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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张”，自然是从张爱玲的一个集子名《张看》翻造过来。世界既由得张爱玲来看，我们亦可经张爱玲去看这个世界。本篇所指的“世界”不大，只是上海。
前不久读过一篇论文，是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歌词的。题目很新鲜，论述也不俗，但看来看去发现一个问题，即全文所指的流行歌曲，便是从《毛毛雨》到《蔷薇处处开》这般的软性音乐。这与我童年印象并非一致。这些歌我都知道，也会哼几句，都是当年由无线电或街上听来。直到早些年去台北探亲，亲友团聚，饭后有人提议，“听一会儿靡靡之音吧”，大家一笑，放的便是“桃花江美人窝”、“玫瑰玫瑰我爱你”之类耳熟能详的词调。“靡靡之音”是比我年长的台湾平辈记忆用语，调侃中带点纠偏意思。那么当年流行的还有属于另外的声音吗？当然有，那便是左翼电影歌曲。而且不是小宗，是大宗，起码与舞场歌场的时髦曲子不相上下。我记得那时候每当我要催几个懒妹妹起床，就唱“起来，起来”，再不就唱“轰轰轰，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把她们的被子像推石子那样掀掉。这都是聂耳电影插曲的魅力。其时，我并未看过《大路》、《风云儿女》那些影片，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唱《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了（它们都比我早来到这个世界）。这正是流行歌曲的特征。像《桃李劫》里的《毕业歌》，《渔光曲》里的同名主题歌，十年前的电影早演过去了，歌曲却像水银泻地一样到处流淌。
回忆这些左翼歌曲，不禁让我想起并不是左派的张爱玲讲过有关上海左翼电影的话：“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这未尝不是有益的。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银宫就学记》）可见要真实了解旧时上海的文化环境并不易，而张爱玲的作品因其容纳、保存的上海映象特别丰富，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辑录她文学的有关文句，与我的童年记忆作一对照，透过时代的隔膜，回望真切的场景。
本文以若干则笔记组成。每一则笔记拟有引导标题，然后摘录张爱玲的语录，再加上我的夹叙（回溯我的上海）和夹议（对张爱玲文字的读后感）。需要说明的是张爱玲她有她坠落的上层“贵族”的视野，而我有我的普通市民家庭的角度，两相掺合的结论可由读者自行得出，我的观点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张爱玲的话无论是虚构想象的小说材料，还是回忆散文带有自传性质，最后都应把它作为文学性的资料看待，不要误认为是历史档案。此为小序。
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
（《私语》）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公寓生活记趣》）
张爱玲在上海大约住过六处房子。老洋房是曾外祖父李鸿章给他女儿的陪嫁，毗邻苏州河畔，麦根路（淮安路）和麦特赫斯脱路（泰兴路）的转角，是座清末的中西合璧别墅，便是上引第一段所写的住地。苏州河在上海整体是从西向东淌去，注入黄浦江，在老宅前却是短暂呈南北向，所以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写琵琶（原型张爱玲）在后面小楼的房间远眺“一二八”闸北大火，实际正是看“江东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老宅对于张爱玲，是她的诞生之地，是被父亲后母禁闭并最终逐出的伤心之地。但自从看了《孽海花》以祖父张佩纶为原型的故事后，她对“贵族世家”的追认，一人直面“大厦将倾”的家族时势，便成了她自傲的渊源，成为她遗世独立的痛楚和梦魇。此房足够提供她“回忆”、“瞌睡”或在“清凉”地里施展想象的了，这是她全部文学的根。后来也住过石库门，但主要是住纯洋房。起初是阔气的花园洋房，以后是好几处公寓大楼。上海的房子，“花园洋房”虽然也有大小贵宜差别，但从房型上讲就算是到顶了。不过在张爱玲的笔下，写公寓最多，以至于专门写有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便是“军营里的喇叭”、“隔壁的西洋茶食店”，也是站在公寓楼上听的、看的、闻的（见《夜营的喇叭》、《道路以目》等），小说也充满这种场景，几乎找不到花园洋房的踪影。她最爱的必是公寓无疑。
住过的公寓房子，现在“张迷”们去顶礼膜拜的一为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一为卡尔登公寓（今长江公寓），很巧，都与我家的上海居所不远。“卡尔登”在黄河路，过去称派克路，那里的一条弄堂是我的诞生地。“爱丁顿”位于常德路（旧赫德路），而我们住过的“四寿邨”，便在常德路和北京西路（旧爱文义路）的交叉口子附近。这里属于静安寺地区，过去沪西的“上只角”地带。我家因父亲在报关行做事，属中产市民，才住得起如此地段的整幢石库门一楼一底加大阁楼而亭子间改成卫生设备的房子。张爱玲家已然下坠，从几十间房子的地方搬到只有几间房的洋楼，但她感觉颇好，认为公寓利于“逃世”。她本质上是个不擅世故的现代女性，在生活里与人打交道经常失败，在书本里与人打文字交道才觉遂意，而公寓则给了她自由的、平等的、不必看任何人脸色（包括生母。她在其他著作里批评了父亲，却在《小团圆》里借了九莉之名终于释放了母亲给她的委屈）的人生环境，以及满足她与众不同的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而且公寓确乎不差，所谓再小的骆驼比马大，带热水汀（暖气）、瓦斯灶（煤气）、电梯的公寓房子直到“文革”结束后，还是让人听了垂涎的佳居，更何况一九四○年代，张爱玲住的公寓经母亲或姑姑设计，装修成“深浅不一的褐色与立体派艺术”（《雷峰塔》），有一张姑姑坐在客厅里的照片为证，相当现代化。而公寓的租金不菲，“租这一层楼面所付的房租足够租下一整栋屋子”。（《易经》）即是说“爱丁顿”的一套房便等于我家“四寿邨”的一幢楼。而等到我家随着父亲事业下滑搬到虹口，无论是新式里弄房和老式石库门的二楼，都要烧煤球炉子，都要用炭火盆取暖或干脆不取暖，甚至最后要坐马桶，每日清早要听铃声倒马桶了。 住房最能体现你一家子的经济地位。虽然对于小孩如我，到一九五○年离开上海的东余杭路春阳里为止，对那条弄堂的看法并不坏。是的，那是一条嘈杂、琐屑、不甚洁净的石库门长弄，每一个门里恨不得也要塞满七十二家房客，却感觉还是比冷冷清清、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四寿邨”有生机活力，更值得流连。我今日挥之不去的上海回忆，基本都在虹口，而非静安寺。如四川北路多伦路的左翼作家集聚区，正是我后祖母与叔叔们居住的丰乐里。我也见过虹河周边的棚户区。但我第一次读到张爱玲所写有钱人家谈虹口和闸北的闲话时，仍然吃了一惊。《雷峰塔》写到的闸北大火一段，听保姆何干和佟干纷纷讲“倒没去过闸北”，琵琶自言自语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同书的另一场面，露（原型即张的生母）和珊瑚（原型即姑姑）和琵琶三人谈虹口日本人：“‘我就不懂怎么会有人愿意住在虹口。’露道，‘每次一过外白渡桥，我就觉得毛骨悚然。’/‘房租便宜。’珊瑚道。/琵琶却道，‘我没去过虹口。’”让我第一次明白在上海租界住着的人，是如何看待闸北虹口的。一句话，旧时上海的居住是分区的，市民则是分层的。张爱玲家庭的坠落好歹仍是在“上只角”，而我家却由上至下，后来跌到“下只角”去了。这在上海是鉴别人物地位的习用常识，毫不稀奇。
沿街的房屋大都熄了灯了，只有一家老虎灶，还大开着门，在那黄色的电灯光下，可以看见灶头上黑黝黝的木头锅盖底下，一阵阵地冒出乳白色的水蒸气来。一走到他家门口，就暖烘烘的。夜行人走过这里，不由得就有些恋恋的。
（《十八春》，
后重写更名《半生缘》）
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
（《公寓生活记趣》）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封锁》）
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粱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惘然。
（《中国的日夜》）
以上四段文字包括两种上海街市的感觉，温馨的和惘然的。其实加上“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所写，还可有第三种：新奇刺激，充满欲望，使人目迷五色的。我幼时能感觉到南京路和城隍庙不同的繁华，霞飞路的优雅，自然不懂得在上海滩上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对峙、紧张。小朋友与小朋友，已经有了友谊，到高年级大都会的男女同学早熟还会有蒙昧初开的爱慕。如果也有紧张关系的话，便是上海文化叫你渐渐懂得做人要“卖相好”、“穿戴好”、“门槛精”之类。我是一样都没有。虽然读到小学六年级功课还算可以，但在上海被这三条压住了，以致少年时期未能树立做人的自信。不过，大人间的钩心斗角暂时也还看不出来。
按理说，张爱玲同她的用人都不会到老虎灶去买水，不知道她是如何感受到那里的温度的。那是我虹口时期熟悉的地方。春阳里的弄堂前头在东余杭路，尾巴开在鸭绿江路，在去往我的第二个小学新陆师范附小的路上，我会看到鸭绿江路和北新虹桥相交处那爿老虎灶当街两个斜倾的大木头锅盖。至于小菜场，上海有水泥建筑西洋式的大型菜场，也有凌晨即设到太阳升起便散的路边菜场。张爱玲去的静安寺菜场是好的，我家东余杭路上有临时菜市，如往南穿过一条陋巷到汉阳路，再走几步可到的西式三角地菜场，在上海是出名的。它倒不像住宅那么势利眼了，任谁都可以去逛、去买。但你要能将茄子、豌豆、辣椒、面筋的色彩神韵写出来，就非要有张爱玲的笔力和情感才行。我只是觉得上海的普通弄堂，像我的春阳里那样充溢着一股平民生活缤纷颜色、氛围的地方，真值得一写。那里每日上演的，是手工匠人的绝技、游艺玩耍的千姿百态以及小孩游戏的嬉闹：卖馄饨的竹制担子一头带着锅灶，另一头放着馄饨皮、馅子，像一个店挑在肩上;大饼油条摊子有烘炉有油锅，粢饭团子要有放饭的木桶，葱油饼的香气会从这条弄堂窜到那条弄堂;理发师傅嗖嗖地在皮带上蹭着他发亮的剃刀;补鞋的有贴胶的模具，补碗补缸的手执弓钻，白铁师傅敲敲打打;磨刀师傅放下长凳拿出粗细磨石来切磋琢磨，金属和石头发出并不太刺耳的沙沙声响;耍刀、耍猴，配合着锣声阵阵;套藤圈、拉洋片和连环画书摊周边更是围满青少年;街头大变活人让小孩子直往大人膝下躲藏;而儿童占据着要津在起劲地踢毽子、跳房子，我和同学用书包当球网画上线框在地上打乒乓球（有人采访上海人徐寅生，问他从小怎样开始打乒乓球，他说就在弄堂地上打）。我相信张爱玲如能住过最活色生香的千人大弄堂，定能发现更多的上海暖色。
这样的上海有点县乡的味道。东余杭路通向鸭绿江路、海宁路，通向北四川路，到达南京路。乡村的人到了大城市会觉得恍惚。大都市自己的五脏六腑潜伏着乡村文化的沉淀物，也会恍惚。《金锁记》里麻油店的姑娘曹七巧侵入到衰落贵族大家庭里当起二房奶奶，洞明了内里，也腐蚀了自身，那份茫然四顾，和女儿长安“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金锁记》）。金锁记即是惘然记，正是张爱玲深刻之处。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灯火辉煌，制造糕饼糖果。鸡蛋与香草精的气味，氤氲至天明不散。在这“闭门家里坐，账单天上来”的大都市里，平白地让我们享受了这馨香而不来收账，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我们的芳邻的蛋糕，香胜于味，吃过便知。天下事大抵如此—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焦香。
（《道路以目》）
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间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谈吃与画饼充饥》）
中国人的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
（《谈吃与画饼充饥》）
张爱玲谈吃不灵光，至少要比后起的汪曾祺差（张有《草炉饼》一文，谈到偶读汪的小说竟解释了几十年存疑的一个食品名称）。她与父亲住的时间应是吃中餐的，之后却没有谈及任何钟爱的菜式。到了和母亲姑姑同住，西餐的位置迅速升高，就像《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杂志主编周瘦鹃来吃的也是牛酪红茶和甜咸几种西点。待去了香港、美国，写吃的内容才稍稍多些，这可说是一种“间离反应”，越是远离什么便越是想念什么。在美国她甚至写了篇“谈吃”的长文，标题里缀了“画饼充饥”四字成语，下笔时大概也会失笑。不过此文也没谈什么佳肴，所举不过是中国民间食品大饼油条、粘粘转、大麦面子、鹅脯、鸭舌萝卜汤，西餐提到俄国店老大昌的十字面包、德国起士林咖啡馆的方角面包而已。可见张的吃食回忆主要不在滋味，而在于蛋糕烘焙的香气，或苋菜的复杂色调，描写之美达到极至，突出的正是“生活艺术”。可是谈吃食不大管舌尖的感觉，“色香味”少了味，仅余色、香，也不免有背于中华料理的全体精神吧。所以我说张谈上海的吃是以偏概全。
按我的童年印象，上海菜的最大特点如果不用“海纳百川”这个熟语来形容还真难把握。本帮菜虽不脱它的根基，却在全中国的范围内注重吸纳名菜所长，在全上海的范围里择取名店精髓。沪菜的基础是苏南菜，但它对我的家乡宁波菜的吸收是几乎到了乱真的程度，以致许多上海年轻人都以为大汤黄鱼、黄鱼羹、腌笃鲜等从来即是本地菜。吸收淮扬菜更不必说。至于在沪地如请客吃饭，粤菜就是新雅、杏花楼，川扬菜去梅龙镇、绿杨邨，宁绍菜是状元楼，苏锡菜是大鸿运，京菜要数燕云楼，本帮菜是老饭店、德兴楼、老正兴。吃西餐的历史从清末“吃大菜”算起，由好奇追新出发，直到形成德式、法式、俄式各种西餐店、咖啡馆、面包房均有名店的体系为止，直到中国人自己开的糖果点心店冠生园的诞生（见施蛰存《春阳》）。
上海人的家常菜更见这种“吸纳”的功夫。幼时家里，长辈满口操的是宁波话，衣食住行的“衣住行”都差不多归化上海了，但“吃”的一项是坚守宁波的咸鲜传统的。母亲日常做的是雪菜黄鱼、两面煎带鱼、蹄髈黄豆汤、面拖蟹、肉饼子炖蛋;过节吃宁波炒年糕，做最有特色的宁波猪油黑洋酥汤团、肉汤团的时候，我也帮助大人磨糯米、晾水粉、搓条子、揪剂子等，参与全套过程;准备年夜饭火锅的蛋饺要一个个用圆勺子做，黄澄澄列成一排;冷盘的鳗鲞、戗蟹，早餐的咸蟹、黄泥螺都可到我们宁波人开的南货店买来，加上糕点，如“三阳”的马蹄蛋糕和水晶糕、“叶大昌”的豆酥糖、“邵万生”的糟醉海味食品，都令我半个世纪后依然难忘。这样说下去好像不是在谈张爱玲而是论宁波籍的上海人苏青了。但当时在上海逾百万数目的宁波移民后代，便是遵守着开放吸收的文化要点，一直开放到我家的日常餐桌上：早点是苏北的;来自江南农家的猪油菜饭可以采各色时令蔬菜;狮子头是扬州菜;色拉、罗宋汤是西洋的;南洋的调料咖喱粉使用普遍，以至于家家会做咖喱鸡、咖喱牛肉，再不济还有咖喱马铃薯。上海人吃的本土性与开放性兼有，十分鲜明，在中国要算是食性最宽阔的一种人。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童言无忌·穿》）
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
（《花雕》）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更衣记》）
与吃的方面恰好不同，张爱玲是服装专家。这里的三段话，可说是张爱玲的夫子自道：不善言谈可借助服饰表示;宽大奇异的服装有特殊之美;追求现代服饰便要抓住它的简明性。所谓“服装专家”，第一，请读《更衣记》便知，等于是一部压缩了的中国服装史。能讲服装史的人岂有不懂服装的？第二，与闺蜜炎樱两人合作，能动手设计服装，不光是动口;第三，自行设计的奇异服装，敢抛头露面穿出去。张爱玲就属于“不会说话的人”，但出奇的是她敢用服装来代她说话。穿着用祖母带图案的被面改的大花连衣裙去参加女作家纳凉晚会，穿着显示腰身的旗袍外面罩了带网眼乳白色绒线衫去出席新上海的第一次文代会。这都缘于她的不谙世故，以及内在的张扬个性和千方百计总要与众不同的脾气。所以她一边分析现代服装趋于简约的轨迹，一边却穿了自制的奇装异服到公共场所去。不过，看她所着奇怪时装的照片都暴露出一点：衣料是贵重特别的，做工却只是简单缝合，最后达到了她说的大衣服可以拥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神秘效果。将奇异和简约混合在一起，也算张爱玲的一绝。
我生活在一九四○年代上海的普通家庭，不富足也不寒酸，天天见到的是市民实用习性。小孩子过年一定穿新装，除夕晚我和四个妹妹的枕下就已压好了新内衣了。我是长子，跟父亲到亲友家拜年时要穿新皮鞋，但因平时舍不得穿，到下回过节再取出便要用鞋拔了。母亲其时年轻，总是旗袍。父亲是长衫，我没有见他穿过马褂和中山装，去写字间一般穿的是西服。父亲穿衣颇省，一件衬衫穿过五六年还是新的一样，母亲说是因为洁净少汗渍的缘故。我倒觉得是因衣料上好。后来我已在北方当中学教员多年了，还捡父亲旧西装改的衣裤穿，几十年的衣料看上去仍然七成新。上海市民讲究“扎台型”，也很实际，在以后脱离国际大都会轨道的日子里，奇装异服如张爱玲是不敢想了，但曾在全国带头风行毛蓝土布化腐朽为神奇，或将灰涤卡、蓝涤卡穿得风生水起，那都是不假的。在领子、袖口做点小手脚也很常见。最受北方人诟病的衬衫假领，不知现在的人懂不懂，多少年风行不衰，便是服装之上海风气在平凡市民中的生动反映。
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
（《多少恨》）
乡下人进城第一个要看的地方就是大世界，庞大的灰惨惨的混凝土建筑，娱乐的贫民窟，变戏法的、说相声的、唱京戏苏州戏上海戏。琵琶从小时候读过许许多多在大世界邂逅的故事。她一直都想去看看，没人要带她去。老妈子们偶尔带乡下来的亲戚去，她总也在事后才知道。
（《雷峰塔》）
“最大众化的王宫”的比喻说到了点子上。现代大众娱乐表面上是如宫殿一样富丽堂皇，繁华已极，其实是贫富市民都可买票进入享用的。“娱乐的贫民窟”的说法带了点藐视，但还是说出了它大众化的真相，并引出上层家庭孩子的无限想象。张爱玲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看法相当前卫，她的兴奋点也在其中。大众娱乐凡是俗气的，她这个“贵族小姐”反而兴趣盎然。比如流行音乐她多次提及喜爱“申曲”，在上海本叫“滩簧”，即真正的上海俚曲。再如她是个电影迷，从看电影到写电影评论《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乐此不疲，所涉影片《桃李争春》、《梅娘曲》、《新生》、《渔家女》，都不是在电影史上能留名的大片，但她知道这些电影上海市民都可以看到，她才介绍。因为电影放映是分轮次的，有首轮二轮三轮的区分，即使“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小团圆》）。而三轮电影院的票价较为便宜，下层市民也看得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九四七年观《一江春水向东流》，该是我家最大的一次文化盛举。无锡的小阿爷（我祖父最小的弟弟）特意坐火车赶来，一家老小全体出动，到海宁路上的大电影院“国际”（有极长的座池）。上午看《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午便在附近饭店用饭，下午看《八千里路云和月》该是续集。那时候，家里的经济境况已经不算好，但可能是受这部电影在上海已经达到万人空巷、人人谈论程度的影响，似乎非看不可。我相信我们看到的已是第二轮。因为上下集同时放映已不可能是首轮。而国际电影院所在的海宁路虽是中国电影发源地之一，附近的虹口大戏院是外国人在近代上海所开第一家影院，我自己用零花钱买票也看得起的胜利电影院专放三轮的美国原版片（可戴“译音风”耳机观看），但“大光明”、“国泰”崛起后，“国际”是不能不相形见绌的。这种电影院和电影分档次、拉开票价距离的做法，给娱乐大众化提供了保证，也不耽误有钱人看首轮片子时的优越感。
张爱玲说，“《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剧气氛的浓。”接着又指出，“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这是深深体味了京剧（即平剧）在中国当时的大众性。上海的京剧场就算是最好的共舞台、新舞台、天蟾舞台，我都跟父亲（他嗜好于此）去过，买的是前排座位;与一位在公交车上售票的长辈也去过，买的是后排座位，四周围都是人力车夫、小摊主一类人，可见也是用票价差距保证了京剧大众化享受。
不管多穷，你去不了高级舞厅也罢，赌不起赛马赛狗也罢，上海最后还可在街上听听附近无线电飘来的申曲、滑稽戏、流行歌曲的声音，还可以去“大世界”！张爱玲说家里没有人带她去看，用人带乡亲去看也不带她，那是真的。我们家的规矩亦如出一辙。我这个下降型的中产市民家庭，尚且不许小孩去“大世界”，更何论张爱玲那种人家。我是到一九六○年夏天，才第一次走进这个中国当时最大的也曾是最藏污纳垢的游艺场。我那时没有想过什么是“大世界”？上海需要不需要“大世界”？更想不到多少年以后，席卷全球的后现代的“大众文化”会如此澎湃袭来，使我们简直猝不及防。
二○一四年岁末于小石居
一、缘起：不要把上海看偏了
前不久读过一篇论文，是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歌词的。题目很新鲜，论述也不俗，但看来看去发现一个问题，即全文所指的流行歌曲，便是从《毛毛雨》到《蔷薇处处开》这般的软性音乐。这与我童年印象并非一致。这些歌我都知道，也会哼几句，都是当年由无线电或街上听来。直到早些年去台北探亲，亲友团聚，饭后有人提议，“听一会儿靡靡之音吧”，大家一笑，放的便是“桃花江美人窝”、“玫瑰玫瑰我爱你”之类耳熟能详的词调。“靡靡之音”是比我年长的台湾平辈记忆用语，调侃中带点纠偏意思。那么当年流行的还有属于另外的声音吗？当然有，那便是左翼电影歌曲。而且不是小宗，是大宗，起码与舞场歌场的时髦曲子不相上下。我记得那时候每当我要催几个懒妹妹起床，就唱“起来，起来”，再不就唱“轰轰轰，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把她们的被子像推石子那样掀掉。这都是聂耳电影插曲的魅力。其时，我并未看过《大路》、《风云儿女》那些影片，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唱《开路先锋》和《义勇军进行曲》了（它们都比我早来到这个世界）。这正是流行歌曲的特征。像《桃李劫》里的《毕业歌》，《渔光曲》里的同名主题歌，十年前的电影早演过去了，歌曲却像水银泻地一样到处流淌。
回忆这些左翼歌曲，不禁让我想起并不是左派的张爱玲讲过有关上海左翼电影的话：“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这未尝不是有益的。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银宫就学记》）可见要真实了解旧时上海的文化环境并不易，而张爱玲的作品因其容纳、保存的上海映象特别丰富，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辑录她文学的有关文句，与我的童年记忆作一对照，透过时代的隔膜，回望真切的场景。
本文以若干则笔记组成。每一则笔记拟有引导标题，然后摘录张爱玲的语录，再加上我的夹叙（回溯我的上海）和夹议（对张爱玲文字的读后感）。需要说明的是张爱玲她有她坠落的上层“贵族”的视野，而我有我的普通市民家庭的角度，两相掺合的结论可由读者自行得出，我的观点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张爱玲的话无论是虚构想象的小说材料，还是回忆散文带有自传性质，最后都应把它作为文学性的资料看待，不要误认为是历史档案。此为小序。
二、居住：上海富家连用人都未去过虹口闸北
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
（《私语》）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公寓生活记趣》）
张爱玲在上海大约住过六处房子。老洋房是曾外祖父李鸿章给他女儿的陪嫁，毗邻苏州河畔，麦根路（淮安路）和麦特赫斯脱路（泰兴路）的转角，是座清末的中西合璧别墅，便是上引第一段所写的住地。苏州河在上海整体是从西向东淌去，注入黄浦江，在老宅前却是短暂呈南北向，所以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写琵琶（原型张爱玲）在后面小楼的房间远眺“一二八”闸北大火，实际正是看“江东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老宅对于张爱玲，是她的诞生之地，是被父亲后母禁闭并最终逐出的伤心之地。但自从看了《孽海花》以祖父张佩纶为原型的故事后，她对“贵族世家”的追认，一人直面“大厦将倾”的家族时势，便成了她自傲的渊源，成为她遗世独立的痛楚和梦魇。此房足够提供她“回忆”、“瞌睡”或在“清凉”地里施展想象的了，这是她全部文学的根。后来也住过石库门，但主要是住纯洋房。起初是阔气的花园洋房，以后是好几处公寓大楼。上海的房子，“花园洋房”虽然也有大小贵宜差别，但从房型上讲就算是到顶了。不过在张爱玲的笔下，写公寓最多，以至于专门写有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便是“军营里的喇叭”、“隔壁的西洋茶食店”，也是站在公寓楼上听的、看的、闻的（见《夜营的喇叭》、《道路以目》等），小说也充满这种场景，几乎找不到花园洋房的踪影。她最爱的必是公寓无疑。
住过的公寓房子，现在“张迷”们去顶礼膜拜的一为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一为卡尔登公寓（今长江公寓），很巧，都与我家的上海居所不远。“卡尔登”在黄河路，过去称派克路，那里的一条弄堂是我的诞生地。“爱丁顿”位于常德路（旧赫德路），而我们住过的“四寿邨”，便在常德路和北京西路（旧爱文义路）的交叉口子附近。这里属于静安寺地区，过去沪西的“上只角”地带。我家因父亲在报关行做事，属中产市民，才住得起如此地段的整幢石库门一楼一底加大阁楼而亭子间改成卫生设备的房子。张爱玲家已然下坠，从几十间房子的地方搬到只有几间房的洋楼，但她感觉颇好，认为公寓利于“逃世”。她本质上是个不擅世故的现代女性，在生活里与人打交道经常失败，在书本里与人打文字交道才觉遂意，而公寓则给了她自由的、平等的、不必看任何人脸色（包括生母。她在其他著作里批评了父亲，却在《小团圆》里借了九莉之名终于释放了母亲给她的委屈）的人生环境，以及满足她与众不同的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而且公寓确乎不差，所谓再小的骆驼比马大，带热水汀（暖气）、瓦斯灶（煤气）、电梯的公寓房子直到“文革”结束后，还是让人听了垂涎的佳居，更何况一九四○年代，张爱玲住的公寓经母亲或姑姑设计，装修成“深浅不一的褐色与立体派艺术”（《雷峰塔》），有一张姑姑坐在客厅里的照片为证，相当现代化。而公寓的租金不菲，“租这一层楼面所付的房租足够租下一整栋屋子”。（《易经》）即是说“爱丁顿”的一套房便等于我家“四寿邨”的一幢楼。而等到我家随着父亲事业下滑搬到虹口，无论是新式里弄房和老式石库门的二楼，都要烧煤球炉子，都要用炭火盆取暖或干脆不取暖，甚至最后要坐马桶，每日清早要听铃声倒马桶了。 住房最能体现你一家子的经济地位。虽然对于小孩如我，到一九五○年离开上海的东余杭路春阳里为止，对那条弄堂的看法并不坏。是的，那是一条嘈杂、琐屑、不甚洁净的石库门长弄，每一个门里恨不得也要塞满七十二家房客，却感觉还是比冷冷清清、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四寿邨”有生机活力，更值得流连。我今日挥之不去的上海回忆，基本都在虹口，而非静安寺。如四川北路多伦路的左翼作家集聚区，正是我后祖母与叔叔们居住的丰乐里。我也见过虹河周边的棚户区。但我第一次读到张爱玲所写有钱人家谈虹口和闸北的闲话时，仍然吃了一惊。《雷峰塔》写到的闸北大火一段，听保姆何干和佟干纷纷讲“倒没去过闸北”，琵琶自言自语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同书的另一场面，露（原型即张的生母）和珊瑚（原型即姑姑）和琵琶三人谈虹口日本人：“‘我就不懂怎么会有人愿意住在虹口。’露道，‘每次一过外白渡桥，我就觉得毛骨悚然。’/‘房租便宜。’珊瑚道。/琵琶却道，‘我没去过虹口。’”让我第一次明白在上海租界住着的人，是如何看待闸北虹口的。一句话，旧时上海的居住是分区的，市民则是分层的。张爱玲家庭的坠落好歹仍是在“上只角”，而我家却由上至下，后来跌到“下只角”去了。这在上海是鉴别人物地位的习用常识，毫不稀奇。
三、街市：上海既温暖又冷酷也令人茫然
沿街的房屋大都熄了灯了，只有一家老虎灶，还大开着门，在那黄色的电灯光下，可以看见灶头上黑黝黝的木头锅盖底下，一阵阵地冒出乳白色的水蒸气来。一走到他家门口，就暖烘烘的。夜行人走过这里，不由得就有些恋恋的。
（《十八春》，
后重写更名《半生缘》）
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
（《公寓生活记趣》）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封锁》）
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粱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惘然。
（《中国的日夜》）
以上四段文字包括两种上海街市的感觉，温馨的和惘然的。其实加上“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所写，还可有第三种：新奇刺激，充满欲望，使人目迷五色的。我幼时能感觉到南京路和城隍庙不同的繁华，霞飞路的优雅，自然不懂得在上海滩上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对峙、紧张。小朋友与小朋友，已经有了友谊，到高年级大都会的男女同学早熟还会有蒙昧初开的爱慕。如果也有紧张关系的话，便是上海文化叫你渐渐懂得做人要“卖相好”、“穿戴好”、“门槛精”之类。我是一样都没有。虽然读到小学六年级功课还算可以，但在上海被这三条压住了，以致少年时期未能树立做人的自信。不过，大人间的钩心斗角暂时也还看不出来。
按理说，张爱玲同她的用人都不会到老虎灶去买水，不知道她是如何感受到那里的温度的。那是我虹口时期熟悉的地方。春阳里的弄堂前头在东余杭路，尾巴开在鸭绿江路，在去往我的第二个小学新陆师范附小的路上，我会看到鸭绿江路和北新虹桥相交处那爿老虎灶当街两个斜倾的大木头锅盖。至于小菜场，上海有水泥建筑西洋式的大型菜场，也有凌晨即设到太阳升起便散的路边菜场。张爱玲去的静安寺菜场是好的，我家东余杭路上有临时菜市，如往南穿过一条陋巷到汉阳路，再走几步可到的西式三角地菜场，在上海是出名的。它倒不像住宅那么势利眼了，任谁都可以去逛、去买。但你要能将茄子、豌豆、辣椒、面筋的色彩神韵写出来，就非要有张爱玲的笔力和情感才行。我只是觉得上海的普通弄堂，像我的春阳里那样充溢着一股平民生活缤纷颜色、氛围的地方，真值得一写。那里每日上演的，是手工匠人的绝技、游艺玩耍的千姿百态以及小孩游戏的嬉闹：卖馄饨的竹制担子一头带着锅灶，另一头放着馄饨皮、馅子，像一个店挑在肩上;大饼油条摊子有烘炉有油锅，粢饭团子要有放饭的木桶，葱油饼的香气会从这条弄堂窜到那条弄堂;理发师傅嗖嗖地在皮带上蹭着他发亮的剃刀;补鞋的有贴胶的模具，补碗补缸的手执弓钻，白铁师傅敲敲打打;磨刀师傅放下长凳拿出粗细磨石来切磋琢磨，金属和石头发出并不太刺耳的沙沙声响;耍刀、耍猴，配合着锣声阵阵;套藤圈、拉洋片和连环画书摊周边更是围满青少年;街头大变活人让小孩子直往大人膝下躲藏;而儿童占据着要津在起劲地踢毽子、跳房子，我和同学用书包当球网画上线框在地上打乒乓球（有人采访上海人徐寅生，问他从小怎样开始打乒乓球，他说就在弄堂地上打）。我相信张爱玲如能住过最活色生香的千人大弄堂，定能发现更多的上海暖色。
这样的上海有点县乡的味道。东余杭路通向鸭绿江路、海宁路，通向北四川路，到达南京路。乡村的人到了大城市会觉得恍惚。大都市自己的五脏六腑潜伏着乡村文化的沉淀物，也会恍惚。《金锁记》里麻油店的姑娘曹七巧侵入到衰落贵族大家庭里当起二房奶奶，洞明了内里，也腐蚀了自身，那份茫然四顾，和女儿长安“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金锁记》）。金锁记即是惘然记，正是张爱玲深刻之处。
四、饮食：中华吃法是吃了物质还要吃精神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灯火辉煌，制造糕饼糖果。鸡蛋与香草精的气味，氤氲至天明不散。在这“闭门家里坐，账单天上来”的大都市里，平白地让我们享受了这馨香而不来收账，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我们的芳邻的蛋糕，香胜于味，吃过便知。天下事大抵如此—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焦香。
（《道路以目》）
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间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谈吃与画饼充饥》）
中国人的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
（《谈吃与画饼充饥》）
张爱玲谈吃不灵光，至少要比后起的汪曾祺差（张有《草炉饼》一文，谈到偶读汪的小说竟解释了几十年存疑的一个食品名称）。她与父亲住的时间应是吃中餐的，之后却没有谈及任何钟爱的菜式。到了和母亲姑姑同住，西餐的位置迅速升高，就像《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杂志主编周瘦鹃来吃的也是牛酪红茶和甜咸几种西点。待去了香港、美国，写吃的内容才稍稍多些，这可说是一种“间离反应”，越是远离什么便越是想念什么。在美国她甚至写了篇“谈吃”的长文，标题里缀了“画饼充饥”四字成语，下笔时大概也会失笑。不过此文也没谈什么佳肴，所举不过是中国民间食品大饼油条、粘粘转、大麦面子、鹅脯、鸭舌萝卜汤，西餐提到俄国店老大昌的十字面包、德国起士林咖啡馆的方角面包而已。可见张的吃食回忆主要不在滋味，而在于蛋糕烘焙的香气，或苋菜的复杂色调，描写之美达到极至，突出的正是“生活艺术”。可是谈吃食不大管舌尖的感觉，“色香味”少了味，仅余色、香，也不免有背于中华料理的全体精神吧。所以我说张谈上海的吃是以偏概全。
按我的童年印象，上海菜的最大特点如果不用“海纳百川”这个熟语来形容还真难把握。本帮菜虽不脱它的根基，却在全中国的范围内注重吸纳名菜所长，在全上海的范围里择取名店精髓。沪菜的基础是苏南菜，但它对我的家乡宁波菜的吸收是几乎到了乱真的程度，以致许多上海年轻人都以为大汤黄鱼、黄鱼羹、腌笃鲜等从来即是本地菜。吸收淮扬菜更不必说。至于在沪地如请客吃饭，粤菜就是新雅、杏花楼，川扬菜去梅龙镇、绿杨邨，宁绍菜是状元楼，苏锡菜是大鸿运，京菜要数燕云楼，本帮菜是老饭店、德兴楼、老正兴。吃西餐的历史从清末“吃大菜”算起，由好奇追新出发，直到形成德式、法式、俄式各种西餐店、咖啡馆、面包房均有名店的体系为止，直到中国人自己开的糖果点心店冠生园的诞生（见施蛰存《春阳》）。
上海人的家常菜更见这种“吸纳”的功夫。幼时家里，长辈满口操的是宁波话，衣食住行的“衣住行”都差不多归化上海了，但“吃”的一项是坚守宁波的咸鲜传统的。母亲日常做的是雪菜黄鱼、两面煎带鱼、蹄髈黄豆汤、面拖蟹、肉饼子炖蛋;过节吃宁波炒年糕，做最有特色的宁波猪油黑洋酥汤团、肉汤团的时候，我也帮助大人磨糯米、晾水粉、搓条子、揪剂子等，参与全套过程;准备年夜饭火锅的蛋饺要一个个用圆勺子做，黄澄澄列成一排;冷盘的鳗鲞、戗蟹，早餐的咸蟹、黄泥螺都可到我们宁波人开的南货店买来，加上糕点，如“三阳”的马蹄蛋糕和水晶糕、“叶大昌”的豆酥糖、“邵万生”的糟醉海味食品，都令我半个世纪后依然难忘。这样说下去好像不是在谈张爱玲而是论宁波籍的上海人苏青了。但当时在上海逾百万数目的宁波移民后代，便是遵守着开放吸收的文化要点，一直开放到我家的日常餐桌上：早点是苏北的;来自江南农家的猪油菜饭可以采各色时令蔬菜;狮子头是扬州菜;色拉、罗宋汤是西洋的;南洋的调料咖喱粉使用普遍，以至于家家会做咖喱鸡、咖喱牛肉，再不济还有咖喱马铃薯。上海人吃的本土性与开放性兼有，十分鲜明，在中国要算是食性最宽阔的一种人。
五、衣饰：现代时装是简单中的奇异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童言无忌·穿》）
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
（《花雕》）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更衣记》）
与吃的方面恰好不同，张爱玲是服装专家。这里的三段话，可说是张爱玲的夫子自道：不善言谈可借助服饰表示;宽大奇异的服装有特殊之美;追求现代服饰便要抓住它的简明性。所谓“服装专家”，第一，请读《更衣记》便知，等于是一部压缩了的中国服装史。能讲服装史的人岂有不懂服装的？第二，与闺蜜炎樱两人合作，能动手设计服装，不光是动口;第三，自行设计的奇异服装，敢抛头露面穿出去。张爱玲就属于“不会说话的人”，但出奇的是她敢用服装来代她说话。穿着用祖母带图案的被面改的大花连衣裙去参加女作家纳凉晚会，穿着显示腰身的旗袍外面罩了带网眼乳白色绒线衫去出席新上海的第一次文代会。这都缘于她的不谙世故，以及内在的张扬个性和千方百计总要与众不同的脾气。所以她一边分析现代服装趋于简约的轨迹，一边却穿了自制的奇装异服到公共场所去。不过，看她所着奇怪时装的照片都暴露出一点：衣料是贵重特别的，做工却只是简单缝合，最后达到了她说的大衣服可以拥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神秘效果。将奇异和简约混合在一起，也算张爱玲的一绝。
我生活在一九四○年代上海的普通家庭，不富足也不寒酸，天天见到的是市民实用习性。小孩子过年一定穿新装，除夕晚我和四个妹妹的枕下就已压好了新内衣了。我是长子，跟父亲到亲友家拜年时要穿新皮鞋，但因平时舍不得穿，到下回过节再取出便要用鞋拔了。母亲其时年轻，总是旗袍。父亲是长衫，我没有见他穿过马褂和中山装，去写字间一般穿的是西服。父亲穿衣颇省，一件衬衫穿过五六年还是新的一样，母亲说是因为洁净少汗渍的缘故。我倒觉得是因衣料上好。后来我已在北方当中学教员多年了，还捡父亲旧西装改的衣裤穿，几十年的衣料看上去仍然七成新。上海市民讲究“扎台型”，也很实际，在以后脱离国际大都会轨道的日子里，奇装异服如张爱玲是不敢想了，但曾在全国带头风行毛蓝土布化腐朽为神奇，或将灰涤卡、蓝涤卡穿得风生水起，那都是不假的。在领子、袖口做点小手脚也很常见。最受北方人诟病的衬衫假领，不知现在的人懂不懂，多少年风行不衰，便是服装之上海风气在平凡市民中的生动反映。
六、娱乐：人人能享用的电影京剧游艺还是有等级的
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
（《多少恨》）
乡下人进城第一个要看的地方就是大世界，庞大的灰惨惨的混凝土建筑，娱乐的贫民窟，变戏法的、说相声的、唱京戏苏州戏上海戏。琵琶从小时候读过许许多多在大世界邂逅的故事。她一直都想去看看，没人要带她去。老妈子们偶尔带乡下来的亲戚去，她总也在事后才知道。
（《雷峰塔》）
“最大众化的王宫”的比喻说到了点子上。现代大众娱乐表面上是如宫殿一样富丽堂皇，繁华已极，其实是贫富市民都可买票进入享用的。“娱乐的贫民窟”的说法带了点藐视，但还是说出了它大众化的真相，并引出上层家庭孩子的无限想象。张爱玲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看法相当前卫，她的兴奋点也在其中。大众娱乐凡是俗气的，她这个“贵族小姐”反而兴趣盎然。比如流行音乐她多次提及喜爱“申曲”，在上海本叫“滩簧”，即真正的上海俚曲。再如她是个电影迷，从看电影到写电影评论《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乐此不疲，所涉影片《桃李争春》、《梅娘曲》、《新生》、《渔家女》，都不是在电影史上能留名的大片，但她知道这些电影上海市民都可以看到，她才介绍。因为电影放映是分轮次的，有首轮二轮三轮的区分，即使“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小团圆》）。而三轮电影院的票价较为便宜，下层市民也看得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九四七年观《一江春水向东流》，该是我家最大的一次文化盛举。无锡的小阿爷（我祖父最小的弟弟）特意坐火车赶来，一家老小全体出动，到海宁路上的大电影院“国际”（有极长的座池）。上午看《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午便在附近饭店用饭，下午看《八千里路云和月》该是续集。那时候，家里的经济境况已经不算好，但可能是受这部电影在上海已经达到万人空巷、人人谈论程度的影响，似乎非看不可。我相信我们看到的已是第二轮。因为上下集同时放映已不可能是首轮。而国际电影院所在的海宁路虽是中国电影发源地之一，附近的虹口大戏院是外国人在近代上海所开第一家影院，我自己用零花钱买票也看得起的胜利电影院专放三轮的美国原版片（可戴“译音风”耳机观看），但“大光明”、“国泰”崛起后，“国际”是不能不相形见绌的。这种电影院和电影分档次、拉开票价距离的做法，给娱乐大众化提供了保证，也不耽误有钱人看首轮片子时的优越感。
张爱玲说，“《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剧气氛的浓。”接着又指出，“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这是深深体味了京剧（即平剧）在中国当时的大众性。上海的京剧场就算是最好的共舞台、新舞台、天蟾舞台，我都跟父亲（他嗜好于此）去过，买的是前排座位;与一位在公交车上售票的长辈也去过，买的是后排座位，四周围都是人力车夫、小摊主一类人，可见也是用票价差距保证了京剧大众化享受。
不管多穷，你去不了高级舞厅也罢，赌不起赛马赛狗也罢，上海最后还可在街上听听附近无线电飘来的申曲、滑稽戏、流行歌曲的声音，还可以去“大世界”！张爱玲说家里没有人带她去看，用人带乡亲去看也不带她，那是真的。我们家的规矩亦如出一辙。我这个下降型的中产市民家庭，尚且不许小孩去“大世界”，更何论张爱玲那种人家。我是到一九六○年夏天，才第一次走进这个中国当时最大的也曾是最藏污纳垢的游艺场。我那时没有想过什么是“大世界”？上海需要不需要“大世界”？更想不到多少年以后，席卷全球的后现代的“大众文化”会如此澎湃袭来，使我们简直猝不及防。
二○一四年岁末于小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