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山东省博物馆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蛋壳陶了。蛋壳陶身为黑色,在灯光的照耀下宛如镜子一般,最奇特的是陶器的厚度仅0.1毫米左右,因此看起来很大的蛋壳陶,重量才10克左右。在一般人看来,做工如此精美的陶器,也许只能在博物馆才能看到。
但是原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学海所长告诉记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山东考古所的科研人员就已经完整地复活了蛋壳陶的制作工艺流程。“蛋壳陶是东夷文化的典型代表,没有任何制作记录,我们的科研人员付出了很多努力,总算让它复活了。”张学海说。
拼成蛋壳陶
1928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来到了山东章丘附近的龙山镇,在镇子以东的武原河畔的台地上,吴金鼎凭着自己丰富的考古经验,发现了这里有过古人生活的痕迹。于是,吴金鼎在当地的村民以及一些专业考古人士的帮助下,打开了这块埋藏了数千年的土地。后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城子崖”遗址。
吴金鼎和不少考古学家冒着战火,在这块面积1.5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上,不辞辛苦地寻找着各种文化遗存。很快,一些碎片样的东西引起了吴金鼎的注意,它们又薄又轻,却有着瓷器般的坚硬,当吴金鼎用水洗尽蒙在碎片上的灰尘后,它顿时绽放出了一种黑色的美,一位在场的考古学者激动地记录下了它们的特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经过测量,这些碎片的厚度不超过0.2毫米。
于是,这些碎片有了一个新名字——“蛋壳陶”。
张学海,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前山东考古所所长。他是见证了整个蛋壳陶历史的人。1974年,他主持了对城子崖遗址的挖掘,也正是这次发掘,让他有幸见到了一个完整的蛋壳陶器皿。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蛋壳陶,但是始终就没有见过一件完整的蛋壳陶,出土的都是一些碎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回忆起当年的那次挖掘,如今已经年逾古稀的张老先生依然感慨万千:“当时我们都无法想象古人是如何烧制这些蛋壳一般大小的陶器的。”
1974年的一天,在城子崖的挖掘现场,张学海和同事郑笑梅等人一起,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考古现场出土的器具,忽然间,有队员报告说,在考古现场的一角,再次发现了一个古墓。“这个墓的出现,我们一点也不意外,因为那个时候城子崖考古现场的墓太多了,不但有墓,还有一些生活的痕迹。可以说,那个地方是历史上的龙山人的一个聚居点。”
张学海等人很快就打开了墓道。“墓里面很普通,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里有一堆完整的碎片。”经验丰富的张学海和郑笑梅迅速判断出来,这堆碎片的厚度,应该是属于蛋壳陶的。
对此,张学海有点遗憾,因为他没有见到想象中的完整的蛋壳陶,但是郑笑梅却不这么认为,她主动向张学海提出,要独自将蛋壳陶复原:“就是一片一片地把这些碎片重新粘合起来。这可是一个大工程,不但要细心,还要有耐心,毕竟那个东西已经全部碎了。”
于是,从那以后的考古现场,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张学海和同事们一起开会研究,而郑笑梅则在边上一片一片地拼凑蛋壳陶的碎片。半个多月之后,当张学海正在考古现场忙着指导工作时,郑笑梅将一件完整的“蛋壳陶”放到了张学海面前。“震撼,实在是震撼。真的跟纸一样薄,看着很大,上秤一称,才10克左右的重量。”张学海被这件蛋壳陶惊呆了,他急忙将这个完整的蛋壳陶,带回了考古研究所。
今生必复活蛋壳陶
当张学海将蛋壳陶带回到考古所,整个所都轰动了,人们争相前来观赏这个蛋壳陶。当时,钟华南也挤在参观的同事中,他被蛋壳陶的美所震撼:“太不可思议,那时候,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工业都不发达,他们是如何烧制成这种陶器的?”这个疑问久久萦绕在钟华南的心头,他思索良久后决定,尝试复活蛋壳陶。
“当郑笑梅听说我想还原蛋壳陶的烧制,非常支持我。”和郑笑梅同样支持钟华南的还有张学海和当时的考古所领导,以及当时的山东省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先生。因此,只要是钟华南想要的资料,张学海等人都会尽力提供。
复活蛋壳陶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雕塑专业毕业的钟华南来说,对于陶器是一窍不通:“这个东西很需要学问,首先你要懂物理学,然后还要懂无机化学,因为陶器的烧制,对于土的选择要求很严格,至于其他的你也要懂,比如说烧制陶器的工艺流程。”幸运的是,钟华南在毕业分配到山东后,曾在山东各个城市的陶瓷厂蹲点学习过,因此对于烧制陶瓷器具的工艺流程并不陌生。
“难就难在化学,我买了一堆无机化学的书自学。光是学就学了大半年。”钟华南感慨道,“当时就下定决心了,我这辈子非得复活蛋壳陶的工艺不可。”
“我们所说的复活蛋壳陶,不是说利用现代的器具复活蛋壳陶,而是一种彻底的原生态的还原。比如说古人制陶的时候烧什么?那时候龙山人根本没有斧子这样的金属伐木工具,他们烧制陶器的时候,只能用小灌木。所以老钟复活蛋壳陶时也必须用这个方法。但是这样难度就很大。”张学海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没有对蛋壳陶工艺制作的记载,想找到制作工艺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当时考古现场的一些遗迹来判断古人的烧制过程。”
后来,钟华南在城子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烧窑厂的遗迹,通过对当时的火炉形状的判断,大体了解到了当时烧时用的炉子的样子,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类似的烧窑炉。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小细节,真正难的是成分的鉴定。你说蛋壳陶这么薄,用的泥土中的成分是什么啊?如果没有合适的陶土,是无法烧制成蛋壳陶的。”钟华南说道。
还好,当时北京的一位考古家恰好来山东,于是将一片蛋壳陶的碎片带到了上海,在上海的一间实验室,鉴定出了碎片中所含的各种物质元素。“元素很多,我当时抄那些元素就抄了好多页。”钟华南说,“其实都是些硅酸盐类的物质,比如说硅酸铝、硅酸铁,但是里面要求的比例是很严格的,多一点少一点,都会让你前功尽弃。”
了解陶艺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制陶机上,有一个圆盘,当制陶机开始工作时,圆盘会随之转动,而泥坯则被放在圆盘上,随着圆盘转动,制陶者可以把泥坯捏成各种形状的东西。这个圆盘,叫做陶轮。
“制作这个陶轮,我可是费老功夫了。”钟华南说:“蛋壳陶的厚度一般在0.1毫米到0.3毫米之间,因此泥坯也必须很薄,如果陶轮不够稳定,转动时稍有变化,就可能让泥坯坏掉,而且我们既然是按着古人的方法来制作陶器,就不能用电,必须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做。”为此,钟华南在3个月的时间里,做坏了几十个陶轮。最后,钟华南总算是设计出了精密的陶轮,经过一番实验和监测后,这个陶轮是最精密的,在转动时跳动的误差,不超过0.1毫米。
千烧百炼出蛋壳
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找陶土。这个工作是最艰巨的。“只是了解蛋壳陶的化学成分还不够,还要找到陶土,而且取陶土是非常难的事。”钟华南说。为了找到合适的陶土,老钟转遍了山东省境内的每一个东夷文化遗址,将那里的土取回来制作陶土。“陶土是怎么做的呢,先把土泡在水里,然后澄清,去掉里面的杂质,取出最上面的那一层。”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非常难,由于数千年的变化,很多土质已经改变了。
“基本上是一车一车地往我的实验室拉土,几百斤土就沉淀出那么小小的一勺。结果取出的土都不理想。”钟华南说。既然陶土那么难找,龙山人又是如何取土的呢?对此,钟华南笑着说:“古人取土其实比我们省事多了,比如说下雨了,雨水带着山上的泥土流下来,然后积存在洼地里,等水都干了,就自然而然地沉淀出了陶土,几次下雨之后,淤积出的这种陶土很厚,所以他们一次就可以轻松取出很多这种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钟华南总算是找到了让自己满意的土样,随后他像古人一样,将这些土放在池子里,赤脚站在里面踩。“大冬天的,你也得光着脚踩,边踩边加水,直到踩出合适的陶土。”解决了陶土,只意味着蛋壳陶的工艺还原完成了一半。还有就是烧制陶器时的火候。
“这可能是最让我恼火的。”钟华南说,“从我开始还原蛋壳陶,到彻底还原出蛋壳陶来,烧出的碎片不计其数。”由于蛋壳陶很薄,因此在烧制时必须小心翼翼,温度和火候稍微有误差,就会前功尽弃。经专家鉴定,龙山遗址出土的蛋壳陶,其烧制温度达到1000℃左右,因此能否掌握火候,是成败的关键。
“尤其是加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拉风箱点火,风一吹,那火焰苗子哗一下窜得老高,这个在烧制过程中是严格禁止的,因为火苗子一起来,很可能就把陶坯给毁了。”
这一天,当钟华南烧完一个蛋壳陶,打开炉子的时候,炉内那个精美的蛋壳陶杯让他欣喜若狂。他来不及多庆贺,转过身发狂似的开始翻看烧制记录,用颤抖的笔尖把此次的烧制温度、用火的火候都一一详细地记录下来。经过现场鉴定,该瓷器的厚度在0.1毫米到0.2毫米之间,与郑笑梅拼成的那件蛋壳陶的厚度基本一样。
“后来国内组织各个学者来鉴定,经过鉴定,我的蛋壳陶和还原工艺,是最贴近龙山人的,也是最成功的。”自此解开了困扰考古界多年的蛋壳陶烧制技术的疑团。
但是原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学海所长告诉记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山东考古所的科研人员就已经完整地复活了蛋壳陶的制作工艺流程。“蛋壳陶是东夷文化的典型代表,没有任何制作记录,我们的科研人员付出了很多努力,总算让它复活了。”张学海说。
拼成蛋壳陶
1928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来到了山东章丘附近的龙山镇,在镇子以东的武原河畔的台地上,吴金鼎凭着自己丰富的考古经验,发现了这里有过古人生活的痕迹。于是,吴金鼎在当地的村民以及一些专业考古人士的帮助下,打开了这块埋藏了数千年的土地。后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城子崖”遗址。
吴金鼎和不少考古学家冒着战火,在这块面积1.5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上,不辞辛苦地寻找着各种文化遗存。很快,一些碎片样的东西引起了吴金鼎的注意,它们又薄又轻,却有着瓷器般的坚硬,当吴金鼎用水洗尽蒙在碎片上的灰尘后,它顿时绽放出了一种黑色的美,一位在场的考古学者激动地记录下了它们的特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经过测量,这些碎片的厚度不超过0.2毫米。
于是,这些碎片有了一个新名字——“蛋壳陶”。
张学海,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前山东考古所所长。他是见证了整个蛋壳陶历史的人。1974年,他主持了对城子崖遗址的挖掘,也正是这次发掘,让他有幸见到了一个完整的蛋壳陶器皿。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蛋壳陶,但是始终就没有见过一件完整的蛋壳陶,出土的都是一些碎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回忆起当年的那次挖掘,如今已经年逾古稀的张老先生依然感慨万千:“当时我们都无法想象古人是如何烧制这些蛋壳一般大小的陶器的。”
1974年的一天,在城子崖的挖掘现场,张学海和同事郑笑梅等人一起,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考古现场出土的器具,忽然间,有队员报告说,在考古现场的一角,再次发现了一个古墓。“这个墓的出现,我们一点也不意外,因为那个时候城子崖考古现场的墓太多了,不但有墓,还有一些生活的痕迹。可以说,那个地方是历史上的龙山人的一个聚居点。”
张学海等人很快就打开了墓道。“墓里面很普通,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里有一堆完整的碎片。”经验丰富的张学海和郑笑梅迅速判断出来,这堆碎片的厚度,应该是属于蛋壳陶的。
对此,张学海有点遗憾,因为他没有见到想象中的完整的蛋壳陶,但是郑笑梅却不这么认为,她主动向张学海提出,要独自将蛋壳陶复原:“就是一片一片地把这些碎片重新粘合起来。这可是一个大工程,不但要细心,还要有耐心,毕竟那个东西已经全部碎了。”
于是,从那以后的考古现场,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张学海和同事们一起开会研究,而郑笑梅则在边上一片一片地拼凑蛋壳陶的碎片。半个多月之后,当张学海正在考古现场忙着指导工作时,郑笑梅将一件完整的“蛋壳陶”放到了张学海面前。“震撼,实在是震撼。真的跟纸一样薄,看着很大,上秤一称,才10克左右的重量。”张学海被这件蛋壳陶惊呆了,他急忙将这个完整的蛋壳陶,带回了考古研究所。
今生必复活蛋壳陶
当张学海将蛋壳陶带回到考古所,整个所都轰动了,人们争相前来观赏这个蛋壳陶。当时,钟华南也挤在参观的同事中,他被蛋壳陶的美所震撼:“太不可思议,那时候,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工业都不发达,他们是如何烧制成这种陶器的?”这个疑问久久萦绕在钟华南的心头,他思索良久后决定,尝试复活蛋壳陶。
“当郑笑梅听说我想还原蛋壳陶的烧制,非常支持我。”和郑笑梅同样支持钟华南的还有张学海和当时的考古所领导,以及当时的山东省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先生。因此,只要是钟华南想要的资料,张学海等人都会尽力提供。
复活蛋壳陶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雕塑专业毕业的钟华南来说,对于陶器是一窍不通:“这个东西很需要学问,首先你要懂物理学,然后还要懂无机化学,因为陶器的烧制,对于土的选择要求很严格,至于其他的你也要懂,比如说烧制陶器的工艺流程。”幸运的是,钟华南在毕业分配到山东后,曾在山东各个城市的陶瓷厂蹲点学习过,因此对于烧制陶瓷器具的工艺流程并不陌生。
“难就难在化学,我买了一堆无机化学的书自学。光是学就学了大半年。”钟华南感慨道,“当时就下定决心了,我这辈子非得复活蛋壳陶的工艺不可。”
“我们所说的复活蛋壳陶,不是说利用现代的器具复活蛋壳陶,而是一种彻底的原生态的还原。比如说古人制陶的时候烧什么?那时候龙山人根本没有斧子这样的金属伐木工具,他们烧制陶器的时候,只能用小灌木。所以老钟复活蛋壳陶时也必须用这个方法。但是这样难度就很大。”张学海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没有对蛋壳陶工艺制作的记载,想找到制作工艺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当时考古现场的一些遗迹来判断古人的烧制过程。”
后来,钟华南在城子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烧窑厂的遗迹,通过对当时的火炉形状的判断,大体了解到了当时烧时用的炉子的样子,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类似的烧窑炉。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小细节,真正难的是成分的鉴定。你说蛋壳陶这么薄,用的泥土中的成分是什么啊?如果没有合适的陶土,是无法烧制成蛋壳陶的。”钟华南说道。
还好,当时北京的一位考古家恰好来山东,于是将一片蛋壳陶的碎片带到了上海,在上海的一间实验室,鉴定出了碎片中所含的各种物质元素。“元素很多,我当时抄那些元素就抄了好多页。”钟华南说,“其实都是些硅酸盐类的物质,比如说硅酸铝、硅酸铁,但是里面要求的比例是很严格的,多一点少一点,都会让你前功尽弃。”
了解陶艺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制陶机上,有一个圆盘,当制陶机开始工作时,圆盘会随之转动,而泥坯则被放在圆盘上,随着圆盘转动,制陶者可以把泥坯捏成各种形状的东西。这个圆盘,叫做陶轮。
“制作这个陶轮,我可是费老功夫了。”钟华南说:“蛋壳陶的厚度一般在0.1毫米到0.3毫米之间,因此泥坯也必须很薄,如果陶轮不够稳定,转动时稍有变化,就可能让泥坯坏掉,而且我们既然是按着古人的方法来制作陶器,就不能用电,必须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做。”为此,钟华南在3个月的时间里,做坏了几十个陶轮。最后,钟华南总算是设计出了精密的陶轮,经过一番实验和监测后,这个陶轮是最精密的,在转动时跳动的误差,不超过0.1毫米。
千烧百炼出蛋壳
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找陶土。这个工作是最艰巨的。“只是了解蛋壳陶的化学成分还不够,还要找到陶土,而且取陶土是非常难的事。”钟华南说。为了找到合适的陶土,老钟转遍了山东省境内的每一个东夷文化遗址,将那里的土取回来制作陶土。“陶土是怎么做的呢,先把土泡在水里,然后澄清,去掉里面的杂质,取出最上面的那一层。”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非常难,由于数千年的变化,很多土质已经改变了。
“基本上是一车一车地往我的实验室拉土,几百斤土就沉淀出那么小小的一勺。结果取出的土都不理想。”钟华南说。既然陶土那么难找,龙山人又是如何取土的呢?对此,钟华南笑着说:“古人取土其实比我们省事多了,比如说下雨了,雨水带着山上的泥土流下来,然后积存在洼地里,等水都干了,就自然而然地沉淀出了陶土,几次下雨之后,淤积出的这种陶土很厚,所以他们一次就可以轻松取出很多这种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钟华南总算是找到了让自己满意的土样,随后他像古人一样,将这些土放在池子里,赤脚站在里面踩。“大冬天的,你也得光着脚踩,边踩边加水,直到踩出合适的陶土。”解决了陶土,只意味着蛋壳陶的工艺还原完成了一半。还有就是烧制陶器时的火候。
“这可能是最让我恼火的。”钟华南说,“从我开始还原蛋壳陶,到彻底还原出蛋壳陶来,烧出的碎片不计其数。”由于蛋壳陶很薄,因此在烧制时必须小心翼翼,温度和火候稍微有误差,就会前功尽弃。经专家鉴定,龙山遗址出土的蛋壳陶,其烧制温度达到1000℃左右,因此能否掌握火候,是成败的关键。
“尤其是加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拉风箱点火,风一吹,那火焰苗子哗一下窜得老高,这个在烧制过程中是严格禁止的,因为火苗子一起来,很可能就把陶坯给毁了。”
这一天,当钟华南烧完一个蛋壳陶,打开炉子的时候,炉内那个精美的蛋壳陶杯让他欣喜若狂。他来不及多庆贺,转过身发狂似的开始翻看烧制记录,用颤抖的笔尖把此次的烧制温度、用火的火候都一一详细地记录下来。经过现场鉴定,该瓷器的厚度在0.1毫米到0.2毫米之间,与郑笑梅拼成的那件蛋壳陶的厚度基本一样。
“后来国内组织各个学者来鉴定,经过鉴定,我的蛋壳陶和还原工艺,是最贴近龙山人的,也是最成功的。”自此解开了困扰考古界多年的蛋壳陶烧制技术的疑团。