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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当然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怀想的年份，无论当时的人们怎么猜想，无论人们的分歧有多么大，无论后来的人们怎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读，一个决绝的姿态在这一年出现，这就是要发展经济。分歧当然在所难免，但已经不再为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讨论，而是经济发展的方法。
某种意义上，一大批从“文革”过来的老干部，可谓心急如焚，一方面他们已经进入暮年，非常渴望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则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拳拳之心。这种心态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大家在无意之中却又正在重蹈当年大跃进的错误经济思维方式。
最明显的现象是，新制定出来的经济计划，有宏大急切的目标，钢铁要在1985年达到6000万吨，粮食要到8000亿斤。这还只是工业和农业的规模指标，在具体发展项目上，人们的信心更加爆棚：10个钢铁大企业、9个有色金属企业、10个煤炭大企业、10个油气大企业、30个电力大企业、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建设。这样的计划看上去大气磅礴，1978年2月获得一致性通过，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大概10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按照这样的蓝图往前走。
开放之年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这些宏大的数字带给每个人内心的亢奋。
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停留得太久，在过去的近乎30年之内，经济在倒退，企业彻底退出人们的生活，贫穷、单调、还有压抑，人们有理由在这样的新鲜的经济大数法则面前，让信心升腾。经济，或者说钱，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议题之中，人们不再谈钱色变，不再陈述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之类的陈词滥调。仅仅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数字都具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二，整个社会开始以企业为导向，人们普遍相信，中国要想现代化，企业、而且是大型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必须的目标。历史学家通常都把1978年解读成中国的改革之年，切开这样的大词，人们能够看到，所谓改革，其中一个隐形的指标，就是中国人开始在制度的意义上关注企业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起步，是一个开始。没有这一年以企业为基本导向的经济蓝图，日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当然还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都不能起步，至于90年代之后出现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事实上都是建立在1978年整个宏观经济对企业这个新兴组织的认可之上的。
第三个重要的维度，是中国决心从先进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项目，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全民炼钢的土办法，不太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向外面的世界学习。1978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从欧洲访问归来，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信息，比如，日本的现代化真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前后不过13年；德国的高速时期更短，竟然只有10年时间。
这给老人们巨大的信心，他们普遍认为，之前打算用20年乃至30年的时间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的周期太长了，应该加快进度。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装备，要敢于同国外的大企业做生意，而且这种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到500亿的规模。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不要老是讨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大项目，大企业。
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都是这么想的。华国锋曾对胡耀邦面授机宜到深夜，要胡耀邦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多动脑子、敢想敢干。日后有人回忆，胡耀邦曾经不止一次讲过，华国锋对经济建设有自己的想法，他当时倍受鼓舞。而李先念在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口号，要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未来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要达到5000亿元，未来10年要从国外引进资金800亿美元等等。
历史学家将1978年解读成开放之年，其基本的史料就在于此。仔细分析，这种开放首先是一种基于外国技术、裝备、生意和企业的开放。这是我们理解历史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对接、交流与合作，197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风景。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个历经30年苦难的国家终于开始打算从开放、从企业的角度来谋求经济的发展。
陈云的怀疑与批评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这就是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陈云首先看到了，而且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引进那么多国外资金，但是考虑过没有，我们中国有那么多配套的资金吗？”陈云的怀疑之声似乎并没有引起众人的关注，国务院很快批准了十年规划，而且要求加快引进协议的谈判，加快签订的进程。相关的领导更是热情似火，有人提出了发展经济一定要依靠财政赤字的观点，赤字无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无法避免通货膨胀。
陈云的怀疑终于引起大家的关注。接下来，他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陈云不同意用日本、德国的发展经验来类比中国，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不如他们，甚至也不如台湾和韩国，因此引进项目，不能一哄而上。要尊重国内的工业现实，尤其是材料的缺口现实，陈云主张，如果材料有缺口，无论是中央的项目，还是地方的项目，都不能安排。
后来人们回忆起陈云的这个讲话，发现这是1978年年底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经济调整，这样的调整因陈云的批评意见而起，扭转了经济建设可能出现的大跃进趋势。更有意义的事实在于，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云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迅速攀升，他以一个懂经济的专家的形象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到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的诸多思考变成了会议公报的内容，比如要认真解决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综合平衡，为发展打下基础等等。
这意味着陈云的批评还在继续。1979年开春，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认为国务院的计划存在物资缺口，他建议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少建设项目，也不要留缺口。接着，他又针对新华社的一份关于1979年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的报告，指出缺口很大，这种有物资缺口的经济计划不是可靠的计划，中央应该引起重视。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思考很重要，要求国家计委重新考虑。他的原话是，“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些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 显然，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暂时搁置几年之内引进800亿美元的思路，支持陈云对经济格局进行调整。
渐进主义经济思路
1978年之后的陈云，对经济工作的理解，他的谨慎的经济政策，可谓其来有自。
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之中，陈云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他的经济工作经验，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熟悉陈云的人知道，他对50年代后期大跃进的教训印象极为深刻，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这使得他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向来崇尚稳健，偏爱一种比较稳定、均衡的经济增长，反对激进的、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高投资率的经济方式，一直努力避免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
陈云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一种平衡观念，即财政收支的平衡，银行信贷的平衡，商品供需的平衡。这种保守的经济趣味，让他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与整个国家的狂飙突进大异其趣，以致遭遇长时间的边缘化，甚至被整肃。在60年代，陈云曾经短暂出任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力主经济调整，挽救大跃进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经济陷阱，一度得到民间好评，不过他很快就被打到。
陈云再一次掌管中国经济，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而最合适的主任人选，就是陈云，由他来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事实上，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主要由李先念主持，但是他立即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并且表示，愿意给陈云当副手，出任副主任。
和李先念一样，有很多人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才能极为看好，纷纷建议陈云重新掌控国家经济政策。
1979年2月，吴江明建议，中央应该请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小组。而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更是专门写下文章，“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是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现在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陈云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我党最有经验的经济统帅。”所以薛暮桥建议，应该让陈云多管一点经济工作，党中央在做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够多听听陈云的意见。同时，薛暮桥也向陈云喊话，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防止在经济工作再犯严重错误。
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回头看这一段故事，发现老一辈的人们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有一种有趣的平衡与合作。邓小平的价值主要是在政治方向和战略决策上，陈云则是在经济决策方面具有话语权，在经济事务上，邓小平主要依赖陈云。而李先念更多的似乎是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了关于财经工作的六条指导性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妥，不要再折腾，必须首先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即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目前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性的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必须调整。第四，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对整个国民经济秩序进行调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第五，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可靠，尤其是钢铁的发展指标必须可靠。不仅要重视数量，还要重视质量，要着重调整国家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铁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第六，向外国借债，必须充分考虑到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到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显然，这六条意见，正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集中呈现，反映了他对1950年代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反思、警惕和纠正，也反映了陈云在经济政策方面明显的渐进主义作风。许多年之后，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样的历史转型，会看到很多具有本质意义的经济态势。第一，中国经济终于在陈云的努力之下，去掉了一种大革命式的好大喜功的反经济的陈旧思维方式，让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理性的经济命题和过程命题，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暴风骤雨，不是狂飙突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云为整个共产党管理经济进行了一次巨大的观念启蒙，共产党人要尊重经济的规律，不能用革命的决战思维來管理经济。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于国内经济的调整和修复，而不是首先依赖于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引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相比晚清时代清朝政府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纯粹技术引进路线，陈云把经济管理的重点，放在了国内经济秩序的重建之上，这为日后的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奠定了结构基础。第三，陈云的经济渐进主义思路，在一种经济规律的意义上，在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方式的缝隙处，通过一种不自觉的方式，给予市场的自发秩序，尤其是给予日后蓬勃兴起的企业家阶层一个生长的时间和空间。
任何狂飙突进式的经济发展，任何忽略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一定是由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政府所推动，这意味着政府遮蔽和掩盖了所有来自市场的力量。
虽然陈云当时当地的立足点，依然是依靠政府来主导经济，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超越他所在时代的经济思想，但是他所采取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思路、他对于那个时代国家经济的努力调整、他对于即将展开的又一轮经济大跃进的阻击，为市场经济的构建，为中国企业家的日后的普遍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财经作家）
某种意义上，一大批从“文革”过来的老干部，可谓心急如焚，一方面他们已经进入暮年，非常渴望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则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拳拳之心。这种心态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大家在无意之中却又正在重蹈当年大跃进的错误经济思维方式。
最明显的现象是，新制定出来的经济计划，有宏大急切的目标，钢铁要在1985年达到6000万吨，粮食要到8000亿斤。这还只是工业和农业的规模指标，在具体发展项目上，人们的信心更加爆棚：10个钢铁大企业、9个有色金属企业、10个煤炭大企业、10个油气大企业、30个电力大企业、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建设。这样的计划看上去大气磅礴，1978年2月获得一致性通过，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大概10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按照这样的蓝图往前走。
开放之年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这些宏大的数字带给每个人内心的亢奋。
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停留得太久，在过去的近乎30年之内，经济在倒退，企业彻底退出人们的生活，贫穷、单调、还有压抑，人们有理由在这样的新鲜的经济大数法则面前，让信心升腾。经济，或者说钱，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议题之中，人们不再谈钱色变，不再陈述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之类的陈词滥调。仅仅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数字都具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二，整个社会开始以企业为导向，人们普遍相信，中国要想现代化，企业、而且是大型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必须的目标。历史学家通常都把1978年解读成中国的改革之年，切开这样的大词，人们能够看到，所谓改革，其中一个隐形的指标，就是中国人开始在制度的意义上关注企业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起步，是一个开始。没有这一年以企业为基本导向的经济蓝图，日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当然还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都不能起步，至于90年代之后出现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事实上都是建立在1978年整个宏观经济对企业这个新兴组织的认可之上的。
第三个重要的维度，是中国决心从先进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项目，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全民炼钢的土办法，不太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向外面的世界学习。1978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从欧洲访问归来，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信息，比如，日本的现代化真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前后不过13年；德国的高速时期更短，竟然只有10年时间。
这给老人们巨大的信心，他们普遍认为，之前打算用20年乃至30年的时间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的周期太长了，应该加快进度。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装备，要敢于同国外的大企业做生意，而且这种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到500亿的规模。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不要老是讨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大项目，大企业。
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都是这么想的。华国锋曾对胡耀邦面授机宜到深夜，要胡耀邦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多动脑子、敢想敢干。日后有人回忆，胡耀邦曾经不止一次讲过，华国锋对经济建设有自己的想法，他当时倍受鼓舞。而李先念在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口号，要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未来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要达到5000亿元，未来10年要从国外引进资金800亿美元等等。
历史学家将1978年解读成开放之年，其基本的史料就在于此。仔细分析，这种开放首先是一种基于外国技术、裝备、生意和企业的开放。这是我们理解历史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对接、交流与合作，197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风景。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个历经30年苦难的国家终于开始打算从开放、从企业的角度来谋求经济的发展。
陈云的怀疑与批评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这就是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陈云首先看到了，而且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引进那么多国外资金，但是考虑过没有，我们中国有那么多配套的资金吗？”陈云的怀疑之声似乎并没有引起众人的关注，国务院很快批准了十年规划，而且要求加快引进协议的谈判，加快签订的进程。相关的领导更是热情似火，有人提出了发展经济一定要依靠财政赤字的观点，赤字无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无法避免通货膨胀。
陈云的怀疑终于引起大家的关注。接下来，他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陈云不同意用日本、德国的发展经验来类比中国，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不如他们，甚至也不如台湾和韩国，因此引进项目，不能一哄而上。要尊重国内的工业现实，尤其是材料的缺口现实，陈云主张，如果材料有缺口，无论是中央的项目，还是地方的项目，都不能安排。
后来人们回忆起陈云的这个讲话，发现这是1978年年底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经济调整，这样的调整因陈云的批评意见而起，扭转了经济建设可能出现的大跃进趋势。更有意义的事实在于，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云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迅速攀升，他以一个懂经济的专家的形象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到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的诸多思考变成了会议公报的内容，比如要认真解决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综合平衡，为发展打下基础等等。
这意味着陈云的批评还在继续。1979年开春，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认为国务院的计划存在物资缺口，他建议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少建设项目，也不要留缺口。接着，他又针对新华社的一份关于1979年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的报告，指出缺口很大，这种有物资缺口的经济计划不是可靠的计划，中央应该引起重视。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思考很重要，要求国家计委重新考虑。他的原话是，“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些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 显然，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暂时搁置几年之内引进800亿美元的思路，支持陈云对经济格局进行调整。
渐进主义经济思路
1978年之后的陈云，对经济工作的理解，他的谨慎的经济政策，可谓其来有自。
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之中，陈云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他的经济工作经验，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熟悉陈云的人知道，他对50年代后期大跃进的教训印象极为深刻，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这使得他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向来崇尚稳健，偏爱一种比较稳定、均衡的经济增长，反对激进的、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高投资率的经济方式，一直努力避免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
陈云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一种平衡观念，即财政收支的平衡，银行信贷的平衡，商品供需的平衡。这种保守的经济趣味，让他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与整个国家的狂飙突进大异其趣，以致遭遇长时间的边缘化，甚至被整肃。在60年代，陈云曾经短暂出任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力主经济调整，挽救大跃进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经济陷阱，一度得到民间好评，不过他很快就被打到。
陈云再一次掌管中国经济，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和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而最合适的主任人选，就是陈云，由他来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事实上，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主要由李先念主持，但是他立即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并且表示，愿意给陈云当副手，出任副主任。
和李先念一样，有很多人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才能极为看好，纷纷建议陈云重新掌控国家经济政策。
1979年2月，吴江明建议，中央应该请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小组。而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更是专门写下文章，“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是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现在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陈云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我党最有经验的经济统帅。”所以薛暮桥建议，应该让陈云多管一点经济工作，党中央在做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够多听听陈云的意见。同时，薛暮桥也向陈云喊话，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防止在经济工作再犯严重错误。
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回头看这一段故事，发现老一辈的人们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有一种有趣的平衡与合作。邓小平的价值主要是在政治方向和战略决策上，陈云则是在经济决策方面具有话语权，在经济事务上，邓小平主要依赖陈云。而李先念更多的似乎是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了关于财经工作的六条指导性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妥，不要再折腾，必须首先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即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目前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性的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必须调整。第四，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对整个国民经济秩序进行调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第五，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可靠，尤其是钢铁的发展指标必须可靠。不仅要重视数量，还要重视质量，要着重调整国家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铁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第六，向外国借债，必须充分考虑到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到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显然，这六条意见，正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集中呈现，反映了他对1950年代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反思、警惕和纠正，也反映了陈云在经济政策方面明显的渐进主义作风。许多年之后，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样的历史转型，会看到很多具有本质意义的经济态势。第一，中国经济终于在陈云的努力之下，去掉了一种大革命式的好大喜功的反经济的陈旧思维方式，让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理性的经济命题和过程命题，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暴风骤雨，不是狂飙突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云为整个共产党管理经济进行了一次巨大的观念启蒙，共产党人要尊重经济的规律，不能用革命的决战思维來管理经济。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于国内经济的调整和修复，而不是首先依赖于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引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相比晚清时代清朝政府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纯粹技术引进路线，陈云把经济管理的重点，放在了国内经济秩序的重建之上，这为日后的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奠定了结构基础。第三，陈云的经济渐进主义思路，在一种经济规律的意义上，在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方式的缝隙处，通过一种不自觉的方式，给予市场的自发秩序，尤其是给予日后蓬勃兴起的企业家阶层一个生长的时间和空间。
任何狂飙突进式的经济发展，任何忽略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一定是由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政府所推动，这意味着政府遮蔽和掩盖了所有来自市场的力量。
虽然陈云当时当地的立足点，依然是依靠政府来主导经济，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超越他所在时代的经济思想，但是他所采取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思路、他对于那个时代国家经济的努力调整、他对于即将展开的又一轮经济大跃进的阻击，为市场经济的构建，为中国企业家的日后的普遍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