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春节公映的《夺冠》在“十一”上映，成為国庆长假娱乐的一个关注点。推迟到“十一”上映也挺合适，影片的性质，从春节档的合家欢，转向国庆节爱国情怀的释放，颇为适宜。
　　 爱国精神、女排情怀、体育真谛，导演陈可辛需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各个击破点明主题，又要寻找共振合为一体。有点令人意外的是，陈可辛用三段式结构，分别承担了这三个诉求，很直白也很清晰地传达了体育竞技项目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意义。
　　 现在的体育电影，通常已不再喜欢使用这样的拍摄手法，为了使作品摆脱纪录片性质，更有戏剧冲突，创作者通常会围绕一个点、一条线进行创作，在强化煽情能力的同时，也突出体育电影的紧张气氛。《夺冠》最具戏剧冲突的地方，发生于2008年奥运会，郎平带领的美国队战胜陈忠和带领的中国队，如果影片紧扣这个核心展开故事的话，会是另一个风格的作品。
　　 但陈可辛没有这么做，不是他不能这么处理，而是中国排球之于中国体育历史、之于中国人的情感，要求创作者尽可能地对不同的时代情绪进行反映。比如1981年中国队战胜日本队首夺世界冠军，的确对那个时代的国人有巨大的振奋作用，用现在的眼光看（也是《夺冠》第三段故事提出的议题）：夺冠真的那么重要吗？——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来说，真的很重要，这毋庸置疑，不能用现在的体育竞技价值观来衡量那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为女排夺冠热泪盈眶的人们，当年女排五连冠所带来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代替的。
　　 《夺冠》再现了老女排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刻苦训练的情形，队员承受的伤痛让人心疼;在进入低潮期成为二流队伍时，队员的表现又令人失落与着急;当郎平重新执掌国家队并再夺世界冠军的时候，不禁为之感到激动与开心……对比之下，观众更愿意看到最后一段故事吧，因为这段故事藏着触底反弹、再攀高峰的戏剧性，也有着享受比赛、实现自我的新体育精神——不是女排变了，而是观众、中国人的心态集体变了，所以中国女排才会再次找准定位。
　　 在结构、诉求、价值观表达这三个方面找准，影片就基本立住了。剩下的考验是细节的呈现，《夺冠》有几个细节抓得不错：比如一名打沙滩排球出身的运动员在发球前喜欢转球，还因此被裁判判罚过超时;比如新女排队员被郎平批评，说老女排队员从来不会在训练时拍对方屁股，这样的细节让观众大笑，也让影片变得轻松、生动。
　　 作为一部新主旋律电影，《夺冠》如何处理集体和个体的关系，考验着创作者的立场与技巧，在最后一段，显然《夺冠》明确了球员为谁而打球的问题——不是为了爸妈打球，不是为了奖牌打球，而是为了改变和提升自我而打球，也正是这样的激励，最终让最年轻一代的球员，做到了轻装上阵。她们丢掉女排精神了吗，并没有，她们只是将女排精神进化了。她们表达出爱国情怀了吗，当然是，虽然没有喊口号，但她们的胜利以及她们带给自身以及带给观众的喜悦，本身就可以含蓄地激发爱国情绪。
　　 回到电影本身，《夺冠》的缺憾也是有的，比如第一段故事里的队员都没有出现名字，不管什么原因，听不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总是一种遗憾;在对比赛画面的呈现上，镜头有时候没有跟着球走，没能协调好比赛的全面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剪辑方面略显不足;虽然多数演员都超出预期地完成了表演任务，但个别角色还有脸谱化的嫌疑。
　　 作为一部体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主创群体能将《夺冠》以现有水准捧出来，已经算不错，如果对女排历史有好奇心或者对女排队员有亲切感，影片的带入能力会更强些。在国庆档，期望《夺冠》能接棒《八佰》，继续为国产片提气，把疫情之后恢复的电影市场，进一步带热。
　　 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