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一期间，我们班来了5个洋学生，两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两个日本人。清一色的男董，长得都不帅，两个日本人虽文静，个儿却不高，坐在我们中间，你很难看出来他们是外国人。只有在班长喊起立时，我们大家一起喊“老师好”，我们的声音已经落下，他们才参差不齐地喊“老师好”，像蹦豆子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尾音怪怪的。才显出他们是外国人。
　　两个日本男生很守时，预备铃响前3分钟，他们一定会坐在座位上。我没有到过日本，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都是这样，他们静静地坐着，不说话，只将笔记打开，也不看，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而德国男生只能用准时来形容，每当预备铃声落下，他的屁股正好落在座位上，一秒不多，一秒不少。他个子高大，长胳膊细腿，走起路来像个钟摆，从教室门口到他经常坐的座位三排九号，一共17步，一步不多，一步不少。或许是我们和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的恩怨很少的缘故吧，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有好多次，他从我身边经过，我都会不自觉地站起身子，伸出一只手，做出请的姿势，他点点头，道一声“谢谢”，然后径直走过去，坐前边去了，让我感到很尴尬。时间久了，我才发现，他一直坐的就是这个位子，好像一只狼一样，领地意识很强。不像我们很随意。没想到德国人竟然这么固执，即使有人占了这个位子，他也会很有礼貌地请人让出来。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了他的个性，也没人和他争。
　　最散漫的莫过于两个美国学生大卫和迈克，经常旷课，迟到早退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一位新来的女教师给我们上《当代文学》课。她开课不到10分钟，两个美国男生起身要走。在经过讲台时，女教师忍不住了，她皱着眉问：“你们干啥去？”大卫只好报告说：“老师，我要小便。”迈克说：“老师，我要大便。”这两个美国人竟然知道这两个词，语声怪怪的，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女老师仿佛故意和他们作对似的，要求说，如果你们能用汉语说出来大小便的区别，我才允许你们去。大卫想了想说，一个是水，一个是泥团。他的话刚说完，迈克突然大声说：“老师，我马上就要拉在裤裆里了。”说完，两人冲出教室，我们又是一阵大笑，连女教师也忍不住了，她捂着嘴偷偷地笑。
　　转眼到了中秋，学校放假一天。大部分同学离家很远，来不及回家。班长建议说，我们举办一场中秋晚会吧。大家举双手赞成，每人出些钱，买些月饼糖果瓜子之类的。没想到这事让校长知道了，他让我们顺便邀请一下那5个外国留学生，并一再告诫我们不要收他们的份子，把这件事当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本来我们已经邀请过了，钱也收了。两个日本人每人出了50日元，德国人出了10马克，美国人每人出了10美元，给了我们一些花花绿绿的票子。班长正发愁不知道到哪儿去兑换，就被领导收走了，至于怎样退还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早早地聚齐。校长也来了，陪同校长来的还有两位副校长，依次是校团委书记、系主任、副主任、学生会主席，还有我们不认识的领导，林林总总11人。可5位洋学生一个也没来，派人去请，宿舍门紧闭。听管理留学生宿舍楼的阿姨说，他们去街上看烟花去了。弄得大家很没面子。
　　班长很生气。第二天上课时，他把5个洋学生一个个叫到讲台上去，问：“你们昨天干什么去了？”没想到大卫和迈克很不配合，两手一摊，耸耸肩膀，反问：“上哪儿是我们自个的事，有必要向你匯报吗？”那个德国男生更嚣张，他双手挥舞着拳头，嚷嚷说：“我抗议，你们这样做侵犯了我的人权，我要控告你！”只有两个日本人没有说话，但两双小眼瞪着，很不友好。班长说：“你们答应我参加晚会，为什么不信守诺言？”5个人听了松了一口气，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你们不是把我们的钱退回来了吗？退回来就是不欢迎，所以我们不去。”“唉！”班长无奈地说，“你们真是憨球，其实，其实我们是不想让你们破费嘛！”大卫不懂，问：“憨是什么意思？”“ 朴实。”班长说。大卫听了很高兴，他自言自语说：“憨球，朴实的球。这个比喻很好，我真的是一个朴实的球。”听了他的解释我们无不大笑。在我们热烈的掌声中，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走下讲台。
　　后来，班长和大卫成了好朋友，迈克则成了我的朋友，德国男生不到3个月就转到北京大学读书去了。至于那两个日本男生，我一直不是很喜欢。我知道应该往前看，可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忘的。民族的伤痕往往会超越个人的恩怨，成为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也成了我们努力学习的动力。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