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9月16日晚，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振东突发心脏疾病，倒在了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出口处。此前一天，他在武汉参加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联合检查，后又赶往长沙参加一场学术会议。9月17日凌晨，赵振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54岁。
　　那天晚上，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任丽丽是第一拨赶到现场的同事之一。在机场，她看见赵振东一米八的大个子躺在冰冷的地上，旁边是体外除颤机器，“一路上你不愿意相信的事实就在眼前摆着。平时那么结实、那么风趣、那么像大侠一样的人，突然间就不见了。”
　　如果不是这场不告而别，赵振东和很多科研人一样，会继续奋战在抗疫的科研一线上。比起临床，这里是更加“隐蔽”的一条战线，但是焦灼程度不相上下。疫情暴发后，多家科研单位投入攻关。在病原所，做病原学的任丽丽带领实验室完成了分离病毒的任务，她形容这是“打了前半场”，而做免疫学的赵振东主要负责“打中场”，研究用药物、疫苗和抗体做干预。他带队连续攻关200多天，开展了抗病毒药物筛选、中和抗体筛选、构建新冠病毒复制子体系、疫苗研发等项目。
　　王蓓是跟随赵振东13年的学生，也是实验室的研究助理。在200多天连轴转的过程中，赵振东带着包括她在内的4名同事，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赵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太慢了！’”有段时间各项实验总是进展不顺利，拐进死胡同，赵振东发了几次火。最着急的时候，王蓓能看见赵振东脸部肌肉的颤动，这是他在强压火气的表现。“他其实不会和我们说什么重话，更多是自己生气。但最后还是会平静下来，带着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查文献、查数据，再想办法。”
　　那段时间，妻子王斌也能感觉到赵振东的焦虑。在5条技术路线（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核酸疫苗）之外，赵振东想做点新尝试，带着实验室开始了以新城疫病毒为载体的新冠疫苗及呼吸道病毒多价疫苗的研究。“在进行到动物实验阶段时，赵振东回家说进展不顺利，晚上老跟团队打电话，讨论要在哪个环节改善。”王斌劝他，关于疫苗，国家有那么多顶尖研发团队在做，也不用非得在这个研究上“撞南墙”。
　　赵振东不同意：“这也是一种新的疫苗研发思路和工艺。这波疫情中可能用不到，但这些基础工作会对未来新的传染病有帮助。即便失败，抑或即便成功了但暂时无法使用，都是有意义的。”
　　在这样一遍遍“撞南墙”的日子中，也有“松一口气”的时刻。那是构建新冠病毒复制子体系成功的时候。这种复制子体系是安全有效、可替代活病毒的重要工具。有了它，以前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做的实验，现在能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开展，这为抗病毒药物研发提供了关键的实验体系和技术支撑。
　　出数据那天夜里，任丽丽接到了赵振东的电话，听他兴奋地说：“我的复制子成了！还可以优化！不过现在可以用了，你们随时来拿！”王蓓也能感受到赵振东一扫之前的低气压，浑身透着高兴，“一遍遍问你细节，一遍遍拿手机拍结果，一遍遍催你快把数据整理出来。”

　　这是一个科研人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18个小时是我们的常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不断积累的失败和沮丧，但只要有一丁点的突破，那种乐趣和幸福是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任丽丽说。“其实我挺期待真的有人能够理解……不，也不用理解，哪怕只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类人，就够了。”
　　科学家面前常常是一片迷雾旷野，研究方向是否正确，需要用多久时间，最后能不能做出来，都是未知。采访中，王蓓和任丽丽都说了类似的一段话，去描述赵振东的科研追求：“我们做的科研，其实叫基础科研，特别基础。在最源头去看病原体会引起宿主细胞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这个工作离临床会稍远一点，但是一个特别需要精力和脑筋的活儿，只有把这些研究清楚了，你才有可能找到某个有效对抗病毒的靶点，才有可能挽救重症感染的病人或患特殊疾病的病人。这是我们做科研最大的意义所在。”
　　实验室之外，赵振东还投入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的任务当中。2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找到赵振东。当时，国家急需一位懂疫苗研发的科学家担任专班技术支持小组组长，但不直接参与攻关，只是帮5条技术路线的多个研发单位出主意、想办法，无偿分享自己的点子。
　　赵振东毫不犹豫就答应了。随后他密集调研、走访了北京科兴中维、中科院微生物所、中国生物、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在京新冠疫苗研发单位。围绕灭活疫苗的毒种选择、重组蛋白疫苗的抗原均一性、疫苗ADE效应等诸多问题，向研发单位提了多项建议。他还曾赴国药中生等公司调研，评估新冠疫苗生产车间风险，提出风险点及防范建议，并完成了国药北京公司、武汉公司以及科兴公司的生物安全联合评估。
　　由于专班工作具有保密性质，王蓓和同事只知道，哪天赵老师没来实验室，估计就是去专班开会了。而直到他去世后，任丽丽和同事为其写生平时，才知道那份《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的幕后起草人居然是赵振东。“我们很震惊，原来他默默无闻做了这么多事情。以赵老师的性格，他可能认为这就是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为了博取任何称号或者奖励。”任丽丽说。 　　距离赵振东离开已经过去3个月。在同事、学生、家人的讲述里，那些细细碎碎的小事还在不断浮现出来。
　　在赵振东去世前几天，任丽丽和他在武汉参加关于长阳病例的会议。轮到赵振东发言，第一句话是：“你给我（对新冠病毒的新特性）下个完整定义，这个定不好怎么开展下面的工作？”“他对面坐着的都是院领导，但他从不说虚的开场白，就是直奔问题。一是一，二是二，有什么说什么。”任丽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当时也在场，后来他评价说：“他的表达和我内心对科学家应该坚持的价值观是契合的，我当时就想协和人就应当有这种直截了当的劲儿。”
　　有时听说赵振东又和谁“戗戗”起来了，王蓓难免觉得老师有点孤独、另类。但不管外人怎么想，至少在所里，大家还是喜欢赵振东的这股劲儿。“不管是学生答辩，還是项目评审，大家特别乐意找赵老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一定要他把把关，他会把问题全指出来，就算苛刻，但对改进工作有好处，为什么不做？”
　　对待自己的学生，赵振东往往更加严厉，更加不留情面。这些年王斌偶尔在家里听赵振东打电话批评学生，会替电话另一端的孩子感到紧张。“你怎么没有按照我说的做？你这个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为什么不长记性？我们又浪费了一周的时间，这是我不能接受的！”王斌有时候忍不住会跑到火冒三丈的赵振东面前，给他做一个下压的手势，示意他降降火气。
　　柔软与严厉共生在赵振东身上。任丽丽记得，疫情初期，一些实验材料要在实验室之间来回传递，当时学生不能回京，单位大部分人被派到前线，赵振东就自己开车带着冰盒来回传送。“赵老师本身是PI（学术带头人），还是科技处处长。大冷天的，他来回跑很辛苦。我说赵老师您叫我一声，我去取就行，他说没事儿，你们做实验，你们最辛苦，我当跑腿的。”任丽丽说。“有时候觉得，赵老师真像个大侠一样。”

　　在王斌眼里，赵振东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人。他很顾家，生活缴费、做饭交给他很放心。他爱运动，平时喜欢去社区里和退休老人打乒乓球，经常大汗淋漓地回来告诉她今天赢了输了。
　　赵振东去世后的最初几天，王斌一直处在“反应不过来”的状态里，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慢慢的，一种“丧失感”包围着她，越来越明显。看到沙发和茶几，她脑子里都是赵振东坐在那看文献、改论文的影子。她梦见过一次赵振东。“梦里他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也没说话。我就会想象，是不是代表他对我和儿子算放心呢？天堂里是不是没有那么多让他着急的事情呢？”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海鹰在赵振东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说：“今天我们追忆赵振东老师，失去了一位敢言敢当的同事、失去了一位从不轻言放弃的科研伙伴、失去了一位看重‘科学济人道’精神传承的严师、失去了一位家里的爱人和慈父，但是，我们传播了一种科研精神，也更加坚定了一份科研初心。”
　　眼下，我们仍然在等待疫苗、等待药物，等待这场战疫的胜利。目前中国已有5款疫苗开展Ⅲ期临床试验。而在赵振东去世前，他的实验室也拿到了亲和力不错的中和抗体，王蓓和同事正在继续优化。“赵老师要求很高，我们要争取把他留下的工作做完。”
　　无论是在这场与新冠病毒持续的角力中，还是在更长远的未来，继续钻研、继续求真，就是对一位科学家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