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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一个颓败的背景
我与我的同时代人已经不再有关系。一班列车停在身旁，透过车窗，我突然发现，有双眼睛在对面的车窗后闪了一下，与我的目光触碰在一起。那是一位公务员？一位少女？一个乞丐？还是一只猫？两辆车错身疾驰，两道目光彼此逃离的本能比相互亲凑的愿望还要强烈。短暂对视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拥抱，也不杀戮，我们一水之隔，在断裂里偶然相遇，在意外中踏入同一条河流。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我们被并排的琴键各自演奏着，没有爱憎，没有哀乐：
兰花和兰花，单个
（保罗·策兰：《托特瑙山》）
多数时候，写作者们早已习惯委身于这个聒噪的时代，产生新的依恋，激起隐秘的取悦之心。正像一位妻子必须在丈夫隆隆的鼾声中才能安然入睡，我们就这样，在一间人肉拥挤、灵魂沉默的高分贝车厢里，昏昏欲睡：谋不完的稻粱，还不完的房贷，回报不尽的赠予，永不终结的操心……从早到晚，“施暴者的马/会在树干上磨蹭它无辜的后臀”（奥登：《美术馆》）。我们不停地在面前的玻璃上擦拭着一块污渍（低着头，用拇指划动着手机），妄图透过它，瞥见一张精确的生活底片，但我们亲手涂抹了它，销毁了它。一场真实世界的连连看，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一水之隔的我们，不得不坐在一起，心里却惦念着千里之外的另一朵兰花。在污秽里作画，在罪恶里享乐，我们却浑然不知。现代诗人闻一多给出过一个如此巴洛克式的观察：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闻一多：《死水》）
对岸的人，请在夜晚饮下这杯“绿酒”，在白天多拾取些“珍珠”，祝你发财。我们翻越残山剩水，来到高楼街市，住进整齐划一的小房间，“灰心年复一年”（柏桦：《夏天还很远》）。“看见大花园变成了小花园，大房间变成了小房间，大长椅变成了小长椅。它们萎缩了，仿佛长出了和小矮人一样的驼背。”（本雅明：《驼背小人》）在那个不太被人注意的驼背小人跟前，我们趾高气扬，假以“发展”和“进步”之名，都成了高大强壮之人。“绿酒”在体内流窜，为我辈赢得自傲的面孔和虚胖的年龄，仿佛欲将那厮装进口袋，驯服成玩偶。但那小矮人的目光却坚硬无比，牢牢锁在我们身上。像一只冬天的蚊子，异常机警，从一个低矮的角落，轻咬着我们的皮肤和耐心：
“爸爸。”
“×吗吗。”
（韩少功：《爸爸爸》）
语言率先叛乱了，像数字时代的乱码，它着魔般地又回到人类降生前的时空，笨拙地牙牙学语。它在说着“什么”？在一个大浪淘沙的乱世，驼背小人的目光没有“进步”，也懒得“发展”，他还躲在原来的瓦肆间，盯视着我们这些匆忙前行的人：在火车站，在菜市场，在卧室的床上。一颗心正经历着混乱和失格，不和谐音弥漫着整个大地。只有那些严重的时刻，一只巨掌同时按下所有琴键，我们在唯一而绝对的强音中被震醒了。只有在那短暂、有力、出神的一刻，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彼此能够相互倾听。依凭每个人耳后的小耳，我们究竟听到了“什么”？进而果敢地认出了对方。小耳，是一句诗中长出的蘑菇，是一个问号，是黑暗时代里一笔羞涩的签注。在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的开篇，传来四指齐发的“命运”敲门声，在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场，那段壮丽无比的日出序曲，牵引着人们昂起的头颅。伟大的作曲家为它献上了这样的描绘：“太阳升起来了。人进入世界，或世界融入人心中。”
如许壮丽的乐章突然在某个日光涣散的下午迎来逃逸的一跃。我沿闹街散步，多年无用的小耳，恍惚聆听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那声音里带着一个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姿势，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驼背小人？），正对着手机说些“什么”。与常人不同的是，他的胳膊肘奇怪地向内弯曲，整个身子陷入紧张，让人看上去极无调性，像捏着一件想极力摆脱掉的物件。他坐在路边，与另一个陌生人分享一条长椅。只听他对着手机絮叨着：“我没事，我很好，不用惦记。”这平凡的句子，刚好被从他旁边走过的我捕捉到，那是人们打电话时最常说的句子。像是对着他的儿女，也像是对一个不在身边的親人说：我很好。那声音虚弱、轻缓，很快就被街道的喧声淹没。老人故意压低音调，似乎不愿让别人听到他苍白的自况，但那些一遍遍重复的言语，却无比清楚地传进我的小耳——“我很好”——用那铺天盖地又格格不入的方式。两道目光在被压低的声音里对视了一下，那似乎也是整个世界的背景音。世纪的老人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孤独的姿势像花瓣一样颓落了。
今天，满大街的红男绿女都捏着宽屏的手机，像是长在手上的智能器官，延伸着欲望的触角，填充着那些无处消磨的时间。人机合一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娴熟姿势，在多年以后，当有无法预知的新器官代替了手机之时，会不会变异为另一种格格不入的姿势呢？在未来的人们眼中，它犹如低语者的姿势，将引起他们的注意、惊讶和怜悯：“瞧，那个老人……”在声调和姿势里，我们注定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老人和遗民，总有某个裂缝暴露了我们的身份。在时间面前，我们各自经历了“什么”？这些遭遇多么无辜，那令人哭泣的姿势多么不幸，它标记了我们最熟视无睹的生命情态。问号般的叶子倾颓了，我从另一个时代找到了此时此地的同时代人，不再问发生了“什么”，而要问：他们是“谁”？通过虚无的话筒，我们相互说了声：我很好。
“谁”：一张张清晰的面孔
若只问“什么”，诗歌批评注定是一门即将消失的手艺，因为诗歌写作漫过了它。诗人的行当不也面临着随时覆灭的危险吗？因为我们此刻经历的现实已平地腾空，遥遥领先。历史的背景在悄然更换，物褫夺了诗，偷戴一顶叫作幻想的帽子。装腔作势地谈论一个或一群诗人是便宜的，高深隽永年年有余，“谁”也不愿为平淡和固执买单。蝗虫般的赞美扮演着最大公约数，何处能开出人心的二次幂？在这个地道的二手时代，庸碌如你我者还有“什么”理由喜欢诗歌？如果诗歌是好的，它为何持久疲乏？将那泡剩的茶叶攒成堂·吉诃德，冲入太极拳方阵。如果诗人是必要的，它为何还不变形？如尼采说，从骆驼变成狮子，从狮子变成孩子……或者他们比“谁”变得都快：脚踏黄河两岸，手持秘密文件，上午为人民公社点赞，夜间叫个朦胧诗大保健。德艺双馨的白头翁太多了，小麻雀明显不够用。一位准大师暴露了随时间而来的愚蠢，一位君子人师正给自己朋友的未婚妻发骚扰短信，一个流氓“革命家”在三流媒体倡导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个文学的销售经理兼诗歌保安，总是浑身带电地在所有你能看得见的地方晃悠，仿佛真理在握，坚挺无比，十万一平方米的房子和稳坐抽屉里的公章都敌不过他。这些时务国闻都大大高于诗。 读者骑在针尖上，诗歌睡在雪山顶。前者对后者的想象已经耗尽了，社会问题试比高，时代精神哪家强？人们见面还谈灵魂吗？诗人还能胜任拍打一个陌生人入睡的工作吗？现在不都提倡“读首诗再睡觉”么？在诗歌谢顶的地方，我们胯下的齿轮和弹簧百发百中，日行千里，诗人干吗还在世界加速冲刺的半途杀出来，说声“停一停吧”，揭开一场衰竭的仪式？年复一年，诗歌为地球织毛衣，织了拆，拆了织，生了龙种和跳蚤，读都读不完，还需锤子加剪刀。这绝不是一个主张沉淀的时代，人人都在攀比着甚嚣尘上的美德。诗的滚筒洗衣机没有暂停键，写“什么”的都有，“怎么”写都行，处女新娘一起抓。诗人们普遍拥有中级职称，谎称是艰辛人生的抵扣券。在以丑为美的时下，你可千万别大惊小怪。来吧，一些人嚼着夸富宴，一些人忙于冬藏，如果不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我们永远都不晓得时钟在“什么”地方溜出了一秒：
然而你的脊骨已经断裂
哦，我完美而不幸的世纪。
（曼德尔施塔姆：《世纪》）
我要辨认一些面孔，试着用“谁”来回答“什么”，用一个追问代替另一个追问，留下那些骨感的痕迹。要不是2014年对生活的索然无味，我不会在夏季的草原之行中结识青年诗人李浩和苏丰雷。在那一年的北大未名诗歌节上，我刚刚认识他们，尤其对李浩朗诵的《哀歌》印象尤深。一些人的相遇似乎是早晚的事，不管若干年里我们在各不连通的地洞里打磨着“什么”兵器。
循迹去读李浩的诗，发现他对信仰的倚重，把若干羁旅与困厄擢拔到一条荒寒的雪线上，酝酿着一记醍醐灌顶的锣鸣。在那洪亮的声响来临之前，读者常常不自觉地锁住呼吸，仿佛只有那样才能放大听力，迎候动荡音节之上那枚神圣的休止符。李浩的诗聚拢了乌云压顶时拨云见日的雄心和渴念，其时已写出《木码头》的苏丰雷则更关注留在大地上的投影和个体历史中的油渍，他不在登高和飞行中写诗，而是展开一册深入底层的侦察员收集到的世相情报、心理指标和伦理图志，活像一个流放在京郊的卡夫卡的使徒。或许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人生还有更蹀躞的走法。李浩和苏丰雷的多皱阅历令人惊诧，这些都是做一个真诗人的基本底料。
很快，李浩当时在中国诗歌学会的办公室成了大家碰头的地方，接着是青年诗人们的聚会。在那里，我先后认识了青年诗人江汀、昆鸟和张杭，还有比我们年长的诗人陈家坪。与其说他是个不老的理想主义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中国当代诗歌自觉而热心的守夜人。几乎每次有聚会和活动，他都不辞辛劳地从家里背来录影器材，尽力保存下大家的讨论，晚间又在电脑上耐心剪辑整理。全世界在他脑中浓缩为一个执着的信念，在他的诗歌中，我读到了诚实的人本关怀、道德心和批判力：
永不能理解时代对于一个人的安排
因为我的生活并不是一个人的生活
（陈家坪：《街灯》）
一场简朴的宴席静悄悄地开张了。没人关心自己能够获取“什么”，这已经是“谁”的集会。记得李浩经常会带酒来，张罗给大家倒上。江汀一杯酒还没喝完脸就熟透了。我们总会在他的诗中察觉到游逛者的目光，顽固而羞涩，但他观看世界的方式却全变了。在千篇一律的生活和老生常谈的历史中，这些文字并不陪伴时髦的变革逻辑和病态官能，而是颇有勇气地向人们熟视无睹的旧事情做永恒回归，填补了人类精神辞典中被称作“必然性”的词条。
在一篇文章中，张杭被江汀称为“天通苑的穆旦”。他向外彰显着鲜亮的诗性人格，都仰仗着一个清澈的理性支点，善于从缤纷多姿的社会晶体和心理晶体中演算出他所谓的“社会学函数”，于是他开始写作“自传诗”，在诗集《即兴与故事》中可以读到。诗人每讲一个故事，读者就如同走进一间悬满无穷变量的剧场。
昆鸟抱怨张杭的“自传诗”这个标题起小了。如果不做诗人，昆鸟定能成为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的骨头是双份的，从肩胛到肝胆，都闪出庖刀的峻峭和高傲。这种硬碰硬的精神，体现在昆鸟的诗集《公斯芬克斯》中，它释放出的精神强度在当下青年写作者中是罕见的。昆鸟绝大多数诗作都可被《劫数中的顽童》这个标题所接管。我甚至愿意这样认为，昆鸟连同李浩、苏丰雷、江汀和张杭等几位青年诗人，似乎都分担着一种相似的胎记。他们是“谁”？这些青年诗人背负着铁器时代坠落的星子，在今生今世的无物之阵里，相互默示和点头，相约将彻骨的演奏进行到底：
我永是劫数中的顽童
敲着两块无用的铁
（昆鸟：《劫数中的顽童》）
更多的朋友在这场简陋的宴席落座：回地、王东东、戴潍娜、田玥、车邻、陈迟恩、严彬、王辰龙、叶美、刘年久，甚至还包括阿西和孙磊这样的诗坛宿将。告别激进，告别线性，告别封闭，退回到诗歌从未有过却无限敞开的时空中去，让那些早已存在的法度涣然冰释，渐渐成为青年一代写作者的共识。他们的任务是盯紧句子里的时钟，解放被缚双手和目光，将它们重新置回时间中恰当位置，勾勒出每一个“谁”的剪影。同时代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依靠某桩心灵事件来厘定，或主动或被动。当大多数人在汹涌向前的意志中结成团块之时，请允许少数人在重重劫数中选择驻留、后退或还乡。
一支储满青年精神的箭已经离弦了，扰动哑默的“什么”，射向更多的“谁”。一个唤作“北京青年诗会”的写作共同体在2014年秋天诞生了。这期间，“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诗歌正义”以及“荒芜之后的风景”等命题，成为这批青年诗人思考和研讨的结晶，它们将缓缓释放出光和热。陈家坪完成了一系列对北京青年诗会诗人的访谈，编成《桥与门》一书，并于2016年出版。《桥与门》无疑成为“北京青年诗会”首度推出并极具分量的工作成果，也是对新世纪以来北京青年诗人精神面目和写作现状一份翔实生动的记录和展示。它不再固执地追问“什么”，而是用更敏锐的小耳去倾听每一个“谁”，每一次心跳和呼吸。
2017年，精选了“北京青年诗会”几位代表诗人作品的诗选集《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正式出版。每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不再成为“什么”的复象和回声。在丧失中心的时代，一张张面孔逐渐清晰起来。他们是“谁”？在完美而不幸的世纪，纷纷呈现出写作上的锐角，力图用内爆般的诗性话语来抵抗现实公共话语的平庸、愚顽和暴戾;在每个“谁”之间又形成友善的犄角之势，辨识出艺术与写作中深渊般的艰难和陡峭，在充满差异的创造精神中还原和应对现时代棘手的精神状况和美学处境。“什么”崩坏以后，吾“谁”与归？普天下霰弹状的青年诗人们是时候行动起来了，借用孙磊的诗句，这种罕见的行动意志可以被表达为：
要申明一种高处的立场
往往需要使用更低的碳
（孙磊：《事实或者高处》）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张光昕，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學馆客座研究员。有《昌耀论》《补饮之书》等著作。
我与我的同时代人已经不再有关系。一班列车停在身旁，透过车窗，我突然发现，有双眼睛在对面的车窗后闪了一下，与我的目光触碰在一起。那是一位公务员？一位少女？一个乞丐？还是一只猫？两辆车错身疾驰，两道目光彼此逃离的本能比相互亲凑的愿望还要强烈。短暂对视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拥抱，也不杀戮，我们一水之隔，在断裂里偶然相遇，在意外中踏入同一条河流。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我们被并排的琴键各自演奏着，没有爱憎，没有哀乐：
兰花和兰花，单个
（保罗·策兰：《托特瑙山》）
多数时候，写作者们早已习惯委身于这个聒噪的时代，产生新的依恋，激起隐秘的取悦之心。正像一位妻子必须在丈夫隆隆的鼾声中才能安然入睡，我们就这样，在一间人肉拥挤、灵魂沉默的高分贝车厢里，昏昏欲睡：谋不完的稻粱，还不完的房贷，回报不尽的赠予，永不终结的操心……从早到晚，“施暴者的马/会在树干上磨蹭它无辜的后臀”（奥登：《美术馆》）。我们不停地在面前的玻璃上擦拭着一块污渍（低着头，用拇指划动着手机），妄图透过它，瞥见一张精确的生活底片，但我们亲手涂抹了它，销毁了它。一场真实世界的连连看，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一水之隔的我们，不得不坐在一起，心里却惦念着千里之外的另一朵兰花。在污秽里作画，在罪恶里享乐，我们却浑然不知。现代诗人闻一多给出过一个如此巴洛克式的观察：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闻一多：《死水》）
对岸的人，请在夜晚饮下这杯“绿酒”，在白天多拾取些“珍珠”，祝你发财。我们翻越残山剩水，来到高楼街市，住进整齐划一的小房间，“灰心年复一年”（柏桦：《夏天还很远》）。“看见大花园变成了小花园，大房间变成了小房间，大长椅变成了小长椅。它们萎缩了，仿佛长出了和小矮人一样的驼背。”（本雅明：《驼背小人》）在那个不太被人注意的驼背小人跟前，我们趾高气扬，假以“发展”和“进步”之名，都成了高大强壮之人。“绿酒”在体内流窜，为我辈赢得自傲的面孔和虚胖的年龄，仿佛欲将那厮装进口袋，驯服成玩偶。但那小矮人的目光却坚硬无比，牢牢锁在我们身上。像一只冬天的蚊子，异常机警，从一个低矮的角落，轻咬着我们的皮肤和耐心：
“爸爸。”
“×吗吗。”
（韩少功：《爸爸爸》）
语言率先叛乱了，像数字时代的乱码，它着魔般地又回到人类降生前的时空，笨拙地牙牙学语。它在说着“什么”？在一个大浪淘沙的乱世，驼背小人的目光没有“进步”，也懒得“发展”，他还躲在原来的瓦肆间，盯视着我们这些匆忙前行的人：在火车站，在菜市场，在卧室的床上。一颗心正经历着混乱和失格，不和谐音弥漫着整个大地。只有那些严重的时刻，一只巨掌同时按下所有琴键，我们在唯一而绝对的强音中被震醒了。只有在那短暂、有力、出神的一刻，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彼此能够相互倾听。依凭每个人耳后的小耳，我们究竟听到了“什么”？进而果敢地认出了对方。小耳，是一句诗中长出的蘑菇，是一个问号，是黑暗时代里一笔羞涩的签注。在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的开篇，传来四指齐发的“命运”敲门声，在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场，那段壮丽无比的日出序曲，牵引着人们昂起的头颅。伟大的作曲家为它献上了这样的描绘：“太阳升起来了。人进入世界，或世界融入人心中。”
如许壮丽的乐章突然在某个日光涣散的下午迎来逃逸的一跃。我沿闹街散步，多年无用的小耳，恍惚聆听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那声音里带着一个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姿势，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驼背小人？），正对着手机说些“什么”。与常人不同的是，他的胳膊肘奇怪地向内弯曲，整个身子陷入紧张，让人看上去极无调性，像捏着一件想极力摆脱掉的物件。他坐在路边，与另一个陌生人分享一条长椅。只听他对着手机絮叨着：“我没事，我很好，不用惦记。”这平凡的句子，刚好被从他旁边走过的我捕捉到，那是人们打电话时最常说的句子。像是对着他的儿女，也像是对一个不在身边的親人说：我很好。那声音虚弱、轻缓，很快就被街道的喧声淹没。老人故意压低音调，似乎不愿让别人听到他苍白的自况，但那些一遍遍重复的言语，却无比清楚地传进我的小耳——“我很好”——用那铺天盖地又格格不入的方式。两道目光在被压低的声音里对视了一下，那似乎也是整个世界的背景音。世纪的老人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孤独的姿势像花瓣一样颓落了。
今天，满大街的红男绿女都捏着宽屏的手机，像是长在手上的智能器官，延伸着欲望的触角，填充着那些无处消磨的时间。人机合一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娴熟姿势，在多年以后，当有无法预知的新器官代替了手机之时，会不会变异为另一种格格不入的姿势呢？在未来的人们眼中，它犹如低语者的姿势，将引起他们的注意、惊讶和怜悯：“瞧，那个老人……”在声调和姿势里，我们注定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老人和遗民，总有某个裂缝暴露了我们的身份。在时间面前，我们各自经历了“什么”？这些遭遇多么无辜，那令人哭泣的姿势多么不幸，它标记了我们最熟视无睹的生命情态。问号般的叶子倾颓了，我从另一个时代找到了此时此地的同时代人，不再问发生了“什么”，而要问：他们是“谁”？通过虚无的话筒，我们相互说了声：我很好。
“谁”：一张张清晰的面孔
若只问“什么”，诗歌批评注定是一门即将消失的手艺，因为诗歌写作漫过了它。诗人的行当不也面临着随时覆灭的危险吗？因为我们此刻经历的现实已平地腾空，遥遥领先。历史的背景在悄然更换，物褫夺了诗，偷戴一顶叫作幻想的帽子。装腔作势地谈论一个或一群诗人是便宜的，高深隽永年年有余，“谁”也不愿为平淡和固执买单。蝗虫般的赞美扮演着最大公约数，何处能开出人心的二次幂？在这个地道的二手时代，庸碌如你我者还有“什么”理由喜欢诗歌？如果诗歌是好的，它为何持久疲乏？将那泡剩的茶叶攒成堂·吉诃德，冲入太极拳方阵。如果诗人是必要的，它为何还不变形？如尼采说，从骆驼变成狮子，从狮子变成孩子……或者他们比“谁”变得都快：脚踏黄河两岸，手持秘密文件，上午为人民公社点赞，夜间叫个朦胧诗大保健。德艺双馨的白头翁太多了，小麻雀明显不够用。一位准大师暴露了随时间而来的愚蠢，一位君子人师正给自己朋友的未婚妻发骚扰短信，一个流氓“革命家”在三流媒体倡导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个文学的销售经理兼诗歌保安，总是浑身带电地在所有你能看得见的地方晃悠，仿佛真理在握，坚挺无比，十万一平方米的房子和稳坐抽屉里的公章都敌不过他。这些时务国闻都大大高于诗。 读者骑在针尖上，诗歌睡在雪山顶。前者对后者的想象已经耗尽了，社会问题试比高，时代精神哪家强？人们见面还谈灵魂吗？诗人还能胜任拍打一个陌生人入睡的工作吗？现在不都提倡“读首诗再睡觉”么？在诗歌谢顶的地方，我们胯下的齿轮和弹簧百发百中，日行千里，诗人干吗还在世界加速冲刺的半途杀出来，说声“停一停吧”，揭开一场衰竭的仪式？年复一年，诗歌为地球织毛衣，织了拆，拆了织，生了龙种和跳蚤，读都读不完，还需锤子加剪刀。这绝不是一个主张沉淀的时代，人人都在攀比着甚嚣尘上的美德。诗的滚筒洗衣机没有暂停键，写“什么”的都有，“怎么”写都行，处女新娘一起抓。诗人们普遍拥有中级职称，谎称是艰辛人生的抵扣券。在以丑为美的时下，你可千万别大惊小怪。来吧，一些人嚼着夸富宴，一些人忙于冬藏，如果不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我们永远都不晓得时钟在“什么”地方溜出了一秒：
然而你的脊骨已经断裂
哦，我完美而不幸的世纪。
（曼德尔施塔姆：《世纪》）
我要辨认一些面孔，试着用“谁”来回答“什么”，用一个追问代替另一个追问，留下那些骨感的痕迹。要不是2014年对生活的索然无味，我不会在夏季的草原之行中结识青年诗人李浩和苏丰雷。在那一年的北大未名诗歌节上，我刚刚认识他们，尤其对李浩朗诵的《哀歌》印象尤深。一些人的相遇似乎是早晚的事，不管若干年里我们在各不连通的地洞里打磨着“什么”兵器。
循迹去读李浩的诗，发现他对信仰的倚重，把若干羁旅与困厄擢拔到一条荒寒的雪线上，酝酿着一记醍醐灌顶的锣鸣。在那洪亮的声响来临之前，读者常常不自觉地锁住呼吸，仿佛只有那样才能放大听力，迎候动荡音节之上那枚神圣的休止符。李浩的诗聚拢了乌云压顶时拨云见日的雄心和渴念，其时已写出《木码头》的苏丰雷则更关注留在大地上的投影和个体历史中的油渍，他不在登高和飞行中写诗，而是展开一册深入底层的侦察员收集到的世相情报、心理指标和伦理图志，活像一个流放在京郊的卡夫卡的使徒。或许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人生还有更蹀躞的走法。李浩和苏丰雷的多皱阅历令人惊诧，这些都是做一个真诗人的基本底料。
很快，李浩当时在中国诗歌学会的办公室成了大家碰头的地方，接着是青年诗人们的聚会。在那里，我先后认识了青年诗人江汀、昆鸟和张杭，还有比我们年长的诗人陈家坪。与其说他是个不老的理想主义者，不如说他更像是中国当代诗歌自觉而热心的守夜人。几乎每次有聚会和活动，他都不辞辛劳地从家里背来录影器材，尽力保存下大家的讨论，晚间又在电脑上耐心剪辑整理。全世界在他脑中浓缩为一个执着的信念，在他的诗歌中，我读到了诚实的人本关怀、道德心和批判力：
永不能理解时代对于一个人的安排
因为我的生活并不是一个人的生活
（陈家坪：《街灯》）
一场简朴的宴席静悄悄地开张了。没人关心自己能够获取“什么”，这已经是“谁”的集会。记得李浩经常会带酒来，张罗给大家倒上。江汀一杯酒还没喝完脸就熟透了。我们总会在他的诗中察觉到游逛者的目光，顽固而羞涩，但他观看世界的方式却全变了。在千篇一律的生活和老生常谈的历史中，这些文字并不陪伴时髦的变革逻辑和病态官能，而是颇有勇气地向人们熟视无睹的旧事情做永恒回归，填补了人类精神辞典中被称作“必然性”的词条。
在一篇文章中，张杭被江汀称为“天通苑的穆旦”。他向外彰显着鲜亮的诗性人格，都仰仗着一个清澈的理性支点，善于从缤纷多姿的社会晶体和心理晶体中演算出他所谓的“社会学函数”，于是他开始写作“自传诗”，在诗集《即兴与故事》中可以读到。诗人每讲一个故事，读者就如同走进一间悬满无穷变量的剧场。
昆鸟抱怨张杭的“自传诗”这个标题起小了。如果不做诗人，昆鸟定能成为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的骨头是双份的，从肩胛到肝胆，都闪出庖刀的峻峭和高傲。这种硬碰硬的精神，体现在昆鸟的诗集《公斯芬克斯》中，它释放出的精神强度在当下青年写作者中是罕见的。昆鸟绝大多数诗作都可被《劫数中的顽童》这个标题所接管。我甚至愿意这样认为，昆鸟连同李浩、苏丰雷、江汀和张杭等几位青年诗人，似乎都分担着一种相似的胎记。他们是“谁”？这些青年诗人背负着铁器时代坠落的星子，在今生今世的无物之阵里，相互默示和点头，相约将彻骨的演奏进行到底：
我永是劫数中的顽童
敲着两块无用的铁
（昆鸟：《劫数中的顽童》）
更多的朋友在这场简陋的宴席落座：回地、王东东、戴潍娜、田玥、车邻、陈迟恩、严彬、王辰龙、叶美、刘年久，甚至还包括阿西和孙磊这样的诗坛宿将。告别激进，告别线性，告别封闭，退回到诗歌从未有过却无限敞开的时空中去，让那些早已存在的法度涣然冰释，渐渐成为青年一代写作者的共识。他们的任务是盯紧句子里的时钟，解放被缚双手和目光，将它们重新置回时间中恰当位置，勾勒出每一个“谁”的剪影。同时代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依靠某桩心灵事件来厘定，或主动或被动。当大多数人在汹涌向前的意志中结成团块之时，请允许少数人在重重劫数中选择驻留、后退或还乡。
一支储满青年精神的箭已经离弦了，扰动哑默的“什么”，射向更多的“谁”。一个唤作“北京青年诗会”的写作共同体在2014年秋天诞生了。这期间，“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诗歌正义”以及“荒芜之后的风景”等命题，成为这批青年诗人思考和研讨的结晶，它们将缓缓释放出光和热。陈家坪完成了一系列对北京青年诗会诗人的访谈，编成《桥与门》一书，并于2016年出版。《桥与门》无疑成为“北京青年诗会”首度推出并极具分量的工作成果，也是对新世纪以来北京青年诗人精神面目和写作现状一份翔实生动的记录和展示。它不再固执地追问“什么”，而是用更敏锐的小耳去倾听每一个“谁”，每一次心跳和呼吸。
2017年，精选了“北京青年诗会”几位代表诗人作品的诗选集《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正式出版。每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不再成为“什么”的复象和回声。在丧失中心的时代，一张张面孔逐渐清晰起来。他们是“谁”？在完美而不幸的世纪，纷纷呈现出写作上的锐角，力图用内爆般的诗性话语来抵抗现实公共话语的平庸、愚顽和暴戾;在每个“谁”之间又形成友善的犄角之势，辨识出艺术与写作中深渊般的艰难和陡峭，在充满差异的创造精神中还原和应对现时代棘手的精神状况和美学处境。“什么”崩坏以后，吾“谁”与归？普天下霰弹状的青年诗人们是时候行动起来了，借用孙磊的诗句，这种罕见的行动意志可以被表达为：
要申明一种高处的立场
往往需要使用更低的碳
（孙磊：《事实或者高处》）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张光昕，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學馆客座研究员。有《昌耀论》《补饮之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