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Tang Zhaoji compiles and publishes his paperson peony patterns and ornaments on ancient porcelain，and includes some scholars' research papers aboutthe peony poems as appendixes. In my opinion， thisbook can play the role of helping appreciate ancientcultural relics and guiding and inspiring Tang Zhaoji topaint peony in real life.
　　现今华人华裔遍布世界各地，其所集中居住的地区，被称为唐人街。APEC会议在中国举行时，各国元首皆穿着唐装。原因在于唐代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不仅综合国力强大，与世界各国之交往亦最密切。
　　牡丹在唐代因其富丽堂皇，百花之中亦最受欢迎。宫廷御花园，大臣府第，文人居所，无不争相采购、种植，欣赏其风姿。较有规模之庵观寺院莫不寻觅名贵品种种植牡丹，用以彰显其知名度，招徕贵宾以及一般施主。盛唐之际，牡丹被誉之为国色天香，实至名归，决非偶然。安史之乱后，盛唐之“万国衣冠拜冕旈”之盛况未能延续，然欣赏牡丹，用美术或诗文歌咏牡丹已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出门俱是看花人”也成为文明之标识，生气蓬勃之文化传统活动。
　　宋、元、明、清以来，无论绘画、诗文，无论陶瓷、雕刻、织锦，仍争相以牡丹为题材，实属必然。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可能折射中华大地再现盛世之渴望。宋代诗人陈与义有《牡丹》七绝：“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即为确证。
　　我们也应注意到唐代诗词对牡丹的热情歌颂，还有宋元时期，文人因国势衰弱，蛰居江南，或流浪岭南，对牡丹产生了难以言喻的一种苦恋情结。
　　清明、寒食、重阳等等皆为古代节令，故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等名句流传。而花开花落虽随节令而异，而以“牡丹时”作为时令称谓则属于颇为特异的事例。诸如欧阳炯《三字令》之：“春欲尽，已迟迟，牡丹时。罗幌卷，翠帘垂。”又曹邍《[玲珑四犯]被召赋荼靡》：“天气乍雨乍晴，长是伴，牡丹时节。”
　　明明“被召”填词的题材是荼靡，作者依旧要再点明是牡丹时节，这说明牡丹在作者心目中已占有了十分特殊的地位。明白这些道理，瓷器上频频出现牡丹饰纹的原因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了。
　　改革开放以来，牡丹在洛阳、菏泽等地迎来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国众多观光者，另一方面上海等大城市纷纷大规模扩展牡丹园地。当今，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倡导全世界共同繁荣，共同飞跃之中国梦。目前中国之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文化艺术则渊源绵长，影响深远，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孔子学院即为明证。目前中国观赏花卉之风尚已不亚于当年盛唐时期。
　　以上海而论，有时某一公园仅仅一天之中，看花人竟达二万以上。当然，百花齐放，不仅牡丹一花独放也。
　　我们不能忽视在“出门俱是看花人”的同时，美术与诗文也出现了许多品题花卉佳作。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作品编印出版，使这一中国文化史上新篇章保存下来，既可供后人作为史料研究，也可在国际上作交流。
　　据《文汇报》载：“上海博物馆最近一次大型文物展览‘丝绸之路’上，有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凤穿花纹兽耳罐既见于国内，在海外亦有发现。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藏品亦有相似的牡丹纹大罐，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地，也曾出现类似兽耳大罐的踪迹。”由此可见，欣赏牡丹之风早已与唐代文明同时传播于世界各地。去年法国画家以油画牡丹参展汤兆基美术馆之牡丹画展，亦非偶然，自有其绵长之历史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文艺方面就有大型舞蹈《丝绸之路》，既是反映盛唐之景观，也是中国人民内心为祖国繁荣昌盛之歌颂。《丝绸之路》之“花”乃荷花，那是题材做决定的。丝路所经诸国以崇尚佛教者较多，寺院中佛像均以坐于莲花（荷花）宝座之造型为主。
　　如今牡丹再次成为我国文艺之主要题材之一，有其必然因素。汤兆基先生擅长书画金石，多才多艺，所画牡丹最为国内外推崇，我认为与中国之飞速发展亦有内在之联系。当然，我们提倡一带一路，愿与世界共同走向繁荣富强，不仅仅提倡百花齐放，我们正在营造万花竞艳的美好世界，所以从世界各国引进了一批又一批的樱花，睡莲、郁金香、蝴蝶兰等等。我们游览风景区时，无论春夏秋冬，均有繁花如锦，异彩纷呈，应接不暇。
　　其中牡丹不仅在中国最为流行，品种亦最多，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乃是不争的事实。汤兆基先生所画牡丹曾多次出版画册，获得盛誉。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实生活。他多次亲临洛阳、菏泽，细心观察各种牡丹之千姿百态，复于海湾森林公园汤兆基美术馆外，辟地二十万平方米，种植牡丹，风晨月夕，就近欣赏其风采。二是名师传承。他研读李叔同之诗文、白蕉之书法，钱君匋之篆刻等艺术，传承其人文精神，故所画牡丹能收形神两似之效果。三是重视研究古代有关牡丹之文物。不仅周昉之《仕女簪花图》，历代瓷器上之牡丹纹饰亦作精详之分析与考证，乃有其独到之领会。故造诣独高，并非得来全不费工夫也。
　　今汤兆基先生将研究古代瓷器之牡丹花纹图饰之论文汇编出版，并以若干学者研究有关牡丹诗文之论文作为附录，我认为此书对欣赏古代文物、汤兆基本人之绘画、现实生活中之牡丹均能起到引导和启发的作用，故乐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