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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吉米·卡特,美国民主党人,第39任美国总统,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佐治亚州普兰斯镇。在1977~1981年的4年任期内。主持签订了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新条约,安排了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会晤,并与前苏联达成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其任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卡特的主要贡献是在离任后仍积极参与各项国家事务,并为国际的和平不停奔走。他于1998年写下《年老的好处》一书,本文摘录其中一小节,以飨读者。
在我们离开白宫之前,罗斯莱恩和我就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退休协会的通知,我们被告之已经成为了它的会员,可我们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愿忍受被称作老年人的耻辱。不过,一回到普兰斯,我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住在亚特兰大以南120英里的地方,经常驱车前往卡特中心和艾默里大学,我在那里被聘为一名教授。一天早晨,我们很早就离开了家并在佐治亚州的托马斯顿镇吃早饭,从这里到亚特兰大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车上有4人,都要了同样的早餐。但是当服务员把账单递过来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所付的钱要比其他人都少。或许是出于想当一名诚实顾客的念头,我把服务员叫了回来并告诉她账算错了。一位穿着工作服的老农正坐在附近的桌子旁,很显然他完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们然后大声说:“总统先生,你的账单并没有出差错。要知道在早上8点以前他们为老年人提供的咖啡是免费的。”
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直到我付完钱并急冲冲地回到汽车上,这笑声还回响在饭店中。在随后的几个星期,每当我们靠近托马斯顿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人说:“为什么不停下来在这里吃早饭?在这里喝咖啡,我们中的一些人用不着付钱。”
自从我们返回家乡后,罗斯莱恩和我已经通过了好几次测试,并尽力去发现能够保持我们自信心的最好办法,逐步养成富有情趣且具挑战性的生活,还与周围的人们建立起了较为融洽的关系。
在我快到70岁生目的时候,我第一次完全地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芭芭拉·沃特斯对我进行的长达1小时的专访中,她问到了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农村到潜艇,从商界到州长、到入住白宫,又从总统到返回故乡普兰斯。然后她问了我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才能够回答的问题:“总统先生,在你的一生中肯定有很多令人激动和催人奋进的经历。请问什么时候你活得最开心?”经过片刻的思考我极其肯定地回答说:“现在是我生活最开心的时候。”她吃了一惊,接着就问:“为什么?”
经过思考我觉得现在是我反思的时候了,是我跟家人多呆一些时间的时候了,也是我寻找机会改正先前所犯错误的时候了。随后我就意识到我那圆滑的30秒的答复是多么的不充分啊。其实,我同罗斯莱恩探讨过我们真正的老年生活是多么地与以往不同,又是多么地令人感到愉快。
并不仅仅只有我们在担心上了年纪时体力的衰竭以及所存在的对老年人的种种偏见,这同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是这种偏见也存在于我们老年人和即将步入老年的群体之间。当我向一些人提到这本书的名字时,绝大多数的人会问:“好处,人老了还会有什么好处?”当然也有许多让人满意的答复——很多来自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和罗斯莱恩的生活并不是最典型的,作为曾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家庭,这是一个有利也有弊的特殊身份。但几乎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都同那些数以千万计的家庭一样,都将带着问题与机遇、疑问与期望、绝望与希望来面对老年生活。我们经常会提出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我们退休后生活的幸福,甚至富有创造性呢?”
(贾庆文 贾庆华译)
吉米·卡特,美国民主党人,第39任美国总统,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佐治亚州普兰斯镇。在1977~1981年的4年任期内。主持签订了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新条约,安排了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会晤,并与前苏联达成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其任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卡特的主要贡献是在离任后仍积极参与各项国家事务,并为国际的和平不停奔走。他于1998年写下《年老的好处》一书,本文摘录其中一小节,以飨读者。
在我们离开白宫之前,罗斯莱恩和我就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退休协会的通知,我们被告之已经成为了它的会员,可我们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愿忍受被称作老年人的耻辱。不过,一回到普兰斯,我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住在亚特兰大以南120英里的地方,经常驱车前往卡特中心和艾默里大学,我在那里被聘为一名教授。一天早晨,我们很早就离开了家并在佐治亚州的托马斯顿镇吃早饭,从这里到亚特兰大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车上有4人,都要了同样的早餐。但是当服务员把账单递过来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所付的钱要比其他人都少。或许是出于想当一名诚实顾客的念头,我把服务员叫了回来并告诉她账算错了。一位穿着工作服的老农正坐在附近的桌子旁,很显然他完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们然后大声说:“总统先生,你的账单并没有出差错。要知道在早上8点以前他们为老年人提供的咖啡是免费的。”
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直到我付完钱并急冲冲地回到汽车上,这笑声还回响在饭店中。在随后的几个星期,每当我们靠近托马斯顿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人说:“为什么不停下来在这里吃早饭?在这里喝咖啡,我们中的一些人用不着付钱。”
自从我们返回家乡后,罗斯莱恩和我已经通过了好几次测试,并尽力去发现能够保持我们自信心的最好办法,逐步养成富有情趣且具挑战性的生活,还与周围的人们建立起了较为融洽的关系。
在我快到70岁生目的时候,我第一次完全地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芭芭拉·沃特斯对我进行的长达1小时的专访中,她问到了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农村到潜艇,从商界到州长、到入住白宫,又从总统到返回故乡普兰斯。然后她问了我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才能够回答的问题:“总统先生,在你的一生中肯定有很多令人激动和催人奋进的经历。请问什么时候你活得最开心?”经过片刻的思考我极其肯定地回答说:“现在是我生活最开心的时候。”她吃了一惊,接着就问:“为什么?”
经过思考我觉得现在是我反思的时候了,是我跟家人多呆一些时间的时候了,也是我寻找机会改正先前所犯错误的时候了。随后我就意识到我那圆滑的30秒的答复是多么的不充分啊。其实,我同罗斯莱恩探讨过我们真正的老年生活是多么地与以往不同,又是多么地令人感到愉快。
并不仅仅只有我们在担心上了年纪时体力的衰竭以及所存在的对老年人的种种偏见,这同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是这种偏见也存在于我们老年人和即将步入老年的群体之间。当我向一些人提到这本书的名字时,绝大多数的人会问:“好处,人老了还会有什么好处?”当然也有许多让人满意的答复——很多来自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和罗斯莱恩的生活并不是最典型的,作为曾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家庭,这是一个有利也有弊的特殊身份。但几乎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都同那些数以千万计的家庭一样,都将带着问题与机遇、疑问与期望、绝望与希望来面对老年生活。我们经常会提出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我们退休后生活的幸福,甚至富有创造性呢?”
(贾庆文 贾庆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