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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翼》是一部真实性与理论性相结合的人类学著作，在讲述两个大家族的兴亡史的同时，揭示了所在时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本文将《金翼》中的受教育者分为四种类型，从现代性自我意识的产生、教育对角色的身份认同构建和角色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协商策略三个角度研究角色的身份认同过程并分析有关社会概念，提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关注受教育者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为受教育者提出有关身份协商策略方面的建议，并讨论教育与社会分层带给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金翼》;受教育者;身份认同;身份协商
《金翼》作为伟大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乡村大家族变迁的故事，展现了当时中国的乡村生活缩影，其中的人物生命历程、人物关系变迁等社会生活记录又可作为人类社会变迁的一般参照。其中的受教育者由于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们作为当时中国乡村中少部分形成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在融入家庭、融入社会方面展现了多种曲折的经历。从这些个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受教育者的身份认同过程以及他们的身份协商策略。
从个人的身份属性出发研究角色自我建构的过程和策略可以为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蓝本。对《金翼》中受教育者在当时急剧转型的社会中产生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协商过程进行典型剖析，既可以深度再现社会变迁宏观视域下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缩影，又可以从个人身份变化的微观过程为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青年受教育者所面临的身份焦虑困扰提供指导。
一、研究综述及《金翼》中受教育者形象分析
文献回顾
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国内对于林耀华先生《金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社会研究及写作上的方法与内容研究两个方面。在研究方法及写作方法的研究文献中，北京大学渠敬东教授指出《金翼》的写作呈现出四种特点，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的“四种研究范式”，即生命史的白描法、拓展的社会生命、家族本位的社会格局以及祖先与神明。[1]渠敬东认为，林耀华用特别的叙事方式达到从社会中见人：一是生命周期的完整性，二是事件化的反常形式;而社会生命的拓展体现在主角东林从地理上、政治上扩大的交往圈和“通过后代向诸社会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1]与此同时，社会生命的延续还要靠祖先、神明的庇护和婚丧嫁娶等仪式来升华，以达到化解家庭与组织间的争端和实现社会组织制度化的目的。在内容研究中，比较具有概括性的文献为林耀华先生的学生、《金翼》续本《银翅》的作者庄孔韶所作的《金翼家族沉浮的诠释》。[2]庄孔韶认为，金翼之家兴衰轨迹的文化动力可以用中国本土循环论、平衡论、布迪厄的“惯习”与“资本”理論、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记忆以及区域文化哲学与教化等多元理论进行解释。其他内容研究具体又可分为风水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人际关系与平衡论的相关研究、民俗研究以及女性角色研究等几个方面，而对于《金翼》文本内容的符号研究、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分层等方面的探索还有所欠缺，尤其是针对人物角色本身的研究极为少见。
《金翼》中的受教育者众生相
在《金翼》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一共提及了七位人物的教育历程或教育经历，分别是主角东林的儿子三哥、四哥、小哥，以及三哥媳妇陈素珍、小哥的同学张月英、东林姐姐的儿子茂德和茂德媳妇王惠兰。这些人物作为社会现代化转型期间中国东南乡村中的受教育者，其教育经历也各有不同，但教育无可厚非地对这些人物的命运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
《金翼》的主角东林在经历了一场官司之后，知晓了现代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在一位乡绅的提议下将小儿子小哥送进一所教会学校上小学。与此同时，一个叫张月英的小女孩——东林姐姐的侄子茂恒的女儿，作为小哥的同学，也在这所教会学校上学。茂恒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因此思想很开放，把女儿送到学校来与男孩们一同上学上课。后来，小哥在教会学校毕业后又顺利进入英华中学读书，不仅成为了全区士绅团中本镇的代表，而且还在毕业后去往北平继续深造。
三哥作为东林的长子，是村中第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学毕业生，他的第一个志向就是拥有自由婚姻。于是他自己寻找到了心仪的对象——福州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华南学院的学生陈素珍。两人进行了一场使众人诧异的“非传统”结婚仪式。成婚之后，三哥作为“知识人”没有回到村中干农活，也没有去店铺里帮忙，而是在一所高中找到一份当老师的工作，和妻子一起生活在延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又过了几年，三哥决定去福州一所大学深造，于是妻子素珍回到老家生活。回到三哥老家的素珍并不能适应村中的生活，与“传统家庭”相处中的矛盾引起了全家人对她的不满。几年后，三哥在岳父的指点下成功地获得了教会派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因此三哥成为了整个区域“学术成就的象征”。
东林二儿子四哥虽然身在家中务农，但一直很想成为一个商人。他的志向与普通的农民不同，在每天下地干活的同时，他每晚还坚持花两个小时读书写字，学习的范围也很广。这些努力的结果也终于在东林叫他去店铺帮忙的时候全部展现出来，他最终成为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
茂德是东林姐姐张太太的三儿子，与惠兰通过媒人茂恒缔结婚约。茂德是福州英华中学的学生，惠兰也“不是一个传统老派的乡村女孩，她读过一些书，能编一些民谣表达她对每个亲戚的爱恨之情。”[3]（P44）两人都属于乡村中少有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茂德婚后得到了岳父岳母的垂爱，热爱操持家务的惠兰也被婆家的亲朋好友所喜爱。惠兰与茂德的感情也非常好，二人对许多传统的迷信均是不屑一顾，甚至经常违背传统夫妻的纲常在众人面前嬉笑打闹。在茂德英年早逝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惠兰不甘于这样悲惨的命运，变得脾气暴躁，经常情绪失控和婆婆吵架，最终变成了一个怨妇。
二、教育与身份：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受教育者
现代教育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
人们在产生自我意识之后，会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行动产生判断和反思。学者韩震提到“现代性还有另外的维度，它不仅带来普遍化的社会，同时也唤醒了沉睡的自我意识，使人们形成了个性、自我和主体的观念。”[4]现代性自我的形成对个体的身份认同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 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教育和文化上的转变也是有迹可循的。从《金翼》的描述来看，中国东南乡村中的一批先进者已经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因为教育是一种手段，而教育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在于促进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5]因此，经历过现代教育的人在产生了现代性的自我意识之后，会将这种自我意识渗透到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之中。
在《金翼》中，惠兰是一个在家中受过教育的獨女，并且从小娇生惯养，作者形容她是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女孩。出嫁时惠兰并没有像其他姑娘一样哭泣，父母担心她会把坏脾气带到婆家去，但惠兰对这些事情都不以为意，可见她对自己的事情从主观上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成婚之后，惠兰在婆家变得聪明能干讨人喜欢，是一个懂得变通且有个性的女孩。但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从茂魁妻子的寡居生活中看不到自己想要的未来，于是马上变得脾气暴躁，不停地和公婆斗争，表现出自己想要回家的强烈愿望。可见她接受教育之后拥有了不同于“其他乡村女孩”的特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不停反思自己的处境，并作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逆来顺受。
与此类似的特性还表现在茂德和惠兰打破传统夫妻纲常的行为以及三哥和素珍在婚礼仪式上的行为。茂德和惠兰婚后生活非常愉快，在公众场合经常打闹嬉笑，而传统的夫妻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而三哥与素珍在结婚仪式进行的时候，两个人则一直在交谈，这令参加婚礼的人群十分“惊诧”。两对新婚夫妻打破婚礼仪式传统和夫妻纲常的例子并非巧合，因为这四位都是被唤醒了自我意识的年轻人。
当然，《金翼》中形成了现代性自我意识的不仅限于年轻人，还有明白现代教育好处并送小哥去上小学的东林、将女儿送去和男孩一起上学的月英的父亲茂恒。这两位家长一位是经历过官司风波之后亲眼见到了现代教育对于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有利之处，属于间接受到了现代教育的影响并形成了现代性自我意识的家长;另一位是接受过教育的“知识人”，亲身体验过接受教育的好处并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享受这种好处的家长。
无独有偶，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对这些形象的描写非常明晰地揭示了社会角色的现代性转向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20世纪初中国东南乡村中的现代教育对于人们的现代自我意识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
教育对角色的身份认同构建
“知识改变命运”在《金翼》所塑造的受教育者中皆有真实的体现。在接受了非“本土知识”的“官方知识”，即现代教育内容之后，这些受教育者多多少少都拥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权”，这些“特权”就是这些受教育者身份认同构建的具体表现。
著名教育学者阿普尔在谈“官方知识”时提出：“学校并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机构……这些课程，也不应当建立在那些较为传统的文化保守派所钟爱的知识基础之上，因为他们通常制宰着，什么知识可以当选为‘官方知识’。教育者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块净土，这是因为，在每个学校的教育经验当中，都蕴藏着一个对各种知识和价值的选择过程，而且，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性的和政治性的选择。”[6]（P76）也就是说，“官方知识”是对客观的知识进行筛选以及经过某种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这些知识在所有知识体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而这种“官方知识”可以使受教育者的社会优势地位得到保证，进而使得更多的人渴望获得这种“官方知识”。
《金翼》塑造的角色当中明显拥有“特权”的是三哥和素珍夫妇两人，林耀华先生直截了当地写道：“因为在现代学校受了教育，三哥不会回到田里和店铺。他的志向是觅得一份教职。”[3]（P111）对于素珍，他也写道：“素珍来的时候是新娘子，头三年应当为全家人做饭……但是她从未学过做饭，她的柔弱和受过教育免除了她的这一责任。”[3]（P113）东林对于素珍的态度也非常好，经常向别人炫耀自己儿媳妇的文采。很明显，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三哥和素珍在金翼之家的地位不同于其他人。三哥不需要和他的兄弟一起下地干活和料理店铺，而素珍也不需要和家里其他女人一起做饭和做家务。后来，三哥在素珍父亲的帮助下顺利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东林在家中呼朋唤友大摆宴席，这被看作是黄家的“一件大事”来庆祝。在书中还可以找到这样更为直白的描述：“在乡村社会，留洋是一个莫大的机会，回国的学生构成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当三哥从外面的世界回来时，他也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黄家和村民们都热切地等着他衣锦还乡。”[3]（P115）也就是说，三哥和素珍因为接受了“官方知识”，脱离了他们本身阶层的限制而获得了新的身份，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相比之下，志在为商的四哥在每天干完农活之后“至少要花两个钟头读书”，这样的知识积累使得他实现了从农民转变为成功商人的愿望，这种学习也强化了他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但是因为他这样的实践属于自学，而不是从学校中学习“官方知识”，因此这样的学习并不能使他成为“特权”阶层的人。
角色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协商
身份（Identity）的拉丁语词源为idem，意为同一的意思，其背后蕴含着主体对于自身的确认，即“我”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对于这种身份的确认不能脱离社会的因素，当自我在给予自身身份认同的时候，同时也是将自己归入到某个社会组织或群体，也就是给自己贴上社会标签。与此同时，自我身份认同也要考虑整体社会背景的影响。考察身份认同的过程，①这些受教育者在行动中（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了对自我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又为他们接下来的行为动作起到指导作用，使得这些行为动作符合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继而在新的实践中再次形成自我认知。新的动作的出现可能会强化身份认同或者削弱身份认同，在削弱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身份认同危机，这不仅是在自我思考中导致的，而且与外部环境也有着很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份认同危机往往伴随着身份焦虑。学者钱英超指出：“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不确定性，即人和其生活的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7]此处的“人和其生活世界联系”部分可以理解为客观环境和他人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影响。虽然环境和空间的转换可能从地理、气候等客观条件以及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但“他人”的影响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则有着更加重要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米德“自我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要他人”的概念。“重要他人”指的是对于个体社会化过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他人”，“重要他人”对个体的信念、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8]在自我角色形成的实践当中，“重要他人”对于身份认同积极方面的影响是有利于身份认同的强化，而消极方面的影响则可能导致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 《金翼》中惠兰的身份认同危机出现在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后，她从一个“快乐的女人和一个好儿媳”变成了脾气暴躁的泼妇。在书中前期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惠兰和丈夫茂德的相处模式很轻松愉快，并且不愿勉强顺应传统夫妻之间的纲常，这是因为两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因此两人对彼此的角色支持强化了各自的身份认同。Jeremy Shelton和Cara Peters认为，在某一个社会身份群体中感到过度个性化的人，可以通過增强另一个社会身份（如密友群体）中的归属感来补偿这一冲突。②因此，在惠兰和丈夫相处的过程中，惠兰增强了归属感，并淡化了作为传统乡村儿媳妇的身份焦虑，所以她前期生活得比较幸福。在惠兰的丈夫茂德去世后，她的婆婆张太太“起初还劝她，后来便失去了耐心，责备她的坏脾气”，[3]（P90）加之她失去了这个家中唯一能够理解她的丈夫，使她陷入了消极的自我之中。人类传播学者Stella Ting-Toomey提出了身份协商理论（INT）。她指出，身份协商理论中的术语“身份”是个体基于自我反思而面对其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产生的与个人形象相关的文化、种族、宗教、阶层、性别、职业、家庭等社会关系角色的多方面身份;而“协商”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播者之间的语言和非言语信息交流在维持、胁迫或提升基于社会文化群体或个人的另一方的身份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③因此，身份协商是“协商人”与其他人在交流中不断反思自我的身份定位并作出调整进而使自己的行动与目标身份相一致的过程。在茂德英年早逝之后，惠兰不甘于这样悲惨的命运，于是想要回娘家，但婆家人一再阻拦，于是她性情大变，彻底放弃作为家中媳妇的身份。这是惠兰拒绝进行身份协商的一种表现。
《金翼》之中另外一个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女性角色是东林儿子三哥的妻子素珍。三哥在福州协和大学上学之时，素珍回到了三哥的老家居住，但“她发现自己很难适应黄家的生活”，[3]（P113）原因是不会做饭、不能像家里干活的人一样早起、因为丢面子不想去河边洗衣服、嫌弃家中的食物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和抱怨引起了全家人的不满，而她自己也觉得尴尬和不舒服。林耀华先生对这一点也作了阐释：“素珍在她自己的环境里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年轻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却难以适应黄家的生活，不同的背景和训练成了她的阻碍……但是在村里，身体柔弱、受过教育的女人却没有立足之地。”[3]（P114）黄家人的做法是对素珍消极的角色支持，素珍的“主我”实践体受到了消极的角色反馈之后，形成了对“主我”限制性更强的“客我”，这样长此以往的消极反馈，会使得素珍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但与惠兰不同的是，素珍并没有放弃身份协商。
“身份协商人”在进行身份协商过程中调整自我所使用的方法即为身份协商策略。Deneen M. Hatmaker提出四种类型的身份协商策略，即突出专业形象（projecting a professional image）、证明自我（proving oneself）、阻塞（blocking）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④其中，突出专业形象是指从语言模式、行为方式等方面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证明自我是指用自己的能力去推翻舆论的质疑，从而实现自我作为某个身份的价值;阻塞指阻止负面互动的发生，努力为自己破除刻板印象，避免让他人将一些自己想要去除的身份象征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合理化则是作为一种认知态度而不是互动态度，容忍自己被边缘化，将偏见合理化看待。
在身份协商策略中，素珍选择了使用证明自我和合理化这两种方法。她容忍婆家人对她的偏见，对于自己的边缘化只是觉得“尴尬”，而并没有反抗。与此同时，素珍的父亲作为基督徒兼牧师，拥有一些教会的人脉和资源，三哥通过妻子娘家的人脉获得了去美国的资格，这点对于黄家来说可谓是“大事”一桩，直接让金翼之家上升到“财富和名望的顶峰”，[3]（P115）这一点是素珍作为黄家媳妇为家里作出的重大贡献，证明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
除“重要他人”的影响之外，自我的反思对加强或削弱身份认同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金翼》中也有面对他人的消极角色支持却没有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受教育者，即东林的儿子四哥。四哥在母亲黄太太质疑“念书是三哥和小哥的事”面前，“不理会母亲的劝告，继续学习”，不断朝着成为商人的方向努力，这是他自身对身份认同的一种积极反馈。这种积极的反馈有利于稳定自我的角色认知。显而易见，四哥的身份协商策略即为突出专业形象与证明自我，在努力学习证明能力的同时，学习“科学、算数、地理”，[3]（P159）也是为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塑造专业的形象。
三、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与教育发展的思考
当代受教育者的身份焦虑
《金翼》的故事背景为20世纪初期，当时正值中国传统社会急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多重转型的痕迹都在当时的受教育者的经历以及自我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当中有所体现。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是前所未有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局势，中国社会正在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改革。在这个改革深入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当代受教育者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后也会产生现代性的自我，在对社会环境不断作出反应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新的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等问题。例如李慧在研究高职生社会认同时，发现高职生社会认同中除了身份认同与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外，自尊和社会支持与高职生社会认同及各因子之间呈显著相关，说明高职生自尊感越强其社会认同度就越高。[9]（P33）徐丽针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研究，认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存在学术身份认同的“知行脱节”，“就业导向与学术导向之间的冲突成为当代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10]（P79）在学历“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许多人考研出现了功利性动机，便容易发生弱身份认同下角色投入不足的现象。
吴海红认为，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乡村青年在处在初入职阶段的时候，“‘我是谁’问题常常替换性变成‘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14]因此在研究当代受教育者的时候，可以从其职业认同入手研究其接受教育产生现代性自我之后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建构，可以具体到从其接受教育与寻求职业如何衔接的关联性上开展研究。根据吴海红的研究，新生代流动女性在性别平等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中，想要实现职业独立、经济独立从而获得平等独立的婚姻和家庭关系，这与《金翼》中受教育者产生现代性自我的过程和结果是一致的。但与此同时她们也要面对职业院校单纯的社会阶层再生产、职业化的艰难过程以及结婚生子等生活事件导致的职业中断，包括组成新的家庭后家庭权力关系的阻挠等等。这些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导致新生代流动女性产生身份焦虑，而这不仅仅是她们个体的问题，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共性问题。邓昌杰、胥兴春在研究幼儿教师自我职业认同时，也提出幼儿教师接受的教育程度和专业化的培养会影响其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幼儿教师“我是谁”的自我职业认同。[12]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乡村受教育者的角色焦虑。除了乡村青年走入城市中因为价值冲突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外，还有因为“乡村教育中横行的是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乡村教育遵从的是城市教育的逻辑”“乡村文化被整体排斥在应试教育的生态之外，成为一种亚文化”而导致的乡村少年倾向于放弃乡村身份的身份焦虑。[13]另外，乡村教师作为典型的乡村受教育者，其身份认同危机也值得关注。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大多数乡村家庭选择让孩子报考免费师范生等师范教育”，这些接受免费师范教育的乡村青年返回家乡担任乡村教师也会面临“从知识精英到‘乡村人’甚至‘差教师’的污名化标签”。[14]在城乡双重身份的挤压下，这些乡村精英们因对自己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而出现了身份焦虑，如果乡村教师不能坚定扎根乡村教育事业，也将成为阻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隐患。
积极的身份认同可以帮助受教育者采取积极的态度工作和生活，并对自己的未来进行客观合理的规划;而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则会导致受教育者在面对社会化职业化时产生心理压力增大、出现抑郁情绪甚至导致抑郁症，不利于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关注受教育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所面对的积极或消极的角色反馈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身份认同结果是极其重要的。
此外，在身份协商策略方面，Deneen M. Hatmaker认为，阻塞与合理化两种协商方式不能作为创造变革的动力;而突出专业形象和证明自我两种身份协商策略可归为一类，即印象管理，而印象管理可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③因此，受教育者在面临身份焦虑时，如果想要进行身份协商，通过印象管理的方式进行协商更为合理有效，便于个体在更加积极的条件下完成身份的转换，顺利形成新的身份认同并实现完整的自我建构。如果仅从言语和行为上要求他人破除对于个体的刻板印象或者容忍自我在集体中的边缘化，则不能从实质上排除身份焦虑。
当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分层
在《金翼》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哥、素珍和小哥等受教育者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知识人”，因而突破了原来的阶层获得了“特权”，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而在当代社会中，教育的获得与社会分层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往往教育的过程预演着社会分层的过程。
顾辉研究对比了H市两所高中的教育过程，从学生家庭资本投入角度观察阶层再生产，其中家庭资本包括经济和文化资本，而经济资本也可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传承又是与社会阶层地位对应的……文化资本的初获得借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使用和强化而获得了承认和延续，从而学校教育的效果与持久性也与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出身紧密关联。”[15]（P135-136）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是文化再生產与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与手段”，“文化再生产是包括家庭、教育系统、社会三位一体共同作用的结果”。[16]（P55）也就是说，教育是一个复制社会阶层的工具，使各个阶层的后继者通过教育继续传承前人的社会地位、发挥前人的社会作用，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中的家庭拥有不同的资本，而这些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能力也各不相同，这种先赋性因素导致了各个阶层的学生获得教育和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也并非均等，甚至具有很大的差异。
虽然社会封闭阻碍了低阶层通过教育实现向高阶层的流动，但是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教育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17]在我国，由于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如果这种教育状况得不到改变，将会导致贫困家庭的下一代继续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扶贫工作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打破社会阶层封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就成为教育扶贫的重要任务。根据我国国情，只有制定有效的教育改革方案，使教育资源更加平等，才能有助于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打破社会阶层的封闭。
关键词：《金翼》;受教育者;身份认同;身份协商
《金翼》作为伟大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乡村大家族变迁的故事，展现了当时中国的乡村生活缩影，其中的人物生命历程、人物关系变迁等社会生活记录又可作为人类社会变迁的一般参照。其中的受教育者由于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们作为当时中国乡村中少部分形成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在融入家庭、融入社会方面展现了多种曲折的经历。从这些个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受教育者的身份认同过程以及他们的身份协商策略。
从个人的身份属性出发研究角色自我建构的过程和策略可以为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蓝本。对《金翼》中受教育者在当时急剧转型的社会中产生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协商过程进行典型剖析，既可以深度再现社会变迁宏观视域下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缩影，又可以从个人身份变化的微观过程为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青年受教育者所面临的身份焦虑困扰提供指导。
一、研究综述及《金翼》中受教育者形象分析
文献回顾
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国内对于林耀华先生《金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社会研究及写作上的方法与内容研究两个方面。在研究方法及写作方法的研究文献中，北京大学渠敬东教授指出《金翼》的写作呈现出四种特点，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的“四种研究范式”，即生命史的白描法、拓展的社会生命、家族本位的社会格局以及祖先与神明。[1]渠敬东认为，林耀华用特别的叙事方式达到从社会中见人：一是生命周期的完整性，二是事件化的反常形式;而社会生命的拓展体现在主角东林从地理上、政治上扩大的交往圈和“通过后代向诸社会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1]与此同时，社会生命的延续还要靠祖先、神明的庇护和婚丧嫁娶等仪式来升华，以达到化解家庭与组织间的争端和实现社会组织制度化的目的。在内容研究中，比较具有概括性的文献为林耀华先生的学生、《金翼》续本《银翅》的作者庄孔韶所作的《金翼家族沉浮的诠释》。[2]庄孔韶认为，金翼之家兴衰轨迹的文化动力可以用中国本土循环论、平衡论、布迪厄的“惯习”与“资本”理論、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记忆以及区域文化哲学与教化等多元理论进行解释。其他内容研究具体又可分为风水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人际关系与平衡论的相关研究、民俗研究以及女性角色研究等几个方面，而对于《金翼》文本内容的符号研究、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分层等方面的探索还有所欠缺，尤其是针对人物角色本身的研究极为少见。
《金翼》中的受教育者众生相
在《金翼》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一共提及了七位人物的教育历程或教育经历，分别是主角东林的儿子三哥、四哥、小哥，以及三哥媳妇陈素珍、小哥的同学张月英、东林姐姐的儿子茂德和茂德媳妇王惠兰。这些人物作为社会现代化转型期间中国东南乡村中的受教育者，其教育经历也各有不同，但教育无可厚非地对这些人物的命运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
《金翼》的主角东林在经历了一场官司之后，知晓了现代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在一位乡绅的提议下将小儿子小哥送进一所教会学校上小学。与此同时，一个叫张月英的小女孩——东林姐姐的侄子茂恒的女儿，作为小哥的同学，也在这所教会学校上学。茂恒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因此思想很开放，把女儿送到学校来与男孩们一同上学上课。后来，小哥在教会学校毕业后又顺利进入英华中学读书，不仅成为了全区士绅团中本镇的代表，而且还在毕业后去往北平继续深造。
三哥作为东林的长子，是村中第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学毕业生，他的第一个志向就是拥有自由婚姻。于是他自己寻找到了心仪的对象——福州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华南学院的学生陈素珍。两人进行了一场使众人诧异的“非传统”结婚仪式。成婚之后，三哥作为“知识人”没有回到村中干农活，也没有去店铺里帮忙，而是在一所高中找到一份当老师的工作，和妻子一起生活在延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又过了几年，三哥决定去福州一所大学深造，于是妻子素珍回到老家生活。回到三哥老家的素珍并不能适应村中的生活，与“传统家庭”相处中的矛盾引起了全家人对她的不满。几年后，三哥在岳父的指点下成功地获得了教会派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因此三哥成为了整个区域“学术成就的象征”。
东林二儿子四哥虽然身在家中务农，但一直很想成为一个商人。他的志向与普通的农民不同，在每天下地干活的同时，他每晚还坚持花两个小时读书写字，学习的范围也很广。这些努力的结果也终于在东林叫他去店铺帮忙的时候全部展现出来，他最终成为了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
茂德是东林姐姐张太太的三儿子，与惠兰通过媒人茂恒缔结婚约。茂德是福州英华中学的学生，惠兰也“不是一个传统老派的乡村女孩，她读过一些书，能编一些民谣表达她对每个亲戚的爱恨之情。”[3]（P44）两人都属于乡村中少有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茂德婚后得到了岳父岳母的垂爱，热爱操持家务的惠兰也被婆家的亲朋好友所喜爱。惠兰与茂德的感情也非常好，二人对许多传统的迷信均是不屑一顾，甚至经常违背传统夫妻的纲常在众人面前嬉笑打闹。在茂德英年早逝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惠兰不甘于这样悲惨的命运，变得脾气暴躁，经常情绪失控和婆婆吵架，最终变成了一个怨妇。
二、教育与身份：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受教育者
现代教育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
人们在产生自我意识之后，会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行动产生判断和反思。学者韩震提到“现代性还有另外的维度，它不仅带来普遍化的社会，同时也唤醒了沉睡的自我意识，使人们形成了个性、自我和主体的观念。”[4]现代性自我的形成对个体的身份认同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 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教育和文化上的转变也是有迹可循的。从《金翼》的描述来看，中国东南乡村中的一批先进者已经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因为教育是一种手段，而教育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在于促进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5]因此，经历过现代教育的人在产生了现代性的自我意识之后，会将这种自我意识渗透到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之中。
在《金翼》中，惠兰是一个在家中受过教育的獨女，并且从小娇生惯养，作者形容她是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女孩。出嫁时惠兰并没有像其他姑娘一样哭泣，父母担心她会把坏脾气带到婆家去，但惠兰对这些事情都不以为意，可见她对自己的事情从主观上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成婚之后，惠兰在婆家变得聪明能干讨人喜欢，是一个懂得变通且有个性的女孩。但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从茂魁妻子的寡居生活中看不到自己想要的未来，于是马上变得脾气暴躁，不停地和公婆斗争，表现出自己想要回家的强烈愿望。可见她接受教育之后拥有了不同于“其他乡村女孩”的特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不停反思自己的处境，并作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逆来顺受。
与此类似的特性还表现在茂德和惠兰打破传统夫妻纲常的行为以及三哥和素珍在婚礼仪式上的行为。茂德和惠兰婚后生活非常愉快，在公众场合经常打闹嬉笑，而传统的夫妻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而三哥与素珍在结婚仪式进行的时候，两个人则一直在交谈，这令参加婚礼的人群十分“惊诧”。两对新婚夫妻打破婚礼仪式传统和夫妻纲常的例子并非巧合，因为这四位都是被唤醒了自我意识的年轻人。
当然，《金翼》中形成了现代性自我意识的不仅限于年轻人，还有明白现代教育好处并送小哥去上小学的东林、将女儿送去和男孩一起上学的月英的父亲茂恒。这两位家长一位是经历过官司风波之后亲眼见到了现代教育对于转型期社会生活的有利之处，属于间接受到了现代教育的影响并形成了现代性自我意识的家长;另一位是接受过教育的“知识人”，亲身体验过接受教育的好处并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享受这种好处的家长。
无独有偶，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对这些形象的描写非常明晰地揭示了社会角色的现代性转向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20世纪初中国东南乡村中的现代教育对于人们的现代自我意识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
教育对角色的身份认同构建
“知识改变命运”在《金翼》所塑造的受教育者中皆有真实的体现。在接受了非“本土知识”的“官方知识”，即现代教育内容之后，这些受教育者多多少少都拥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权”，这些“特权”就是这些受教育者身份认同构建的具体表现。
著名教育学者阿普尔在谈“官方知识”时提出：“学校并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机构……这些课程，也不应当建立在那些较为传统的文化保守派所钟爱的知识基础之上，因为他们通常制宰着，什么知识可以当选为‘官方知识’。教育者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块净土，这是因为，在每个学校的教育经验当中，都蕴藏着一个对各种知识和价值的选择过程，而且，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性的和政治性的选择。”[6]（P76）也就是说，“官方知识”是对客观的知识进行筛选以及经过某种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这些知识在所有知识体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而这种“官方知识”可以使受教育者的社会优势地位得到保证，进而使得更多的人渴望获得这种“官方知识”。
《金翼》塑造的角色当中明显拥有“特权”的是三哥和素珍夫妇两人，林耀华先生直截了当地写道：“因为在现代学校受了教育，三哥不会回到田里和店铺。他的志向是觅得一份教职。”[3]（P111）对于素珍，他也写道：“素珍来的时候是新娘子，头三年应当为全家人做饭……但是她从未学过做饭，她的柔弱和受过教育免除了她的这一责任。”[3]（P113）东林对于素珍的态度也非常好，经常向别人炫耀自己儿媳妇的文采。很明显，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三哥和素珍在金翼之家的地位不同于其他人。三哥不需要和他的兄弟一起下地干活和料理店铺，而素珍也不需要和家里其他女人一起做饭和做家务。后来，三哥在素珍父亲的帮助下顺利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东林在家中呼朋唤友大摆宴席，这被看作是黄家的“一件大事”来庆祝。在书中还可以找到这样更为直白的描述：“在乡村社会，留洋是一个莫大的机会，回国的学生构成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当三哥从外面的世界回来时，他也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黄家和村民们都热切地等着他衣锦还乡。”[3]（P115）也就是说，三哥和素珍因为接受了“官方知识”，脱离了他们本身阶层的限制而获得了新的身份，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相比之下，志在为商的四哥在每天干完农活之后“至少要花两个钟头读书”，这样的知识积累使得他实现了从农民转变为成功商人的愿望，这种学习也强化了他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但是因为他这样的实践属于自学，而不是从学校中学习“官方知识”，因此这样的学习并不能使他成为“特权”阶层的人。
角色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协商
身份（Identity）的拉丁语词源为idem，意为同一的意思，其背后蕴含着主体对于自身的确认，即“我”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对于这种身份的确认不能脱离社会的因素，当自我在给予自身身份认同的时候，同时也是将自己归入到某个社会组织或群体，也就是给自己贴上社会标签。与此同时，自我身份认同也要考虑整体社会背景的影响。考察身份认同的过程，①这些受教育者在行动中（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了对自我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又为他们接下来的行为动作起到指导作用，使得这些行为动作符合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继而在新的实践中再次形成自我认知。新的动作的出现可能会强化身份认同或者削弱身份认同，在削弱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身份认同危机，这不仅是在自我思考中导致的，而且与外部环境也有着很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份认同危机往往伴随着身份焦虑。学者钱英超指出：“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不确定性，即人和其生活的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7]此处的“人和其生活世界联系”部分可以理解为客观环境和他人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影响。虽然环境和空间的转换可能从地理、气候等客观条件以及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但“他人”的影响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则有着更加重要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米德“自我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要他人”的概念。“重要他人”指的是对于个体社会化过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他人”，“重要他人”对个体的信念、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8]在自我角色形成的实践当中，“重要他人”对于身份认同积极方面的影响是有利于身份认同的强化，而消极方面的影响则可能导致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 《金翼》中惠兰的身份认同危机出现在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后，她从一个“快乐的女人和一个好儿媳”变成了脾气暴躁的泼妇。在书中前期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惠兰和丈夫茂德的相处模式很轻松愉快，并且不愿勉强顺应传统夫妻之间的纲常，这是因为两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因此两人对彼此的角色支持强化了各自的身份认同。Jeremy Shelton和Cara Peters认为，在某一个社会身份群体中感到过度个性化的人，可以通過增强另一个社会身份（如密友群体）中的归属感来补偿这一冲突。②因此，在惠兰和丈夫相处的过程中，惠兰增强了归属感，并淡化了作为传统乡村儿媳妇的身份焦虑，所以她前期生活得比较幸福。在惠兰的丈夫茂德去世后，她的婆婆张太太“起初还劝她，后来便失去了耐心，责备她的坏脾气”，[3]（P90）加之她失去了这个家中唯一能够理解她的丈夫，使她陷入了消极的自我之中。人类传播学者Stella Ting-Toomey提出了身份协商理论（INT）。她指出，身份协商理论中的术语“身份”是个体基于自我反思而面对其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产生的与个人形象相关的文化、种族、宗教、阶层、性别、职业、家庭等社会关系角色的多方面身份;而“协商”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播者之间的语言和非言语信息交流在维持、胁迫或提升基于社会文化群体或个人的另一方的身份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③因此，身份协商是“协商人”与其他人在交流中不断反思自我的身份定位并作出调整进而使自己的行动与目标身份相一致的过程。在茂德英年早逝之后，惠兰不甘于这样悲惨的命运，于是想要回娘家，但婆家人一再阻拦，于是她性情大变，彻底放弃作为家中媳妇的身份。这是惠兰拒绝进行身份协商的一种表现。
《金翼》之中另外一个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女性角色是东林儿子三哥的妻子素珍。三哥在福州协和大学上学之时，素珍回到了三哥的老家居住，但“她发现自己很难适应黄家的生活”，[3]（P113）原因是不会做饭、不能像家里干活的人一样早起、因为丢面子不想去河边洗衣服、嫌弃家中的食物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和抱怨引起了全家人的不满，而她自己也觉得尴尬和不舒服。林耀华先生对这一点也作了阐释：“素珍在她自己的环境里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年轻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却难以适应黄家的生活，不同的背景和训练成了她的阻碍……但是在村里，身体柔弱、受过教育的女人却没有立足之地。”[3]（P114）黄家人的做法是对素珍消极的角色支持，素珍的“主我”实践体受到了消极的角色反馈之后，形成了对“主我”限制性更强的“客我”，这样长此以往的消极反馈，会使得素珍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但与惠兰不同的是，素珍并没有放弃身份协商。
“身份协商人”在进行身份协商过程中调整自我所使用的方法即为身份协商策略。Deneen M. Hatmaker提出四种类型的身份协商策略，即突出专业形象（projecting a professional image）、证明自我（proving oneself）、阻塞（blocking）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④其中，突出专业形象是指从语言模式、行为方式等方面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证明自我是指用自己的能力去推翻舆论的质疑，从而实现自我作为某个身份的价值;阻塞指阻止负面互动的发生，努力为自己破除刻板印象，避免让他人将一些自己想要去除的身份象征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合理化则是作为一种认知态度而不是互动态度，容忍自己被边缘化，将偏见合理化看待。
在身份协商策略中，素珍选择了使用证明自我和合理化这两种方法。她容忍婆家人对她的偏见，对于自己的边缘化只是觉得“尴尬”，而并没有反抗。与此同时，素珍的父亲作为基督徒兼牧师，拥有一些教会的人脉和资源，三哥通过妻子娘家的人脉获得了去美国的资格，这点对于黄家来说可谓是“大事”一桩，直接让金翼之家上升到“财富和名望的顶峰”，[3]（P115）这一点是素珍作为黄家媳妇为家里作出的重大贡献，证明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
除“重要他人”的影响之外，自我的反思对加强或削弱身份认同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金翼》中也有面对他人的消极角色支持却没有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受教育者，即东林的儿子四哥。四哥在母亲黄太太质疑“念书是三哥和小哥的事”面前，“不理会母亲的劝告，继续学习”，不断朝着成为商人的方向努力，这是他自身对身份认同的一种积极反馈。这种积极的反馈有利于稳定自我的角色认知。显而易见，四哥的身份协商策略即为突出专业形象与证明自我，在努力学习证明能力的同时，学习“科学、算数、地理”，[3]（P159）也是为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塑造专业的形象。
三、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与教育发展的思考
当代受教育者的身份焦虑
《金翼》的故事背景为20世纪初期，当时正值中国传统社会急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多重转型的痕迹都在当时的受教育者的经历以及自我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当中有所体现。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是前所未有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局势，中国社会正在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改革。在这个改革深入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当代受教育者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后也会产生现代性的自我，在对社会环境不断作出反应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新的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等问题。例如李慧在研究高职生社会认同时，发现高职生社会认同中除了身份认同与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外，自尊和社会支持与高职生社会认同及各因子之间呈显著相关，说明高职生自尊感越强其社会认同度就越高。[9]（P33）徐丽针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研究，认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存在学术身份认同的“知行脱节”，“就业导向与学术导向之间的冲突成为当代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10]（P79）在学历“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许多人考研出现了功利性动机，便容易发生弱身份认同下角色投入不足的现象。
吴海红认为，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乡村青年在处在初入职阶段的时候，“‘我是谁’问题常常替换性变成‘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14]因此在研究当代受教育者的时候，可以从其职业认同入手研究其接受教育产生现代性自我之后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建构，可以具体到从其接受教育与寻求职业如何衔接的关联性上开展研究。根据吴海红的研究，新生代流动女性在性别平等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中，想要实现职业独立、经济独立从而获得平等独立的婚姻和家庭关系，这与《金翼》中受教育者产生现代性自我的过程和结果是一致的。但与此同时她们也要面对职业院校单纯的社会阶层再生产、职业化的艰难过程以及结婚生子等生活事件导致的职业中断，包括组成新的家庭后家庭权力关系的阻挠等等。这些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导致新生代流动女性产生身份焦虑，而这不仅仅是她们个体的问题，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共性问题。邓昌杰、胥兴春在研究幼儿教师自我职业认同时，也提出幼儿教师接受的教育程度和专业化的培养会影响其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幼儿教师“我是谁”的自我职业认同。[12]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乡村受教育者的角色焦虑。除了乡村青年走入城市中因为价值冲突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外，还有因为“乡村教育中横行的是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乡村教育遵从的是城市教育的逻辑”“乡村文化被整体排斥在应试教育的生态之外，成为一种亚文化”而导致的乡村少年倾向于放弃乡村身份的身份焦虑。[13]另外，乡村教师作为典型的乡村受教育者，其身份认同危机也值得关注。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大多数乡村家庭选择让孩子报考免费师范生等师范教育”，这些接受免费师范教育的乡村青年返回家乡担任乡村教师也会面临“从知识精英到‘乡村人’甚至‘差教师’的污名化标签”。[14]在城乡双重身份的挤压下，这些乡村精英们因对自己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而出现了身份焦虑，如果乡村教师不能坚定扎根乡村教育事业，也将成为阻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隐患。
积极的身份认同可以帮助受教育者采取积极的态度工作和生活，并对自己的未来进行客观合理的规划;而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则会导致受教育者在面对社会化职业化时产生心理压力增大、出现抑郁情绪甚至导致抑郁症，不利于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关注受教育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所面对的积极或消极的角色反馈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身份认同结果是极其重要的。
此外，在身份协商策略方面，Deneen M. Hatmaker认为，阻塞与合理化两种协商方式不能作为创造变革的动力;而突出专业形象和证明自我两种身份协商策略可归为一类，即印象管理，而印象管理可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③因此，受教育者在面临身份焦虑时，如果想要进行身份协商，通过印象管理的方式进行协商更为合理有效，便于个体在更加积极的条件下完成身份的转换，顺利形成新的身份认同并实现完整的自我建构。如果仅从言语和行为上要求他人破除对于个体的刻板印象或者容忍自我在集体中的边缘化，则不能从实质上排除身份焦虑。
当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分层
在《金翼》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哥、素珍和小哥等受教育者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知识人”，因而突破了原来的阶层获得了“特权”，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而在当代社会中，教育的获得与社会分层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往往教育的过程预演着社会分层的过程。
顾辉研究对比了H市两所高中的教育过程，从学生家庭资本投入角度观察阶层再生产，其中家庭资本包括经济和文化资本，而经济资本也可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传承又是与社会阶层地位对应的……文化资本的初获得借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使用和强化而获得了承认和延续，从而学校教育的效果与持久性也与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出身紧密关联。”[15]（P135-136）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是文化再生產与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与手段”，“文化再生产是包括家庭、教育系统、社会三位一体共同作用的结果”。[16]（P55）也就是说，教育是一个复制社会阶层的工具，使各个阶层的后继者通过教育继续传承前人的社会地位、发挥前人的社会作用，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中的家庭拥有不同的资本，而这些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能力也各不相同，这种先赋性因素导致了各个阶层的学生获得教育和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也并非均等，甚至具有很大的差异。
虽然社会封闭阻碍了低阶层通过教育实现向高阶层的流动，但是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教育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17]在我国，由于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如果这种教育状况得不到改变，将会导致贫困家庭的下一代继续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扶贫工作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打破社会阶层封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就成为教育扶贫的重要任务。根据我国国情，只有制定有效的教育改革方案，使教育资源更加平等，才能有助于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打破社会阶层的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