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不仅对修身、正心、治家等道德修养与道德践行有着详细的论述，而且特别重视人生价值的实现。颜之推认为人的一生应当有所作为，要对社会与国家有所贡献，不能无所事事，最终一事无成。“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颜氏家训·涉务》）
　　具体到颜之推生活的时代，士人应当致力于治国、平天下之事，农人应当专心稼穑农耕，手工业者应当做好手工活计，商人应当做好各类商品的流通。换句话讲，就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并能以此养家糊口、安身立命，从而实现人生价值。
　　颜之推指出，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所擅长和应当从事的职业，同时通过勤学苦练使自己在职业中尽可能做到最好。社会上的职业很多，而每个人的性格、能力不同，所以不应求全责备，只要做好自己力所能及和擅长的职业即可，这样也就无愧于一生了。“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通“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颜氏家训·涉务》）所以，颜之推特别推重在某方面有专长并能在某职业上做出成绩的人，而对那些浮华空谈者，则多有批评。颜之推是士大夫出身，他认为，真正的士人应当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并对社会、国家有价值：或者可以治理地方事务，或者可以出征抵御外敌、建立国威，或者可以直言敢谏、端正君主，或者可以出使外国、不辱使命，或者可以兴造土木、疏通水利，或者可以制作礼乐、修订法令。一个士人若在这些方面都不能有所建树，那么就是不称职的，既对不起自己立身的阶层，更对不起国家和百姓。
　　此外，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尚空谈、崇玄学的時代，而颜之推对这种社会风气进行了痛彻与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当时很多的所谓名士，看起来清高玄远，实际上不过是浮华空虚之辈，他们不仅不知耕稼、征战等当时所亟需的技能，而且也无力承担士大夫所应担负的齐家、治国的职责，所以他们应当为这个时代的混乱承担一定的责任。可见，颜之推对实行、实践、实学、实作是非常推崇的。颜之推还举了当时的士人只知空谈而无益于世的诸多例子：南朝的士大夫多好褒衣博带、服散食药，而且出行都乘坐车马，从不步行，这使得他们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实际却是手无缚鸡之力、羸弱不堪，有的人听到马的叫声竟然以为是老虎的吼叫而吓得半死，很多人更在侯景之乱后，因毫无生活能力且无人伺候，最终只能凄凉地冻饿而死。颜之推对这类士人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人应当有“应世经务”的能力，即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上认真负责并有所成就，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可“优闲”太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优闲”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讲的“休闲”，所谓“优闲”是指因为过于富贵而不知世事、不务实际。
　　至于“休闲娱乐”活动，颜之推也进行了论述。《颜氏家训》除了讲如何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外，还对生活情趣和娱乐活动进行了阐释。在书中，颜之推对于艺术、游戏、养生，如书法、绘画、射箭、中医、古琴、下棋等，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家族中的后代应当对这些休闲活动有所涉猎。这既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生活的丰富多彩，也让我们认识到人生不仅有严肃、紧张的一面，也应当有放松、闲适的一面。
　　不过，颜之推对这些休闲活动，有着非常理性且恰当的态度：一方面，他肯定这些娱乐活动对人生的正面价值：“足以畅神情也”“颇为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颜之推将这些休闲活动称为“雅戏”，通过它们，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放飞自我的心灵，更可以使人消解忧愁、打发无聊。但另一方面，颜之推指出，这些活动不可作为人生的主要部分，“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颜氏家训·杂艺》），若将它们作为“主业”，则“令人躭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应该说，颜之推的这种观点是比较正确且具有现实意义的。适当的休闲娱乐可以使人忙中有闲，劳逸结合，不至于被繁琐的工作所异化;然而，如果不加控制、毫无节制，则会使人耽于享乐，以致玩物丧志而偏离人生的正轨。正是在这种理性态度下，颜之推对当时的一些休闲项目进行了讨论。
　　颜之推推重书法，并有很高的造诣，同时对书法的源流有着颇多见解，比如，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是书法史上的巅峰，因此王羲之以后的书法家多从他那里吸收养料。不过，颜之推还认为，书法的成就除了勤学苦练外，还与每个人的天赋有关，所以一般人只要尽可能地把字写得端正即可，不必刻意追求成为书法家。而且他还认为，成为书法家也会使自己的生命受到负累，因为不断会有人找你求字，这样反而会变得辛苦不已、自在不得。同样的道理，还适用于绘画、音乐、下棋等。由此可见，颜之推认为人生既需要适度的休闲，但又不可让具体的休闲项目侵害了休闲的意义，进而伤害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