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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23岁,正是产生梦想的年龄。
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之下,人的梦想常常只是心中的故事,即使生长过,也未必为外人所知。它就像石板下生长的幼芽,即使茁壮,能于暗处百折盘旋,执著地探寻出路,时间长了,也还是难免窒息。有时候,那芽尖已经接近石板的边缘,但在最后的时刻,生命耗尽了,所有的梦想便只能悄然消失于黑暗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还算幸运,因为时代风云际会,不仅助长了我们的梦想,而且使它有了破土的可能。因此,无论关于个人的梦,还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人群的梦,都曾在我们心中一度疯长。我的1978,是一个梦想疯长的年头,也是一个焦灼期待的年头。一些梦想实现了,一些梦想没有实现。越是没有实现的,越是难以忘却,日久天长,就成了埋在心中的蒺藜。
我想,在我的同代人中,大概有不少人与我一样,常常为它激情满怀,又常常为它黯然神伤。——青春时代的某个阶段,常常会决定人的一生。
1
一些梦想很小,也很简单。
我的1978年是在焦灼和失望中开始的。我参加了1977年底举行的大学招生考试。当人们纷纷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仍然在等待,而最后的结果是名落孙山。在知道已经无望之后,我把准考证贴进了自己的日记,写下了这样的话:“留个纪念吧,这也算考过一次大学。”淡黄色的纸片,上面一行字是:“山东省一九七七年统一招生”,然后是三个大字“准考证”。我的编号是“昌011722”,“昌”是当时的山东省昌潍地区,印章却是“山东省益都县革命委员会”。
正是这次意料之中的失败,使我决心在1978年再次报考。我是1970年初中毕业的,没有上高中,就到乡村劳动去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劝我考一考,我却不知道该报什么专业,最后填报了浙江美院。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我是多么盲目,我既不清楚考试科目,也不知道浙江美院在全国的地位和我的实际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对素描可谓一窍不通,依靠《芥子园画谱》之类学的国画,当然难说入门。于是,1978年,我决定报考中文。
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出路。1978年,是我在山东省益都县西南山区一个水库工地上的第三个年头。那个水库是从1975年开始建的,近万名青年男女,高举红旗进入深山,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修一个水库。开始的时候,对参加水库建设的民工(当时不叫民工,而叫民兵)要求甚高:家庭出身要好,政治表现好,身体健康,年龄在18—25岁。越是要求高,越有吸引力,因为同时享有优厚的待遇:招工优先、参军优先、提干优先、保送上大学优先。我的家庭背景使我本来不合格,但未到三个月,工地上的人纷纷逃跑,结果就放宽了要求,让我也混入了这支队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之所以去,之所以在那里坚持,都是为等待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们都知道,那个结果也许只是水中之月,但在别无出路的时候,渺茫的希望就成了全部的寄托。我当时不敢设想参军、提干、上大学,全部的梦想就是招工,哪怕是到公社的联合厂都行。
等待的时间特别漫长。我忘不了黎明时分走在山谷里的那种感觉。天不亮军号就响了,连长、指导员来到工棚,把人们喊起来,于是吃饭、上工。从工棚到工地,要走半个小时,到达工地的时候,天就亮了,正好干活。记忆最深的,是几百人一起走在山谷里,却没有人说话,满耳朵只有几百双深筒胶皮靴踩出的“嗵!嗵!嗵”的声音。在那样的队列里,我常常仰头望着头顶的一线天,心中在想:要走到哪年哪月才是头?
我有点侥幸,不久就被调去做“政工”了。所谓“政工”,也就是政治宣传工作。当时工地上也有两个系统:从总指挥到基层连队的连长们,是管生产的,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施工组在他们的领导下组织施工。从政委到连队的指导员,是抓政治的,在他们手下则是一群政工人员。我做的工作是在山崖上写标语、在驻地办壁报、为工地的报纸和广播站写稿,还为文工团编过几个节目。我成了“临干”,一月有24元的工资,交生产队和扣生活费之后,每月还能有6元。每月6元,使我感到很有钱。如果工地能长期存在,我也许会满足于那种生活。可是,工程总有结束的一天,结束之后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大学恢复高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如此情形,谁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呢?我曾多次对朋友们说,如果1978年我已经有一份工作,或者已经在农村结婚,我是不会考大学的。
我虽然打定主意考大学,却没有准备的时间。因为恰恰是在那半年,我的任务是那样繁重。“政工”的任务没有减少,同时在连队兼管施工。我的工程技术竟然获得了高度信任,而我自己也忘乎所以。我必须每天早晨在第一批上工人员到达工地时出现在工地上,为他们分配任务;我要检查每一个炮眼,然后分发炸药和雷管;我必须检查每一个炮位,然后回到我的指挥位置,正点发出点炮的信号;我必须准确地记下炮响的次数,及时地组织排除哑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知人胆大。大坝石料供应紧张,我就可以突破规章随时放炮。派人往几个路口一站,挥动红旗把过往的车辆拦住,马上发出点炮的信号,几分钟后,漫山遍野就一片炮声,大小石块满天飞舞。尽管指挥部随时通报着死亡和伤残的人数,但在那时候,安全总是不如完成任务更重要。置身于那样的环境,我既没读书的时间,也没有那种心境。
离考试只有8天了,我不得不请假。获准之后,我到工地附近的一所中学学习了一个星期。感谢那个中学!如果我必须填写高中学历的话,我的高中是在那里读的——杨集中学,尽管只有7天。感谢那里的老师,特别是数学老师,他用6次课的时间为我讲完了高中数学。一个星期之后,我离开那里走进了考场,考完后马上回到了工地。接到通知回县城体检,体检完马上又回到了工地。在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之后,我接到了曲阜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2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决定第二天就回公社去办那些必要的手续。
晚饭之后,夜幕降临,我一个人悄悄上了山。在一棵大杏树底下,我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确定四周没人之后,动手搬开一块大石头,从那底下挖出了我埋藏的一个塑料纸包,那是我几年中写下的日记和笔记。
1978年是忙碌的,几个月没写日记,但我仍然在写诗。我从1973年开始写诗,经过多年的磨练,已熟练地写着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一些写作开始真正转入地下之时。经过1976年的春夏,人们更加谨慎,包括那些在红卫兵运动中习惯了“敢想敢说”的人,也不再随便炫耀自己的文字。因为事实已经告诉人们,作品被传抄不仅意味着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危险。正是在那几年,人们才都学会了把笔记本用塑料薄膜包起来,埋藏在秘密的地方。也是在那样的背景上,一些人学会了写两种完全不同的诗:一种是报刊上流行的标语口号,是准备发表的;一种是抒发真实感情的,只有自己和三五好友看得懂,也决不轻易给人看。1980年代初,我写过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史论》,其中涉及这种情况,引了顾城一首歌唱十一大的诗。顾城的母亲看后,曾经建议我最好不谈,因为那不能代表顾城。我知道,那样的作品就像光屁股的照片,也许让人不好意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即使像顾城,也写过那样的文字。这并不奇怪,因为要想发表,就必须写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而那些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在当时还没有生长的空间,常常需要藏起来。我的那些本子从来不敢放在抽屉或箱子里。它跟随我搬来搬去,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首先在附近的山崖或野地里为它找一个安身之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
我把这些笔记本装进一个帆布包,带着它坐车回家,一路上却不知道该把它如何处理。我朦胧地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应该开始了,但我还不敢相信从此可以不必再为自己写下的东西而担心,更不敢相信这样的东西可以公之于众。回家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忙了几天,最后的结果,是有12个本子被付之一炬,包括1976年之前的日记。面对自己的诗,我舍不得全部销毁,从中选出了一些,编成两个集子:一本《野火》,一本《蓬蒿》。
在写这篇关于1978年的文章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翻阅旧日记。然而,1978年上半年的日记严重残缺,幸亏留下了那些诗,帮助我回到了当年的思想和情绪之中。从1977年到1978年,我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一个主题:梦想与期待。这种情况并不只是我自己,而是几个年轻的朋友都如此。“四人帮”被粉碎了,一个时代正在走向尾声,被关押的一些人放了出来,被打成“毒草”的电影重新上映,气候发生着一系列变化,这使我们感到一阵阵兴奋。然而,这变化又似乎太慢,严冬过去了,春天迟迟不来,我们等着,盼着,渴望让人焦灼。
在保留的诗中,有一首《早晨,登上高高的金鸡岭》,开篇写的是登山的过程:“踏着冰冷的露水/迎着依然凛冽的风/我脚步匆匆/登上了高高的金鸡岭”。记得同一个题目,我和几个朋友都写过,但事实上,那个春天我们谁也没有登过金鸡岭(那是工地附近的一个山头)。黎明登上金鸡岭,是为了看一看河山的黎明,然而,看到的是什么呢?“风,卷着片片浮云/飘过河流/飘上山顶/雾,缠住河边的树林/一片迷蒙/没有莺歌燕舞/没有潺潺流水/没有东海日出/没有万马奔腾/只有一幅‘抓纲治国’的标语/在晨风中飘动”。这个迟到的早晨让我们无法挥去失望的情绪,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抱有太多的梦想,但是,又不甘心承认这灰暗的现实。因此,面对着一片迷雾,仍要“向着群山大声地宣布:前面是一个伟大的早晨”,并且相信:“在那东方的地平线上/一柄金光闪闪的利剑/将要劈开灰色的王宫”。
在期待中,常常感到无名的忧伤。由于种种现实,1978年,我的这种感觉比前几年更浓重。写于这年3月的一首《早春书柬》记录的是这样的情绪:“一切都追寻着过去/劫余的众生/重返家园/失散的恋人又拉起手/走向开放的花间/拆散的家庭又摆喜宴/庆祝破镜重圆/呵,姑娘,我呢?/到哪里去找一把草药/医治这心上伤斑?/我哭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偷洒着眼泪/在这花红柳绿的春天/只有把你的名字一次次默念”。
到学校报到前两天,我来到我的母校——应该说是母校遗址,因为它已经废弃,一个人在废墟上徘徊了很久。回到家中,写下一首很长的《告别》,抒写的仍然是这样的调子:
今天
我在阴冷的坟头
挖开一个小孔
窥望天外的光亮
可谁能告诉我
历史的风潮
将把我抛在何处的岸上……
3
进入大学,长期为之焦虑的个人出路不再是问题。然而,期待的焦灼并未淡化。似乎有一个约会,我到了,她却没来。
曲阜师院虽然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毕竟为我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发生在这年夏天,但我在水库工地上却没有注意它。工地上各种报纸都有,《光明日报》的文章肯定曾经过眼,但奇怪的是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看来,在1978年的上半年,基层的许多人像我一样,没有注意到时代变换的蛛丝马迹。如果当时人们对此关心或有所争论,我不会没有印象。但是,踏进大学校园,却马上感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浪。
印象最深的是正式上课的第一天晚上党委副书记张明到中文系来为78级新生做的报告。事情真有些凑巧,上午是文艺理论课的一位老师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征博引,循循善诱,强调着讲话的英明和方向的正确。晚上就是书记的报告,主题是解放思想,内容是“文革”的教训和领袖的错误。书记的报告让我感到震惊。在此之前,我和一些朋友都曾自命叛逆,但我们的叛逆仅限于腹非,限于好友之间的私下议论,从来不敢发表于大庭广众。书记的报告却大不相同,谈问题一针见血,发议论理直气壮。这个报告在同学们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热烈拥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停地接下去说;有人坚决反对,甚至预言这个书记不会有好下场。一个年龄很小的同学表示愤怒,因为他的单纯使他对一个大学党委书记讲到伟大领袖不称“主席”、不称“同志”而总是直呼其名而感到忍无可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生情况的复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我所知道的同学而言,我们的绝大多数都成为改革开放路线的支持者。作为学生,我们无法对历史产生多少影响,但从主观愿望讲,我们愿意成为推进的力量。因为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本来所处的铁屋子裂缝了,露进了光。但裂缝的铁屋子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打开;二是被重新焊上。我们当然不愿它被重新焊上。在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第三种结果。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78级入校之际,正是“伤痕文学”兴起之时。面对那些破冰之作,我们曾经激动异常。对那些走在前面的刊物,我们曾经充满敬意。今天的读者对于《伤痕》、《枫》、《在小河那边》等作品大概没有多少兴趣,而在当时,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曾被它深深打动,而且追随其后写过相同或相近的作品。与此同时,同学们之间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了一部作品,为了一篇评论,为了某个老师的课,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学校请来了一些名人,一些报刊的编辑,包括一些刚刚复出的“右派”,他们的报告引起的争论也常常久久不息。
这种讨论和争论在1978年度和1979年初进入了高潮。各种油印的学生刊物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创办的。在四年大学中,我一直不是活跃分子,却也曾为印刷那样的刊物而伏在床板上通宵达旦刻蜡纸。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场涉及未来命运的拔河。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当时的一种思想状态,并且为此而有些愧疚。多少年来,读同代人的回忆文章,我一直在寻找,看别人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发现。因此,我想把它写在这里,为历史提供一点或许只是角落里的精神面影。我要说的是,我那时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常常沿着历史的惯性在说假话——不是假冒思想进步,而是伪装思想保守。比如,说自己思想不够解放、未能从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等等。直到第二年的思想总结,我仍在写自己如何艰难克服“两个凡是”。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早已不信的东西硬是表示坚持,尽管是假的,也在客观上维护着腐朽。但在1978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一些公开场合,我常常把自己扮成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谢慧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无论多少,我都应该忏悔,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样的虚假足以增添历史的沉重。
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之下,人的梦想常常只是心中的故事,即使生长过,也未必为外人所知。它就像石板下生长的幼芽,即使茁壮,能于暗处百折盘旋,执著地探寻出路,时间长了,也还是难免窒息。有时候,那芽尖已经接近石板的边缘,但在最后的时刻,生命耗尽了,所有的梦想便只能悄然消失于黑暗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还算幸运,因为时代风云际会,不仅助长了我们的梦想,而且使它有了破土的可能。因此,无论关于个人的梦,还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人群的梦,都曾在我们心中一度疯长。我的1978,是一个梦想疯长的年头,也是一个焦灼期待的年头。一些梦想实现了,一些梦想没有实现。越是没有实现的,越是难以忘却,日久天长,就成了埋在心中的蒺藜。
我想,在我的同代人中,大概有不少人与我一样,常常为它激情满怀,又常常为它黯然神伤。——青春时代的某个阶段,常常会决定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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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梦想很小,也很简单。
我的1978年是在焦灼和失望中开始的。我参加了1977年底举行的大学招生考试。当人们纷纷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仍然在等待,而最后的结果是名落孙山。在知道已经无望之后,我把准考证贴进了自己的日记,写下了这样的话:“留个纪念吧,这也算考过一次大学。”淡黄色的纸片,上面一行字是:“山东省一九七七年统一招生”,然后是三个大字“准考证”。我的编号是“昌011722”,“昌”是当时的山东省昌潍地区,印章却是“山东省益都县革命委员会”。
正是这次意料之中的失败,使我决心在1978年再次报考。我是1970年初中毕业的,没有上高中,就到乡村劳动去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劝我考一考,我却不知道该报什么专业,最后填报了浙江美院。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我是多么盲目,我既不清楚考试科目,也不知道浙江美院在全国的地位和我的实际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对素描可谓一窍不通,依靠《芥子园画谱》之类学的国画,当然难说入门。于是,1978年,我决定报考中文。
考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出路。1978年,是我在山东省益都县西南山区一个水库工地上的第三个年头。那个水库是从1975年开始建的,近万名青年男女,高举红旗进入深山,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修一个水库。开始的时候,对参加水库建设的民工(当时不叫民工,而叫民兵)要求甚高:家庭出身要好,政治表现好,身体健康,年龄在18—25岁。越是要求高,越有吸引力,因为同时享有优厚的待遇:招工优先、参军优先、提干优先、保送上大学优先。我的家庭背景使我本来不合格,但未到三个月,工地上的人纷纷逃跑,结果就放宽了要求,让我也混入了这支队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之所以去,之所以在那里坚持,都是为等待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们都知道,那个结果也许只是水中之月,但在别无出路的时候,渺茫的希望就成了全部的寄托。我当时不敢设想参军、提干、上大学,全部的梦想就是招工,哪怕是到公社的联合厂都行。
等待的时间特别漫长。我忘不了黎明时分走在山谷里的那种感觉。天不亮军号就响了,连长、指导员来到工棚,把人们喊起来,于是吃饭、上工。从工棚到工地,要走半个小时,到达工地的时候,天就亮了,正好干活。记忆最深的,是几百人一起走在山谷里,却没有人说话,满耳朵只有几百双深筒胶皮靴踩出的“嗵!嗵!嗵”的声音。在那样的队列里,我常常仰头望着头顶的一线天,心中在想:要走到哪年哪月才是头?
我有点侥幸,不久就被调去做“政工”了。所谓“政工”,也就是政治宣传工作。当时工地上也有两个系统:从总指挥到基层连队的连长们,是管生产的,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施工组在他们的领导下组织施工。从政委到连队的指导员,是抓政治的,在他们手下则是一群政工人员。我做的工作是在山崖上写标语、在驻地办壁报、为工地的报纸和广播站写稿,还为文工团编过几个节目。我成了“临干”,一月有24元的工资,交生产队和扣生活费之后,每月还能有6元。每月6元,使我感到很有钱。如果工地能长期存在,我也许会满足于那种生活。可是,工程总有结束的一天,结束之后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大学恢复高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如此情形,谁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呢?我曾多次对朋友们说,如果1978年我已经有一份工作,或者已经在农村结婚,我是不会考大学的。
我虽然打定主意考大学,却没有准备的时间。因为恰恰是在那半年,我的任务是那样繁重。“政工”的任务没有减少,同时在连队兼管施工。我的工程技术竟然获得了高度信任,而我自己也忘乎所以。我必须每天早晨在第一批上工人员到达工地时出现在工地上,为他们分配任务;我要检查每一个炮眼,然后分发炸药和雷管;我必须检查每一个炮位,然后回到我的指挥位置,正点发出点炮的信号;我必须准确地记下炮响的次数,及时地组织排除哑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无知人胆大。大坝石料供应紧张,我就可以突破规章随时放炮。派人往几个路口一站,挥动红旗把过往的车辆拦住,马上发出点炮的信号,几分钟后,漫山遍野就一片炮声,大小石块满天飞舞。尽管指挥部随时通报着死亡和伤残的人数,但在那时候,安全总是不如完成任务更重要。置身于那样的环境,我既没读书的时间,也没有那种心境。
离考试只有8天了,我不得不请假。获准之后,我到工地附近的一所中学学习了一个星期。感谢那个中学!如果我必须填写高中学历的话,我的高中是在那里读的——杨集中学,尽管只有7天。感谢那里的老师,特别是数学老师,他用6次课的时间为我讲完了高中数学。一个星期之后,我离开那里走进了考场,考完后马上回到了工地。接到通知回县城体检,体检完马上又回到了工地。在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之后,我接到了曲阜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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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决定第二天就回公社去办那些必要的手续。
晚饭之后,夜幕降临,我一个人悄悄上了山。在一棵大杏树底下,我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确定四周没人之后,动手搬开一块大石头,从那底下挖出了我埋藏的一个塑料纸包,那是我几年中写下的日记和笔记。
1978年是忙碌的,几个月没写日记,但我仍然在写诗。我从1973年开始写诗,经过多年的磨练,已熟练地写着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一些写作开始真正转入地下之时。经过1976年的春夏,人们更加谨慎,包括那些在红卫兵运动中习惯了“敢想敢说”的人,也不再随便炫耀自己的文字。因为事实已经告诉人们,作品被传抄不仅意味着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危险。正是在那几年,人们才都学会了把笔记本用塑料薄膜包起来,埋藏在秘密的地方。也是在那样的背景上,一些人学会了写两种完全不同的诗:一种是报刊上流行的标语口号,是准备发表的;一种是抒发真实感情的,只有自己和三五好友看得懂,也决不轻易给人看。1980年代初,我写过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史论》,其中涉及这种情况,引了顾城一首歌唱十一大的诗。顾城的母亲看后,曾经建议我最好不谈,因为那不能代表顾城。我知道,那样的作品就像光屁股的照片,也许让人不好意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即使像顾城,也写过那样的文字。这并不奇怪,因为要想发表,就必须写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而那些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在当时还没有生长的空间,常常需要藏起来。我的那些本子从来不敢放在抽屉或箱子里。它跟随我搬来搬去,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首先在附近的山崖或野地里为它找一个安身之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
我把这些笔记本装进一个帆布包,带着它坐车回家,一路上却不知道该把它如何处理。我朦胧地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应该开始了,但我还不敢相信从此可以不必再为自己写下的东西而担心,更不敢相信这样的东西可以公之于众。回家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忙了几天,最后的结果,是有12个本子被付之一炬,包括1976年之前的日记。面对自己的诗,我舍不得全部销毁,从中选出了一些,编成两个集子:一本《野火》,一本《蓬蒿》。
在写这篇关于1978年的文章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翻阅旧日记。然而,1978年上半年的日记严重残缺,幸亏留下了那些诗,帮助我回到了当年的思想和情绪之中。从1977年到1978年,我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一个主题:梦想与期待。这种情况并不只是我自己,而是几个年轻的朋友都如此。“四人帮”被粉碎了,一个时代正在走向尾声,被关押的一些人放了出来,被打成“毒草”的电影重新上映,气候发生着一系列变化,这使我们感到一阵阵兴奋。然而,这变化又似乎太慢,严冬过去了,春天迟迟不来,我们等着,盼着,渴望让人焦灼。
在保留的诗中,有一首《早晨,登上高高的金鸡岭》,开篇写的是登山的过程:“踏着冰冷的露水/迎着依然凛冽的风/我脚步匆匆/登上了高高的金鸡岭”。记得同一个题目,我和几个朋友都写过,但事实上,那个春天我们谁也没有登过金鸡岭(那是工地附近的一个山头)。黎明登上金鸡岭,是为了看一看河山的黎明,然而,看到的是什么呢?“风,卷着片片浮云/飘过河流/飘上山顶/雾,缠住河边的树林/一片迷蒙/没有莺歌燕舞/没有潺潺流水/没有东海日出/没有万马奔腾/只有一幅‘抓纲治国’的标语/在晨风中飘动”。这个迟到的早晨让我们无法挥去失望的情绪,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抱有太多的梦想,但是,又不甘心承认这灰暗的现实。因此,面对着一片迷雾,仍要“向着群山大声地宣布:前面是一个伟大的早晨”,并且相信:“在那东方的地平线上/一柄金光闪闪的利剑/将要劈开灰色的王宫”。
在期待中,常常感到无名的忧伤。由于种种现实,1978年,我的这种感觉比前几年更浓重。写于这年3月的一首《早春书柬》记录的是这样的情绪:“一切都追寻着过去/劫余的众生/重返家园/失散的恋人又拉起手/走向开放的花间/拆散的家庭又摆喜宴/庆祝破镜重圆/呵,姑娘,我呢?/到哪里去找一把草药/医治这心上伤斑?/我哭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偷洒着眼泪/在这花红柳绿的春天/只有把你的名字一次次默念”。
到学校报到前两天,我来到我的母校——应该说是母校遗址,因为它已经废弃,一个人在废墟上徘徊了很久。回到家中,写下一首很长的《告别》,抒写的仍然是这样的调子:
今天
我在阴冷的坟头
挖开一个小孔
窥望天外的光亮
可谁能告诉我
历史的风潮
将把我抛在何处的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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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长期为之焦虑的个人出路不再是问题。然而,期待的焦灼并未淡化。似乎有一个约会,我到了,她却没来。
曲阜师院虽然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毕竟为我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发生在这年夏天,但我在水库工地上却没有注意它。工地上各种报纸都有,《光明日报》的文章肯定曾经过眼,但奇怪的是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看来,在1978年的上半年,基层的许多人像我一样,没有注意到时代变换的蛛丝马迹。如果当时人们对此关心或有所争论,我不会没有印象。但是,踏进大学校园,却马上感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浪。
印象最深的是正式上课的第一天晚上党委副书记张明到中文系来为78级新生做的报告。事情真有些凑巧,上午是文艺理论课的一位老师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征博引,循循善诱,强调着讲话的英明和方向的正确。晚上就是书记的报告,主题是解放思想,内容是“文革”的教训和领袖的错误。书记的报告让我感到震惊。在此之前,我和一些朋友都曾自命叛逆,但我们的叛逆仅限于腹非,限于好友之间的私下议论,从来不敢发表于大庭广众。书记的报告却大不相同,谈问题一针见血,发议论理直气壮。这个报告在同学们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热烈拥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停地接下去说;有人坚决反对,甚至预言这个书记不会有好下场。一个年龄很小的同学表示愤怒,因为他的单纯使他对一个大学党委书记讲到伟大领袖不称“主席”、不称“同志”而总是直呼其名而感到忍无可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生情况的复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我所知道的同学而言,我们的绝大多数都成为改革开放路线的支持者。作为学生,我们无法对历史产生多少影响,但从主观愿望讲,我们愿意成为推进的力量。因为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本来所处的铁屋子裂缝了,露进了光。但裂缝的铁屋子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打开;二是被重新焊上。我们当然不愿它被重新焊上。在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第三种结果。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78级入校之际,正是“伤痕文学”兴起之时。面对那些破冰之作,我们曾经激动异常。对那些走在前面的刊物,我们曾经充满敬意。今天的读者对于《伤痕》、《枫》、《在小河那边》等作品大概没有多少兴趣,而在当时,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曾被它深深打动,而且追随其后写过相同或相近的作品。与此同时,同学们之间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了一部作品,为了一篇评论,为了某个老师的课,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学校请来了一些名人,一些报刊的编辑,包括一些刚刚复出的“右派”,他们的报告引起的争论也常常久久不息。
这种讨论和争论在1978年度和1979年初进入了高潮。各种油印的学生刊物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创办的。在四年大学中,我一直不是活跃分子,却也曾为印刷那样的刊物而伏在床板上通宵达旦刻蜡纸。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场涉及未来命运的拔河。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当时的一种思想状态,并且为此而有些愧疚。多少年来,读同代人的回忆文章,我一直在寻找,看别人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发现。因此,我想把它写在这里,为历史提供一点或许只是角落里的精神面影。我要说的是,我那时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常常沿着历史的惯性在说假话——不是假冒思想进步,而是伪装思想保守。比如,说自己思想不够解放、未能从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等等。直到第二年的思想总结,我仍在写自己如何艰难克服“两个凡是”。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早已不信的东西硬是表示坚持,尽管是假的,也在客观上维护着腐朽。但在1978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一些公开场合,我常常把自己扮成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谢慧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无论多少,我都应该忏悔,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样的虚假足以增添历史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