实践中掌握材料，积累经验；晚上，组织干部社员开座谈会，逐条逐款讨论“六十条”，弄清群众的真正意见。如食堂问题，“六十条”草案提出办常年食堂或农忙食堂，大家讨论结果还是停办了食堂，将粮食按定量分到户。再如，小队规模问题，经大家反复讨论，五星将原7个生产队分为11个生产队，这样易于管理，解决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和无偿调拨生产小队财产问题（即一平二调）。在和合把11个生产队划分为14个生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经营核算单位。推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一奖（超产奖励）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超额奖励的分配制度。并确定社会最低口粮标准，重新给社员划了自留地等等。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在试点期间，有一个调查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富阳县有一个生产队，在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的把持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现象。田家英知道后，立即与逄先知一同赶到那里。详细了解情况后，召开大会，作长篇讲话。他揭露了这里一些惨不忍睹的事情，当他说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时候，哽住了，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最后，他宣讲了“六十条”，并对这里如何讨论和试行“六十条”提出具体意见。田家英这次的到来和讲话，成为这个生产队的转折点。在县委的领导下，加上调查组的协助，这个大队很快恢复了生机。
田家英在农村调研时亲眼目睹了“五风”给群众造成的灾难，心里常常感到痛心不已。一天晚上，他向逄先知背了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在送给巡抚包括的一幅画竹上题写的。田家英深情地对逄先知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员呢。”
浙江农村的调查试点工作于5月3日结束。田家英回到北京，参加了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期间，田家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
“实践出真知”。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真实情况的了解。从包括浙江调查在内的许多调查组的农村调查，到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反复讨论修改而形成的“六十条(修正草案)”，是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特别是亲自指挥三个调查组结出的一个硕果。同年，党中央还相继制定了其他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政策，这对克服党内“左”倾错误，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六十条”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田家英领导的浙江农村调查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条例”的由来时，介绍说：“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1961年的农村调查，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大的调研活动。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的调研活动，是毛主席一生重视农村工作，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瑶 池)
不久前，我从原浙江省党史委老领导、田家英生前好友史莽的夫人处接收了一批有关毛泽东和田家英的历史文献资料（原件已转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其中有1961年春田家英在浙江调研的一些原始资料。
受命于国家非常时期
1958年，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很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还认识不清，党内一些主要领导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简称“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党中央正在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时，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得有待纠正的错误继续发展，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生产急剧下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觉察到国内存在的严重情况后，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左”的错误。1960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力图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问题，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有关决定。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田家英将毛主席丢失近30年的一本《调查工作》小册子送到毛泽东面前，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在1930年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自1931年在反“围剿”中丢失后一直未找到。1957年2月，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石印的《调查工作》小册子献给了龙岩地委，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收到后，1960年又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去，1961年1月18日，田家英见后立即送到主席面前。毛泽东非常喜欢这篇文章，30年来，他念念不忘，如今失而复得，令他欣喜不已。他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调查工作》的确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全文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内容。这样一篇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文章，恰好在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被重新发现，成了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1961年1月中旬，八届九中全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商谈调查工作，并说：“你这次没有参加会议，我怎么不知道。”随后让会议组的同志给田家英送去一套会议文件。1月20日，毛泽东就派中央调查组到三个省的农村开展调查一事，写信给田家英。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作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在面临国内国民经济持续恶化，接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毛泽东非常冷静，决心通过调查，掌握基层情况，从实际出发，修订政策，扭转困难局面。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调查，派往浙江、湖南、广东的三个调查组成员都是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精兵强将。
田家英一向热心农村调查，对国家困难深为忧虑。此时此刻被委重任，深感责任重大。由他率领的浙江调查组，第二天就离开北京飞往上海，22日到达浙江省会杭州。
“同吃同住不同劳，敢想敢说不敢做”
由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到达杭州后，即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指示和调查方法，决定调查组分成2个小组，一个小组在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一个小组在富阳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调查组有省里的同志参加，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的薛驹，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调查。调查的重点是三个方面：1、公社化以后几年来的情况和问题。2、整社以后干部问题的具体调查分析。3、十二条贯彻后群众的反映。
据参加浙江调查组的逄先知回忆，当时下去调查发现问题并不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是要说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是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
田家英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要了解实情，且要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提出这次调查的指导思想：“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为什么不讲同劳动呢？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又很紧张，搞“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进而影响调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对调查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不搞特殊。所谓“敢想敢说”，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调查组内部不设禁忌，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所谓“不敢做”，是指对外特别是对当地工作，有意见要通过组织向省委领导反映，不准在下边指手划脚，随意指挥，以免干扰地方工作。要求调查组的同志相信群众和干部，体谅他们的困难，耐心教育、帮助他们，商量办事，排除干扰，做深入细致的调查。
田家英很重视做历史的调查，他直接指导逄先知和省里的一个同志对和合生产队情况，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来全部历史作了详细调查。他们采取串门个别访问，分阶层召开各种座谈会的方法。选择了两户贫农、两户下中农、两户上中农，用几天时间对六户家庭解放以来的劳动、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帐对比，还请来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和生产队长各一人，进行促膝长谈，有问必答，连续谈了五六天。对这个生产队从历史到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到农民的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了解。
1958年的“大跃进”，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嘉善县和合生产队的早稻亩产实收439斤，却上报到600斤、800斤、1000斤。1959年“反右倾”后，包产指标订到979斤，实收只有436斤。1960年，公社党委干部宣誓大会上订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亩产1800斤、争取2400斤而实收297斤。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到1961年春天，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调查组的同志了解情况后，提出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在哪里？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田家英在同嘉善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连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此之前省委工作组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造成的），病根子是“五风”问题。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反“右倾”、“拔白旗”，闷在心里不敢说而已，田家英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
田家英摸清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后，又到富阳县的五星生产队。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星期，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田家英和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实情，会计拿出了第二本账。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账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植、里面常规的办法。田家英听了他们的生动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这套“防风林”的做法。
中央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睡地铺、喝稀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整个调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食堂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等都作了细致的调查，对调查材料进行集体分析讨论，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向毛泽东建言：“中央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
调查研究不仅要找出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田家英通过十天的深入调查，对和合、五星两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综合两个队的情况后，对人民公社工作作出了深层次的思考。
2月6日，田家英在杭州刘庄向毛主席汇报两个队的调查情况。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田家英着重谈和合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向毛主席作了详细的汇报，并阐述了“五风”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由通常的600多斤，到1960年减至291斤，而上报亩产达2400多斤，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的心，他静静地听着，深深地吸着烟，边听边思索。
田家英深感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因此，田家英在汇报中向毛主席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毛泽东在听取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时，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三南”会议上，根据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全部材料，以犀利的洞察力，敏锐的思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反对人与人、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一重要思想，后来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和基石。事后，毛泽东在写给中央同志的信中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问题也是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广州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草案）”。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项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六十条（草案）”集中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和要求。然而，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切实可行？还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呢？这就需要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
广州会议结束后，田家英、逄先知就于3月26日返回杭州。胡乔木等人也随即到长沙去了。他们的任务是继续进行农村调查，开展贯彻“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在“六十条”试点工作中，田家英提出“继续打开脑筋”，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向基层干部和群众征求对“六十条”的意见。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和村干部以关心群众、对党负责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工作上出现错误和缺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对人民负责不够，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的精神，有些同志明明看到群众没有饭吃，不敢反映，怕丢乌纱帽。有人不敢抗歪风，主要是群众观点薄弱。上级的指示要执行，但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反映，提意见，无非是妻离子散，打成右派，儿子不叫父亲，死于非命。怕什么！嘉兴县去年死了一千多人，为什么我们自己一个人都舍不得死呢？命比老百姓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了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要坚持真理，何况我们党不是不听意见的。”对于前几年农村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田家英严肃指出：“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事要马上制止，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是蛮干，是傻干，效果不好，要马上改。”
时值春耕，调查组在五星分成两组，一组指导群众春耕备种，一组总结试行经验。白天，忙试行，忙农事，在实践中掌握材料，积累经验；晚上，组织干部社员开座谈会，逐条逐款讨论“六十条”，弄清群众的真正意见。如食堂问题，“六十条”草案提出办常年食堂或农忙食堂，大家讨论结果还是停办了食堂，将粮食按定量分到户。再如，小队规模问题，经大家反复讨论，五星将原7个生产队分为11个生产队，这样易于管理，解决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和无偿调拨生产小队财产问题（即一平二调）。在和合把11个生产队划分为14个生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经营核算单位。推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一奖（超产奖励）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超额奖励的分配制度。并确定社会最低口粮标准，重新给社员划了自留地等等。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在试点期间，有一个调查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富阳县有一个生产队，在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的把持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现象。田家英知道后，立即与逄先知一同赶到那里。详细了解情况后，召开大会，作长篇讲话。他揭露了这里一些惨不忍睹的事情，当他说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时候，哽住了，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最后，他宣讲了“六十条”，并对这里如何讨论和试行“六十条”提出具体意见。田家英这次的到来和讲话，成为这个生产队的转折点。在县委的领导下，加上调查组的协助，这个大队很快恢复了生机。
田家英在农村调研时亲眼目睹了“五风”给群众造成的灾难，心里常常感到痛心不已。一天晚上，他向逄先知背了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在送给巡抚包括的一幅画竹上题写的。田家英深情地对逄先知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员呢。”
浙江农村的调查试点工作于5月3日结束。田家英回到北京，参加了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期间，田家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
“实践出真知”。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真实情况的了解。从包括浙江调查在内的许多调查组的农村调查，到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反复讨论修改而形成的“六十条(修正草案)”，是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特别是亲自指挥三个调查组结出的一个硕果。同年，党中央还相继制定了其他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政策，这对克服党内“左”倾错误，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六十条”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田家英领导的浙江农村调查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条例”的由来时，介绍说：“制定农村工作条例，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个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一下，搞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倡议的，是别人倡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1961年的农村调查，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大的调研活动。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的调研活动，是毛主席一生重视农村工作，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