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底，又是盘点一年得失、展望来年行止的时候。
　　循惯例，为下一年宏观经济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又在无数的猜测与期盼中渐渐拉近。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和矛盾十分纠结的一年，纷繁复杂的情势使得这次会议格外引人瞩目。
　　从国际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担忧的是经济紧缩趋向何时结束，因而不断地往经济体系内注入流动性，维持低利率；而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则存在相反的趋势，他们所面对和急迫需要解决的是与经济快速复苏相伴随的物价上行和资产价格泡沫居高不下的难题，率先复苏的国家纷纷收紧货币，进入加息通道。两种并存但方向不同的趋势极大地增添了中国发展的变数，增加了决策层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
　　国内的情况同样让人倍感不确定性加大的压力和多重两难困境。面对国际上泛滥的流动性和复苏步伐的不一致，决策层面临的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贯穿全年。
　　经过连续两年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国内货币超发已很严重。宏观政策如果退出不够坚决或太晚，必然会进一步强化通胀预期，加大通胀压力。而如果政策收紧得过快，除了直接引发国际热钱和资产价格的动荡，也容易使一些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难以得到保障，烂尾工程又将大量出现，这势必使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效果受到限制，不利于投资结构的优化。凡此种种，都可能会给已经步入平稳较快增长轨道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打击尚显脆弱的内需，并使中国经济面对比单纯通胀更难治愈的“滞胀”风险。
　　但是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都一再证明，宏观政策从来都是两难选择，从来都需要相机抉择。多重目标下的多重两难是对政府驾驭复杂经济形势和在开放条件下自主进行宏观调控等诸多能力的巨大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恐怕仅仅是破题和求解的开始，而远非得到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那么容易。
　　从更深一步讲，我们所期盼的，还有对最近几年间宏观调控进退失当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思。机械、僵化、封闭的决策机制和流程，很难再继续适应当下日渐开放和交融的世界，很难再满足多元市场主体的不同需求。
　　危机过后一个危险的倾向正慢慢发酵：行政权力日益集中，行政干预边界日益扩大，行政主导配置资源日益普遍。不可否认的是：突如其来的危机及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全方位干预，忽视甚至放弃了对市场应有的敬畏和对市场规律应有的尊重。
　　资源的人为配置也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发生：大量资源配置于政府的“铁公基”、石化、房地产等见效快的项目上，挤压了民间资本的市场空间，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并且挤占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而将资源挤出了本应更多地受到关注和倾斜的弱势部门，譬如农业。市场对此给予的惩罚是：结构性供应萎缩进而推动物价上涨。
　　过于迷信权力、威力并过度滥用的结果，恐怕要比危机本身更可怕，比危机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
　　因此，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当尽可能淡化经济治理中的行政色彩，更加尊重价值规律，更加尊重市场法则，让市场的归市场，行政干预务必慎之又慎，以使我们的决策更加透明、灵活和高效，更具前瞻性、包容性和市场化。
　　展望新一年的中国经济，为给“十二五”时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可考虑适当提高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逐渐学会接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改进增长质量、优化增长结构上。与此同时，不宜过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
　　短期内为熨平经济波动，宏观调控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将基本政策取向明确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长期而言，宏观调控不应是惟一手段，而应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改革依然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有力武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其中最关键的是财税、金融、资源和要素价格以及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重中之重又集中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及其干部绩效考核制度。
　　改革应始终基于这样的理念：有利于打破垄断而不是回归旧体制、让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放松管制而不是强化干预。我们深信：惟有依靠改革的攻坚和突破，才能从根本上建立与科学发展相适应、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相适应、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相适应、与微观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真正实现“善治”的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