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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基督教曾在唐、元代及明清之际三次入华，但只有在第三次得以顺利传入。这些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宗教，也将西方文化、近代科技带进了中国，同时他们也向西方介绍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中国逐渐为世人所知，并在18世纪，整个欧洲刮起“中国风”，中国变成欧洲很时髦的思潮，不仅在哲学，还包括艺术方面，家具、瓷器，是欧洲的梦想之地。
公元1685年，当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从中国出发，经荷兰、法国而最终抵达罗马时，距利玛窦、罗明坚等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近一百年。而在此时的中国，西方传教士与清朝统治者间的礼仪之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受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委派，柏应理此行是去向教皇汇报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情况，请求教皇任命中国神父，并允许其用中文举行弥撒等宗教仪式。与此同时，他还将他从中国带去的414册中文书籍分别赠送给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和罗马教廷传信部，而这些在此前一百年间由在华传教士编撰、出版的著作，也成为了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早期所收藏的最大的一批中文典籍。
在此后几个世纪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的中文古籍、文献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梵蒂冈图书馆。今天，馆内的中文收藏约有7000册，其中 1911年之前的手写本和刻印本古籍达2000种，1949年之前的民国印刷品600件，其后的出版物约1000册，另外还包括几百份地图，以及各种碑帖、刺绣、象牙雕、照片和约3000件古币。而其中最具特色的，仍属其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明末清初传教士文献。
从世界范围而言，现存的明末清初传教士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其中梵蒂冈图书馆的此类收藏被学界认为是品种最多、最全、史料价值最高的。自18世纪初，随着康熙后期掀起的“百年禁教”的浪潮，在中国的很多相关文献都已经失散、被毁，而梵蒂冈图书馆保存了大量中国历史文献、儒学经典、字典、地图、民间百科全书等珍贵资料，其中许多在国内都已绝迹。
2008年10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提议，经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梵蒂冈图书馆批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项目正式启动。在6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专家任大援带领团队，完成了对数十万页文献资料、共计约1300部中文典籍的拍摄复制工作。
近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此辑共44册，整理、收录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170种珍贵汉籍文献，最古老的文献可追溯至14世纪初元朝统治期间。丛刊计划分四辑出版，总计300册。这些当年由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或寄回罗马的中文典籍，得以数字化的形式回归，首次亮相中国。
早在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张元济曾访问梵蒂冈图书馆，首次复制了馆藏的南明文献，在此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此次终于实现了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批珍贵文献的第一次完整回归。
据了解，这也是继此前敦煌文献复制回国之后，在中国出版的最大一批欧洲所藏的中文历史文献。
4月26日至4月29日，执掌罗马圣教会档案及图书的总主教、梵蒂冈图书馆、档案馆总馆长布鲁盖（Jean-Louis Bruguès）主教首次到访中国，应邀参加《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出版座谈会。27日下午，在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副馆长裴佐宁（Ambrogio M. Piazzoni）一起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总馆长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对中国有什么样的了解？印象怎么样？
左：梵蒂冈图书总馆馆长布鲁盖。摄影/董洁旭 图片编辑/陈俊丹
右：梵蒂冈图书总馆副馆长裴佐宁。摄影/董洁旭
布鲁盖：我在来之前特意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和文章，包括古代历史、近代历史还有上世纪的历史，也读了一些经典文献。现代的文献还没怎么读。对我来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需要发现的国家，所以这一次来中国我非常好奇，想发现中国是什么样的。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从文明上来讲，中国文化是整个远东地区不同文明、文化的起源。这次出访我先去了日本，现在从日本来到中国，是来寻找这些远东文化的本源来了。10年前我曾应邀到韩国访问，在那里我参观了很多庙宇和传统的建筑。当地的人都对我说，他们文化的母亲是中国文化，所以现在我是从子女辈的文化来到母辈的文化了。
中国新闻周刊：梵蒂冈图书馆共有约7000种中文收藏，其中很多都是由传教士带过去的。在当时，传教士是怎样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他们的介绍对西方认识中国有哪些的价值？
裴佐宁：最开始时，西方对中国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读马可·波罗的游记，所以16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中国就是300年前马可·波罗写的那样。而在这之后，传教士来到中国，通过他们口头的或是文字的介绍，逐渐传到西方去， 欧洲人才真正开始认识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
在利玛窦进入中国的几十年之后，在欧洲有一位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他用拉丁文在欧洲出版了介绍孔子思想、言论的书，把孔子作为哲学家的代表介绍给欧洲。这本书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许多哲学家作为阅读参考的材料，包括18世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也阅读了这本书。所以欧洲对中国更实际、更现代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传教士带过去的新的知识和认识。其中柏应理写的《中国圣贤孔子》，我们这次在国家图书馆中国典籍档案馆的展览中看到了，我也邀请中国的读者可以去看看那个展览，做得非常好。 布鲁盖：在利玛窦到中国一个世纪以后，中国是整个欧洲的梦想之地。18世纪时，中国在欧洲变成了很时髦的思潮，不仅是哲学，还包括艺术方面，家具、瓷器，可以称之为“中国风”。那时我们就能看到欧洲的巴洛克风格和中国艺术的一个结合。在很多欧洲宫廷的宫殿里，都会有一个中国厅，比如在马德里、都灵、巴黎和柏林，这些厅里都摆着中国瓷器和中国传过来的、中国风格的东西。当年布鲁西亚国王对中国风就非常非常着迷。
梵蒂冈图书馆馆藏的中文文献。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自明清之际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天主教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在也有了众多教徒，作为执掌罗马圣教会档案及图书的总主教，你怎样看待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布鲁盖：我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我觉得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把宗教和中国的传统完全切开来的。从历史上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发展教徒，对天主教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天主教这个词的意义就是“普世”，所以天主教在西方世界发展，然后中世纪末期向美洲发展，一个世纪之后，又通过传教士在中国、日本、印度的工作向东方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罗马教廷对与非宗教国家的交往是怎样的态度？面对一些可能存在的分歧，如何能够互相尊重又友好交往？
布鲁盖：在来梵蒂冈图书馆工作之前，我在法国工作。法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宗教国家，从1905年开始法国就是非常严格的政教分离，政治和宗教严格分开，但他们就能以很好的方式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所以我也在问，在其他国家，在那些现在已经是或未来可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能不能达到和在法国一样的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和中国方面合作开展这个数字化的项目，将中文文献复制并在中国出版？
裴佐宁：这个项目最早是由中国方面提出来的。最开始是有中国学者来我们这里做研究，他们提出想了解我们图书馆里到底有哪些有关中国的文献，希望能够介绍给更多的中国学者，使他们能够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并使用这些资料。中国方面很热情地向我们解释了国内清史编撰的情况，也告诉我们，梵蒂冈图书馆所收藏的一些资料、历史文献在中国是不容易找到的，甚至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之后，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商讨具体应该怎样来进行规划，并签署了合同。此后，任大援教授就第一次到我们这里，开始了对中国文献资料的照相复制工作，累计工作了超过 24个月。
布鲁盖：我是2012年6月被任命为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总馆长的，这个项目刚开始时我还没有上任，我非常高兴了解这个项目的起始和发展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个项目具体的专业内容非常符合我们图书馆的研究传统。
其次，因为梵蒂冈图书馆从15世纪中叶创始开始，我们的一个主旨就是向全世界的学者开放，而这个项目对于图书馆向中国开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第三个原因，也是借此机会可以作为一个橱窗，向中国展示我们的图书馆。所以在我接触这个项目之后，就向中方合作者提出了这个要求，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梵蒂冈图书馆和中国的图书馆能够合办一个展览，把梵蒂冈图书馆介绍给中国民众。
中国新闻周刊：数字化已经日益成为了当今图书馆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作为有着如此古老历史的图书馆，是否在当今的时代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裴佐宁：是的，作为一个传统的、研究型的、具有很多古文献的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面临这个挑战已经好几年了。图书馆自建馆之始就肩负两个任务：一是搜集和保存我们的古典文献，二是传播、使用我们的文献。加入了这个数字化大军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图书馆的这两项任务，保存和使用是有冲突的。比如有读者要来查阅一本文献，每次把它从恒温恒湿的书库里拿出来给一位读者使用，每阅览一次对它的损害就更大一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把珍贵的馆藏一直放在书库里，它们可能是会持续几个世纪不会损坏，但这样的话，这些文献又得不到使用了。书被人使用才有生命，反之就没有了生命，图书馆就变成书的坟墓了。所以近几年兴起的数字化就能够很好地解决收藏和使用的冲突。
从保管的角度来讲，现代化科技能够很完美地把文献复制，用电脑查阅有时候比看原件更好用。比如放大了看细节，可能肉眼看不到的都能读出来。所以如果不是研究书籍的装帧，只是看内容，向读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复制品，能减少对原件的使用，也间接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从传播和使用的角度来说，我们把文献放在网上，全世界的人都能查阅，不来图书馆也没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当年教皇在任命你成为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的时候曾经说，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有这回事吗？为什么图书馆总馆长的职位让教皇都这么向往？
布鲁盖：之前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在任命我的时候曾对我说，他在还没成为教皇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担任图书馆和档案馆总馆长的这一职务。他说：“我就把我的这个梦想交给你来实现吧。”至于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知道。
对我来说，这个图书馆是一个连接人类各个不同文明的桥梁，所以我很自豪能把我自己有限的才能贡献给这份连接世界文明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困难往往不取决于我自己，经常是在于外部原因。有时候（某个文明）由于特别强调民族的特性而把自己和其他文明、文化孤立起来，这就给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的转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很多人对它的了解可能主要来源于丹·布朗的那本小说《天使与魔鬼》。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个关于梵蒂冈图书馆此前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布鲁盖：丹·布朗写了一个小说，出版了以后挣了很多钱。他写了梵蒂冈档案馆，但他从来没有来过，所以他写的所有东西全是他自己的想象，我们并不是像他写的那样。这个档案馆也是向全世界的学者开放的，谁需要来研究这些档案文献，研究历史、文化、文明，都能来这里找到线索。这里并不是神秘的、封闭的，而是完全向学界开放的，任何中国学者对档案馆好奇，愿意来研究我们收藏的文献，我都很高兴为他打开这个大门。
我们对能够进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读者只有两个条件：一个得是研究人员，需要是教授或是博士研究生以上。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学术机构的推荐信，证明你确实有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其他在思想、哲学、宗教、种族、肤色等方面都没有任何限制。
裴佐宁：每年我们有约15000名读者进入图书馆，差不多有一半来自意大利，剩下的都是来自全世界三四十个国家的学者。并不会出现排很长队却进不来的情况。
要说秘密，我们没什么秘密，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秘密都开放给大家来学习、研究。
至于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图书馆里的藏品太多，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多注录，把目录都分享给大家，大家就能知道我们都有些什么藏品，能够来进行研究学习。但很可惜，我们的馆藏很多，宝贝很多，并不是所有的藏品都有目录，我们工作中，就常常会发现以前不知道有的东西。比如最近10年，我们就发现了10本非常有价值的、以前都没有人知道它存在的手稿。其中有一卷宋人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卷之前从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中国的副部长来参观，称之为“国宝级的文献”。这经常是在日常工作中会碰到的惊喜。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是否还有和中国方面交流、合作的计划？
裴佐宁：这次发布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才只是第一辑，之后还有三辑有待出版，这个项目还要继续进行。正如之前讲过的，以后等条件成熟了，两国图书馆可以合办一个展览。另外，我们在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见面时他也提出，之后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会就一些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文献，包括在国图收藏的传教士从欧洲带过来的西方文献，还有梵蒂冈收藏的从中国带到欧洲的文献进行研究，这样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当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情况。
公元1685年，当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从中国出发，经荷兰、法国而最终抵达罗马时，距利玛窦、罗明坚等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近一百年。而在此时的中国，西方传教士与清朝统治者间的礼仪之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受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委派，柏应理此行是去向教皇汇报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情况，请求教皇任命中国神父，并允许其用中文举行弥撒等宗教仪式。与此同时，他还将他从中国带去的414册中文书籍分别赠送给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和罗马教廷传信部，而这些在此前一百年间由在华传教士编撰、出版的著作，也成为了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早期所收藏的最大的一批中文典籍。
在此后几个世纪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的中文古籍、文献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梵蒂冈图书馆。今天，馆内的中文收藏约有7000册，其中 1911年之前的手写本和刻印本古籍达2000种，1949年之前的民国印刷品600件，其后的出版物约1000册，另外还包括几百份地图，以及各种碑帖、刺绣、象牙雕、照片和约3000件古币。而其中最具特色的，仍属其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明末清初传教士文献。
从世界范围而言，现存的明末清初传教士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其中梵蒂冈图书馆的此类收藏被学界认为是品种最多、最全、史料价值最高的。自18世纪初，随着康熙后期掀起的“百年禁教”的浪潮，在中国的很多相关文献都已经失散、被毁，而梵蒂冈图书馆保存了大量中国历史文献、儒学经典、字典、地图、民间百科全书等珍贵资料，其中许多在国内都已绝迹。
2008年10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提议，经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梵蒂冈图书馆批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收集与整理”项目正式启动。在6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专家任大援带领团队，完成了对数十万页文献资料、共计约1300部中文典籍的拍摄复制工作。
近日，《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此辑共44册，整理、收录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170种珍贵汉籍文献，最古老的文献可追溯至14世纪初元朝统治期间。丛刊计划分四辑出版，总计300册。这些当年由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或寄回罗马的中文典籍，得以数字化的形式回归，首次亮相中国。
早在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张元济曾访问梵蒂冈图书馆，首次复制了馆藏的南明文献，在此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此次终于实现了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批珍贵文献的第一次完整回归。
据了解，这也是继此前敦煌文献复制回国之后，在中国出版的最大一批欧洲所藏的中文历史文献。
4月26日至4月29日，执掌罗马圣教会档案及图书的总主教、梵蒂冈图书馆、档案馆总馆长布鲁盖（Jean-Louis Bruguès）主教首次到访中国，应邀参加《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出版座谈会。27日下午，在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副馆长裴佐宁（Ambrogio M. Piazzoni）一起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我想发现中国是什么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总馆长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对中国有什么样的了解？印象怎么样？
右：梵蒂冈图书总馆副馆长裴佐宁。摄影/董洁旭
布鲁盖：我在来之前特意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和文章，包括古代历史、近代历史还有上世纪的历史，也读了一些经典文献。现代的文献还没怎么读。对我来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需要发现的国家，所以这一次来中国我非常好奇，想发现中国是什么样的。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从文明上来讲，中国文化是整个远东地区不同文明、文化的起源。这次出访我先去了日本，现在从日本来到中国，是来寻找这些远东文化的本源来了。10年前我曾应邀到韩国访问，在那里我参观了很多庙宇和传统的建筑。当地的人都对我说，他们文化的母亲是中国文化，所以现在我是从子女辈的文化来到母辈的文化了。
中国新闻周刊：梵蒂冈图书馆共有约7000种中文收藏，其中很多都是由传教士带过去的。在当时，传教士是怎样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他们的介绍对西方认识中国有哪些的价值？
裴佐宁：最开始时，西方对中国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读马可·波罗的游记，所以16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中国就是300年前马可·波罗写的那样。而在这之后，传教士来到中国，通过他们口头的或是文字的介绍，逐渐传到西方去， 欧洲人才真正开始认识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
在利玛窦进入中国的几十年之后，在欧洲有一位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他用拉丁文在欧洲出版了介绍孔子思想、言论的书，把孔子作为哲学家的代表介绍给欧洲。这本书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许多哲学家作为阅读参考的材料，包括18世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也阅读了这本书。所以欧洲对中国更实际、更现代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传教士带过去的新的知识和认识。其中柏应理写的《中国圣贤孔子》，我们这次在国家图书馆中国典籍档案馆的展览中看到了，我也邀请中国的读者可以去看看那个展览，做得非常好。 布鲁盖：在利玛窦到中国一个世纪以后，中国是整个欧洲的梦想之地。18世纪时，中国在欧洲变成了很时髦的思潮，不仅是哲学，还包括艺术方面，家具、瓷器，可以称之为“中国风”。那时我们就能看到欧洲的巴洛克风格和中国艺术的一个结合。在很多欧洲宫廷的宫殿里，都会有一个中国厅，比如在马德里、都灵、巴黎和柏林，这些厅里都摆着中国瓷器和中国传过来的、中国风格的东西。当年布鲁西亚国王对中国风就非常非常着迷。
中国新闻周刊：自明清之际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天主教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在也有了众多教徒，作为执掌罗马圣教会档案及图书的总主教，你怎样看待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布鲁盖：我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我觉得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把宗教和中国的传统完全切开来的。从历史上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发展教徒，对天主教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天主教这个词的意义就是“普世”，所以天主教在西方世界发展，然后中世纪末期向美洲发展，一个世纪之后，又通过传教士在中国、日本、印度的工作向东方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罗马教廷对与非宗教国家的交往是怎样的态度？面对一些可能存在的分歧，如何能够互相尊重又友好交往？
布鲁盖：在来梵蒂冈图书馆工作之前，我在法国工作。法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宗教国家，从1905年开始法国就是非常严格的政教分离，政治和宗教严格分开，但他们就能以很好的方式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所以我也在问，在其他国家，在那些现在已经是或未来可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能不能达到和在法国一样的状况？
古老图书馆的新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和中国方面合作开展这个数字化的项目，将中文文献复制并在中国出版？
裴佐宁：这个项目最早是由中国方面提出来的。最开始是有中国学者来我们这里做研究，他们提出想了解我们图书馆里到底有哪些有关中国的文献，希望能够介绍给更多的中国学者，使他们能够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并使用这些资料。中国方面很热情地向我们解释了国内清史编撰的情况，也告诉我们，梵蒂冈图书馆所收藏的一些资料、历史文献在中国是不容易找到的，甚至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之后，我们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商讨具体应该怎样来进行规划，并签署了合同。此后，任大援教授就第一次到我们这里，开始了对中国文献资料的照相复制工作，累计工作了超过 24个月。
布鲁盖：我是2012年6月被任命为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总馆长的，这个项目刚开始时我还没有上任，我非常高兴了解这个项目的起始和发展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个项目具体的专业内容非常符合我们图书馆的研究传统。
其次，因为梵蒂冈图书馆从15世纪中叶创始开始，我们的一个主旨就是向全世界的学者开放，而这个项目对于图书馆向中国开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第三个原因，也是借此机会可以作为一个橱窗，向中国展示我们的图书馆。所以在我接触这个项目之后，就向中方合作者提出了这个要求，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梵蒂冈图书馆和中国的图书馆能够合办一个展览，把梵蒂冈图书馆介绍给中国民众。
中国新闻周刊：数字化已经日益成为了当今图书馆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作为有着如此古老历史的图书馆，是否在当今的时代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裴佐宁：是的，作为一个传统的、研究型的、具有很多古文献的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面临这个挑战已经好几年了。图书馆自建馆之始就肩负两个任务：一是搜集和保存我们的古典文献，二是传播、使用我们的文献。加入了这个数字化大军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图书馆的这两项任务，保存和使用是有冲突的。比如有读者要来查阅一本文献，每次把它从恒温恒湿的书库里拿出来给一位读者使用，每阅览一次对它的损害就更大一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把珍贵的馆藏一直放在书库里，它们可能是会持续几个世纪不会损坏，但这样的话，这些文献又得不到使用了。书被人使用才有生命，反之就没有了生命，图书馆就变成书的坟墓了。所以近几年兴起的数字化就能够很好地解决收藏和使用的冲突。
从保管的角度来讲，现代化科技能够很完美地把文献复制，用电脑查阅有时候比看原件更好用。比如放大了看细节，可能肉眼看不到的都能读出来。所以如果不是研究书籍的装帧，只是看内容，向读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复制品，能减少对原件的使用，也间接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从传播和使用的角度来说，我们把文献放在网上，全世界的人都能查阅，不来图书馆也没关系。
教皇梦寐以求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当年教皇在任命你成为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的时候曾经说，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有这回事吗？为什么图书馆总馆长的职位让教皇都这么向往？
布鲁盖：之前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在任命我的时候曾对我说，他在还没成为教皇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担任图书馆和档案馆总馆长的这一职务。他说：“我就把我的这个梦想交给你来实现吧。”至于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知道。
对我来说，这个图书馆是一个连接人类各个不同文明的桥梁，所以我很自豪能把我自己有限的才能贡献给这份连接世界文明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困难往往不取决于我自己，经常是在于外部原因。有时候（某个文明）由于特别强调民族的特性而把自己和其他文明、文化孤立起来，这就给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的转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很多人对它的了解可能主要来源于丹·布朗的那本小说《天使与魔鬼》。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个关于梵蒂冈图书馆此前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布鲁盖：丹·布朗写了一个小说，出版了以后挣了很多钱。他写了梵蒂冈档案馆，但他从来没有来过，所以他写的所有东西全是他自己的想象，我们并不是像他写的那样。这个档案馆也是向全世界的学者开放的，谁需要来研究这些档案文献，研究历史、文化、文明，都能来这里找到线索。这里并不是神秘的、封闭的，而是完全向学界开放的，任何中国学者对档案馆好奇，愿意来研究我们收藏的文献，我都很高兴为他打开这个大门。
我们对能够进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读者只有两个条件：一个得是研究人员，需要是教授或是博士研究生以上。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学术机构的推荐信，证明你确实有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其他在思想、哲学、宗教、种族、肤色等方面都没有任何限制。
裴佐宁：每年我们有约15000名读者进入图书馆，差不多有一半来自意大利，剩下的都是来自全世界三四十个国家的学者。并不会出现排很长队却进不来的情况。
要说秘密，我们没什么秘密，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秘密都开放给大家来学习、研究。
至于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图书馆里的藏品太多，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多注录，把目录都分享给大家，大家就能知道我们都有些什么藏品，能够来进行研究学习。但很可惜，我们的馆藏很多，宝贝很多，并不是所有的藏品都有目录，我们工作中，就常常会发现以前不知道有的东西。比如最近10年，我们就发现了10本非常有价值的、以前都没有人知道它存在的手稿。其中有一卷宋人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一卷之前从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中国的副部长来参观，称之为“国宝级的文献”。这经常是在日常工作中会碰到的惊喜。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是否还有和中国方面交流、合作的计划？
裴佐宁：这次发布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才只是第一辑，之后还有三辑有待出版，这个项目还要继续进行。正如之前讲过的，以后等条件成熟了，两国图书馆可以合办一个展览。另外，我们在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见面时他也提出，之后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会就一些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文献，包括在国图收藏的传教士从欧洲带过来的西方文献，还有梵蒂冈收藏的从中国带到欧洲的文献进行研究，这样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当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