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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面临重重挑战，主要表现为：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反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种类上都大大增加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威胁和非传统的文化威胁交互跌宕，共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伴随全面深化改革产生的思想问题瓦解着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网络意识形态的“匿名”、“自由”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得意识形态工作的管控难度增大;执政党自身发展不足与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尚待提高。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根据社会历史的变化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高度认同期;（2）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思想解放期;（3）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思想分化期;（4）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的十八大，多种思潮并存;（5）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势重建期。今天看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整体上处于一个凝心聚力的上升期。尽管如此，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语上‘失踪’。这种状况必然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总的来说，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面临重重挑战。
一、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反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种类上都大大增加了
随着多元开放时代的到来，国内外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各种针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理之发散繁衍，使得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以《人民论坛》2013年年度调查得出的值得关注的前十大社会思潮为例，就可以略见一斑。这十大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陷阱）分别为（1）新自由主义;（2）历史虚无主义;（3）民族主义;（4）创新马克思主义;（5）普世价值论;（6）宪政思潮;（7）民粹主义;（8）新左派;（9）新儒家;（10）伪科学。调查者认为，这些“社会思潮的产生与嬗变都是社会生态的反映，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哪一种思潮的主张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如何在多样中求共识，多元中立主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合力全面深化改革”，是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先行应对的问题。
二、传统的意识形态威胁和非传统的文化威胁交互跌宕，共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冷战结束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这些政治、军事安全面向也基本成为传统国家安全观和传统意识形态角逐的焦点。冷战结束后，原来在冷战格局下被压制和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国家走私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等成为国家竞争和意识形态争斗的新的增长点。这些非传统领域的威胁不仅天然具有广泛的依存性和深度的关联性（单靠某一个国家自身很难化解），而且往往借助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开发等方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资本主义很容易打着投资、合作、对话的幌子包装其思想，培植新的“代理人”）和隐匿性。演变至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在传统的政治、军事威胁与非传统的文化威胁的交互置换下，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围剿中，消解着话语权及其掌控力。
三、伴随全面深化改革产生的思想问题瓦解着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近40年历程，从当年小岗村的浅水区到如今十八洞村的深水区，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啃动这些“硬骨头”，必然触动部分行业与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和既有权力。人们在重新进行利益分配和权力重组时，难免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之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一部分人可能出现不适应、想不通等情绪，甚至出现巨大的心理落差等等，从而弱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感召力。换言之，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之艰巨性、民众之敏感度、操作之棘手性以及问题之复杂性等难度都大大增加了。
四、网络意识形态的“匿名”、“自由”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得意识形态工作的管控难度增大
网络和新媒体成为当前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全新领域。与一般意识形态相比较，网络意识形态的隐形化、隨意性、无序性、高度传播性等大大增加了其引导和梳理的难度。一方面，一些不良突发事件借助网络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得以迅速蔓延，及时控制难度增大;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在传播信息时，预先 注 入发布者的“价值重估”，如此不断“转载”，形成了碎片化的情境，这不仅影响民众的“自我判断”，而且徒增意识形 态的管控难度。有学人如此写到，“面对网络社会建设问题（包括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笔者加），我们的经验还不够成熟。网络社会的特征是去中心化，负面信息传播特别迅速。要做到既有效维护网民的话语权，又避免少数人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社会建设的技术规范和制度规范。”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目前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五、执政党自身发展不足与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尚待提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着“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与“四种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这些考验与危险进一步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难度，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说服力。而与此同时，“当前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理论设计、人民期待还有一定差距，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较弱、政治权威高于理性权威、实践性较弱、敏感性较弱、教育方式方法陈旧，等等。”不仅如此，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还稍显不足。所谓“意识形态能力”，主要体现为以执政党的领导成员为主的广大领导者的“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四个方面。广大党员干部的这些能力如果储备不足或修养不到位，常常出现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中共宿迁市委党校）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根据社会历史的变化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1）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高度认同期;（2）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思想解放期;（3）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思想分化期;（4）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的十八大，多种思潮并存;（5）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势重建期。今天看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整体上处于一个凝心聚力的上升期。尽管如此，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语上‘失踪’。这种状况必然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总的来说，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面临重重挑战。
一、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反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种类上都大大增加了
随着多元开放时代的到来，国内外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各种针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理之发散繁衍，使得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以《人民论坛》2013年年度调查得出的值得关注的前十大社会思潮为例，就可以略见一斑。这十大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陷阱）分别为（1）新自由主义;（2）历史虚无主义;（3）民族主义;（4）创新马克思主义;（5）普世价值论;（6）宪政思潮;（7）民粹主义;（8）新左派;（9）新儒家;（10）伪科学。调查者认为，这些“社会思潮的产生与嬗变都是社会生态的反映，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哪一种思潮的主张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如何在多样中求共识，多元中立主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合力全面深化改革”，是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先行应对的问题。
二、传统的意识形态威胁和非传统的文化威胁交互跌宕，共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冷战结束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这些政治、军事安全面向也基本成为传统国家安全观和传统意识形态角逐的焦点。冷战结束后，原来在冷战格局下被压制和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国家走私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等成为国家竞争和意识形态争斗的新的增长点。这些非传统领域的威胁不仅天然具有广泛的依存性和深度的关联性（单靠某一个国家自身很难化解），而且往往借助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开发等方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资本主义很容易打着投资、合作、对话的幌子包装其思想，培植新的“代理人”）和隐匿性。演变至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在传统的政治、军事威胁与非传统的文化威胁的交互置换下，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围剿中，消解着话语权及其掌控力。
三、伴随全面深化改革产生的思想问题瓦解着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近40年历程，从当年小岗村的浅水区到如今十八洞村的深水区，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啃动这些“硬骨头”，必然触动部分行业与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和既有权力。人们在重新进行利益分配和权力重组时，难免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之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一部分人可能出现不适应、想不通等情绪，甚至出现巨大的心理落差等等，从而弱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感召力。换言之，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之艰巨性、民众之敏感度、操作之棘手性以及问题之复杂性等难度都大大增加了。
四、网络意识形态的“匿名”、“自由”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得意识形态工作的管控难度增大
网络和新媒体成为当前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全新领域。与一般意识形态相比较，网络意识形态的隐形化、隨意性、无序性、高度传播性等大大增加了其引导和梳理的难度。一方面，一些不良突发事件借助网络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得以迅速蔓延，及时控制难度增大;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在传播信息时，预先 注 入发布者的“价值重估”，如此不断“转载”，形成了碎片化的情境，这不仅影响民众的“自我判断”，而且徒增意识形 态的管控难度。有学人如此写到，“面对网络社会建设问题（包括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笔者加），我们的经验还不够成熟。网络社会的特征是去中心化，负面信息传播特别迅速。要做到既有效维护网民的话语权，又避免少数人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社会建设的技术规范和制度规范。”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目前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五、执政党自身发展不足与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尚待提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着“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与“四种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这些考验与危险进一步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难度，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说服力。而与此同时，“当前党所领导的意识形态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理论设计、人民期待还有一定差距，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较弱、政治权威高于理性权威、实践性较弱、敏感性较弱、教育方式方法陈旧，等等。”不仅如此，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还稍显不足。所谓“意识形态能力”，主要体现为以执政党的领导成员为主的广大领导者的“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四个方面。广大党员干部的这些能力如果储备不足或修养不到位，常常出现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中共宿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