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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歌》是乔建中为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起的书名，不难从这个书名上体会到作者对土地以及诞生于农耕文化的民间音乐的体认与感情。天性上亲近土地的学者，一生的价值取向都保持着古典品味，这几乎是研究民间艺术的学者的学术宿命。
一
乔建中1941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中，母亲是位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养育了11个子女。她总在晚上数一遍炕上孩子们的脚，待数到第22只脚后，方掩门闭户。后辈大概就是在这种被触摸的朦胧中，埋下母亲慈光的记忆。老宅位于榆林旧城的“大街”上，榆林小曲就是这条街面上手工艺人夏日消暑解闷的形式之一。无须说，飘荡在老街上的榆林小曲、陕北说书、闹春秧歌，构成早年对民间音乐的最初印象。毗连家乡的“蒙汉调”，更成为一生割舍不下的乡音。了解了于90年代后他六赴内蒙，才能在其后撰写的《走进草原》中辨认到作者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绵延于漂泊学涯中的回望目光。一个人的道路可能绕上一个大弯子，游走他乡，但人们却可以在其心路上感到那似乎原地未动伫立家门槛的身影，这是学生们在听他用方言一首首背唱陕北民歌、从腔弯中体味到“乡音无改”引申至音乐中的意义。
1958年，他背着一把二胡和一袋干粮，投考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从那座秦腔缭绕的古城开始了专业音乐生涯。1961～1967年，他由西安音乐学院进入中国音乐学院，亲耳聆听过以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安波、副院长马可为代表的一大批前辈学者的教诲。“文革”骤降，后被分配至中国京剧团，再后被下放至宣化部队农场劳动。在京剧团期间，巧遇刚从“牛棚”回来的张君秋、李少春、叶盛兰等人设计唱腔。此时此刻，老调陈腔，非预样板，皆不得闻，“新声变律”遂得以孤行于世，而他却在“备战样板”的名义下，为张君秋记录整理老唱腔并从中认识了传统京剧的魅力。1973年被分配到山东省群众艺术馆，在省内举办的各种文艺调演中为地方戏(柳子戏、山东梆子、两夹弦)编曲配器，这又引领他熟悉了一系列地方戏音乐。山东省群众艺术馆聚集了一批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动手采集本地民间音乐的学者：苗晶、魏占河、金西、萍生等。他们编辑过《山东民歌选集》等曲谱，是收集整理地方音乐的杰出团体。生活在这样一个既熟悉且津津乐道于地方音乐的集体中，尤其与性情爽朗、张口即腔的魏占河的相处，使人获益匪浅。与魏占河同赴鲁西南收集鼓吹乐、与苗晶沿黄河古道采集民歌的经历，构成他大半生采风之旅上的“长亭”与“短亭”。这些经历反映在与苗晶合作《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执笔《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概述”、参与编辑《鲁西南鼓吹乐选集》的成果中。“文革”十载，许多人荒废专业，他却在对当时的社会并无多少意义却对个人有充足意义的各类调演及地方音乐活动中，积累了音乐院校无法学到、在本土生态中认识民间音乐的活知识。真是天公做媒、天公做美!
其时的知识群体无书可读，但自有传阅抄录的地下流通系统，且囚禁忌而趣味盎然。有此经历者常常谈及那一时期的阅读方式一一没有功利目的，因而也就没有范围限制、条框束缚的阅读，借到什么看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记什么。初始效果，略无章法，当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触类旁通、善于联想、无所滞碍的思维方式，而人文科学研究与写作的创造思维，就建立在破壁垒、逾科条、去屏障、跨学科、殊途同归的通达之基上。阅读范围限于业内，在深究元理论时，厚积才有的后劲，就会随着视野数量的累加渐趋消歇。事分两面，焉知非福!人们不经意于早年经历，只是当后及的事业调动出早年积累并在需求中转化为财富时，受惠人才能品到经历在研究立论中具有的建立于早期感性体认上的重要意义。就是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头、专业内的、专业外的训练，偏偏成了人文学科必备的养料。这种知识结构是他那一代人共有的特性。毋需说，他们叙述中的神来之思、神来之笔，大多得益于文史哲知识的背景和这份穷而后工的经历。
乔建中是1979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第一代研究生，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恢复期立刻幸运地进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这是新老两代学者的交接期，历史把他们推到了时代前沿。当然，这又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因此他们也就成为最劳累的一代。今天，这批人大部分已经卸任退休，音乐学界似乎也应该评价他们的集体贡献了。
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大体相似：生于1949年前，饱受旧制度下兵连祸结、民生涂炭的贫困。新中国成立后，按部就班地进入中学、大学，接受过像马可等沐浴过传统文化的前代音乐学家的教育。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知识群落的苦难，成为集体记忆。然而干校下放，为人庸役，知道了稼穡之苦、谋衣之困、求知之艰。饱历忧虞与迷茫的成长史，一旦投入学术研究，明确人生目标，却能在长期压抑的抵掌中激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
他们中的每个人(张静蔚、王宁一、何昌林、冯洁轩、魏廷格、伍国栋、居其宏、吴文光、沈洽、杜亚雄、王安国等)，几乎都成为了一个研究领域中的精英，以超过前代的大量成果的问世，建立起一系列新的精神向度，构成对此前学术领域政治话语的消解。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发展趋势和学术焦点并困集体参与而掀浪兴潮，树之风声，著之话言。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对辖域成果，了如指掌，因而立言之旨，各有所借，执镜照物，切中要害，建立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态势和超拔力量。他们各处一方，分治一域，却不谋同辞，英见略同，形成聚而呈散，散而呈聚的格局。一事为的，聚而论之，甚至唇枪舌辩，不乏争论，却没有割断他们思想之间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叠影而不重复的共性和集体风貌。新时代允许他们放足四海，周览寰宇，因而比起前代学者更加胸襟开放，论域广泛。可以说：承百年新声而会乎当今之变，是他们集体风貌的精神概括。
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披荆斩棘，昌明大义，禀新学、重实践、立大体，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格局，世纪学风为主一变。以黄翔鹏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不复以通识为本，而更以专题为业，继往开来，把各个领域引向深入，学风又为之一变。但两代学人，时艰运蹇，人生中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与学术不相干的事务，这使后人阅读为数不多的著作时常常惋惜：如果可以拥有更多时间和心无旁骛的充沛精力，他们定会写出更加丰实、与其开创的学境相匹配的著作。相对而言，乔建中这代人成长期的经历与前代人并无不同，但其思想成熟期和学术成熟期却幸运地遇到了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甘苦各半的经历，成就了他们。把积于幽厄、获于流俗的复杂感受，在不受干扰、畅所欲言的社会环境中恣意发挥，岂能不荣?前代学人，言未必尽非，意别有所曲。当代学人，言无隐衷，意无隐情，可以据事直书，存是去非，因而学风再为之一变。近30年来学术界最活跃的一大批中年学人，大多具有如此背景。无论后学如何评价其功过，我们都要说：历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给音乐 学界造就这样一批精英了。
二
民歌研究是中国音乐研究起步最早的领域，似乎也是最难突破，因而停滞不前的领域。早期的研究模式已难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基础性学科的文化底蕴。80年代后，民族音乐学的引入成为学界大事，学者们走到了一个面对新选择还是依然走旧途的历史路口。洛马克斯把世界分为几大文化区的观念以及中国学者结合本土文化的地域特点对这一理念的充分发挥，为民歌研究起到了改天换地般的激活作用。“色彩区”成为接受西方新的学术理念并把方法和概念运用于本土研究第一个着“色”亮点，成为西方新学本土化的典型事例。乔建中是20世纪80年代最先接受民族音乐学理念与方法的学者之一，在这里，他找到了将民歌研究的笔力得以深触的着力点。在此领域，他一直坚持了下来。对这一视角的拓展，构成他连续不断地追寻，数十年锲而不舍，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已经远远逸出民歌研究范围的理念。“色彩区”以及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成为新时期以来深入人心的新的学术理念之一。
他在《音地关系探微》中，把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域、方言音韵分布、旋律构成特点作为几项坐标，使考察民歌的角度切入到产生的文化环境中。作者实际上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种具有各种因素构成、经过历史积淀、体现于民歌中的区域文化表述方式。把地理划分视为解构方式，分解出中国人在表述文化空间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藏匿在这种词语中带有强烈农耕文化意识的一系列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观念。反映农业社会特定空间意识的观念，浸蕴在民间音乐的词语中：微至歌词，而至歌名，再至曲种、剧种、乐种的命名。虽然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此例一也。如他列举的古歌绝唱《敕勒川》，那种口述史中把“山、川、天、野、风、草、牛、羊，地貌特点，囊括一尽”的自然流露，已经把一个生活群落对周围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描述一览无余地概括其间了，其中的地方特色也就成为观察一个歌种的最佳角度。他对传统模式的挑战，就是不再把民歌仅仅当作艺术品种，而是引入历史分析、社会分析、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的综合方法，主旨突破了简单揭示研究对象的审美特征的范围，因而成为解读民歌与地域文化关系一系列可以脚踏实地的触点。
他绝不是那种将引进的新名词加进自家事例、以西方理论搅拌中国材料、避实务虚的学者。他对音乐本体老老实实、如解剖麻雀、逐首分析的功力集中反映在《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一书中。他对民歌作过大量分析，我阅读过他早年写的笔记，每首一篇，每篇千言，厚厚一摞千字文。这些当时完全不是为了出版(当然也未想过评职称)的笔记，成为日后写作《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的底本。作者托歌抒咏，长短不一，无话则短，有话则长。长长短短的介绍、评价、体味、议论，体现了一个研究农民文化的学者一心一意向农民心底靠拢的努力。此书配之以谱，配之以像，配之以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成为新型书写方式与出版体例的第一批著述。
他的采访足迹同研究范围一样：走西口、下四川、闯关东、进草原，山南海北，关西塞外。作为学者，他知道，离开亲历，就有在叙述上想痛却痛不下去的隔膜感。30年来，他先后到山东、湖南、广西、广东、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贵州、福建、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区的汉、蒙古、回、工、撒拉、东乡、保安、藏、苗、瑶、黎、壮、纳西、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仫佬、毛南、维吾尔诸民族聚居区作实地考察，成为从事田野调查最多的音乐学家之一。在黄土峁塬、阡陌田头的习习爽风、祁祁甘雨中思考的问题以及只有在这类采访环境中才能体认的真情实感，也就文于情生，情于文生。
密切关注当代音乐生活是他著述选题的最大特点之一。许多学者埋首旧籍，不事当代。而他则为当代发生的诸多事件：音乐会、出版物、会议事件，写下评论，记下感言。朋友们常责备他不该花这么多时间写序言、乐评，应集中精力写几本专著。对此善劝，他淡然一笑。遇到各地学者结集文集或曲选，他都会欣然为其作序。《我心中的“信天游”》、《朱仲禄和他(花儿一千首)序》、《(南音名曲选)序》、《(北疆木卡姆)序》等均属此体。由于从事的研究能使他运用专业学养指出这些著述在音乐学发展中的贡献之处以及作者的独特视角，由于职位逼迫他必须在第一时间迅速把握现实音乐生活对学术研究机构提出的应予立刻回应的种种问题，即使在没有拉开历史叙述所要求的时距下，依靠研究经验培养出的批评应变能力和把握叙述分寸的常例功底，在演述往事，借寓劝惩中，给予令人信服的评价，令读者“闻弦歌而知雅意”。它们辑录成《土地与歌》、《叹咏百年》、《国乐今说》三种文集。不难看出：他是有意为当代音乐生活和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录下一家之言，也是甘愿为人作序的另番别肠。
他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各个发展时期写下的回顾性文章，实际上是总结在20世纪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国家研究机构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是他希望保持创始者杨荫浏等人开创的学术传统，不甘庸碌，崇尚先达，激励同仁的文章主旨。
他写的《民族乐队作品创作40年》、《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民族音乐创作简论》、《南音与“南音学”》、《现代琴学论纲》、《汉族传统音乐研究40年入》20世纪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实际上都成为网罗大纲、集诸家之善、使后人略知所归的门类小史。
从史学角度概括历史人物贡献的《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史学论文读后》、《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里程碑——杨荫浏先生百年诞辰祭》、《杨荫浏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一寸千思——黄翔鹏先生逝世五周年感怀》、《百年安和》，则是对20世纪具有重大贡献的大师以及同伴们贤智操行的颂扬。
与概括音乐学家历史贡献的文章相应的是为香港龙音公司出版的传统音乐系列CD专集的系列评论：《为国乐存典、为大师六档(刘天华)》、《感天动地的生命绝唱(华彦钧)》、《一生的琴缘(管平湖)》、《高怀寄寸心，绝学传千古(吴景略)》、《琴中之禅、词中之仙、字中之米巅(蔡德允)》、《广陵未散、明珠不沉(刘少椿)》。拉动过20世纪传统音乐发展的大师们，始终未进入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范围，因领域分割，只能由传统音乐学界的过来人总结。作者在系统推广传统音乐和传述相关史事的同时，阐释了20世纪民乐大家旷世绝唱的历史贡献和在此领域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组独树一帜“为国乐存典、为大师立档”的乐评(由此看到作者积累的音响资料库，那是不比任何一家图书馆少而且颇显识音人辨别筛选目力的收藏)。
如果说写作这类文章的初始，尚属单章独文，个案分立，那么形成组合，连成系列，就有了梳理2。世纪学术史的主旨和规模。从一个世纪学术史的宏观视角概括的门类史纲、人物评价、书品乐 评，因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历史的连贯与接绪，因而具有了颇显宏阔的史学意义。单独看，它们以杨论杨，以管论管，以文论文，以琴论琴。但串联一体，这些触点不一、旨归相一的长短组合，与聚焦一域的学术长论相比，便有视角分布、独而不散、多足鼎撑、共彰大义的整体意义。集腋成裘、聚叶成林的述史之法，大概也可称为标立新途的学术原创。作者埋藏心底、竟年不歇、兴酣落笔、叹咏百年的著述之愿，略可彰显深意了。
20世纪结束时，学术界都在总结经验，承恩除弊。世纪回眸，曲折万端，引来无数话题。这是一段需要总结却不易总结的历史。写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尚嫌仓促。一篇一篇文章、一个一个主题、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一个人物，累言积虑，本末兼察，从容总结，大概是渐近最后目标的方法之一。这就是上述三本“文备众体”结集的意义，许多篇目，述百年薪脉之绪，彰一代学术之功，不乏对传统音乐发展史某些带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他几乎于下意识中开始此项爬梳，而做的结果已经不再是下意识的行为了。一个计划一旦开始，就以一种几乎身不由己的力量推动运转，铺开的天地，也几乎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壮观。
三
1985～1988年他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1988～2001年任所长，凡17年。职位迫使他改变专心治学的自我设计转向行政管理。虽然一个领导者尽心尽力于职责，但常常事与愿违，在沿袭着旧有管理体制的情况下，人们一时无法改变一些明知不合理却又无奈何的办事方式。作为身兼管理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人，时时体会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有感于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转而埋头著书、独善其身的道理，这是非要把精力热情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而收效甚微、四处碰壁时才能体会的感受。身为学者因而具有理想化特征的管理者，往往在倾其全力不能解决按照学理层面应该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干脆把有限精力投入研究，而有些人硬是凭着一股热情，突破了许多当时看来几乎无法克服的难关，做到了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黄翔鹏的时代，正是全国上下为追赶逝去的时间奋起直追、意气风发的时代，而他主持工作的时代，恰遇经济大潮冲击每个社会角落的时代。晚辈们戏言：两任所长所处时代的最大差别就是：前任所长做事一呼百应；后任所长做事百呼而无一应。此是戏言也非戏言。但精神产生的能量，只是到了后人见到可以看得着、数得出的成果时，才信服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老说法。
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体现音乐研究所成果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他主持工作期间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中国音乐年鉴》(十五卷，坚持出版的韧性比起创刊者的创意和勇气并不逊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十卷，20世纪古代音乐史积累资料最丰富的领域)、《音乐文化》(两卷)；《中国乐器图鉴》、《古琴珍粹》、《中国锣鼓》三本大型图册；《音乐学研究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馆藏音响目录》、《旋律学研究文集》、《民间鼓吹乐——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国乐典藏》(CD)等，并积极支持着在20多年间迅速在学术期刊中建立了核心地位的《中国音乐学》。
每出版一本书，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经费。每及为此四处奔波，都面临着焦头烂额的窘境。但他坚信“不能等到各种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做事，科研经费少等不来。只能拉下脸来，到处化缘。”当年的辛酸是学术著作的出版日渐弛易、科研经费日渐丰腴的今天难以理解的。由于音乐研究所从事的事业，总能找到尊重这种劳动和理解的朋友。他们的慷慨捐助，使得研究事业得以度过一道道当时似乎已经难以为继的关卡。因此，广结善缘也就成了必为之事。
身处京都，位居要津，可交天下俊杰。一流的学者、一流的作曲家、一流的演奏家、一流的社会活动家，高朋盈席。他们都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各抒高论，路宽言阔，见多识广。他与许多朋友建立了各种渠道的联系：台湾的许常惠、吕锤宽、郑德渊，香港的陈永华、曹本冶、刘靖之、费明仪、沈兴顺，英国的钟思第，美国的赵如兰、荣鸿曾、林萃青以及国内的数十位同行。其中，久与游者，不下数十年。友谊引导学者们走进文化交融的厅堂。大陆音乐学界近30年来与境外学者的交往，成为学术发展动力之一，对个人产生的学术启发和由此激发的学术互动，务实可观，蔚为韵事。
中国音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活跃了学术论坛，为学者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国际名琴名曲鉴赏会、全国第四届古琴打谱会、民族音乐学第九届年会、全国第一届民间鼓吹乐研讨会、《中国音乐年鉴》例会、《中国音乐学》读书会、香港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定位国际研讨会、纪念杨荫浏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北至哈尔滨、南及广州，近适固安、中之曲阜、远足香港、跨海台湾……一系列会议名称，就意味着一系列繁忙的筹备、筹款、筹措。
我与韩钟恩曾随乔建中三下曲阜，筹办由中国音乐研究所主办、于曲阜师大举行的“传统音乐学会第九届年会”。距师大百米之遥的孔府、孔庙、孔林，排出一派古老的辉煌，历代帝王的笔墨碑文使“三孔”汇聚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启动了旅游新观念时，迅速反应过来的曲阜人一下子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祖先这面扛了两千年的大旗，赚些比自己文化资源少得多、却起步早得多的地区已纷纷捞到的经济利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给学府中心的沉闷街面带来了不少体面，大鼻子的洋人、港台人以及各地朝圣者纷至沓来。这种意识使我们在讨价还价、谈论住宿、参观票费时，不像原来那样轻松了。如同一位颜姓出租司机自称“颜回”后代而使我们这些书生付费时不好意思再砍价一样(当时当地出租车还未打表)，与孔门后代谈价，绝不比读《论语》轻松。
余语：正如人类学家喜欢比拟的那样，当古人在烧制的陶器上开始描画上中原式的花纹时，文化便从泥土中破土而出了。当代精英用“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概念应和“五色土”的古老意象，建构出一套套解释地方文化的模糊框架和文化浅描，实际上都朦朦胧胧地触到了这个命题：离开家园，谁都会像那个力大无比却须臾不能离开土地的希腊大神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死。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得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这块实地，非乡土莫属!中国学术界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套吸纳新风却立足本土的文化学说，实现这一理想，就得老老实实从乡土中一点点清理未经现代学理阐释的古老文化意象的根茎脉须。
关注历史的人始终希望寻找支配着一位学者何以走上这条道路的根由，何以把研究视角长期关注某一领域，似乎冥冥之中引导他非如此不可的根由。我们从乔建中的践屨著述中渐渐品味到那个逐步稳定的学术落点：从土地中辨认民歌，从民歌中辨认土地。张振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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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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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建中1941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中，母亲是位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养育了11个子女。她总在晚上数一遍炕上孩子们的脚，待数到第22只脚后，方掩门闭户。后辈大概就是在这种被触摸的朦胧中，埋下母亲慈光的记忆。老宅位于榆林旧城的“大街”上，榆林小曲就是这条街面上手工艺人夏日消暑解闷的形式之一。无须说，飘荡在老街上的榆林小曲、陕北说书、闹春秧歌，构成早年对民间音乐的最初印象。毗连家乡的“蒙汉调”，更成为一生割舍不下的乡音。了解了于90年代后他六赴内蒙，才能在其后撰写的《走进草原》中辨认到作者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绵延于漂泊学涯中的回望目光。一个人的道路可能绕上一个大弯子，游走他乡，但人们却可以在其心路上感到那似乎原地未动伫立家门槛的身影，这是学生们在听他用方言一首首背唱陕北民歌、从腔弯中体味到“乡音无改”引申至音乐中的意义。
1958年，他背着一把二胡和一袋干粮，投考西安音乐学院附中，从那座秦腔缭绕的古城开始了专业音乐生涯。1961～1967年，他由西安音乐学院进入中国音乐学院，亲耳聆听过以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安波、副院长马可为代表的一大批前辈学者的教诲。“文革”骤降，后被分配至中国京剧团，再后被下放至宣化部队农场劳动。在京剧团期间，巧遇刚从“牛棚”回来的张君秋、李少春、叶盛兰等人设计唱腔。此时此刻，老调陈腔，非预样板，皆不得闻，“新声变律”遂得以孤行于世，而他却在“备战样板”的名义下，为张君秋记录整理老唱腔并从中认识了传统京剧的魅力。1973年被分配到山东省群众艺术馆，在省内举办的各种文艺调演中为地方戏(柳子戏、山东梆子、两夹弦)编曲配器，这又引领他熟悉了一系列地方戏音乐。山东省群众艺术馆聚集了一批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动手采集本地民间音乐的学者：苗晶、魏占河、金西、萍生等。他们编辑过《山东民歌选集》等曲谱，是收集整理地方音乐的杰出团体。生活在这样一个既熟悉且津津乐道于地方音乐的集体中，尤其与性情爽朗、张口即腔的魏占河的相处，使人获益匪浅。与魏占河同赴鲁西南收集鼓吹乐、与苗晶沿黄河古道采集民歌的经历，构成他大半生采风之旅上的“长亭”与“短亭”。这些经历反映在与苗晶合作《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执笔《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概述”、参与编辑《鲁西南鼓吹乐选集》的成果中。“文革”十载，许多人荒废专业，他却在对当时的社会并无多少意义却对个人有充足意义的各类调演及地方音乐活动中，积累了音乐院校无法学到、在本土生态中认识民间音乐的活知识。真是天公做媒、天公做美!
其时的知识群体无书可读，但自有传阅抄录的地下流通系统，且囚禁忌而趣味盎然。有此经历者常常谈及那一时期的阅读方式一一没有功利目的，因而也就没有范围限制、条框束缚的阅读，借到什么看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记什么。初始效果，略无章法，当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触类旁通、善于联想、无所滞碍的思维方式，而人文科学研究与写作的创造思维，就建立在破壁垒、逾科条、去屏障、跨学科、殊途同归的通达之基上。阅读范围限于业内，在深究元理论时，厚积才有的后劲，就会随着视野数量的累加渐趋消歇。事分两面，焉知非福!人们不经意于早年经历，只是当后及的事业调动出早年积累并在需求中转化为财富时，受惠人才能品到经历在研究立论中具有的建立于早期感性体认上的重要意义。就是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头、专业内的、专业外的训练，偏偏成了人文学科必备的养料。这种知识结构是他那一代人共有的特性。毋需说，他们叙述中的神来之思、神来之笔，大多得益于文史哲知识的背景和这份穷而后工的经历。
乔建中是1979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第一代研究生，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恢复期立刻幸运地进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这是新老两代学者的交接期，历史把他们推到了时代前沿。当然，这又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因此他们也就成为最劳累的一代。今天，这批人大部分已经卸任退休，音乐学界似乎也应该评价他们的集体贡献了。
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大体相似：生于1949年前，饱受旧制度下兵连祸结、民生涂炭的贫困。新中国成立后，按部就班地进入中学、大学，接受过像马可等沐浴过传统文化的前代音乐学家的教育。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知识群落的苦难，成为集体记忆。然而干校下放，为人庸役，知道了稼穡之苦、谋衣之困、求知之艰。饱历忧虞与迷茫的成长史，一旦投入学术研究，明确人生目标，却能在长期压抑的抵掌中激发出巨大的精神能量。
他们中的每个人(张静蔚、王宁一、何昌林、冯洁轩、魏廷格、伍国栋、居其宏、吴文光、沈洽、杜亚雄、王安国等)，几乎都成为了一个研究领域中的精英，以超过前代的大量成果的问世，建立起一系列新的精神向度，构成对此前学术领域政治话语的消解。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发展趋势和学术焦点并困集体参与而掀浪兴潮，树之风声，著之话言。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对辖域成果，了如指掌，因而立言之旨，各有所借，执镜照物，切中要害，建立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态势和超拔力量。他们各处一方，分治一域，却不谋同辞，英见略同，形成聚而呈散，散而呈聚的格局。一事为的，聚而论之，甚至唇枪舌辩，不乏争论，却没有割断他们思想之间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叠影而不重复的共性和集体风貌。新时代允许他们放足四海，周览寰宇，因而比起前代学者更加胸襟开放，论域广泛。可以说：承百年新声而会乎当今之变，是他们集体风貌的精神概括。
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披荆斩棘，昌明大义，禀新学、重实践、立大体，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格局，世纪学风为主一变。以黄翔鹏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不复以通识为本，而更以专题为业，继往开来，把各个领域引向深入，学风又为之一变。但两代学人，时艰运蹇，人生中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与学术不相干的事务，这使后人阅读为数不多的著作时常常惋惜：如果可以拥有更多时间和心无旁骛的充沛精力，他们定会写出更加丰实、与其开创的学境相匹配的著作。相对而言，乔建中这代人成长期的经历与前代人并无不同，但其思想成熟期和学术成熟期却幸运地遇到了越来越宽松的社会环境。甘苦各半的经历，成就了他们。把积于幽厄、获于流俗的复杂感受，在不受干扰、畅所欲言的社会环境中恣意发挥，岂能不荣?前代学人，言未必尽非，意别有所曲。当代学人，言无隐衷，意无隐情，可以据事直书，存是去非，因而学风再为之一变。近30年来学术界最活跃的一大批中年学人，大多具有如此背景。无论后学如何评价其功过，我们都要说：历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给音乐 学界造就这样一批精英了。
二
民歌研究是中国音乐研究起步最早的领域，似乎也是最难突破，因而停滞不前的领域。早期的研究模式已难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基础性学科的文化底蕴。80年代后，民族音乐学的引入成为学界大事，学者们走到了一个面对新选择还是依然走旧途的历史路口。洛马克斯把世界分为几大文化区的观念以及中国学者结合本土文化的地域特点对这一理念的充分发挥，为民歌研究起到了改天换地般的激活作用。“色彩区”成为接受西方新的学术理念并把方法和概念运用于本土研究第一个着“色”亮点，成为西方新学本土化的典型事例。乔建中是20世纪80年代最先接受民族音乐学理念与方法的学者之一，在这里，他找到了将民歌研究的笔力得以深触的着力点。在此领域，他一直坚持了下来。对这一视角的拓展，构成他连续不断地追寻，数十年锲而不舍，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已经远远逸出民歌研究范围的理念。“色彩区”以及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成为新时期以来深入人心的新的学术理念之一。
他在《音地关系探微》中，把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域、方言音韵分布、旋律构成特点作为几项坐标，使考察民歌的角度切入到产生的文化环境中。作者实际上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种具有各种因素构成、经过历史积淀、体现于民歌中的区域文化表述方式。把地理划分视为解构方式，分解出中国人在表述文化空间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藏匿在这种词语中带有强烈农耕文化意识的一系列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观念。反映农业社会特定空间意识的观念，浸蕴在民间音乐的词语中：微至歌词，而至歌名，再至曲种、剧种、乐种的命名。虽然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此例一也。如他列举的古歌绝唱《敕勒川》，那种口述史中把“山、川、天、野、风、草、牛、羊，地貌特点，囊括一尽”的自然流露，已经把一个生活群落对周围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描述一览无余地概括其间了，其中的地方特色也就成为观察一个歌种的最佳角度。他对传统模式的挑战，就是不再把民歌仅仅当作艺术品种，而是引入历史分析、社会分析、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的综合方法，主旨突破了简单揭示研究对象的审美特征的范围，因而成为解读民歌与地域文化关系一系列可以脚踏实地的触点。
他绝不是那种将引进的新名词加进自家事例、以西方理论搅拌中国材料、避实务虚的学者。他对音乐本体老老实实、如解剖麻雀、逐首分析的功力集中反映在《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一书中。他对民歌作过大量分析，我阅读过他早年写的笔记，每首一篇，每篇千言，厚厚一摞千字文。这些当时完全不是为了出版(当然也未想过评职称)的笔记，成为日后写作《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的底本。作者托歌抒咏，长短不一，无话则短，有话则长。长长短短的介绍、评价、体味、议论，体现了一个研究农民文化的学者一心一意向农民心底靠拢的努力。此书配之以谱，配之以像，配之以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成为新型书写方式与出版体例的第一批著述。
他的采访足迹同研究范围一样：走西口、下四川、闯关东、进草原，山南海北，关西塞外。作为学者，他知道，离开亲历，就有在叙述上想痛却痛不下去的隔膜感。30年来，他先后到山东、湖南、广西、广东、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贵州、福建、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区的汉、蒙古、回、工、撒拉、东乡、保安、藏、苗、瑶、黎、壮、纳西、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仫佬、毛南、维吾尔诸民族聚居区作实地考察，成为从事田野调查最多的音乐学家之一。在黄土峁塬、阡陌田头的习习爽风、祁祁甘雨中思考的问题以及只有在这类采访环境中才能体认的真情实感，也就文于情生，情于文生。
密切关注当代音乐生活是他著述选题的最大特点之一。许多学者埋首旧籍，不事当代。而他则为当代发生的诸多事件：音乐会、出版物、会议事件，写下评论，记下感言。朋友们常责备他不该花这么多时间写序言、乐评，应集中精力写几本专著。对此善劝，他淡然一笑。遇到各地学者结集文集或曲选，他都会欣然为其作序。《我心中的“信天游”》、《朱仲禄和他(花儿一千首)序》、《(南音名曲选)序》、《(北疆木卡姆)序》等均属此体。由于从事的研究能使他运用专业学养指出这些著述在音乐学发展中的贡献之处以及作者的独特视角，由于职位逼迫他必须在第一时间迅速把握现实音乐生活对学术研究机构提出的应予立刻回应的种种问题，即使在没有拉开历史叙述所要求的时距下，依靠研究经验培养出的批评应变能力和把握叙述分寸的常例功底，在演述往事，借寓劝惩中，给予令人信服的评价，令读者“闻弦歌而知雅意”。它们辑录成《土地与歌》、《叹咏百年》、《国乐今说》三种文集。不难看出：他是有意为当代音乐生活和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录下一家之言，也是甘愿为人作序的另番别肠。
他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各个发展时期写下的回顾性文章，实际上是总结在20世纪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国家研究机构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是他希望保持创始者杨荫浏等人开创的学术传统，不甘庸碌，崇尚先达，激励同仁的文章主旨。
他写的《民族乐队作品创作40年》、《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二胡艺术百年观》、《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民族音乐创作简论》、《南音与“南音学”》、《现代琴学论纲》、《汉族传统音乐研究40年入》20世纪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实际上都成为网罗大纲、集诸家之善、使后人略知所归的门类小史。
从史学角度概括历史人物贡献的《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史学论文读后》、《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里程碑——杨荫浏先生百年诞辰祭》、《杨荫浏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一寸千思——黄翔鹏先生逝世五周年感怀》、《百年安和》，则是对20世纪具有重大贡献的大师以及同伴们贤智操行的颂扬。
与概括音乐学家历史贡献的文章相应的是为香港龙音公司出版的传统音乐系列CD专集的系列评论：《为国乐存典、为大师六档(刘天华)》、《感天动地的生命绝唱(华彦钧)》、《一生的琴缘(管平湖)》、《高怀寄寸心，绝学传千古(吴景略)》、《琴中之禅、词中之仙、字中之米巅(蔡德允)》、《广陵未散、明珠不沉(刘少椿)》。拉动过20世纪传统音乐发展的大师们，始终未进入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范围，因领域分割，只能由传统音乐学界的过来人总结。作者在系统推广传统音乐和传述相关史事的同时，阐释了20世纪民乐大家旷世绝唱的历史贡献和在此领域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组独树一帜“为国乐存典、为大师立档”的乐评(由此看到作者积累的音响资料库，那是不比任何一家图书馆少而且颇显识音人辨别筛选目力的收藏)。
如果说写作这类文章的初始，尚属单章独文，个案分立，那么形成组合，连成系列，就有了梳理2。世纪学术史的主旨和规模。从一个世纪学术史的宏观视角概括的门类史纲、人物评价、书品乐 评，因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历史的连贯与接绪，因而具有了颇显宏阔的史学意义。单独看，它们以杨论杨，以管论管，以文论文，以琴论琴。但串联一体，这些触点不一、旨归相一的长短组合，与聚焦一域的学术长论相比，便有视角分布、独而不散、多足鼎撑、共彰大义的整体意义。集腋成裘、聚叶成林的述史之法，大概也可称为标立新途的学术原创。作者埋藏心底、竟年不歇、兴酣落笔、叹咏百年的著述之愿，略可彰显深意了。
20世纪结束时，学术界都在总结经验，承恩除弊。世纪回眸，曲折万端，引来无数话题。这是一段需要总结却不易总结的历史。写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尚嫌仓促。一篇一篇文章、一个一个主题、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一个人物，累言积虑，本末兼察，从容总结，大概是渐近最后目标的方法之一。这就是上述三本“文备众体”结集的意义，许多篇目，述百年薪脉之绪，彰一代学术之功，不乏对传统音乐发展史某些带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他几乎于下意识中开始此项爬梳，而做的结果已经不再是下意识的行为了。一个计划一旦开始，就以一种几乎身不由己的力量推动运转，铺开的天地，也几乎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壮观。
三
1985～1988年他出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1988～2001年任所长，凡17年。职位迫使他改变专心治学的自我设计转向行政管理。虽然一个领导者尽心尽力于职责，但常常事与愿违，在沿袭着旧有管理体制的情况下，人们一时无法改变一些明知不合理却又无奈何的办事方式。作为身兼管理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人，时时体会到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有感于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转而埋头著书、独善其身的道理，这是非要把精力热情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而收效甚微、四处碰壁时才能体会的感受。身为学者因而具有理想化特征的管理者，往往在倾其全力不能解决按照学理层面应该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干脆把有限精力投入研究，而有些人硬是凭着一股热情，突破了许多当时看来几乎无法克服的难关，做到了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黄翔鹏的时代，正是全国上下为追赶逝去的时间奋起直追、意气风发的时代，而他主持工作的时代，恰遇经济大潮冲击每个社会角落的时代。晚辈们戏言：两任所长所处时代的最大差别就是：前任所长做事一呼百应；后任所长做事百呼而无一应。此是戏言也非戏言。但精神产生的能量，只是到了后人见到可以看得着、数得出的成果时，才信服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老说法。
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体现音乐研究所成果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他主持工作期间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中国音乐年鉴》(十五卷，坚持出版的韧性比起创刊者的创意和勇气并不逊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十卷，20世纪古代音乐史积累资料最丰富的领域)、《音乐文化》(两卷)；《中国乐器图鉴》、《古琴珍粹》、《中国锣鼓》三本大型图册；《音乐学研究文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馆藏音响目录》、《旋律学研究文集》、《民间鼓吹乐——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国乐典藏》(CD)等，并积极支持着在20多年间迅速在学术期刊中建立了核心地位的《中国音乐学》。
每出版一本书，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经费。每及为此四处奔波，都面临着焦头烂额的窘境。但他坚信“不能等到各种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做事，科研经费少等不来。只能拉下脸来，到处化缘。”当年的辛酸是学术著作的出版日渐弛易、科研经费日渐丰腴的今天难以理解的。由于音乐研究所从事的事业，总能找到尊重这种劳动和理解的朋友。他们的慷慨捐助，使得研究事业得以度过一道道当时似乎已经难以为继的关卡。因此，广结善缘也就成了必为之事。
身处京都，位居要津，可交天下俊杰。一流的学者、一流的作曲家、一流的演奏家、一流的社会活动家，高朋盈席。他们都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各抒高论，路宽言阔，见多识广。他与许多朋友建立了各种渠道的联系：台湾的许常惠、吕锤宽、郑德渊，香港的陈永华、曹本冶、刘靖之、费明仪、沈兴顺，英国的钟思第，美国的赵如兰、荣鸿曾、林萃青以及国内的数十位同行。其中，久与游者，不下数十年。友谊引导学者们走进文化交融的厅堂。大陆音乐学界近30年来与境外学者的交往，成为学术发展动力之一，对个人产生的学术启发和由此激发的学术互动，务实可观，蔚为韵事。
中国音乐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活跃了学术论坛，为学者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国际名琴名曲鉴赏会、全国第四届古琴打谱会、民族音乐学第九届年会、全国第一届民间鼓吹乐研讨会、《中国音乐年鉴》例会、《中国音乐学》读书会、香港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定位国际研讨会、纪念杨荫浏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北至哈尔滨、南及广州，近适固安、中之曲阜、远足香港、跨海台湾……一系列会议名称，就意味着一系列繁忙的筹备、筹款、筹措。
我与韩钟恩曾随乔建中三下曲阜，筹办由中国音乐研究所主办、于曲阜师大举行的“传统音乐学会第九届年会”。距师大百米之遥的孔府、孔庙、孔林，排出一派古老的辉煌，历代帝王的笔墨碑文使“三孔”汇聚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启动了旅游新观念时，迅速反应过来的曲阜人一下子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祖先这面扛了两千年的大旗，赚些比自己文化资源少得多、却起步早得多的地区已纷纷捞到的经济利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给学府中心的沉闷街面带来了不少体面，大鼻子的洋人、港台人以及各地朝圣者纷至沓来。这种意识使我们在讨价还价、谈论住宿、参观票费时，不像原来那样轻松了。如同一位颜姓出租司机自称“颜回”后代而使我们这些书生付费时不好意思再砍价一样(当时当地出租车还未打表)，与孔门后代谈价，绝不比读《论语》轻松。
余语：正如人类学家喜欢比拟的那样，当古人在烧制的陶器上开始描画上中原式的花纹时，文化便从泥土中破土而出了。当代精英用“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概念应和“五色土”的古老意象，建构出一套套解释地方文化的模糊框架和文化浅描，实际上都朦朦胧胧地触到了这个命题：离开家园，谁都会像那个力大无比却须臾不能离开土地的希腊大神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死。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得老老实实，脚踏实地。这块实地，非乡土莫属!中国学术界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套吸纳新风却立足本土的文化学说，实现这一理想，就得老老实实从乡土中一点点清理未经现代学理阐释的古老文化意象的根茎脉须。
关注历史的人始终希望寻找支配着一位学者何以走上这条道路的根由，何以把研究视角长期关注某一领域，似乎冥冥之中引导他非如此不可的根由。我们从乔建中的践屨著述中渐渐品味到那个逐步稳定的学术落点：从土地中辨认民歌，从民歌中辨认土地。张振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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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