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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庆已经不再做艺术，但他的作品所到之处依然能引起轰动。在纽约MOMA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时，他被观众称为一个“神话”。
近期，UCCA展出了谢德庆代表作之一《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打卡”），选择这件作品，UCCA的馆长田霏宇说是出于共鸣，“‘打卡’是对时间最有规律的记录，在这里展出比较容易被观众理解，因为大家每天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每个上班族都会有打卡的烦恼——每天在某一个整点钟赶到公司，拿出卡插进入打卡机或者把手指放入指纹机，直到听见“咔哒”一声的提示，才能把心放宽了走进办公室。谢德庆把这种“恐怖”的体验放大，他给自己制定的打卡规则是：每小时。在 1980年到 1981年之间，他即使深夜每小时也会起来一次，家中恨不得有 24个闹钟一起提醒他。为了能够回来打卡，他甚至不能离开家三公里之外……
作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体现，谢德庆只是在纯粹体验时间的流逝，在其中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触及到存在的荒谬：任何生活与工作都像是打卡，有的人一生上班就像在复印，也有的是一辈子像在跑步，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家宋冬在给学生上课时曾说，“谢德庆不是为了时代尽心创作，而是为了体会时间，他摧毁了艺术和生活的边界”。 谢德庆的一年，容纳了我们的一生。
为了去纽约，他选择“跳船”
谢德庆 1950年生于台湾屏东南州，是个大家族的孩子，排行十二。父亲在家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每日的晚餐就像皇帝一般单独一桌，吃更加精致的食物。有时候父亲心情好了，就会叫一个孩子过来陪着吃。
但父亲再严格也没办法看住 15个孩子。上世纪 60年代末，嬉皮文化席卷全球，台湾的少年也被包裹进去，那时的谢德庆听摇滚乐、留长头发、穿各种被老师嫌弃的奇装异服、阅读从西方传入的存在主义书籍。被视作异类的他，无法忍受学校刻板的生活，1967年从高中辍学，“就个人而言，我既自我约束又自我放纵，这却有助于我逃脱制式化的体系”。
从高中肄业之后，谢德庆就全心投入绘画。父亲曾经给他聘请过老师教习静物水彩，但由于学业过重他放弃了。为了绘画，他来到台北的姐姐家。有一天，谢德庆偶然在街头看到画家席德进的招生广告，于是报名参加，一直坚持创作，即便是在马祖服役三年也没有放弃。
服完兵役后，谢德庆举办了一次画展，却如小石投湖般没有反响，“我渐渐明白，单单透过绘画，无法充分表现我的艺术。我决定停止画画”。
当时台湾的文化环境很压抑，激进的西方艺术很少能传进来。“我听说了某种名为偶发艺术与概念艺术的东西。不过，只听闻了这些名字，仅此而已”。为了尝试绘画之外的创作可能，谢德庆创作了“跳楼”——从二楼跳下，结果折断了腿和踝骨，现在还会隐隐作痛。
“美国，美国，要去美国！”当年的谢德庆觉得只有在现代艺术的中心——纽约，才能在创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此，他开始参加海员训练，因为像他这样没有留学生资格的年轻人，根本是不可能留在美国，只能用“旁门左道”的方法——偷渡过去。
为了去美国，谢德庆找到了在船上当服务员的工作。这条船的路线是先去中东，然后再到美国，所以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梦想之地靠岸，“那时每天就擦着桌子看着茫茫大海，慢慢等待。”
终于有一天船只要靠岸了，谢德庆打听到这里是离费城最近的小镇，于是他就“跳船”了。听着很有悲壮的色彩，其实谢庆德只是偷偷溜下船。当时和他一起“跳船”的还有几个人，其他人打了辆车去费城，谢德庆则直接向纽约进军。
由于是偷偷滞留美国，谢德庆一直是个黑户。其实借住姐姐家的他，可以通过姐姐的关系申办美国公民身份。但为了不欠姐姐的人情，他一直甘愿当个见不得光的人。刚到美国那几年，他每日提心吊胆就怕被移民局抓住，直到 1988年遇到美国大赦他才得以顺利获得身份。
初到纽约，谢德庆鲸吞了大量西方激进的概念和作品，那时他的行为艺术处在“挑战极限，血腥，粗暴”的方向，比如他的早期作品《马粪》，整个人泡进马粪桶，直到无法呼吸；又或者像《呕吐》，谢德庆大量进食到不能再摄入，然后呕吐在玻璃碗里……“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实现艺术的转换，没办法转换好，所以变成有自虐的倾向，那也是我自己不想展现的。 ”他发现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而是要把破坏性朝建设性的方向转变。于是，1978年，他开始做《笼子》。
五个“一年”，把思考的过程当作艺术
谢德庆在纽约MOMA做回顾展时，文字说明上，他有一个外号叫CAGEMAN（笼中人）。因为从这个作品开始，西方艺术圈注意到了这个清瘦的台湾艺术家。
在创作《笼子》时，谢德庆已经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美国呆了四年，某天在工作室来回踱步，他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将自己思考艺术的过程变成一件作品，以持续的时间来呈现它呢？而一年恰好是地球围绕太阳一周所用的时间，也是人类计算生命的基本单位”。就这样，谢德庆决定在笼子里整整一年，不阅读、不谈话、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
一天开始，然后过去。笼子里谢德庆有自己计算与区别时间的办法，一方面是尽力去听周围的环境声音；另一方面就是送饭的朋友程伟光。在他出笼后，有记者问他这一年会不会无聊，谢德庆说“怎么不无聊，无聊到我收集自己掉下来的毛（阴毛），数着它们过日子”。因为无事可做，谢德庆便开始思考。“什么都想。小时候的经历，所有认识的人的名字，还有下一个作品应该怎么做，以及程伟光什么时候送饭来等等。时间就是这样被打发掉的。 ”
现在我们都提倡给生活做减法，谢德庆却直接让自己面对生存的底线：只够温饱的食物，放得下一张床的屋子，杜绝一切物质享受和娱乐机会。我们依靠与外界的交流和刺激才觉得生活够精彩，谢德庆却把这些抛弃，只有自己。这一年下来，谢德庆得出的经验是，“一年要分割成一天一天来过，不能老想着一年有多长，而要想一天有多长”。 也许就是这种对时间的紧张感，启发了谢德庆的另一个作品《打卡》，让生活变成以小时为计数单位来过。
在每小时不停被打卡机打断的日子里，他开始构思第三个“一年行为表演”《户外》——走出封闭空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公共空间中，这一年他离开了一切室内（建筑物、地下通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只带着睡袋，开始了一年特殊流浪汉的生活。
每天他就是在纽约溜达，主要活动位置是在曼哈顿下城区十四街以南，那儿有许多废弃的土地和较大的空间，适合聚集无家可归者与艺术家。在流浪的过程中，谢德庆把整个城市当作他的家：中国城是厨房；哈德逊河是卫生间；那些停车场、干的游泳池与小公园是卧室。冬天来的时候，西十四街的肉品市场是他的壁炉，谢德庆在那里生火取暖，“我与这个城市十分贴近，但与此同时，却与社会非常疏离”。
这种贴近又疏离的关系被他带到了第四个作品《绳子》中，也是谢庆德第一次与别人一起合作，而在西方最被称道的作品。他与女艺术家琳达·蒙塔诺用一条八英尺长的绳子拴起来相守一年，但在此期间谁也不得碰对方一下，既像配偶般形影不离，又始终保持彼此“毫发无损”。
即便是一对夫妻，也会要求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人与人的交往，需要不断调节距离去保持一段关系，并且从中体会微妙的滋味。但像谢德庆和琳达·蒙塔诺这种“被迫”关系，不仅没有隐私，还必须要忍耐对方丑陋的一面：比如互相比较大便的长度。没有若即若离，只有死死规定好的八英尺，这是破坏性的八英尺，在《绳子》结束后，他俩老死不相往来了。
1984年 7月 4日下午六时，谢德庆与琳妲松了绑。表演圆满结束。当时 34岁的谢德庆已经有四年没有过正常生活：是时候要休息一下了。但谢德庆不愿意彻底松懈下来，而是紧接着宣布第五个“一年行为表演”，守约是一年内摒除艺术，不做它，不看它，不读它，不谈它，不去画廊参观它。
在 1986年，他发布了最后一张海报，声明 1986年 12月 31日（他的生日）到1999年 12月 31日，他将做艺术，但不发表。到期后，他说：I KEPT MYSELF ALIVE。只是存活下来了，没有更多。
评论家萧元曾根据自己的采访写过一本《做壹年》，每每打电话问谢庆德在干什么时，他的回答常常是“呆着”。在谢德庆的认识里，人生无论做什么，说穿了无非是在耗时间，只是方式各有不同。“我总是想知道，人在日常生活之外还能够怎样过活，‘过活’的本质是什么，一种脱离了日常模式的极端行为长时间进行之后，人会暴露出如何的限制、特性、或者缺陷”。
一年表演 1978-1979 （笼子 ）
整个笼子是谢德庆亲自用松木制作的，三面木栅，一面是墙。在笼子里有一张床，一个脸池，一盏小灯，一个马桶。因为马桶不能自动抽水，碰到有大便，谢德庆就把大便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由人拿出去。
每过一天，谢德庆就在笼子上划一道印。这些记录时间的痕迹后来被他制作成版画公开出售，最高的时候每张售价 2000美元。
1979年 9月 30日，谢德庆从笼子里出来之后准备接受几家媒体的访问，但是一张嘴，谢德庆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说话了。后来他的访问是在一个叫费明杰的艺术家的帮助下翻译完成的。
一年表演 1980–1981 （打卡 ）
谢德庆作品在中国内地首次完整再现，包括一张海报、一份艺术家声明和证人声明、一份漏打卡记录、一个打卡机、366张记时卡片、16毫米影片（将谢德庆每次打卡的照片记录——固定姿势，无言语表达——以影片的形式循环放映，每秒24帧，片长逾6分钟）、366条影片截取肖像以及一套谢德庆自选的“工服”，如果你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就会从他头发长度的变化，感受到打卡生活的时光流逝。
一年表演 1981–1982 （室外 ）
在做这个行为时，谢德庆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随身携带了一只深蓝色的睡袋，还有一个背包，背包上有一个小的标牌，上面用英文写着如下说明：“我将在室外度过一年的时间，绝对不会走进室内，我不会走进建筑物，地铁、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山洞和帐篷，我只用一个睡袋。”背包里装着几十份复印好的纽约市地图、红色的油笔、双节棍、摄影机、小收音机以及适当的钱。在流浪过程中，他曾经因为携带双节棍而被警察逮捕，关键时刻幸好律师赶来，跟警察解释这是一个行为艺术才得以被放出，继续他的室外流浪。
人生，不过如此
“打卡”是谢德庆在内地第一次完整呈现的艺术作品。但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四个“一年行为表演”，无不与生活相关，又把生活逼到极致。
一年表演 1983–1984 （艺术 /生活）
7月 4日，“绳子”创作的第一天，大约有两百多人前来参观访问，几乎都是谢德庆和琳达的朋友。当天，谢德庆的朋友和琳达的作曲家恋人作为共同的见证人对两个艺术家做了交叉见证。所谓交叉见证就是，让琳达的见证人亲自为谢德庆绑上绳子，并在接口处封铅，而谢德庆的见证人也照样对琳达进行处理。同时两人还共同起草了一份合作的文件。
但随着谢德庆名气的增大，两个人出现分歧。每天生活在一起矛盾不断，甚至险些报警，据说一年结束解开绳子，女艺术家立马仓皇而逃。
一年表演 1985–1986（不做艺术 ）
不跟艺术发生关系，这在谢德庆看来是件很容易达到的事情。他过去也不喜欢去画廊，只需要更严格要求自己就行。
谢德庆 1986–1999 （十三年计划 ）
在这十三年中，谢德庆做艺术而不发表。他离开纽约，不再与熟悉的人接触 。作品从他 36岁生日 -1986年 12月 31日 - 开始，到 1999年 12月 31日结束。在千禧年的第一天，谢德庆在纽约的约翰逊纪念教堂做公开发布。
近期，UCCA展出了谢德庆代表作之一《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打卡”），选择这件作品，UCCA的馆长田霏宇说是出于共鸣，“‘打卡’是对时间最有规律的记录，在这里展出比较容易被观众理解，因为大家每天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每个上班族都会有打卡的烦恼——每天在某一个整点钟赶到公司，拿出卡插进入打卡机或者把手指放入指纹机，直到听见“咔哒”一声的提示，才能把心放宽了走进办公室。谢德庆把这种“恐怖”的体验放大，他给自己制定的打卡规则是：每小时。在 1980年到 1981年之间，他即使深夜每小时也会起来一次，家中恨不得有 24个闹钟一起提醒他。为了能够回来打卡，他甚至不能离开家三公里之外……
作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体现，谢德庆只是在纯粹体验时间的流逝，在其中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触及到存在的荒谬：任何生活与工作都像是打卡，有的人一生上班就像在复印，也有的是一辈子像在跑步，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家宋冬在给学生上课时曾说，“谢德庆不是为了时代尽心创作，而是为了体会时间，他摧毁了艺术和生活的边界”。 谢德庆的一年，容纳了我们的一生。
为了去纽约，他选择“跳船”
谢德庆 1950年生于台湾屏东南州，是个大家族的孩子，排行十二。父亲在家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每日的晚餐就像皇帝一般单独一桌，吃更加精致的食物。有时候父亲心情好了，就会叫一个孩子过来陪着吃。
但父亲再严格也没办法看住 15个孩子。上世纪 60年代末，嬉皮文化席卷全球，台湾的少年也被包裹进去，那时的谢德庆听摇滚乐、留长头发、穿各种被老师嫌弃的奇装异服、阅读从西方传入的存在主义书籍。被视作异类的他，无法忍受学校刻板的生活，1967年从高中辍学，“就个人而言，我既自我约束又自我放纵，这却有助于我逃脱制式化的体系”。
从高中肄业之后，谢德庆就全心投入绘画。父亲曾经给他聘请过老师教习静物水彩，但由于学业过重他放弃了。为了绘画，他来到台北的姐姐家。有一天，谢德庆偶然在街头看到画家席德进的招生广告，于是报名参加，一直坚持创作，即便是在马祖服役三年也没有放弃。
服完兵役后，谢德庆举办了一次画展，却如小石投湖般没有反响，“我渐渐明白，单单透过绘画，无法充分表现我的艺术。我决定停止画画”。
当时台湾的文化环境很压抑，激进的西方艺术很少能传进来。“我听说了某种名为偶发艺术与概念艺术的东西。不过，只听闻了这些名字，仅此而已”。为了尝试绘画之外的创作可能，谢德庆创作了“跳楼”——从二楼跳下，结果折断了腿和踝骨，现在还会隐隐作痛。
“美国，美国，要去美国！”当年的谢德庆觉得只有在现代艺术的中心——纽约，才能在创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此，他开始参加海员训练，因为像他这样没有留学生资格的年轻人，根本是不可能留在美国，只能用“旁门左道”的方法——偷渡过去。
为了去美国，谢德庆找到了在船上当服务员的工作。这条船的路线是先去中东，然后再到美国，所以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梦想之地靠岸，“那时每天就擦着桌子看着茫茫大海，慢慢等待。”
终于有一天船只要靠岸了，谢德庆打听到这里是离费城最近的小镇，于是他就“跳船”了。听着很有悲壮的色彩，其实谢庆德只是偷偷溜下船。当时和他一起“跳船”的还有几个人，其他人打了辆车去费城，谢德庆则直接向纽约进军。
由于是偷偷滞留美国，谢德庆一直是个黑户。其实借住姐姐家的他，可以通过姐姐的关系申办美国公民身份。但为了不欠姐姐的人情，他一直甘愿当个见不得光的人。刚到美国那几年，他每日提心吊胆就怕被移民局抓住，直到 1988年遇到美国大赦他才得以顺利获得身份。
初到纽约，谢德庆鲸吞了大量西方激进的概念和作品，那时他的行为艺术处在“挑战极限，血腥，粗暴”的方向，比如他的早期作品《马粪》，整个人泡进马粪桶，直到无法呼吸；又或者像《呕吐》，谢德庆大量进食到不能再摄入，然后呕吐在玻璃碗里……“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实现艺术的转换，没办法转换好，所以变成有自虐的倾向，那也是我自己不想展现的。 ”他发现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而是要把破坏性朝建设性的方向转变。于是，1978年，他开始做《笼子》。
五个“一年”，把思考的过程当作艺术
谢德庆在纽约MOMA做回顾展时，文字说明上，他有一个外号叫CAGEMAN（笼中人）。因为从这个作品开始，西方艺术圈注意到了这个清瘦的台湾艺术家。
在创作《笼子》时，谢德庆已经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美国呆了四年，某天在工作室来回踱步，他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将自己思考艺术的过程变成一件作品，以持续的时间来呈现它呢？而一年恰好是地球围绕太阳一周所用的时间，也是人类计算生命的基本单位”。就这样，谢德庆决定在笼子里整整一年，不阅读、不谈话、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
一天开始，然后过去。笼子里谢德庆有自己计算与区别时间的办法，一方面是尽力去听周围的环境声音；另一方面就是送饭的朋友程伟光。在他出笼后，有记者问他这一年会不会无聊，谢德庆说“怎么不无聊，无聊到我收集自己掉下来的毛（阴毛），数着它们过日子”。因为无事可做，谢德庆便开始思考。“什么都想。小时候的经历，所有认识的人的名字，还有下一个作品应该怎么做，以及程伟光什么时候送饭来等等。时间就是这样被打发掉的。 ”
现在我们都提倡给生活做减法，谢德庆却直接让自己面对生存的底线：只够温饱的食物，放得下一张床的屋子，杜绝一切物质享受和娱乐机会。我们依靠与外界的交流和刺激才觉得生活够精彩，谢德庆却把这些抛弃，只有自己。这一年下来，谢德庆得出的经验是，“一年要分割成一天一天来过，不能老想着一年有多长，而要想一天有多长”。 也许就是这种对时间的紧张感，启发了谢德庆的另一个作品《打卡》，让生活变成以小时为计数单位来过。
在每小时不停被打卡机打断的日子里，他开始构思第三个“一年行为表演”《户外》——走出封闭空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公共空间中，这一年他离开了一切室内（建筑物、地下通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只带着睡袋，开始了一年特殊流浪汉的生活。
每天他就是在纽约溜达，主要活动位置是在曼哈顿下城区十四街以南，那儿有许多废弃的土地和较大的空间，适合聚集无家可归者与艺术家。在流浪的过程中，谢德庆把整个城市当作他的家：中国城是厨房；哈德逊河是卫生间；那些停车场、干的游泳池与小公园是卧室。冬天来的时候，西十四街的肉品市场是他的壁炉，谢德庆在那里生火取暖，“我与这个城市十分贴近，但与此同时，却与社会非常疏离”。
这种贴近又疏离的关系被他带到了第四个作品《绳子》中，也是谢庆德第一次与别人一起合作，而在西方最被称道的作品。他与女艺术家琳达·蒙塔诺用一条八英尺长的绳子拴起来相守一年，但在此期间谁也不得碰对方一下，既像配偶般形影不离，又始终保持彼此“毫发无损”。
即便是一对夫妻，也会要求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人与人的交往，需要不断调节距离去保持一段关系，并且从中体会微妙的滋味。但像谢德庆和琳达·蒙塔诺这种“被迫”关系，不仅没有隐私，还必须要忍耐对方丑陋的一面：比如互相比较大便的长度。没有若即若离，只有死死规定好的八英尺，这是破坏性的八英尺，在《绳子》结束后，他俩老死不相往来了。
1984年 7月 4日下午六时，谢德庆与琳妲松了绑。表演圆满结束。当时 34岁的谢德庆已经有四年没有过正常生活：是时候要休息一下了。但谢德庆不愿意彻底松懈下来，而是紧接着宣布第五个“一年行为表演”，守约是一年内摒除艺术，不做它，不看它，不读它，不谈它，不去画廊参观它。
在 1986年，他发布了最后一张海报，声明 1986年 12月 31日（他的生日）到1999年 12月 31日，他将做艺术，但不发表。到期后，他说：I KEPT MYSELF ALIVE。只是存活下来了，没有更多。
评论家萧元曾根据自己的采访写过一本《做壹年》，每每打电话问谢庆德在干什么时，他的回答常常是“呆着”。在谢德庆的认识里，人生无论做什么，说穿了无非是在耗时间，只是方式各有不同。“我总是想知道，人在日常生活之外还能够怎样过活，‘过活’的本质是什么，一种脱离了日常模式的极端行为长时间进行之后，人会暴露出如何的限制、特性、或者缺陷”。
一年表演 1978-1979 （笼子 ）
整个笼子是谢德庆亲自用松木制作的，三面木栅，一面是墙。在笼子里有一张床，一个脸池，一盏小灯，一个马桶。因为马桶不能自动抽水，碰到有大便，谢德庆就把大便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由人拿出去。
每过一天，谢德庆就在笼子上划一道印。这些记录时间的痕迹后来被他制作成版画公开出售，最高的时候每张售价 2000美元。
1979年 9月 30日，谢德庆从笼子里出来之后准备接受几家媒体的访问，但是一张嘴，谢德庆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说话了。后来他的访问是在一个叫费明杰的艺术家的帮助下翻译完成的。
一年表演 1980–1981 （打卡 ）
谢德庆作品在中国内地首次完整再现，包括一张海报、一份艺术家声明和证人声明、一份漏打卡记录、一个打卡机、366张记时卡片、16毫米影片（将谢德庆每次打卡的照片记录——固定姿势，无言语表达——以影片的形式循环放映，每秒24帧，片长逾6分钟）、366条影片截取肖像以及一套谢德庆自选的“工服”，如果你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就会从他头发长度的变化，感受到打卡生活的时光流逝。
一年表演 1981–1982 （室外 ）
在做这个行为时，谢德庆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随身携带了一只深蓝色的睡袋，还有一个背包，背包上有一个小的标牌，上面用英文写着如下说明：“我将在室外度过一年的时间，绝对不会走进室内，我不会走进建筑物，地铁、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山洞和帐篷，我只用一个睡袋。”背包里装着几十份复印好的纽约市地图、红色的油笔、双节棍、摄影机、小收音机以及适当的钱。在流浪过程中，他曾经因为携带双节棍而被警察逮捕，关键时刻幸好律师赶来，跟警察解释这是一个行为艺术才得以被放出，继续他的室外流浪。
人生，不过如此
“打卡”是谢德庆在内地第一次完整呈现的艺术作品。但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四个“一年行为表演”，无不与生活相关，又把生活逼到极致。
一年表演 1983–1984 （艺术 /生活）
7月 4日，“绳子”创作的第一天，大约有两百多人前来参观访问，几乎都是谢德庆和琳达的朋友。当天，谢德庆的朋友和琳达的作曲家恋人作为共同的见证人对两个艺术家做了交叉见证。所谓交叉见证就是，让琳达的见证人亲自为谢德庆绑上绳子，并在接口处封铅，而谢德庆的见证人也照样对琳达进行处理。同时两人还共同起草了一份合作的文件。
但随着谢德庆名气的增大，两个人出现分歧。每天生活在一起矛盾不断，甚至险些报警，据说一年结束解开绳子，女艺术家立马仓皇而逃。
一年表演 1985–1986（不做艺术 ）
不跟艺术发生关系，这在谢德庆看来是件很容易达到的事情。他过去也不喜欢去画廊，只需要更严格要求自己就行。
谢德庆 1986–1999 （十三年计划 ）
在这十三年中，谢德庆做艺术而不发表。他离开纽约，不再与熟悉的人接触 。作品从他 36岁生日 -1986年 12月 31日 - 开始，到 1999年 12月 31日结束。在千禧年的第一天，谢德庆在纽约的约翰逊纪念教堂做公开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