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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民音乐》2005年第1期发表的《音乐家吴伯超的“忘”与“记”》（以下简称“忘文”），以198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里，规格已高于其老师杨仲子及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李凌等事实，不同意“几十年来已经彻底忘了吴伯超先生”的说法。同刊这年第3期发表的黄旭东先生的文章《如何正确评价吴伯超——致向延生学兄》（以下简称“如文”），认为我是在“查三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提法使我感到愕然。
一、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
1.“忘文”里我认为需要商榷的提法，是黄旭东编辑的《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以下简称《生涯》）一书里的《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和《编后记》及《中国音乐学》发表的一篇综述（并非王次炤的文章）。如此明确的事情“如文”里怎么成了“暗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又是如何“暗指”这些文章的？
2.上述三篇文章里我觉得需要商榷的文字，在“忘文”里我完整地进行了引述，在“如文”里怎么却被说成是“剪裁拼接”？而在“如文”里你把我的文章中不同段落里的话如此串联拼接起来，才真正是“剪裁拼接”。
3.《编后记》里说“几十年来，音乐文化界许许多多有良知的学人，他们敬重你，怀念你，感激你，但却只能在底下‘窃窃细语’，不能公开提你的名字”。“如文”里解释说“几十年来”只是指到1978年拨乱反正前的29年。但是《编后记》里却说“现在通过这本集子，终于生动、形象地大白于天下了。”因此“现在”的下限显然是出版了这本集子的2004年。另外此书里“将他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第20页）、“自他辞世至今的50多年”（第99页），面对如此清楚准确的表述，任何混淆都无济于事。
王震亚教授1989年发表7000余字的《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传略》，1991年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已经收入了此《传略》（《生涯》2004年才将其作为开篇之作），我怎么却成了“在背后议论”吴伯超的人？
4.“如文”说我“不承认”拨乱反正“以前，大陆方面由于政治等原因，歧视或‘忘却了’吴伯超”。你捏造出来这一观点强加在我头上，再以此对我进行批判，这完全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笔法。我一向主张对贺绿汀等革命音乐家以及黎锦晖、刘雪庵、陈洪、张权、陆华柏、钱仁康等人的错误批判，都应该认真反思并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
5.台湾作曲家协会和音乐教育学会的理事长许常惠教授（台湾“总统府”顾问）的《中国新音乐史话》（1970年初版即作为台湾艺术院校的音乐史教材，1998年第4次修订版还“补充了大陆的新资料”）、赵广晖教授的《现代中国音乐史纲》（1986年由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委员会资助出版）、香港刘靖之教授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台北耀文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里对吴伯超先生的叙述，并不比大陆汪毓和教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94年版）里的叙述多。你认为台港地区对吴伯超先生的评价比大陆高，除了已知的1968年台湾民间由音乐学会举办的那一次活动以外，还有什么史实和史料？台湾又是如何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年诞辰的?
二、应该明确是哪个时代的精神
“如文”说在吴伯超先生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四种精神：实干、敬业、奉献与民族精神。怎么能如此空洞、抽象地说什么“时代精神”？
1.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同盟会、国民党和其后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时代。这期间交织着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中间派“民主同盟”也不能容忍，暗杀了其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美国总统为此都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其驻昆明总领事还派兵派车把也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民盟领导人楚图南、费孝通等人接至领事馆保护），还逼迫民盟“自动解散”（由陈立夫拟定的解散公告严令发表时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吴伯超先生1949年初故世以前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离开了民主革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离开了“阶级斗争”(当然不能“唯阶级斗争论”)，是否合乎历史实际？
2.对吴伯超先生评价的分歧，就是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位音乐家，而且是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员”。萧友梅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与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过从甚密。他1920年留学回国后未去要官从政，而是投身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奠定了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基础，直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萧友梅写作抗战歌曲，著文赞赏音专学生吕骥、何士德从事抗日救亡歌咏工作，还主张开办群众歌咏指挥训练班和军乐训练班；认为在抗战时期，停办音专的其它课程也在所不惜。
吴伯超1935年10月留学回来后，1937年3月即被聘请为内政部（领导全国的警察）乐典委员会的编订主任（萧友梅、黄自等人一直仅任多个委员会的委员，主任都由部长、次长等官员兼任）。因常要来往于国立音专与内政部所在的沪宁两地，吴伯超“无暇讲授本校分配之全部功课，自请黄自、李惟宁两先生代授一部分”。（《生涯》106页）
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陈果夫竟然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下令“让满载撤退人员的货轮暂停江中”，等候着把坐小船赶来的吴伯超一家吊上货轮（《生涯》第194页，吴漪曼文）；1942年5月吴伯超还“奉委座（蒋介石）召来渝审核典礼乐”（见《青年音乐》1卷4期），1943年吴伯超被陈立夫选为国立音乐院院长；1945年吴伯超为陈果夫作词的《鹤林歌集》写序并作曲；为庆祝国民党政府还都1946年在南京排演万人大合唱（见《生涯》第166页），这些事情在《生涯》一书中多未予论述甚至提及。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吴伯超不听从进步学生劝他留下来的忠告（《生涯》第10页），7天后乘船赴台湾时遇难于海上。当时担任台湾交响乐团副团长的缪天瑞先生得到友人李元庆邀请他参加新中国音乐建设的信息后，公然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令，搭乘小帆船于1949年5月偷偷驶出基隆港。在海上与暴风雨搏斗了4天多，几经危难才抵达大陆，转至天津就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后任教务主任、副院长、天津音乐学院院长）。难道杨仲子和1921年起从教的缪天瑞还不如吴伯超先生吗？（“如文”里就把吴伯超称为“继萧友梅、黄自以后的又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
三、吴伯超担任音乐院院长的背景
1.重庆国立音乐院的首任院长谢寿康时为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无法到任，他推荐友人杨仲子于次年接任。杨仲子（1885—1962年）1904年公费至法国留学，课余学习音乐理论和钢琴。1910年考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并研习作曲理论、音乐美学、音乐史，结识了徐悲鸿、谢寿康等留学生。1920年杨仲子回国与萧友梅共事，担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多所音乐院校的教授，同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北平沦陷后杨仲子拒不就任艺术学院院长伪职，大汉奸钱稻孙、周作人等人上门劝说也不为所动。为此日本人在其家门口设岗持枪威逼，杨仲子竟然蛰居楼上足不出户达一年之久。后才趁机化装逃出，绕道上海、越南，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参加抗战。郭沫若、徐悲鸿等人对其爱国情操有高度评价。
2. 德高望重的杨仲子担任音乐院院长后注重提高教学质量，要求中西并重全面发展。1942年5月该院有3个进步学生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杨仲子立即跑到教育部去质问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头子）。陈说“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管。”杨说：“我是院长，我的学生被你们抓走了，我为什么不要管？”他公然与陈立夫争吵并要求立即释放学生（见《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一卷里的杨仲文传记）。陈立夫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这年11月调杨仲子担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由陈立夫兼任音乐院的院长。经过半年的物色与考察，1943年4月陈立夫委任吴伯超为音乐院的代理院长，8月升任为院长。
3.当时有资历继任院长的其实还大有人在。如：李树化1919年赴法国里昂国立音乐院学习，1930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唐学咏1921年去法国留学，1930年应聘回国担任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科主任。马思聪1923年去法国学习小提琴，1932年担任广州音乐院院长。陈洪1926年赴法国学习作曲和小提琴，1937年被萧友梅聘请为上海国立音专教授兼任教务主任。郑志声1927年去法国里昂音乐院学习作曲、指挥，193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院。赵梅伯1929年赴比利时留学，曾获国际声乐比赛头奖，1936年任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1943年任西安音乐院院长。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
他们都未被显然也是“政治标准第一”的陈立夫看中接任该音乐院的院长。
4.吴伯超的学历：吴伯超在常州读中学时从刘天华学习二胡，1922年随刘天华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二胡、琵琶，副科学习钢琴。1927年底担任国立音乐院的二胡和副科钢琴助教，写作民乐合奏曲《合乐四曲》与钢琴伴奏二胡曲《秋感》。1931年夏天赴比利时留学时，“吴伯超在作曲方面只有基础知识，未能到比国就进入最高音乐学府”（王震亚《吴伯超传》）。在沙尔勒罗音乐学校学习了三年和声（1934年7月获和声考试头奖）后，1934年夏天他才入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学习作曲（1935年7月获赋格曲考试二等奖）；1935年夏天入德国指挥家舍尔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音乐指挥班学习了两三个月乐队指挥。这年10月吴伯超回到上海国立音专任教，至今未见他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及获得学位证书的记载。肄业的留学经历和业务水平，与上述7位音乐家相比都要逊色。
四、吴伯超与吴稚晖、陈立夫
1.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就是根据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发动的，4月26日吴稚晖就被蒋介石委任为其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是吴稚晖的学生及追随者，后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四·一二政变”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也不幸被捕，但是身份未暴露。胡适与陈独秀的政见虽然不同，但是闻讯后他仍然极力为之奔走，也曾请大权在握的吴稚晖设法相救。吴稚晖知晓后却向蒋介石告密，致使陈延年被查明身份后于这年7月4日即被杀害。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吴稚晖代表会议主席团推戴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总裁，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又是吴稚晖致词提议由蒋介石继任，并在就职仪式中担任监誓人。不顾共产党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抵制，蒋介石1947年悍然召开伪“国民大会”时，吴稚晖作为会议主席向蒋介石颁赠“新宪法”。次年吴稚晖还被蒋介石聘请为《重修蒋氏宗谱》总裁。吴稚晖1953年病逝于台湾时，蒋介石为其题写挽联“痛失师表”。
毛泽东主席1945年赴重庆时为促使和谈成功，曾经专程去拜访了一些国民党右翼元老。戴季陶、于右任、白崇禧等人礼貌地接待了客人；陈立夫则与毛泽东进行辩论；唯有吴稚晖虽然在家却是“高卧，不予接见”。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吴稚晖还写信“劝其适可而止，不可再生吞活剥地要实现共产主义”。（见台湾杨恺龄编《吴稚晖年谱》）
吴伯超与吴稚晖是亲戚、同乡，常有来往，吴稚晖是教育部支薪的特约编审和学术审议委员会每会必到的委员（见台湾正中书局1997年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与《生涯》第311页），吴稚晖极“右”的政治立场难道对吴伯超没有影响吗？
2.陈家兄弟是当年国民党里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特务部门长达20余年。陈立夫领导国民党中统特务追捕中国的共产党人（仅1927年4月后一年被杀害的革命人士就有33万余人），领导围剿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时期陈立夫受命担任教育部长达7年（“抗战期间我在教育部长任内，一切措施，均阻碍共党对青年开展工作。”（见《陈立夫回忆录》）
评价吴伯超先生时，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和影响的吴稚晖与陈立夫，是任何人物研究工作的必须。吴伯超跟他们不是父亲和祖父关系，更不是什么“贴政治标签”。黄旭东先生怎么把这也称为“查三代”？
五、吴伯超与张曙的关系
1.音乐院“规定，二胡、琵琶是学生的必修课目，而吴伯超是该校唯一的二胡教师”，就认定“张曙……是吴伯超的二胡学生”（《生涯》第20页）。张曙5岁起师从民间艺人学习二胡，在家乡皖南及在衢州读中学时经常参加戏曲与音乐演出。张曙的夫人周畸说：1928年张曙报考国立音乐院时演奏的是二胡（已有15年的演奏历史），可是院长萧友梅更赏识其声乐才能，认为张曙的二胡水平已经很高不用再学了。因此张曙入校后主科是学习声乐，副科学习钢琴、大提琴，后来又学习作曲理论（见校刊《音》）。因此他在音专时并未学习二胡，更不是吴伯超的二胡学生。
因追随革命文艺家田汉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0年秋天张曙再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判刑三年（出狱后他才于1933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为国民党元老的音专校长萧友梅，并未因此把张曙开除。只是在他主持通过的《第14次校务会议决议》里说：“师范科生张恩袭未经请假无故缺课一学期三分之一以上，依本校章程第十条之规定，照章应即退学。”（见1930年11月出版的《音》第8期）并未妨碍张曙出狱后返回音专——1933年他又考入音专的特别选科学习“和声”（见《音》第36期）。
2.1938年张曙出任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部三厅主管全国音乐工作的中央大员，成了时任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主任的吴伯超的上级。这年底张曙牺牲于日本飞机轰炸时，郭沫若为此都专程来桂林主持张曙的追悼会，吴伯超等桂林数百位人士参加追悼会是理所应当。因张曙的中共党员身份尚未公开，就连时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主任的贺耀祖，为此专门打电报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要他派人把烈士留在长沙的两个女儿送到桂林；又打电报给广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他派车把张曙的女儿送到重庆其母亲处（见黄吉士著团结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张曙传》）。国民党那么多高官都参与其事，吴伯超写作和指挥演唱张曙挽歌等歌曲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涯》第21页说只有任光与吴伯超写作了《张曙挽歌》。其实1939年2月17日延安也举行了“张曙追悼会”，其挚友冼星海也写作了《张曙追悼歌》（见《冼星海全集》）。戴鹏海先生写有评论《冼星海全集》的长篇文章，此事似乎不应该遗忘。
3.国立音乐院1929年的学潮，使该校失去了冼星海、蒋风之、陈振铎、沙梅、洪潘等优秀学生，是让萧友梅“终身遗憾的变故”（廖辅叔语）。当时兼任该院会计的吴伯超是锁琴房、断水电、拆床铺等过激行动的操作者，还去南国社威胁在那里集会的国立音乐院穷苦学生，遭到主持会议的冼星海严厉斥责（见《人民音乐》1983年第4期熊乐忱的文章）。
4.1935年吴伯超先生返回上海，正是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逐渐掀起高潮，却时刻遭到中外当局严厉镇压的时期，这期间未见他写作抗日救亡歌曲。“西安事变”后连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都参加了抗战歌咏活动,吴伯超仍然未写作抗战歌曲。吴伯超先生的抗战歌曲都是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1938—1939年作于桂林，那是全国可以合法高唱抗战歌曲的年月（吴伯超先生这些爱国行动当然应该予以肯定）。1939年蒋介石转为消极抗战后，吴伯超也终止了抗战歌曲的写作。
六、也谈史实与史料
“史实”确实是第一性的，但是除了亲历者（就是亲历者也有“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问题），其余的人则要通过耳闻目睹史料后才能了解史实（如湖北曾侯乙墓是已经存在了两千余年的史实，即使是1978年进行了发掘，黄翔鹏次年就发表了研究文章，可是杨荫浏先生生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里也未能论述此重大音乐发现）。何况根据同一史料也可能有不同的见解，还有时间、地域、民族、语言……等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局限。要求音乐史学家无所不晓，即使没有任何史料，也能通晓一切史实。请“如文”的作者举例说明，有谁是这样的史学家？
而在《生涯》一书里，就有许多史料和结论并不符合史实， 如：
1.把吴伯超与其老师萧友梅、杨仲子、刘天华并列为“中国第一代音乐教育家”（第9与96页）已不合适，更不用说再早的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与叶伯和、柯政和、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有些人在吴伯超出生前就已经从事音乐教育工作。
2.吴伯超1937年5月指挥上海管弦乐团演出了一次，就被认为是“在我国指挥家中，以他的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第13页）而萧友梅、叶伯和、马思聪、郑志声等人，从1922年起已指挥中外乐队演奏，他们的资格是否更老？
3.吴伯超1926年秋天至1949年初遇难时教龄尚不足22年；1931—1935年去比利时留学不应该计入教龄；1937年夏天他离开上海，次年夏天才至桂林任教还应减去一年，吴伯超的教龄实际只有17年，怎么能说比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萧友梅一直是担任教授、系主任、校长的20年的教龄还长？（第11页）
4.重庆国立音乐院设立国乐组不是吴伯超的建树（第23页）。1941年秋天杨仲子接任院长后即在该院设立国乐组，聘请杨荫浏、储师竹（吴伯超的师兄）、曹安和与刘天华的弟弟刘北茂等人来院任教（《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里有这些人抵达该院的时间为证）。
5.国立音乐院1945年夏天设立幼年班，多认为是缘于吴伯超或陈立夫（《生涯》第208、232、293等页）。该幼年班的首任班主任梁定佳1946年发表的文章却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命重庆国立音乐院，创办音乐幼年班”（第200页）。吴伯超的学友蒋复聪1967年也持此说（第299页）。朱家骅1944年11月20日接任教育部长，因此幼年班应该是朱家骅批准经办的事。
“中央乐团（‘国交’的前身）初创时，出身于幼年班的演奏员就有四五十人”（第12页）。据原幼年班成员芮文元统计（第224页），“在中央乐团的”幼年班人员只有19人（均列出了其从事的专业和姓名）。还说那时只有60名幼年班学生北上天津，后分配到全国各地的29个单位工作（都列出了单位名称和人名），也证明那时不可能有四五十名幼年班成员在中央乐团工作。
6.抗战胜利前后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外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十分激烈。重庆和南京国立音乐院的进步学生投身于学生运动的洪流，因此被开除了四批共数十人；解放战争后期受到战火的影响，上海的外籍教师已不能前来授课，学校的一些课程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很难说吴伯超担任院长期间是处于“长期稳定”的状态。
7.《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从古到今总共只收录了103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家，吴伯超能入选当然就是重要音乐家，这绝非“言过其实”（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收录的314位音乐家，仅有约25%的人能够入选），“如文”说只有700字附有头像的吴伯超是该书里“最低一档”的音乐家，那么该书里许多连头像都没有、每人仅有二三百字介绍的音乐家，又是哪一档？而柯政和、李树化、唐学咏、赵梅伯、刘雪庵、程懋筠、胡然、李抱枕、张鲁、刘炽、寄明等音乐家都未能收入于此书。
8.国立音乐院由“代理院长宋广祥”率领，1949年“10月奉中央人民政府命并入中央音乐学院”，来源于中央音乐学院院史编辑部编辑的《中央音乐学院院史（1950-1990年）》。此书由汪毓和、王凤岐等人编写，于润洋院长审阅与作序。“如文”认为此说法不对，应该要求该院更正。
9.写作“忘文”时，我咨询过的数人都说吴伯超先生亲自把妻女送到台湾。“如文”说吴伯超从未到过台湾（未列举证据），认为“吴先生送他们到上海，乘船赴台，自己又返回南京处理事务”（第170页）这段话已“写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句话也可以有吴伯超与妻女同船去了台湾，自己再单独返回南京的理解。何况此书中还说“由吴先生将他们先行送往台湾”（第118页）。
另说吴伯超迁校的主张遭到师生的反对，吴伯超只好孤身乘船赴台时不幸遇难（幼年班1948年底已去台湾选定了校址，《生涯》第252页）。黄源澧说吴伯超去台湾前电邀他们至南京“商谈后事”（第229页），并且把学院的经费平分给了院部和幼年班（没钱如何还能迁校？）。从时间上推算，1949年1月27日吴伯超才去台湾选新院址，他返回时南京可能都要解放了（4月20日已开始“渡江战役”）；迁校那样繁杂的大事，那时已经没有了迁校的时间和可能。
10.许多事例都证明吴伯超先生并不是像“如文”所说的：“他表示只要不违反校规，不影响自己和别人的学业，”“别的什么我不管”。他解聘的教师张文纲（中共地下党员）在寒假组织了纪念冼星海音乐会；严良堃等进步学生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如文”里提到的伍雍谊说吴伯超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也把他开除了）。如果“影响学业”就可以成为吴伯超先生开除学生的正当理由，那么“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应该如何评价？
结语
黄旭东先生仅以“忘文”这一篇文章，就对我的史学观“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你的某些观念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出发点、落脚点，好像完全从政治上去考虑的，似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来治史。”更使我感到愕然。对这样简单武断、以一概全的结论，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我主编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1991—94年发稿、出版）里，收有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关押的柯政和（首次发表的该传记是我去公安局查户口卡、找到其女儿、找到有关的中文和日文资料后，委托会日语的陈永连撰写的）与江文也。此书1987年确定的入选者名单里，还有日伪国立音乐院的院长李惟宁（钱仁康先生原已答应撰写，后因史料缺乏只能付阙）。对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科的研究，我认为除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国民党治理区、日伪统治区部分都要加强。这是“完全从政治上去考虑”吗？
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忘记吴伯超先生是不对的，但是矫枉过正、一概肯定，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是最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在实事求是地肯定吴伯超先生对中国音乐事业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要为当年吴伯超先生逆历史潮流的追求和取向文过饰非。《生涯》一书里的某些文章，以一些不准确、不存在的事情歪曲历史，抬高或美化吴伯超先生，实在没有必要。更不应该用“一褒一贬”的两种标准，来看待吴伯超先生这几十年来在港台与大陆的遭遇。吴伯超先生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5年余，遇难于前往台湾的途中。台湾当局对他的评价和纪念活动，显然有愧于吴伯超先生对它的忠诚与奉献。
向延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宁）
一、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
1.“忘文”里我认为需要商榷的提法，是黄旭东编辑的《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以下简称《生涯》）一书里的《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和《编后记》及《中国音乐学》发表的一篇综述（并非王次炤的文章）。如此明确的事情“如文”里怎么成了“暗指”？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又是如何“暗指”这些文章的？
2.上述三篇文章里我觉得需要商榷的文字，在“忘文”里我完整地进行了引述，在“如文”里怎么却被说成是“剪裁拼接”？而在“如文”里你把我的文章中不同段落里的话如此串联拼接起来，才真正是“剪裁拼接”。
3.《编后记》里说“几十年来，音乐文化界许许多多有良知的学人，他们敬重你，怀念你，感激你，但却只能在底下‘窃窃细语’，不能公开提你的名字”。“如文”里解释说“几十年来”只是指到1978年拨乱反正前的29年。但是《编后记》里却说“现在通过这本集子，终于生动、形象地大白于天下了。”因此“现在”的下限显然是出版了这本集子的2004年。另外此书里“将他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第20页）、“自他辞世至今的50多年”（第99页），面对如此清楚准确的表述，任何混淆都无济于事。
王震亚教授1989年发表7000余字的《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传略》，1991年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已经收入了此《传略》（《生涯》2004年才将其作为开篇之作），我怎么却成了“在背后议论”吴伯超的人？
4.“如文”说我“不承认”拨乱反正“以前，大陆方面由于政治等原因，歧视或‘忘却了’吴伯超”。你捏造出来这一观点强加在我头上，再以此对我进行批判，这完全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笔法。我一向主张对贺绿汀等革命音乐家以及黎锦晖、刘雪庵、陈洪、张权、陆华柏、钱仁康等人的错误批判，都应该认真反思并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
5.台湾作曲家协会和音乐教育学会的理事长许常惠教授（台湾“总统府”顾问）的《中国新音乐史话》（1970年初版即作为台湾艺术院校的音乐史教材，1998年第4次修订版还“补充了大陆的新资料”）、赵广晖教授的《现代中国音乐史纲》（1986年由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委员会资助出版）、香港刘靖之教授的《中国新音乐史论》（台北耀文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里对吴伯超先生的叙述，并不比大陆汪毓和教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94年版）里的叙述多。你认为台港地区对吴伯超先生的评价比大陆高，除了已知的1968年台湾民间由音乐学会举办的那一次活动以外，还有什么史实和史料？台湾又是如何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年诞辰的?
二、应该明确是哪个时代的精神
“如文”说在吴伯超先生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四种精神：实干、敬业、奉献与民族精神。怎么能如此空洞、抽象地说什么“时代精神”？
1.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同盟会、国民党和其后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时代。这期间交织着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中间派“民主同盟”也不能容忍，暗杀了其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美国总统为此都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其驻昆明总领事还派兵派车把也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民盟领导人楚图南、费孝通等人接至领事馆保护），还逼迫民盟“自动解散”（由陈立夫拟定的解散公告严令发表时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吴伯超先生1949年初故世以前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离开了民主革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离开了“阶级斗争”(当然不能“唯阶级斗争论”)，是否合乎历史实际？
2.对吴伯超先生评价的分歧，就是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位音乐家，而且是国民党政府里的“官员”。萧友梅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与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过从甚密。他1920年留学回国后未去要官从政，而是投身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奠定了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基础，直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萧友梅写作抗战歌曲，著文赞赏音专学生吕骥、何士德从事抗日救亡歌咏工作，还主张开办群众歌咏指挥训练班和军乐训练班；认为在抗战时期，停办音专的其它课程也在所不惜。
吴伯超1935年10月留学回来后，1937年3月即被聘请为内政部（领导全国的警察）乐典委员会的编订主任（萧友梅、黄自等人一直仅任多个委员会的委员，主任都由部长、次长等官员兼任）。因常要来往于国立音专与内政部所在的沪宁两地，吴伯超“无暇讲授本校分配之全部功课，自请黄自、李惟宁两先生代授一部分”。（《生涯》106页）
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陈果夫竟然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下令“让满载撤退人员的货轮暂停江中”，等候着把坐小船赶来的吴伯超一家吊上货轮（《生涯》第194页，吴漪曼文）；1942年5月吴伯超还“奉委座（蒋介石）召来渝审核典礼乐”（见《青年音乐》1卷4期），1943年吴伯超被陈立夫选为国立音乐院院长；1945年吴伯超为陈果夫作词的《鹤林歌集》写序并作曲；为庆祝国民党政府还都1946年在南京排演万人大合唱（见《生涯》第166页），这些事情在《生涯》一书中多未予论述甚至提及。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吴伯超不听从进步学生劝他留下来的忠告（《生涯》第10页），7天后乘船赴台湾时遇难于海上。当时担任台湾交响乐团副团长的缪天瑞先生得到友人李元庆邀请他参加新中国音乐建设的信息后，公然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令，搭乘小帆船于1949年5月偷偷驶出基隆港。在海上与暴风雨搏斗了4天多，几经危难才抵达大陆，转至天津就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后任教务主任、副院长、天津音乐学院院长）。难道杨仲子和1921年起从教的缪天瑞还不如吴伯超先生吗？（“如文”里就把吴伯超称为“继萧友梅、黄自以后的又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
三、吴伯超担任音乐院院长的背景
1.重庆国立音乐院的首任院长谢寿康时为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无法到任，他推荐友人杨仲子于次年接任。杨仲子（1885—1962年）1904年公费至法国留学，课余学习音乐理论和钢琴。1910年考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并研习作曲理论、音乐美学、音乐史，结识了徐悲鸿、谢寿康等留学生。1920年杨仲子回国与萧友梅共事，担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多所音乐院校的教授，同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北平沦陷后杨仲子拒不就任艺术学院院长伪职，大汉奸钱稻孙、周作人等人上门劝说也不为所动。为此日本人在其家门口设岗持枪威逼，杨仲子竟然蛰居楼上足不出户达一年之久。后才趁机化装逃出，绕道上海、越南，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参加抗战。郭沫若、徐悲鸿等人对其爱国情操有高度评价。
2. 德高望重的杨仲子担任音乐院院长后注重提高教学质量，要求中西并重全面发展。1942年5月该院有3个进步学生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杨仲子立即跑到教育部去质问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头子）。陈说“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管。”杨说：“我是院长，我的学生被你们抓走了，我为什么不要管？”他公然与陈立夫争吵并要求立即释放学生（见《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一卷里的杨仲文传记）。陈立夫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这年11月调杨仲子担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由陈立夫兼任音乐院的院长。经过半年的物色与考察，1943年4月陈立夫委任吴伯超为音乐院的代理院长，8月升任为院长。
3.当时有资历继任院长的其实还大有人在。如：李树化1919年赴法国里昂国立音乐院学习，1930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唐学咏1921年去法国留学，1930年应聘回国担任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科主任。马思聪1923年去法国学习小提琴，1932年担任广州音乐院院长。陈洪1926年赴法国学习作曲和小提琴，1937年被萧友梅聘请为上海国立音专教授兼任教务主任。郑志声1927年去法国里昂音乐院学习作曲、指挥，193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院。赵梅伯1929年赴比利时留学，曾获国际声乐比赛头奖，1936年任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1943年任西安音乐院院长。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
他们都未被显然也是“政治标准第一”的陈立夫看中接任该音乐院的院长。
4.吴伯超的学历：吴伯超在常州读中学时从刘天华学习二胡，1922年随刘天华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二胡、琵琶，副科学习钢琴。1927年底担任国立音乐院的二胡和副科钢琴助教，写作民乐合奏曲《合乐四曲》与钢琴伴奏二胡曲《秋感》。1931年夏天赴比利时留学时，“吴伯超在作曲方面只有基础知识，未能到比国就进入最高音乐学府”（王震亚《吴伯超传》）。在沙尔勒罗音乐学校学习了三年和声（1934年7月获和声考试头奖）后，1934年夏天他才入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学习作曲（1935年7月获赋格曲考试二等奖）；1935年夏天入德国指挥家舍尔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音乐指挥班学习了两三个月乐队指挥。这年10月吴伯超回到上海国立音专任教，至今未见他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及获得学位证书的记载。肄业的留学经历和业务水平，与上述7位音乐家相比都要逊色。
四、吴伯超与吴稚晖、陈立夫
1.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就是根据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发动的，4月26日吴稚晖就被蒋介石委任为其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是吴稚晖的学生及追随者，后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四·一二政变”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也不幸被捕，但是身份未暴露。胡适与陈独秀的政见虽然不同，但是闻讯后他仍然极力为之奔走，也曾请大权在握的吴稚晖设法相救。吴稚晖知晓后却向蒋介石告密，致使陈延年被查明身份后于这年7月4日即被杀害。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吴稚晖代表会议主席团推戴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总裁，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又是吴稚晖致词提议由蒋介石继任，并在就职仪式中担任监誓人。不顾共产党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抵制，蒋介石1947年悍然召开伪“国民大会”时，吴稚晖作为会议主席向蒋介石颁赠“新宪法”。次年吴稚晖还被蒋介石聘请为《重修蒋氏宗谱》总裁。吴稚晖1953年病逝于台湾时，蒋介石为其题写挽联“痛失师表”。
毛泽东主席1945年赴重庆时为促使和谈成功，曾经专程去拜访了一些国民党右翼元老。戴季陶、于右任、白崇禧等人礼貌地接待了客人；陈立夫则与毛泽东进行辩论；唯有吴稚晖虽然在家却是“高卧，不予接见”。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吴稚晖还写信“劝其适可而止，不可再生吞活剥地要实现共产主义”。（见台湾杨恺龄编《吴稚晖年谱》）
吴伯超与吴稚晖是亲戚、同乡，常有来往，吴稚晖是教育部支薪的特约编审和学术审议委员会每会必到的委员（见台湾正中书局1997年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与《生涯》第311页），吴稚晖极“右”的政治立场难道对吴伯超没有影响吗？
2.陈家兄弟是当年国民党里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特务部门长达20余年。陈立夫领导国民党中统特务追捕中国的共产党人（仅1927年4月后一年被杀害的革命人士就有33万余人），领导围剿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时期陈立夫受命担任教育部长达7年（“抗战期间我在教育部长任内，一切措施，均阻碍共党对青年开展工作。”（见《陈立夫回忆录》）
评价吴伯超先生时，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和影响的吴稚晖与陈立夫，是任何人物研究工作的必须。吴伯超跟他们不是父亲和祖父关系，更不是什么“贴政治标签”。黄旭东先生怎么把这也称为“查三代”？
五、吴伯超与张曙的关系
1.音乐院“规定，二胡、琵琶是学生的必修课目，而吴伯超是该校唯一的二胡教师”，就认定“张曙……是吴伯超的二胡学生”（《生涯》第20页）。张曙5岁起师从民间艺人学习二胡，在家乡皖南及在衢州读中学时经常参加戏曲与音乐演出。张曙的夫人周畸说：1928年张曙报考国立音乐院时演奏的是二胡（已有15年的演奏历史），可是院长萧友梅更赏识其声乐才能，认为张曙的二胡水平已经很高不用再学了。因此张曙入校后主科是学习声乐，副科学习钢琴、大提琴，后来又学习作曲理论（见校刊《音》）。因此他在音专时并未学习二胡，更不是吴伯超的二胡学生。
因追随革命文艺家田汉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0年秋天张曙再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判刑三年（出狱后他才于1933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为国民党元老的音专校长萧友梅，并未因此把张曙开除。只是在他主持通过的《第14次校务会议决议》里说：“师范科生张恩袭未经请假无故缺课一学期三分之一以上，依本校章程第十条之规定，照章应即退学。”（见1930年11月出版的《音》第8期）并未妨碍张曙出狱后返回音专——1933年他又考入音专的特别选科学习“和声”（见《音》第36期）。
2.1938年张曙出任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部三厅主管全国音乐工作的中央大员，成了时任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主任的吴伯超的上级。这年底张曙牺牲于日本飞机轰炸时，郭沫若为此都专程来桂林主持张曙的追悼会，吴伯超等桂林数百位人士参加追悼会是理所应当。因张曙的中共党员身份尚未公开，就连时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主任的贺耀祖，为此专门打电报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要他派人把烈士留在长沙的两个女儿送到桂林；又打电报给广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他派车把张曙的女儿送到重庆其母亲处（见黄吉士著团结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张曙传》）。国民党那么多高官都参与其事，吴伯超写作和指挥演唱张曙挽歌等歌曲也就不足为奇了。
《生涯》第21页说只有任光与吴伯超写作了《张曙挽歌》。其实1939年2月17日延安也举行了“张曙追悼会”，其挚友冼星海也写作了《张曙追悼歌》（见《冼星海全集》）。戴鹏海先生写有评论《冼星海全集》的长篇文章，此事似乎不应该遗忘。
3.国立音乐院1929年的学潮，使该校失去了冼星海、蒋风之、陈振铎、沙梅、洪潘等优秀学生，是让萧友梅“终身遗憾的变故”（廖辅叔语）。当时兼任该院会计的吴伯超是锁琴房、断水电、拆床铺等过激行动的操作者，还去南国社威胁在那里集会的国立音乐院穷苦学生，遭到主持会议的冼星海严厉斥责（见《人民音乐》1983年第4期熊乐忱的文章）。
4.1935年吴伯超先生返回上海，正是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逐渐掀起高潮，却时刻遭到中外当局严厉镇压的时期，这期间未见他写作抗日救亡歌曲。“西安事变”后连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都参加了抗战歌咏活动,吴伯超仍然未写作抗战歌曲。吴伯超先生的抗战歌曲都是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1938—1939年作于桂林，那是全国可以合法高唱抗战歌曲的年月（吴伯超先生这些爱国行动当然应该予以肯定）。1939年蒋介石转为消极抗战后，吴伯超也终止了抗战歌曲的写作。
六、也谈史实与史料
“史实”确实是第一性的，但是除了亲历者（就是亲历者也有“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问题），其余的人则要通过耳闻目睹史料后才能了解史实（如湖北曾侯乙墓是已经存在了两千余年的史实，即使是1978年进行了发掘，黄翔鹏次年就发表了研究文章，可是杨荫浏先生生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里也未能论述此重大音乐发现）。何况根据同一史料也可能有不同的见解，还有时间、地域、民族、语言……等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局限。要求音乐史学家无所不晓，即使没有任何史料，也能通晓一切史实。请“如文”的作者举例说明，有谁是这样的史学家？
而在《生涯》一书里，就有许多史料和结论并不符合史实， 如：
1.把吴伯超与其老师萧友梅、杨仲子、刘天华并列为“中国第一代音乐教育家”（第9与96页）已不合适，更不用说再早的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与叶伯和、柯政和、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有些人在吴伯超出生前就已经从事音乐教育工作。
2.吴伯超1937年5月指挥上海管弦乐团演出了一次，就被认为是“在我国指挥家中，以他的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第13页）而萧友梅、叶伯和、马思聪、郑志声等人，从1922年起已指挥中外乐队演奏，他们的资格是否更老？
3.吴伯超1926年秋天至1949年初遇难时教龄尚不足22年；1931—1935年去比利时留学不应该计入教龄；1937年夏天他离开上海，次年夏天才至桂林任教还应减去一年，吴伯超的教龄实际只有17年，怎么能说比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萧友梅一直是担任教授、系主任、校长的20年的教龄还长？（第11页）
4.重庆国立音乐院设立国乐组不是吴伯超的建树（第23页）。1941年秋天杨仲子接任院长后即在该院设立国乐组，聘请杨荫浏、储师竹（吴伯超的师兄）、曹安和与刘天华的弟弟刘北茂等人来院任教（《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里有这些人抵达该院的时间为证）。
5.国立音乐院1945年夏天设立幼年班，多认为是缘于吴伯超或陈立夫（《生涯》第208、232、293等页）。该幼年班的首任班主任梁定佳1946年发表的文章却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命重庆国立音乐院，创办音乐幼年班”（第200页）。吴伯超的学友蒋复聪1967年也持此说（第299页）。朱家骅1944年11月20日接任教育部长，因此幼年班应该是朱家骅批准经办的事。
“中央乐团（‘国交’的前身）初创时，出身于幼年班的演奏员就有四五十人”（第12页）。据原幼年班成员芮文元统计（第224页），“在中央乐团的”幼年班人员只有19人（均列出了其从事的专业和姓名）。还说那时只有60名幼年班学生北上天津，后分配到全国各地的29个单位工作（都列出了单位名称和人名），也证明那时不可能有四五十名幼年班成员在中央乐团工作。
6.抗战胜利前后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外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十分激烈。重庆和南京国立音乐院的进步学生投身于学生运动的洪流，因此被开除了四批共数十人；解放战争后期受到战火的影响，上海的外籍教师已不能前来授课，学校的一些课程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很难说吴伯超担任院长期间是处于“长期稳定”的状态。
7.《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从古到今总共只收录了103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家，吴伯超能入选当然就是重要音乐家，这绝非“言过其实”（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收录的314位音乐家，仅有约25%的人能够入选），“如文”说只有700字附有头像的吴伯超是该书里“最低一档”的音乐家，那么该书里许多连头像都没有、每人仅有二三百字介绍的音乐家，又是哪一档？而柯政和、李树化、唐学咏、赵梅伯、刘雪庵、程懋筠、胡然、李抱枕、张鲁、刘炽、寄明等音乐家都未能收入于此书。
8.国立音乐院由“代理院长宋广祥”率领，1949年“10月奉中央人民政府命并入中央音乐学院”，来源于中央音乐学院院史编辑部编辑的《中央音乐学院院史（1950-1990年）》。此书由汪毓和、王凤岐等人编写，于润洋院长审阅与作序。“如文”认为此说法不对，应该要求该院更正。
9.写作“忘文”时，我咨询过的数人都说吴伯超先生亲自把妻女送到台湾。“如文”说吴伯超从未到过台湾（未列举证据），认为“吴先生送他们到上海，乘船赴台，自己又返回南京处理事务”（第170页）这段话已“写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句话也可以有吴伯超与妻女同船去了台湾，自己再单独返回南京的理解。何况此书中还说“由吴先生将他们先行送往台湾”（第118页）。
另说吴伯超迁校的主张遭到师生的反对，吴伯超只好孤身乘船赴台时不幸遇难（幼年班1948年底已去台湾选定了校址，《生涯》第252页）。黄源澧说吴伯超去台湾前电邀他们至南京“商谈后事”（第229页），并且把学院的经费平分给了院部和幼年班（没钱如何还能迁校？）。从时间上推算，1949年1月27日吴伯超才去台湾选新院址，他返回时南京可能都要解放了（4月20日已开始“渡江战役”）；迁校那样繁杂的大事，那时已经没有了迁校的时间和可能。
10.许多事例都证明吴伯超先生并不是像“如文”所说的：“他表示只要不违反校规，不影响自己和别人的学业，”“别的什么我不管”。他解聘的教师张文纲（中共地下党员）在寒假组织了纪念冼星海音乐会；严良堃等进步学生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如文”里提到的伍雍谊说吴伯超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也把他开除了）。如果“影响学业”就可以成为吴伯超先生开除学生的正当理由，那么“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应该如何评价？
结语
黄旭东先生仅以“忘文”这一篇文章，就对我的史学观“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你的某些观念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出发点、落脚点，好像完全从政治上去考虑的，似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来治史。”更使我感到愕然。对这样简单武断、以一概全的结论，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我主编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1991—94年发稿、出版）里，收有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关押的柯政和（首次发表的该传记是我去公安局查户口卡、找到其女儿、找到有关的中文和日文资料后，委托会日语的陈永连撰写的）与江文也。此书1987年确定的入选者名单里，还有日伪国立音乐院的院长李惟宁（钱仁康先生原已答应撰写，后因史料缺乏只能付阙）。对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科的研究，我认为除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国民党治理区、日伪统治区部分都要加强。这是“完全从政治上去考虑”吗？
极“左”思想盛行的年代忘记吴伯超先生是不对的，但是矫枉过正、一概肯定，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是最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在实事求是地肯定吴伯超先生对中国音乐事业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理由要为当年吴伯超先生逆历史潮流的追求和取向文过饰非。《生涯》一书里的某些文章，以一些不准确、不存在的事情歪曲历史，抬高或美化吴伯超先生，实在没有必要。更不应该用“一褒一贬”的两种标准，来看待吴伯超先生这几十年来在港台与大陆的遭遇。吴伯超先生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5年余，遇难于前往台湾的途中。台湾当局对他的评价和纪念活动，显然有愧于吴伯超先生对它的忠诚与奉献。
向延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