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路先生《闲居时的断想（之五）》一文（《杂文月刊》2016年1月上），委实是篇力作、佳作，读来令人感慨系之。
　　记得，从《中国当代杂文家》一书看到，朱大路先生写杂文的体会之一是：喜欢“硬题材，软表达”。应当说，这篇杂文，就是他这一写作实践的生动体现。文中围绕《张春桥狱中家书》，将张春桥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方方面面，批了个体无完肤。针对张春桥书信里经常出现“人民”二字，如“‘為人民’才是最重要的”等等，痛斥道：“文革”时“人民”二字还讲得少吗？“人民能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吗？人民中的不少人，受冤受屈，挨打挨斗，投湖自尽，跳楼身亡，他同情过吗？” 还说“‘人民’的字眼出现频率高，并不代表人民的地位高。”有力拆穿了当年人民被“地位高”之假象，还张春桥者流之原形。这无疑是个硬题材、重题材、大题材。然而，他没有摩拳擦掌、剑拔弩张，却用断想、短论的轻武器，摆事实，讲道理，不温不火，娓娓道来。如此，反而有意想不到的良好反响——让人觉得其言也诚，进而信然。
　　如何才算好杂文？有人说，“见解第一”。此说不无道理。杂文理当有新见解，不可人云亦云，亦不可重复自己的老话，否则，难免让人生厌，入不了“上乘”之列。而该文有不少观点，堪称新见解。如说“车轮到了转弯处，并非每只轮胎都肯转弯”，张春桥就属于“拒绝转弯”者，受公审时，他说过“我不接受”，指出其“态度是死硬的，表现是真实的”。而相比之下，有的人转得快，却并不真实。文中针对张春桥“谁要查三代，我就查他的三代”说，“听上去，像是一句人话。但我疑心他的三代经不起查，所以会这样说”。又说，“‘文革’是表面上的‘大喊大叫’，实际上的‘万马齐喑’。”还将过气人物妄论现实，比之为“出土文物面对‘新时空’的奇异感觉”。这些见解，可谓言人所未言，不仅给人以“新”感，还具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效。
　　该文以抨击张春桥的种种恶言恶行为中心，说到正面人物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又说到“出土文物”宋美龄、“爱出风头”的江青、“不喜欢曝光”的普京的离婚妻子柳德米拉等等，旁征博引，信息量大，有厚重感，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同时还让人读后有点额外收获——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愉悦了心情。这与那些内容单薄、轻飘飘没分量、缺乏可读性的杂文，形成鲜明对比，使人真正把“阅读”变成了“悦读”。
　　杂文不同于论文，不必拉开架势，层层剥茧，长篇大论，而形象地说事，论理点到为止，才为最好。该文针对网上有人热捧张春桥，三言两语点到：“好像中国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需要重新祭起他那套‘法宝’”，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中国梦，只能靠民主，靠法治，靠科学发展观”，这“与张春桥那套，没有半毛钱关系”。有心读者，只要联系改革开放后的现实想想，就会清楚明白，自然无需赘述。
　　杂文家陈四益曾言：短语虽短，读之却“如大梦初觉”；“短语是一种思想的提炼。短短一句话，把它说出来或写出来，作者必要有广博的见闻和深入的思考”。可见，点到为止的短语，其内涵和作用不可小觑，写起来也并非轻而易举。
　　张冠李戴
　　沈 栖
　　每期《杂文月刊》，我都是先睹为快，从头至尾通读一遍，有的好文章还要读上两遍。今年第二期（上）刊出的《存在与存在感》就是一篇读了两遍的好文章，受益匪浅。但文中有一瑕疵，作者云“被鲁迅嘲讽得剥皮现骨的华威先生”，这显然有误。“华威先生”是张天翼小说《华威先生》中成功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这有现代文学史的定论。鲁迅无论在小说还是散文抑或杂文中，都没有提及过“华威先生”。此乃张冠李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